墨家的政治教育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家论文,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子与孔子都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墨家与儒家一样重视教育，尤其重视政治教育。
墨子把教育当作救世济民、实现其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为此，他周游列国，上说下教。即使原来危害社会的各种“坏人”，墨子也能将他们培育成新人。
据《吕氏春秋·尊师》载：高何、县子硕原是齐国横行乡里的“暴者”，后来成了墨子的学生。索卢、参原为“东方之巨狡”，后来做了禽滑厘的学生即墨子的再传弟子。他们二人原来都算是“刑戮死辱之人”，但经过墨家的教育，不仅免除了“刑戮死辱”的结局，而且成了“天下名士显人”，受到了王公大人的礼遇。这充分表现了墨家政治教育强大的改造力量。
墨家的政治教育思想与实践，独具特色，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
《鲁问》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天下不知织，教人织与不教人织而独织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织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众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在墨子看来，教育就是“为义”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仅仅靠自己耕种的收获养活天下人，充其量只能起一个农夫的作用，即使把所收的粮食全部分给天下人，每个人也分不到一升，根本不能解决天下饥者饿肚子的问题。同样，如果从事纺织或者从军作战，其作用也仅仅相当于一名织妇，一名军士，根本不能解决天下寒者的穿衣问题，也不能解决天下的战争问题。因此，他选择了教育救世之路，上说下教，旨在让更多的人，上至诸侯，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奉行他的主张。他坚定地认为，统治者如果接受了他的说教，则国家便可以大治；老百姓如果接受了他的教诲，便可以更好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因此，墨子把“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看作是教育的第一要义，而把“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视为“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的一个突出表现。
进行思想教育，墨子主张“遍从人而说之”，“强说之”，“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公孟》）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比如有两个人，都善于占卜，一个人出门去到处找人，主动要求给人占卜，另一个人却不出家门，问他们两个人哪个得到的报酬多呢？答案非常明显。所以，墨子说：“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公孟》）庄子对此这样评价说：“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不舍也。”（《庄子·天下》）墨子对政治教育的重视与执著精神，感人至深。
二
墨家认为，教育就是“为义”，所谓“为义”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义的核心就是兼爱，墨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为义的兼士。墨子所培养的为义之兼士，又称之为“贤良之士”，即《尚贤》中所讲的“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之人。这里只是从政治教育的角度，分析对培养对象的基本要求。
第一，要求培养对象具有正确的学习动机。
据《鲁问》篇载：有一次鲁国国君对墨子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爱好学习，一个喜欢将财物分给人家，你看，他们两个之中谁可以立为太子呢？墨子回答说：单凭这种表面现象我还不能作出回答，因为他们两个这样做也可能是为着赏赐和名誉。钓鱼的人弓着身子，并不是对鱼表示恭敬；用虫子作捕鼠诱饵，也并不是对老鼠的慈爱。“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志”即动机，“功”即效果，这件事说明墨子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
《公孟》篇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青年人经常到墨子那里去，他长得身材高大强壮，英武不凡，并且思维敏捷，非常聪明，但就是不爱学习。墨子为了使他跟自己学习，就许诺他学成之后举荐他去做官。那人就高高兴兴地从学了。一年之后，他自认为学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墨子实现诺言，举荐他去做官。墨子就给他讲了鲁国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有兄弟五人，他们的父亲死了，长子因嗜酒而不愿葬父，他的四个弟弟对他说：如果你和我们一起葬父，我们就给你买酒喝。长子听了很高兴，就同四个弟弟一起葬了父亲。之后，长子就向四个弟弟要酒喝，四个弟弟说：你葬你的父亲，我们葬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不正是你的父亲吗？你要是不葬父，别人会笑话你，我们用给你酒喝的办法骗你葬父，是为了使你免于被别人耻笑呀。讲完这件事，墨子又告诉那个青年人：你学习是为了行义，我学习也是为了行义，你怎么可以为了做官而学习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的一个基本观点，正确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义。
第二，要求培养对象“苦而为义”。
墨子把“苦而为义”作为对培养对象的基本要求，要求他的弟子们苦而为义，干事业要能吃大苦耐大劳，“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生活上要艰苦朴素，“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鲁问》），坚定不移地执行墨家的政治任务，努力实现墨家的政治理想。此外，还应该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为正义事业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鲁问》篇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国有一人，将儿子送到墨子那里求学，儿子在一次战争中英勇献身，这人很伤心，就去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你儿子跟我学习，现在他学成了，为正义之战而死，你却怨恨我。这就好比你想卖粮食，粮食卖出去了你又怨恨，不是很荒谬吗？墨子认为，学习就是学为义之道，为义就应不惜献出生命，这个人的儿子舍身为义正是学习成功的标志。在墨子这种思想的教育下，墨家弟子们都可以为了正义的事业而视死如归，汉代陆贾就说：“墨子之门多勇士。”（《新语》）
第三，要求培养对象以行为本。
墨子重实行，他自己把实行称之为“务本”，《修身》篇开宗明义就说：“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打仗虽然讲究阵法，但根本的是勇气；丧葬活动虽然讲究礼仪，但根本的是要内心悲哀；做官虽然需要学习知识，但根本的是一个“行”字。学与行相比，行是“本”，而学则是“末”，“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因此，他把“行”作为对培养对象的又一基本要求。
“行”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行动即实行，二是指德行即政治思想。列宁说：“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墨子重视德行教育，上述要求教育对象苦而为义就是重视德行教育的体现。这里主要分析墨子对教育对象重实行，重实践的要求。
《贵义》篇载：“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复行者，勿常。不足以复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意思是：言论足以付之行动的，就推崇它；不足以付之行动的，就不要推崇它。不足以付之行动的却要推崇它，就是虚言妄语了。墨子特别反对这种不能实行的空话，也反对只说空话而不务实行的人。“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修身》）那些只说空话而不务实行的人，哪怕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会信服。
三
据《鲁问》篇载：墨子要去周游列国，游说各国的君主和王公大人，弟子魏越有一次问他说：“见到各国君主应该先讲什么？”墨子的回答是：“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就是要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如果这个国家昏乱，就要对他们讲尚贤尚同；如果这个国家贫穷，就要对他们讲节用节葬；如果这个国家沉迷于乐舞酒色，就要对他们讲非乐非命；如果这个国家好侵掠别国，就要对他们讲兼爱非攻。这里所说的“择务而从事”当然都是指国家事务，但游说王公大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教育活动，所以这充分体现了墨子进行政治教育时根据具体对象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墨子是实行家，他反对“坐而言”却不“起而行”者，因此，他重视以身作则的身教。
《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方授楚对此评论说：“化字最能传达神旨，亦即《所染篇》之染也。死乃人所最难，而能赴火蹈刃，视死如饴，则墨子之感人必有在学问、文字、言语以外者。古语曰：‘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其此之谓矣。墨子以其施之勤与教法之善，故虽由一贱人倡导，终可成显学。”“墨子虽不欲人尊师，而弟子尊之者，盖其人格之伟大而崇高，弟子受其感化而不自觉。”
对教育对象进行奖励与惩罚以激励其学习热情，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家都认为这是基本的教育方法，一直到现在也几乎为所有的教育者所采用。但在采用时是重奖还是重罚却有所区别。我国教育传统是重罚，所谓“严师出高徒”，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重罚，但是把“严”字理解为批评多而表扬少大概不是误解。而“不打不成材”则是十足的重罚论。墨子对于奖惩却并没有偏爱，该奖则奖，该惩则惩，而无论奖和惩都是为了达到政治教育目的，激励受教育者。据《耕柱》篇载：墨子举荐他的学生高石子到卫国去做事，卫君给了他高官厚禄。高石子多次朝见卫君都竭尽忠言，但卫君都没有采纳实行，于是高石子就离开卫国，又恐怕卫君会认为自己是发狂而影响墨家的声誉，于是就去拜见墨子禀明原委。墨子听了以后，就此发挥，阐明了他的观点，最后说：“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意思是：我听说过一句话：“行义不能回避诋毁而追求称誉。”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义的原则，承受发狂的指责有什么不好？接着他把大弟子禽子召来教导说：“夫背义而向禄者，我常闻之矣；背禄而向义者，于高石子见之也。”意思是：违背义而向往俸禄，我常常听到；拒绝俸禄而向往义，我从高石子这里却见到了。对高石子背禄向义的思想行为给以极高的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耕柱》开篇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耕柱是墨子弟子中的佼佼者，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墨子对他发火了，从一个“怒”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墨子这次批评耕柱是多么严厉。耕柱深感委屈，就对老师说，我难道干得不比别人好吗？意思是，我干得比别人都好，老师本应该表扬我，为什么却要批评我呢？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打了一个比方：我要出远门，现有骏马和羊，你认为哪一个可以驱策呢？耕柱当然回答骏马，问为什么，耕柱回答说：骏马可以担当重任。墨子立即回答说：我也是认为你可以担当重任。意思是说，老师批评你是看重你，是信任你，你有什么好委屈的呢？这是墨子惩责学生的一个典型事例，惩责也是一种激励。实践证明，墨子的这种教育方法效果是很好的。耕柱虽然受到老师的批评一时不能接受，但他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更加勤奋地学习、做事，表现更为出色，后被墨子举荐到楚国去做了官。有一次墨子派耕柱的几个同学到楚国办事，耕柱接待他们非常简朴，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因此很有意见，回来后就向墨子告状，说耕柱在楚国当官对墨家组织并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调回来算了，墨子说：“未可知也。”没过多久，耕柱攒够了二百两金子奉献给老师，当即受到墨子的表扬：“小伙子果然干得不错。”（《耕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墨子对学生的惩责与褒奖都是很慎重的。特别是对于原则性的问题，墨子更为重视，奖惩分明，决不含糊。
我们的教育，一直强调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特别强调了对受教育者的德育、社会主义觉悟的教育。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按照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教育要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突出强调了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今天的教育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方向，当然不是墨家的政治教育所能比，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从历史的继承性来看，我们显然是受到墨家政治教育思想的影响。
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对培养对象的政治思想教育，但毋庸讳言，当代学生的道德素质却并不多么令人满意。不少学生缺乏远大目标、远大理想，缺乏艰苦朴素的作风，缺乏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习惯，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尤其是独生子女成为学生中的绝大多数，而应试教育不能被素质教育彻底取代，因此，这种现象一时还很难消除。在这种形势之下，让我们看看墨子是怎样教育他的弟子们以自苦为义，为天下兴利除害，怎样把他的弟子们培养成为兼爱天下之士的，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