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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1-0019-05
修订日期：2010-09-28
1 引言
进入新的千年，人为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化负效应的频率、持久性与破坏性不断增强，全球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性逐渐达成共识；同时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尤其是化石燃料制约这一普遍性问题，争夺能源资源的国际、地区争端日益增多，各国在为摆脱能源限制，实现自身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低碳”理念应运而生，“低碳”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并成为新时期人类发展的目标。从2003年英国在其能源白皮书中最先提出“低碳经济”以来，“低碳”理念在社会、经济、空间的各个层面迅速推广：从低能耗、低排放、高产出的“低碳经济”到倡导低碳消费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低碳生活”，再到致力于低碳发展的“低碳城市”。
2 “低碳”研究领域
当前“低碳”研究的理论探讨主要是在低碳实现的价值取向、低碳管治空间架构及低碳实现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三个方面。而低碳实践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低碳经济性及实现到低碳生活方式，再到低碳城市发展及空间组织的探索。
2.1 理论研究与价值取向
新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认为保护环境的最优方式是为自然服务定价，分配财产权，并在全球市场上交易这些服务[1]。受其影响，旨在减碳的气候政策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而非时空的平等[2]，这体现在其采用的工具以及在政府咨询机构、环境保护部门中供职的经济学者的数量等方面，从而促使市场环境主义的方案在决策层面得到优先考虑[3,4]。
关于低碳发展以及减碳策略的实施是否是一种平衡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空间再造的争议一直不断。部分学者认为，因将国家或亚国家的政治舞台暴露于政策命令或底层、竞争性的话语中，减碳策略不易被吸收进或规约到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策略[3]，在这种过程中，国家在主流经济、社会活动(资源开采、生产、消费)的环境管制中扮演更积极、直接的角色。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减碳强化了现有的社会、空间不平等，市场环境主义过度强调效率、成本—收益，强化国家和资本的力量，以消费者、工人、社会与空间平等及生态完整性为代价[5,6]。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碳管治属于环境管治的范畴，西方环境管治经历从传统的以“命令与控制”为主导的管制理论向新自由市场环境主义的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学者们普遍认为，环境管治的新自由化导致碳管治的超国家的、国家的、非政府行为者的管制权的重大重构，这一重构形成由政府组织、企业、跨国机构、环保机构、消费者等多元行为者、多元目标的管治网络[2,7]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如何减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这一话语中占有支配地位，它主要关注市场化的技术方法。这一理论已用于研究与管理议程，但主要是基于高收入国家的实例与见解，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应用较少[8]，其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适用性与限制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2.2 宏观碳排放及驱动因素
实现经济、社会“低碳化”，离不开对碳排放的研究，也只有清楚地把握碳排放的结构和机制，政府才能在制定政策措施时有的放矢，围绕碳排放权的国际谈判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宏观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标及其定量研究[9]、碳排放核算及其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经济增长、产业与能源结构演进、人口增长及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区域碳排放及其驱动力研究等，研究大多从国家、区域层面采用相关统计分析进行探讨：研究不同国家、区域碳排放的结构差异；了解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探索结构转型、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消费与供给结构演进等与碳排放的关系；深入分析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变化并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改善能源结构、激励能源产业技术创新与投资等方面提出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措施[10]。
当今世界已走上一条由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驱动的新经济增长之路[11]，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崛起，经济总量、消费水平、资本投资、出口增长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
排放增加。其中，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探索与验证是碳排放驱动力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充分证实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碳排放增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12]，但因学者们研究案例选择的时段、区位、发展阶段以及所采用的数学公式及参数等存在差异，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符合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KEC)关系并没有定论，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不是KEC关系，或充其量只是混合的[13,14]。此外，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人口增长也是能源需求与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5,16]，同样，也不乏例外，如David Satterthwaite认为不是人口增长而是消费者以及消费水平的增长推动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17]。
2.3 低碳经济性与实现策略
实现“低碳”，是必要的、可能的、可行的。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出全球气候变暖的警告。《气候变化的斯特恩回顾》中指出持续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是严峻的，实施严厉的气候政策，其收益将大大超过成本[18,19]。气候集团在其发布的《盈余：低碳经济的成长》报告中表明，低碳经济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遏制碳排放不仅自身具有收益性，同时还有很多附带效应，如改善环境质量等[20]。
全球变暖的不争事实以及低碳发展的收益性及附带效应已充分说明实现“低碳”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证明实现低碳的可能性，如D.约翰逊等学者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英国住房碳减排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是可能的[21]；T.特雷福斯等学者认为通过采用相关措施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GHG排放80％及经济强劲增长是可能的[22]等。
在实践中，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采取严厉环保措施、促进技术与制度创新是实现“低碳”的重要策略。当前，减排策略研究主要集中于新环境政策工具，这是低碳研究的热点领域，同时也是环境政策的前沿领域[23]。研究者已在碳税[24]、配额与交易[6]、碳补偿[1]、清洁发展机制[25,26]、低碳技术转移等方面进行批判性分析，研究视角主要有新环境政策的综合效益、新环境政策工具与传统管制工具的绩效对比、新环境政策的适应性及地理差异、原有话语对新环境政策制定的影响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生计分析、话语分析、跨国对比、博弈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等。
2.4 微观碳排放与低碳生活方式
实现“低碳”，归根结底取决于低碳生活，低碳生活是实现低碳生产的重要推动力。生活方式低碳化强调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强调城市居民日常活动和消费的低碳化，以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7,28]。
国外有关居民能源消费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多，主要方法包括投入产出分析(IOA)、消费方式分析(CLA)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等3种，如Angela Druckman，Tim Jackson、Bin，Dowlatabadi分别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消费方式分析对英国、美国的家庭消费碳排放的研究[29,30]。研究认为不同人口群体的碳足迹差异较大，不同活动具有不同的碳集聚效应，生活方式高端化是推动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大部分碳排放仍然被锁定于居民日常的生活需要。
为促进个体生活方式转变，国外城市纷纷展开低碳或低能社区建设，如英国贝丁顿项目、德国的“弗班可持续模式”计划、瑞典的韦克舍等。国外低碳社区的成功经验：理念上，生活品质不会因环保而降低；技术上，新能源利用与节能、废弃物回收利用、环保与低冲击材料、共乘与绿色交通；管理上，优化社区结构与倡导共同治理。
2.5 低碳城市发展与空间组织
实现“低碳”的希望在城市。城市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据联合国统计，城市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75％；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又是极其脆弱的(IPCC，2007)。
学术界、国际组织和各级政府于2007年开始关注“低碳城市”的概念[31]。国外主要大都市纷纷进行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低碳实践，在新区开发、城市形态与碳排放、交通碳排放、碳排放量与土地利用关系以及低碳目标与空间规划实现等方面已开展大量研究。国外低碳城市发展异中有同：低碳战略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实现低碳更加强调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及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强调市场手段的运用，重视尺度内多部门的合作以及尺度间的合作等。
我国低碳发展的重点也在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突飞猛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严峻挑战[32]。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能否从产业结构、空间形态、消费模式和日常运行等多角度建设低碳城市是我国抓住低碳发展机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33]。我国低碳城市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有层次的、有特色的。全面是指低碳发展包括技术、规划、交通、产业、消费、政策、体制等众多方面；有层次是指低碳城市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特色是指低碳发展所处的国情、城市化阶段、发展历史的特殊性，低碳城市发展应充分借鉴我国传统生态思路[34]，走发展和减碳结合、经济与社会并行、政—企—民共治的中国特色低碳城市之路[27,31]。
国内低碳城市规划与空间组织研究已在规划理念、规划技术、规划决策等方面展开，并已覆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三个层次。理念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将碳指标纳入规划编制过程中，关注城市空间组织、土地利用、产业发展、能源利用等关键领域，实施以低碳为目标的城市规划综合决策框架，通过规划手段降低能耗、调整能源结构以及增强碳汇能力等。
3 “低碳”研究评价
目前，国内外“低碳”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并重、研究重点存在地区差异、研究尺度仍存在缺失以及机制的探讨还需进一步强化等特征。
3.1 理论与实践并重
早在20世纪90年代温室气体减排已成为环境政策与行动主义(Activism)的关注焦点，但政府与行动主义者认识到制定与实施激进减排目标的紧迫性是21世纪的前几年。
正是在此背景下，低碳研究自21世纪初迅猛发展，呈现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的特点。在理论上，着重探讨作为一种新的管治形式的碳控制的政治经济，探索实现这种管治的经济手段及效益、空间公平性、管治架构等。在实践上，着重探索经济发展、产业及能源结构演进、人口增长及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着重探索城市发展战略与模式、城市规划与空间组织、交通组织及用地关系等低碳城市实现问题；着重探索低碳经济实现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着重探索个人或家庭日常生活碳排放及影响机制、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与实践以及低碳示范社区的建设等。
3.2 发达国家与国内研究的差异
当前，发达国家已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处于追求生活品质的阶段，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由低能耗、高效益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或创意产业推动。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面临发展经济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历史重任，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消耗化石燃料的、高能耗、低产出的产业推动，并且我国能源结构具有“缺油、多煤、少气”的特征。因此，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我国的减排将面临更大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低碳研究重点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主要集中在交通减碳、居民生活降碳以及建筑节能等方面，如英国、日本等国家将交通、商业与公用建筑以及住宅能耗作为低碳城市的三大重点领域，其低碳研究更偏重于生活与消费领域，而我国低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能耗降低等[27,28]，我国的研究更多的是在生产与积累领域。
其次，由于受发展阶段、低碳发展史以及霸权主义等影响，发达国家低碳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环境政策的选择权与制定权、国际或国家碳排放责任分配、局地尺度上减排目标与政策实施的约束与限制、低碳管治权的重构[6,35]，希望通过参与全球、区域碳管治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在向低碳经济转变的历史大潮中把握主动权、控制权。由于国内外政治制度、管治文化以及低碳政权(polity)发展的差异，国内低碳政治研究集中在尺度内碳排放治理模式与博弈分析、多目标下低碳实现的政策优选等，地方减碳更多是迫于上层政治压力的无奈或是借以发展经济、吸引关注的噱头，碳管治构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强制的、被动的、自上而下的。
3.3 研究尺度的缺失
国内外有关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中观尺度上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城市尺度上的研究则更加匮乏[24]，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基于全国能源统计数据的省级碳排放核算已较为常见，但当前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没有作为基本信息进入国家的监测和统计体系[28]。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居民生活消费能耗已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人文因素对碳排放影响已成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目前人文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考虑经济、技术与碳排放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尺度总量的、平均意义上的研究，尤其是主要考察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居民生活与消费方式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而不同人群、同一人群的不同生活阶段、居民不同的日常活动类型之间的对比研究缺乏[36]。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不仅需要关注国际尺度，如碳配额的国际谈判、交易与碳补偿、碳税等，也需要关注气候政策(减轻与适应)的尺度具体化[37]。区域、城市尺度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低碳重构点出现，低碳管理的“尺度下移(downscaling)”引发一系列问题：现有行政边界内部、行政区之间减碳责任的分配；政府不同的响应能力与愿望[38]；盛行的管治标准对城市、区域响应的影响[39]。国际和国家尺度的碳管治如何落到城市、区域尺度上，尺度下移对城市、区域发展的政治与实践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是未来低碳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且也直接影响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3.4 从因素研究到机制研究
当前，碳排放、减排策略研究更多的是通过分解能源利用构成，分析电热生产、居民生活、交通、产业、废弃物处理等部门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建议。对碳排放的解析更多的是表面的、因素的分析，导致提出的措施与建议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的解决碳排放问题。
低碳发展既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社会问题。影响区域能源利用与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如区域环境，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都与区域资源的运用与分配息息相关，从而直接影响区域碳排放。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往往不是单独对区域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区域的碳排放决定于因素的相互作用。
国外已有学者将区域的碳排放看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如Unruch将这样的系统描述为“技术—制度的复合体(TIC：Tech-institutional Complex)”，在TIC中技术在基础设施网络中演化，嵌入制度、社会的实践中[40]，很多国家或区域被“锁定”在这样的碳集聚的复合体或系统中。因此，要实现区域从碳集聚的消费实践中“解锁”，实现区域从高碳向低碳发展轨迹的转变，就需要深入分析与能源利用、碳排放相关的技术、活动、行为背后的制度、文化、体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及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探索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而不仅仅是影响因素的研究。
4 “低碳”研究展望
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传统是探索管治、人地关系、区域差异。地理学应该重点分析气候政策工具对减排、发展、提供“脱碳积累”能力的影响[1]、气候政策效果的地理差异(排放与脆弱性)以及这些地理差异如何与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相结合形成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者动机[41]，通过研究、教育、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致力于区域的平衡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1 全面并力求反映现实的“低碳”研究
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应充分发挥其综合性的特性，着重研究影响碳排放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求从多角度全面分析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真正认识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部不同人群间、同一人群的不同属性之间的碳排放的时空差异及其原因。对于低碳实现这样具有经济性、环境性、社会性的大问题，应充分认识其中包含的技术、规划、政策、制度、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及因素间的关联，应全面考虑政府、企业、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目标与诉求，应避免“单打一”的思维和决策，努力寻求“多赢”的方案和决策以解决低碳实现中的“锁定”问题，通过低碳化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清晰的识别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才有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尽管有可以获利的低碳技术，但是没有被利用，同时许多市民懂得如何减碳但没有采取行动，为什么已形成的TIC具有统治地位，它可以有效地将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措施排挤在外，等等。
4.2 面向未来与强调适应的“低碳”研究
目前，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城市在未来几十年里能否走在发展的前列，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低碳时代来临时的适应力。
提高低碳经济时代城市的适应力，为我国低碳研究提出新的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强化城市尺度碳排放的统计和估算，理解城市低碳发展与建设的政策、措施着力点；二是，强化实现低碳的新环境工具的研究，为城市参与全球市场的碳竞争、适应全球碳市场的游戏规则、利用盛行的规则与工具发展自己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三是，强化作为低碳重构点的城市的碳排放管治研究，分析现有管治架构的文化、制度背景，探索新环境政策工具以及更高尺度的减排目标在尺度下落中的限制与阻碍，以实现国际项目或国际援助的本土化，应对后京都时代复杂的碳管治等。
4.3 全球变化下不确定性的“低碳”研究
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必定发生在无数的不确定下，这种不确定发生在所有的尺度，从减排的程度到实现减排的技术与政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应充分发挥其历史性与动态性的特点，预测不同能源利用系统的碳排放的情景与发展轨迹，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碳排放差异。
城市化发展是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众多背景(contexts)下的城市区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2]。低碳化可以看城市化的一种形式或途径，同样离不开全球变化的背景。未来低碳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全球变化的宏观背景下，分析全球变化对这些对象或系统的弹性、脆弱性、适应力的影响[43]。
4.4 追求品质与促进公平的“低碳”研究
隐藏在社会科学范式后面的推动力量是根据人类利益驾驭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愿望。这样问题马上就产生了，即谁控制它们，按谁的利益去进行控制，如果按照整体的利益去实施控制，那么将由谁承担确定公共利益的责任？[44]
低碳研究者心中应怀有创造平等、绿色、可持续的美好未来的理念，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与引导、宣传、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等方式与途径，致力于城市与区域低碳化过程中发展权、生存权的平等，致力于以人文本的、区域平衡的、和谐的低碳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