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柘[1]2018年在《新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及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阶段,我国的科学技术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其中,留学教育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的留学政策是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国情以及背景为基础和前提的,同时对于留学教育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决定性作用。本论文通过分析新中国近现代的留学过程,分析其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其表现形式等进行详细的探讨。可以得知如果留学教育运动具有规模化的特征,并且是以我国相关政策为前提的,即它具有特定的政权组织的价值取向。留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科技影响力。本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留学教育的动态分析、我国留学教育的社会作用分析和我国留学教育与我国近代科学体制的互动叁个大方面阐述了新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及其对科技发展影响,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要充分准确认识到留学教育事业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重要性;制定的政策措施要与我国时代发展相吻合,通过充分发挥政策的作用和优势,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引导的作用,促进我国科技可以实现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刘建军[2]2004年在《新中国留学政策及其科技影响力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留学教育运动密不可分的。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国情背景，从而形成的具有政府行为的留学政策，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决定了每一次留学教育运动的目标取向。本论文通过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留学政策的演变过程，揭示出留学政策在中国科技发展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力和表现形式，认为规模化的留学教育运动，是在政策引导下的国家教育投资行为，它包含了特定政权缎织的价值取向和权力意图。留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科技影响力。
刘艳[3]2016年在《新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4）》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实行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政策,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尝试性的制定了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政策,这期间虽然出现了“文革”时期出国留学政策相对停滞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摸索性的工作还是为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为留学活动的繁荣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全方位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为中国当代留学活动注入了新的元素。现阶段,在国家出国留学政策的总体框架内,出国留学政策已经逐渐演变和发展成为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以及留学回国发展四个方面的二级政策。可以说是这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共同或交叉构成了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总体框架。这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又是由若干具体的叁级制度和规定(常以《通知》、《意见》、《办法》等形式呈现)分别或交叉组合构建而成。如果某项二级或叁级政策不切实际地过于狭窄或滞后,将无助于支持业已成熟的我国总体出国留学政策的正常运行。因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各个层面的出国留学政策是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从留学活动发展和留学政策演变的轨迹来看,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大致从21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发展期”。留学活动的空间和规模越发宽广,其流动性已经发展为留学政策变迁的新常态,并逐渐成为人类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融和和双向互赢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将从政策变迁的视角探讨了66年来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从起步阶段到尝试性恢复阶段,从艰难曲折阶段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力提升阶段,从粗放式政策阶段到精益化规范阶段的发展历程。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国留学政策的曲折演进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留学活动66年来的变迁趋势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给当代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本文共分引言及正文五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对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类学的梳理,包括基本概念的研究现状、政策变迁理论的研究现状、留学政策存在问题的研究现状、留学政策变迁原因的研究现状、解决留学政策变迁问题的研究情况等等；本研究基本遵循历史主义的分析理路,构建了前后相续的逻辑框架；对于研究中观学术问题的一贯做法,本文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问题的研究也使用了诸如文献学方法、词源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语境研究法、实证调查方法、全媒体方法等多种方法,借鉴了第四次科技革命最为流行的云计算技术、宏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算法优势；文章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把叁大政策变迁理论应用于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科学的结论,但受语言翻译学传播机制和传播规律的制约,使得某些结论存在实际适用上的时空限制和政策局限性。基于学术研究科学性的考虑,本文在第一章首先界定了“留学”、“出国留学”“公费留学”、“自费留学”、“留学政策”、“留学法规”、“留学制度”等基本概念,接着对引发出国留学政策不断变化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科教兴国理论进行了关联性阐述。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国留学活动必然受制于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政策变迁,所以本文在第二章系统论证了倡导联盟理论、多源流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的作用和影响,并藉此得出出国留学政策由均衡到失衡、由失衡到创新、再由创新造就新的均衡的基本变迁规律。历史遵循着不断更新的自然变迁规律,同样道理,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也经历了政策初步确立阶段(1949-1956)、政策探索实施阶段(1956-1966)、政策曲折停滞阶段(1966-1977)、政策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2)和政策规范发展阶段(1993-)等几个阶段。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基本路径的梳理构成了第叁章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过程的论述是为了总结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普遍原因和主要成效,以利于国家相关政策部门能够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出国留学政策。基于对中国留学政策变迁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均衡问题、归国人员管理环节薄弱的问题、政策执行环节漏洞的问题、政策的国际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文章指出政策变迁的价值结构过于单一、缺少对政策变迁规律的正确把握、缺少对政策变迁动力的科学认识、缺少对政策变迁过程的系统研判、参与政策变迁的主体结构不够合理是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对上述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构成了第四章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找到促进中国出国留学政策新均衡的主要措施,本文第五章提出了五大具体措施,即重塑政策的价值目标结构、充分重视政策学习的实践意义、科学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准确把握政策变迁的基本过程、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变迁的体制机制。措施的提出不一定对政府核心留学决策层产生影响,但至少可以给相关的决策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吉艳艳[4]2016年在《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文中指出国际学生教育是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来华国际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对我国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高教事业国际化、抢夺国际人才资源、增加国际贸易收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不仅受我国稳定的社会局面、较强的综合国力,生源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双边贸易,中国的奖学金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认可、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大致经历了初创、中断和恢复发展叁个阶段。建国初期至1966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其教育管理实行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其时来华学生规模小,生源国仅限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少数非洲国家和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接收院校少,教育层次普遍较低,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语言和理工类学科。1966年至1972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中断。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与多国建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于1973年正式恢复大规模招收来华国际学生。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来华国际学生实行教育教学和管理的体制也由单一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国际学生规模迅速增加,生源国几乎涵盖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学生层次均匀分布,学习专业几乎涵盖中国对国际学生开放的所有专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世界人民对中国认知的提高,来华国际学生规模仍会呈现增加的趋势。然而在来华留学的新发展态势中,许多来华国际学生教育问题也随之产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如外语授课课程体系的建设、师资整体水平的提升、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善等。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要取得长足发展,保证“2020年50万”目标的顺利实现,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本文在分析总结1973年以来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现实意义、研究价值;对本文研究对象及来华国际学生进行界定,并对选题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对已有的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及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基础。此部分主要介绍现代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即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发展状况,生源结构、经费来源、接收院校分布、专业结构等,并总结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特点。第叁部分：新时期(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之演变。本部分主要从1973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介绍了1973年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时代背景；介绍了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并分析1973年—2013年封闭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逐渐过渡到以高等院校为办学主体的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如招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制度、实行来华国际学生学位制度、学籍和学历管理制度、汉语水平考试和预科学习制度等。第四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来”之影响因素,“来”之源以及“来”之途径。本部分首先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来华国际学生的影响因素,如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外交关系、教育质量、就业和创业环境等；然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结构和洲别分布；最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的经费来源,如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交换生及自费生规模及分布等。第五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学”在哪里、学什么以及以什么身份学的问题,从而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来华国际学生接受院校分布、专业分布及学历结构等。第六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本部分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对来华国际学生的“管”,主要阐述了高等院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管理、日常生活管理、政治管理、实习管理及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管理等。第七部分：总结与反思。本部分将总结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反思国际学生教育中的问题,并与国际上国际学生教育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以期得出历史经验、提出发展要求,即提出寻求适合于我国当前及未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建议。
岳婷婷[5]2015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叁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曹令军[6]2012年在《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文中指出历史恰似一条割不断的时间链条，今天的发展只能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被动、屈辱的对外经济开放进程。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成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外经济开放历时170多年，我国从封闭半封闭国家演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对外经济开放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回顾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伟大历程，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扩大和优化对外经济开放的思路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水平，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1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的有关对外经济开放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进而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安排及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概括。第2章至第3章研究晚清对外经济开放。第4章至第7章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对外经济开放。第8章至第10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开放。第11章分析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对中国从1840年到201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部分是结论，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在对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行全景式勾勒和概括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坚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是一个国家抓住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清政府因为历史眼光的局限性，错失重大历史机遇，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只能黯然淡出历史舞台。1978年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的发展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叹。（2）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是：从被动屈辱到主动可控；从任人宰割到实现双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特色；从漠视华侨到重视华侨；从闭关锁国到融入世界。（3）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制约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境、文化氛围、军事因素、技术因素、法律因素等等。（4）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经验教训：对外经济开放要持之以恒；对外经济开放要稳中求进；对外经济开放要防范风险；对外经济开放要内外兼顾；对外经济开放要精心设计。（5）对外经济开放必须与国内改革同步。如果只有对外开放，没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既难以深入，也不可能持久。清政府向欧美派出留学生的时候，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留学生只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不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结果当留学生开始剪辫子、穿西装时，清政府认为留学生政治上已经不可靠，将留学生全部撤回。清政府甚至对百日维新运动镇压，拒绝进行改革，开历史的倒车，最终被历史无情淘汰。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具有留学经历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既要改革也要开放。可以说，对外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如果没有国内的配套经济和政治改革，是难以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6）对外经济开放要注重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的协调发展。技术的长远发展必须有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和清政府一样喜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过分注重技术的模仿，惰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西方的宪政制度，但是本质上还是独裁统治，而这注定南京国民政府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中国1978年开始的对外经济开放，既有技术层面的学习，也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学习。在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保证了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又好又快发展。（7）对外经济开放实际上就是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国通过对外经济开放，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学习和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就中国来说，都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往往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外经济开放的领域和路径设计。通过对外开放，中国逐步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向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不断迈进，中国制造誉满全球。通过对外经济开放，中国真正摆脱了贫穷落后，避免了落后挨打的悲剧。实际上，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也是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中国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开放也必然需要扩大和深化。以传统制造加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在对其不断调整和优化。对中国来说，粗放型和资源密集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就中国来说，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对外经济开放水平，更好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本文力图在以下4个方面进行创新：（1）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历史和进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和概括。根据时间顺序，把对外经济开放分为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重要阶段。对这170年对外经济开放进程和历史进行概括，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有益的探索。（2）对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阶段的对外经济开放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外开放的研究，当前最重要的是梳理基本历程，要从整体上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既需要研究时间更需要新的研究视角。（3）对1840—2010年这170年的对外经济开放的特征、制约因素和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提供政策建议。（4）对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进行概括和总结。全文对留学生派出的类别、留学生如何管理服务、留学生学习专业、留学生本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进行分析研究，对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服务提供建议。
程家福[7]2009年在《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研究（1950-2007年）》文中提出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力。然而，重规模轻结构的现状非常不利于来华留学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目前，对来华留学结构的研究尤为欠缺。故，本研究以教育结构为视角，分析建国以来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的演变过程，总结经验，探寻优化结构的有效措施。因此，教育结构就成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在来华留学教育结构中，国别结构、科类结构和类别结构又是其重中之重。本论文在勾勒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国别结构、科类结构和类别结构的演变过程、特点、成因及其相互关系等，并据此提出优化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的主要对策。本论文基于大量的一手资料，综合运用了统计分析、国际比较、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通过对建国以来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的历史考察，有如下研究发现：1．政治因素对留学教育结构的影响力逐步减弱，经济因素日益增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国别、专业和类别等，完全由我国政府根据政治和外交工作需要来确定。改革开放之后，以服务经济建设为指针，国家逐步打开了自费留学通道，越来越多的各国留学生可以根据社会和人才市场需求，自主选择来华学习。经济因素对教育结构的影响力较以前明显增强。2．留学生国别分布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周边国家已成为生源大国文革前，我国主要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70年代主要接受第叁世界国家留学生；80年代第一、二世界国家留学生增长较快；90年代后留学生国家分布范围更广，来自我国周边国家的各类别留学生占总数七成以上，且主要集中在韩、日两国。来自周边国家的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占总数的比例都比较高，欧美国家短期生和普通进修生等非学历生的比例较高。3．留学生科类分布的主体由理工转向人文学科，汉语言超过总数的六成建国后留学生科类结构变化经历了“理工科占主体”、“理工科与文科并行发展”、“文科占主体”和“从‘学语言’向‘学专业’过渡”四个历史时期。目前留学生科类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理工科规模较小。4．留学生类别分布的主体从学历生转化为非学历生，普通进修生规模最大70年代以前“本科留学生占主体”；80年代“短期生占主体”；90年代“短期生和普通进修生跃居前两位”；到本世纪初“普通进修生、本科生、短期生占据前叁位”，非学历生在留学生总体中占主体地位，普通进修生规模一直保持领先。普通进修生和短期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和管理等学科，研究生、本科生的专业分布相对分散。5．与发达国家相比，来华留学生科类分布不均，教育层次较低在科类分布上，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主要学习理工科专业；来华留学生学习文科占七成，理工科比例较小。在教育层次上，发达国家的研究生约占学历生的40％；来华留学生中非学历生占60％以上，研究生占学历生的比例不足20％，本科生占80％。6．优化留学教育结构的基本策略基于对来华留学教育系统的全面分析及留学教育结构存在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了优化留学教育结构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采取制定留学教育发展规划、完善留学教育政策、加强对留学教育的结构性指标考核、实施留学教育产业化等宏观措施；二是采用学科战略、类别战略、抓好本科教育、对外汉语教学以及发挥重点大学的接受主体作用等微观策略。
胡中波[8]2016年在《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力图从中美关系的历史出发,探讨自近代以来每个时期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同时,考察影响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演进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促进因素和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从而为排除干扰,推进当今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以服务于实现“中国梦”和推动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具体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以往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文章结构、研究方法,介绍了论文所要开展的新尝试。第一章主要论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文教活动与早期中美关系。本章从近代中美关系的发端开始谈起,历经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重大中美关系历史事件。论述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后,美国传教士随之来到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传教士在华开展文化、宗教、教育乃至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教育活动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着力论述中美关系最早如何开始?传教士在何种情况下来华?传教士如何将宗教和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活动?美国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教育对早期中美关系有何作用或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19世纪中叶至1881年的幼童留美与19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洋务运动注重向英、法等西方先进列强学习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向同属西方列强的美国学习。在容闳等人的积极促推下,在清政府出于国际关系大背景的考虑下,同时,在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下,中国官方举办幼童留美计划,开始了规模化的中美教育交流活动,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本章重点考察中美两国对推动幼童留美的考虑和动机,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与当时的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大背景有何关联?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是何态度?有何政策?存何动机?以及幼童留美计划后来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叁章主要论述1881年至1911年的庚款留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美关系。庚子赔款后,美国将其得到的一部分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并指定用于兴办教育。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支持下,中国国内兴起了留学美国运动,学习美国先进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庚款留美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联系人士。本章除考察中方的庚款留美考虑外,重点从美方角度考察美方为何愿意退还部分庚款并用来在中国支持办学和支持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美国的这项官方决定和行动决策动因何在?第四章主要论述1911年至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在教育交流上有一些重大活动。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双方对这些教育交流活动是如何考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本章通过考察这些内容,反映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主要论述1927年至1949年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初步统一。此后,围绕中国教育自主权的问题,中美在教育交流以及中美关系上都有所斗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在华教会教育不得不更加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抗战的爆发,对中美关系和中美教育交流都有影响,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中美最终出于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合作考虑结成国家同盟,并在美国基于战后全球安排的考虑下支持中国,形成中美特殊关系。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战争结束以后,中美教育交流出现高潮。本章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开展教育交流的各自考虑以及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第六章主要论述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在短暂观望后对新生中国采取长期敌对和封锁政策。同时,新中国在建国初也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等考虑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建国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两国关系完全封闭。教育交流方面,双方教育联系基本中断。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从两国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考虑,出于建构中美苏大叁角抗衡苏联的需要考虑,调整中美关系,中美教育交流得以发展。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和重启以及与中美关系变动的关系,论述了中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虑。第七章主要论述1979年至本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国内也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美教育交流出现大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较快,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它的发展也受到美国意识形态考虑的阻碍,遭遇过重大挫折。不过,在中方的积极努力下,中方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美教育交流,中美教育交流在20世纪末重回发展正轨。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形成新的战略定位,中美教育交流再次出现大发展。随着中美经济、政治等战略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中美人文(教育)交流的合作对话机制也相应建立。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中美教育交流日益向全面、双边、互动的方向迈进。本章重点考察了这时期在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发展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和动机。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及其启示。教育交流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教育交流关系的发展受到国家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交流关系反映着国家关系或紧密或封闭或平淡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教育交流也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合作,培育构建两国关系的长久基础,有利于国家关系的持久向好和不断紧密。通过制订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教育文化对外交流政策,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和推动新时期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力量。文章附录了中美关系历史发展变化和中美教育交流历史发展变化的互动大事记以及中美关系史上与中美教育交流有关的重要文献及中国幼童留美、庚款留美等人员名单,为把握、理解和审视近代以来长时段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提供概貌。
姚昆仑[9]2007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系统的发掘、搜集和考证中国25史与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对中国文明诞生以来科技奖励活动和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梳理清楚我国从古至今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反映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各个历史阶段的科技奖励状况和特点。同时通过与国外科技奖励的简要比较，评述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科技奖励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借鉴。论文研究的重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作用，并通过科技奖励的发展史实来深化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和理解。论文的每章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科技奖励史实、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发掘和分析。每章的研究要点如下：第一章：阐述了从上古以来到明代末期中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的演进过程。人类最早的科技奖励活动，是从对政治、军事方面有功的赏赐发展而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对“格致学”和技艺方面的奖励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主要对天文学、医学的奖励扩展到对农业、军事科技、建筑等领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对奖励的作用多有论述，并将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这些论述和认识，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和积极的借鉴作用。第二章：阐述和分析了清代科技奖励的发展路线、转折及特点。清代是我国非制度化科技奖励走向制度化科技奖励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既来自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传播的推动，也反映了在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思想下中国民众的自我觉醒。虽然这时的制度化科技奖励是建立在专利制度上的，但对推动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技术产品从模仿到自我革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叁章：论述了民国时期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情况，并分析了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本章首先论述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之前，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科学建制化出现，民国政府、研究院所和社团设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科技奖励的特点；其次论述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民国政府科技奖励的侧重点，如注重实用技术和替代品的奖励，对基础研究激励重视不够等。第叁是论述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的特点和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章：论述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奖励进入了新的阶段。本章论述了五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后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特点以及省市科学技术奖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现状和特点，并简要概括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奖励的作用。第五章：对当代中国和国外科技奖励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开头简要回顾了西方科技奖励发展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其后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对中外科技奖励在推荐形式、评审程序、奖金额度的变迁、影响奖励知名度的各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并着重对我国与当代最发达国家美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个案比较分析，最后指出了当代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此外，附录中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外有关科技奖励的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包括对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各种起源理论、专利制度与奖励制度的关系、奖励制度与科学资助(基金)的关系以及国外激励心理学的论述和分析。总之，本文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对中国科技奖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行全面的考证和系统的研究，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我国古今科技奖励的丰富史料，整理归纳古代贤哲有关奖励的论述和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科技奖励的特点。同时，对当代中国与国外科技奖励在评审、奖金强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探讨我国科技奖励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国外科技奖励制度中可资借鉴的内容。
马毅飞[10]2014年在《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教育”作为一项保持国际领导力、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安全策略,在国家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际教育早已成为教育理论研究和公共政策辩论的热门话题,日益展示了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伴随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多,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强,两国政府对中美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互通愈加重视,一系列扩大双方教育文化交流政策的出台,对中美两国未来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从发展学的视角出发,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在宏观的国际背景下对中美国际教育政策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既关注中美教育政策的动态发展过程,又注重对其影响因素的静态分析；既遵循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序列,又注重中美两国在地域上的国别差异,进而通过分析和比较为我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提出完善建议。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引入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研究这一论题。包括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的澄清、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的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介绍、创新与不足的说明。分析问题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包括第二、叁、四、五章。第二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回溯”对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分别做出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做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历史进程存在诸多共性,集中表现在：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皆呈现出阶段性、与世界国际关系和教育现代化进程互动发展、体现了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同时,由于国际教育发展水平和国内外环境的差异,导致国际教育政策的目标和品质产生不同。第叁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影响因素”从社会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四个维度对影响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因素做出深入分析。社会时代因素影响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目标选择和重心选择；政治因素在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中影响显着,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导致国际教育政策的显现方式也不尽相同；经济因素对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方向和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产生影响,尤其是国家财政投资左右着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内容框架；中美两国在核心文化及其变迁路径上的不同,使得文化因素在国际教育政策中的作用程度和方式不同,从而深刻影响着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稳定程度。第四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实施的实例分析”,旨在从中美国际教育的交流合作若干实例中发现当下两国教育政策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规律。论文从中美留学教育政策、合作办学政策、孔子学院在美办学政策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四个方面入手,选取中美国际教育交流中的典型案例进行现实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剖析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在实施中的运行效果和国别差异。第五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未来趋向”是在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美两国未来国际教育战略,对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向做出分析和预测。美国国际教育战略呈现出“教育先行、标准引领、兼取众长、系统谋划”的发展趋向,借国际教育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以优质标准培养公民的全球素养,凭积极的教育外交加强国际合作,以整体协调的方式推进国际教育；中国国际教育的战略地位继续上升,日益走向更深层次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由单一指引走向多元融合,政策的应对重心也由单向引进转向双向流通。未来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出诸多共性：普遍重视国际教育的战略地位、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日益多元、注重发挥政府在国际教育中的关键作用、走向借鉴与创新互动的国际教育发展之路。论文的第六章为解决问题部分,侧重对完善我国教育政策发展建议的探寻。我国需要进一步革新教育观念、提升国际教育政策的战略地位；明确政策目标,建构国际教育政策的目标体系；关照教育类别,出台差异化的国际教育政策；完善产业机制,加强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应对；创新管理体制,提升国际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通过加强中美互动、改进留学政策、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政策环境和强化中美教育政策研究等途径促进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新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及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研究[D]. 王柘.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8
[2]. 新中国留学政策及其科技影响力分析[D]. 刘建军. 山西大学. 2004
[3]. 新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4）[D]. 刘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D]. 吉艳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
[6]. 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史研究[D]. 曹令军. 湖南大学. 2012
[7]. 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研究（1950-2007年）[D]. 程家福.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8]. 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D]. 胡中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9].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D]. 姚昆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
[10]. 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研究[D]. 马毅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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