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20年。如果这种发展势头能够持续下去，中国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实现强国梦。我们只要始终不渝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农村发展就一定前景光明。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农村环境的变化和现状；第二和第三部分论述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最后，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
一、审时度势：把握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一）改革前的农村环境状况
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和围湖造田，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反过来，自然灾害的加剧，又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形成了随意性生产破坏环境、环境的恶化妨碍生产的恶性循环。据统计，在改革前的30年里，中国至少有25%的森林被砍伐了，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严重损失；围湖造田使湖面减少2000万亩；天然草地因滥垦、滥牧、滥采引起退化、沙化、碱化的面积约15～20亿亩，占天然草地总面积的1／4～1／3。这些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改革前水土流失面积由50年代初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3万平方公里，增加了近1／3，每年冲走的泥土达50亿吨，累计淤积了全国水库总容量（4000多亿立方米）的1／4。沙漠化使390万公顷土地资源失去了生产力，其中，滥垦、 滥牧和滥伐造成的影响为85%，水资源利用和工矿建设不当造成的影响为12%，属于沙丘移动的占3%。 各种负面影响最终造成农业自然灾害加剧。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全国平均受灾面积不到3亿亩； 1972年至70年代末，全国每年平均受灾面积达5亿亩，增长了67%。
（二）改革以来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改革以来，我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往往是和环境恶化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中国的情形并非如此。最近20年，我国积极开展生态建设，虽然环境质量低和稳定性差的局面并没有改观，但经济快速增长是在环境相对稳定的状况下实现的。
1.防护林体系建设。1978 年以来， “三北”防护林体系累计造林1851万公顷，这一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5.05%提高到8.2%。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累计造林546万公顷，初步控制了100多个县的水土流失。沿海防护林体系累计造林160万公顷，长达1.8万公里的海岸基干林带基本合拢。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中，已有769 个县实现了平原绿化，占全国平原县的84%，林网化面积占宜建林网面积的89%。太行山绿化工程已累计造林102万公顷。1996年，国家又启动了黄河中游、 淮河太湖流域、辽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四大林业生态体系建设。1997年，沿边境、水系、公路、铁路的防护林体系建设也列入了政府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议事日程。
2.绿化荒山荒地。1985年，广东省率先将绿化荒山荒地列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任务，大大加快了绿化荒山荒地的进程。随后，这一制度安排被各省采纳。截止1995年，已有12个省区消灭了荒山荒地。经过持续20年的植树造林，全国森林覆盖率由12.36%提高到13.92%，活立木蓄积量由107亿立方米提高到109亿立方米。在世界森林面积、蓄积量仍在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森林面积、蓄积量双增长的局面。
3.治理荒漠和水土流失。全国以治理荒漠为主要目的的造林保存面积已达1000万公顷，10%的荒漠化土地得到治理。1991年，我国启动了防治沙漠化工程以后，治理速度显著加快，进入了讲规模、求效益和稳步发展的新阶段。至今，我国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3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设施的年保水能力为180亿立方米，年减少土壤侵蚀量11亿多吨。
4.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中国地跨寒、温、热三带，具有类型多样的地理和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改革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极为缓慢。改革以来，自然保护区建设速度显著加快，到1997年，自然保护区数量增至926 个， 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份额上升到7.64%，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5.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为了消除占用耕地对持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国开展了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目前，全国70%以上的耕地得到了有效保护。
6.草地建设的进展。近些年来，全国共开展了49个草地牧业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截至1994年，全国累计完成人工种草和改良草地面积2 亿亩，综合治理盐碱地733.3万亩，草场围栏封育1.2亿亩，综合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6800万亩。
最近20年，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最大变化，是森林这一陆地上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始趋于好转。有关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1993年同1985年相比，由于森林生态系统出现明显好转，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少了7.5个百分点，其中， 典型生态区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少了6.2个百分点， 非典型生态区的这一指标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耕地生态系统尚未出现好转的迹象， 但它造成的经济损失基本上没有增加。草地和水域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继续增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数百美元的阶段出现环境相对稳定下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环境状况相对稳定，是相对于环境质量较低的70年代末而言的，它只表明最近20年中国环境的总体上没有进一步恶化，而绝没有环境状况已经不错的含义。中国的环境质量不仅同发达国家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就是同自己确立的环境建设目标比也仍有很大差距。
（三）中国农村面临的环境问题
虽然80年代以来中国在控制森林采伐量、植树种草、退耕还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抢救和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消除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目标。据统计， 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的土壤仍在50亿吨左右； 全国仍有393万公顷的农田、493万公顷的草场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化肥、农药使用量的急剧增加，对湖泊、海域等水体的富营养化加重和渔业资源种群的生境恶化，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有1 亿多亩农田遭受工业“三废”污染，由此引起的粮食减产每年在100亿公斤以上。 水体污染不仅影响水产养殖等农业生产，还使许多群众生活用水的清洁安全失去保障。80年代以来，沙化扩大面积已从50～70年代的平均每年1560平方公里增至2100平方公里，全国水蚀、风蚀面积已分别达到179 万平方公里、188万平方公里。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农村环境还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
农产品污染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一项对117 个商品粮食基地县进行的调查表明，受农药污染的粮食占总产量的1.12%，剧毒农药污染蔬菜导致的中毒事故频繁发生。自80年代初停止生产和使用有机氯农药后，总体污染状况趋于缓解，土壤中的“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在大部分地区下降一个数量级以上。但是，这些有毒物质的完全降解还需很长的时间。
湖泊有富营养化的趋向。在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因素中，生活污水的影响最大，工业废水次之，肥料是第三大影响因素。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自1991年起连续3年对我国北方14个县所作的监测结果显示， 地下水、饮用水中硝酸盐的超标率达50%，说明我国农田过量施用氮肥引起的水资源硝酸盐污染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耕地资源被侵占的事件仍在频频发生。据统计，最近50年，修建灌溉系统、水库、道路、住房和工厂等，占用了3300万公顷耕地。近些年来大量占用耕地的现象又一次出现。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极为稀缺，且有40%的耕地土质较差，如果不把滥占耕地的势头抑制下去，后果将极为严重。
最近10多年，农村环境又遭受非农产业快速增长的冲击。虽然乡镇企业占中国污染总量的份额和污染强度还不是很大，但是，乡镇工业占全国污染总量份额的增长势头确实使人感到担忧。
据调查，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主要污染物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份额越来越大，目前，化学需氧量、烟尘、粉尘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一半，成为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和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
乡镇工业污染造成的最大变化，是由过去的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和蔓延，转为现在的乡镇企业污染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通过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乡镇企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
（1）乡镇企业发展对环境的冲击集中在少数产业上。其中， 造纸业是废水的排放大户，其废水排放量占乡镇企业废水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占我国乡镇工业废水中化学耗氧量的份额接近70%；水泥、砖瓦、陶瓷等非金属制品业是工业废气的排放大户，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分别占乡镇工业排放总量的49.9%、64.4%和76.8%。煤炭采选业和矿业则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大户。它们的固体废物产生量、排放量分别占乡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75%和83.5%。
（2）在有污染源的产业里， 乡镇工业企业造成的污染明显高于城市企业。例如，乡镇工业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化学耗氧量、悬浮物、重金属等）的排放浓度大约是城市工业的2～3倍，有毒污染物（氰化物、挥发性酚）的排放浓度是城市工业的3～10倍。
（3）治理水平低。 乡镇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率与综合利用率都很低。例如，1995年其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为3.8亿吨， 占当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37%；而排放量为1.8亿吨，占全国的89%。 乡镇工业的粉尘处理利用率不及城市的1／3，乡镇工业燃烧废气的消烟除尘率不到城市工业的1／5，工艺废气的净化处理率仅为城市工业的2／5。
（4）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较差。 统计资料表明：乡镇工业交纳的排污费约占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的1／10，低于它的污染份额； 乡镇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仅为22.7%，与城市大中型企业100 %的执行率相比，差距非常大。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乡镇企业必将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主体。
据环境经济损益分析研究，我国每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值已达2000亿人民币左右，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估计是：以1993年价格指数为折合参数，90年代初的污染损失已高达1000亿元以上，占1993年GNP的3%（不包括生态资源破坏损失）。其中，农业遭受的损失最大，占全部损失的46%；其次是人体健康，占全部损失的32.5%。
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追求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所谓代内公平，是指同时代的所有人之间的公平，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加贫困人口的福利，制止各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行为；所谓代际公平，则是不同时代的所有人之间的公平，主要措施是保护资源与环境，制止各种以牺牲后人利益为代价的行动。这个目标显然是同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的。
然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要真正形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逐步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以基本农田建设为切入点，实现可耕地面积扩大到可耕地质量提高的转变
农产品的总需求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后备耕地资源却会随着不断的开垦越来越稀缺，因此，将可耕地面积扩大作为增加农产品总供给的途径是难以持续的。尤其对我们这样后备耕地资源几乎不存在的国家来说，农产品供给增加的潜力在现有耕地质量的改善上，而不可能在后备耕地资源开拓上。基本农田建设是提高现有耕地质量的基本手段，它的主要内容是修建灌溉设施和改造坡耕地。首先，要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入手，改善农业灌溉条件。第二，积极开展基本农田建设，扩大耕地中的有效灌溉面积。目前，我国耕地面积按19.8亿亩计算，水田和灌溉面积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19%和39%。扩大灌溉面积尚有较大的潜力。第三，增加物质投入，改进灌溉方式。至今为止，我国许多地方仍采用漫灌方式，不仅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会造成耕地的盐渍化，进而造成生产的不可持续性。所以，改进灌溉方式，也是保护耕地生产能力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
我国目前有5.28 亿亩坡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3。这些耕地大多位于降水量大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降水量虽小但很集中且土壤粘性极差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加之耕作制度不合理，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土层越来越薄，肥力趋于下降。如果不扭转这种趋势，这类耕地上的生产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类地区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坡地改梯田”。
（二）以技术升级为切入点，完成传统生态农业到现代生态农业的跃迁
我们将生态农业技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旨在保护资源生产潜力的技术，属于现代农业范畴，这类生态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另一类是旨在挖掘资源生产潜力的技术，仍属于传统农业范畴，这类生态农业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被扬弃。我国现实中应用的生态农业技术大多属于传统农业范畴，这是生态农业技术在贫困地区应用得更为普遍的原因。鉴于此，我们必须通过生态技术升级，使它们具有现代生态农业的特征，从而使我国农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以天然林保护工程为切入点，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性
我国的林业建设经历了3个阶段。首先是始于50 年代的一般荒山荒地绿化阶段和少数地区防护林建设，该阶段的活动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从7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防护林体系建设阶段，十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相继启动，这些活动对特定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并将随着时间推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90年代末，又进入了天然林保护阶段。天然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所以保护天然林的作用决不是荒山荒地绿化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可以比拟的。
但是，对于天然林保护工程，国家和林业企业的认识和目标均不相同。国家把天然林保护工程视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企业则认为是它休养生息的机遇。与这种认识相对应，国家把天然林作为生态性资源来保护，企业则把它作为生产性资源来保护。国家的目标是在准确界定所需保护的天然林的前提下使保护的代价最小化，企业的目标则是解除其面临的经济危困的效应最大化。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深化国有林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会。国家应抓住这一机会，使国有林管理机构与国有林业企业脱钩，从而使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投入与履行政府职责统一起来，而不扭曲为花钱养企业。
在现有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各林业局均实行一局两策，即一部分森林纳入天然林保护工程，一部分森林划为商品林，差别仅仅表现为二者的比例有所不同。每个企业同时承担两类职责，政府主管部门就难以区分保护的成本和经营的亏损，也无法控制企业在纳入保护的天然林内进行木材生产。为了降低监督成本，应通过施业区的调整，采用一局一策的做法，即在调整施业区的基础上保留一部分企业进行木材生产，另一部分企业专门从事保护工作。企业改为事业单位后，采伐工具必须入库，运材道路必须封住。
天然林保护工程属于公共品，由此发生的费用理应由各级政府承担，不宜把部分责任转嫁到企业身上。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资金投入必须满足足额、到位和有效3个标准。所谓足额， 是指中央政府的资金与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都必须按规划中确定的额度及时地调拨到企业；所谓到位，是指拨付到企业的专项资金必须按规划确定的项目使用，不允许挪作它用；所谓有效，是指资金在使用效果上必须达到预期目标。
（四）以植树种草、育林育草为切入点，增强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最近20年，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有许多荒山荒地，所以必须进一步搞好荒山荒地的植树种草工作。荒山荒地绿化是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的第一阶段，它是为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转入顺向演替提供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完成荒山荒地绿化以后，必须把重点转移到育林育草上来，不断提高森林和草地的质量，增强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五）以节水和转换治水策略为切入点，提高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干旱是困扰我国农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近10年，中等干旱年份缺水400多亿立方米，干旱受灾面积3亿多亩。但是，由于输水过程中的严重渗漏与蒸发和落后的漫灌方式造成的巨大浪费，我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70%～80%）。要提高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必须采用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以及喷灌、滴灌、微灌和蓄水保墒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治水策略转换也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历史上治水措施确有疏堵之分，但疏堵只有疏水于门外与堵水于门外的不同，实际上都是拒水于门外的策略。在淡水资源已经十分稀缺，今后将愈益稀缺的当代和未来，采取拒一时过剩的淡水资源于门外之策略的机会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改拒洪水于门外的治水策略为蓄洪水于适宜之处的治水策略。利用科学的方法、工程水库和生物水库有机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地把这些淡水资源截留下来，为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创造条件。实施蓄洪水于适宜之处的治水策略，必须做到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农艺措施相结合。其中，生物措施主要消除水土流失问题，工程措施主要解决降水调蓄能力不足问题；农艺措施主要解决目前的农业资源配置适宜性不强的问题。
三、污染治理：消除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由于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自然资源利用率低、污染治理措施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乡镇企业将会因为缺乏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支持而无法保持高速增长，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所以，化解乡镇企业快速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不仅关系到已确立的近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乡镇工业污染的表层原因是采用的技术水平低，而它的深层次原因是价格扭曲、外部规模不经济、缺乏必要的管理经费和适宜的诱导政策，所以治理污染应采取以下对策：
1.发育市场体系。乡镇工业以降低环境质量标准为手段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原因很多，市场机制无法发挥正常作用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尽管发育市场对于环境保护不是万能的，但背离市场是万万不能的。发育市场的具体内容是：①发育要素市场。资源价格由市场上的供需变动决定，诱发企业以稀缺程度低的资源替代稀缺程度高的资源，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工业体系的必要条件。在农村，水资源通常是无价的，即使有价，价格也非常低，能源也是如此。这样的价格水平难以诱导乡镇工业企业开展节约使用要素的技术创新。农村环境污染按严重程度依次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排序，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资金市场发育滞后，乡镇企业难以筹集到更新技术所需的资金，也是其维持落后技术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发育排污权交易市场。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其一是控制排污总量，其二是为开展排污权交易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服务于第一个目的，而事实上第二个目的更为重要。排污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为了提高环境治理的投资效果，应该在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加速发育排污权交易市场。
2.强化政府的职能。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政府有投资的责任，但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作出适宜的制度安排，诱导和强制乡镇企业采取预防和治理污染的措施。政府的制度安排要以少数污染严重的产业为主要对象。政府管理环境的主要任务是：规定生产过程中必须达到的环境标准，为生产者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通过发展公共品，解决企业自身难以消除的外部不经济问题。具体措施是：①提高环境保护司法的能力，改变目前环境保护制度在农村执行率低下的局面；②改浓度限定为总量限定，以实现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的转换，以及生产末端治理到生产过程治理的转换；③提高排污收费的标准，促进企业治理污染；④开征可再生资源利用补偿费，促进企业节约利用资源，并利用资源补偿费扶持可再生资源的培育；⑤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统计和监测体系，为农村环境管理提供坚实的基础；⑥在科研资源配置上向研究、开发和推广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适宜技术倾斜，以提高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资源节约型技术的竞争性；⑦完善环境保护投资增长机制，即企业环保投资占企业总投资的份额及其增长率与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挂钩，政府环保投资占其可支配财政收入的份额及其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挂钩；⑧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对环保企业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扶持。
3.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在农村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并设计和推行一套能使其有效运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消除乡镇企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必不可少的工作。乡镇企业发展区需要具备外延发展所需的空间和内涵发展所需的条件。由于各地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乡镇企业发展区在区位选择上不宜采用同一个标准。一般来说，较为发达的地区应以县为单位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不发达地区应以地区为单位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鉴于乡镇企业自身具有追求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避免内部规模不经济的动力，政府在确定乡镇企业发展区时要以规避外部规模不经济为主旨。
在农村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是针对中国国情的选择。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是跳跃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小城镇发展阶段，造成了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聚集严重滞后于资本聚集，以及城乡经济关联度极低的格局。这些问题决非现有城市后退几步便能解决的。时至今日，即便不考虑现有城市缺乏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和体制、产业组织方面存在的弊端，大幅度地降低现有城市的总体生产力水平以补一个劳动密集型发展阶段，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理的。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可以从更大范围内的劳动力转移入手加速工业化进程，从提高非农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度入手加速城市化进程。
4.对污染源企业关停改转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解决乡镇工业污染问题，关闭乡镇企业并非治本之策，最多只能见效于一时。乡镇企业能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是其接受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的基本前提。为此，政府对实施关、停、改、转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污染源企业给予适当的补偿，把自己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统一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四、城乡一体：建立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按照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所谓经典发展方式，所谓发展，就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越来越小，它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即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可再生资源培育业）作为第一次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下降，是所谓的“夕阳产业”；农村作为可再生资源培育业的载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消亡；农民作为从事可再生资源培育业的主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少。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而仅仅是科学发展不平衡时代的产物。更直截了当地说，它是最近一二百年里物理学、尤其机械学的发展遥遥领先于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结果。
最近几十年，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快，物理学、尤其机械学的发展遥遥领先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些察觉到人类将进入生物科学、生命科学时代之端倪的有识之士，做出了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生命科学世纪的预测。一旦人类进入生物科学、生命科学时代，最重大的转折可能是资源替代方向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可再生资源（如煤炭、石油替代薪炭，合成纤维替代自然纤维）的方向，转为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如高能级的太阳能、木质能替代煤炭、石油，自然纤维替代合成纤维）的方向。随着海洋里的藻类资源和森林中的生物质能资源培育技术体系的不断升级，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形成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一个对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越来越大的发展模式，替代一个对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越来越小的发展模式，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人类科学体系发生重大跃迁的结果，是在更高的发展层次上产生的否定之否定。
可以想象，一旦海洋资源、森林资源和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技术获得突破，不仅会对大农业的新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使生态产业和生态农业满盘皆活，而且把整个经济增长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的理想也将变为现实。此时，可再生资源将不仅是农林牧渔业的资源基础，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基础。加上与其配套的生物化学、基因工程和智能加工系统，形成无废弃物的工艺和技术体系，对可更新资源进行加工，就将逐步替代原有的以不可更新资源为基础的工业。此时，由大气—水—生物—土地组成的生态圈，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屏障、农业的资源基础，而且成为能源工业、生物化工业的资源基础，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财富源泉，从而打破传统的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的界限，整个经济增长将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环境、生态与经济发展互补的局面。环境、生态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将是互补的，而不再是竞争的关系。
如果说在技术上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将被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所替代，那么在地域上城乡分割的发展模式将会被城乡一体的发展模式所替代。此时，所有的发展内容都会从农村中内生出来，城乡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
我国农村发展在总体上还落后于城市，所以必须着力推进农村的发展。中国人均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基本国情表明，我们无法模仿先行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而且我们也具备一些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有利条件。第一，由于实行土地公有制和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农户破产和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少数大城市里的局面。第二，改革初期的农工商一体化和近些年来的农业产业化，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城乡一体发展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产业基础。第三，最近10多年农村运输、通讯条件改善的突飞猛进，为“城乡一体发展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设施基础。第四，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农村社区，提供了“城乡一体发展模式”的雏形。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并逐步提高试验的档次，中国农村完全有可能在构建新的“发展模式”上做出贡献。可以肯定，从中国农村内生出的“发展模式”，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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