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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中叶开始，行为经济学家沿着心理现实化方向对正统经济学①进行了系统反动。在早期，行为经济学主要局限在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在技术层面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比如把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调整为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把价值载体从财富状态量调整为变化量，或者在确定决策权重时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模糊性）等。随着心理现实化的继续拓展，行为经济学逐渐触及正统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行为经济学旨在实现正统经济学心理基础现实化的努力，逐渐演变为对正统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系统解构。正统经济学逻辑的起点和前提—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的合法性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行为经济学由此放弃了经济学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开始综合形成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双系统模型。行为经济学在描述性转向过程中建构的双系统模型，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完全同构。这彰显了经济学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下必须面临的重重困境，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由此形成。
一、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解构
在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对选择行为的分析中，决策者基于给定的心理法则（偏好关系公理假设）进行判断和选择，在资源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统经济学从偏好关系公理假设出发演绎决策者选择行为的理论范式隐含了三个基础性假设：
1.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决策者有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在行为过程中，这些偏好关系只是被显现出来，但内涵不会发生变化。
2.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外延无关性假设。当决策者追求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时，他是在基于预先给定的选择集和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进行理性计算。这意味着，决策者在面临具体的选择时，偏好关系与选择的描述方式无关，也与选择的引出方式无关。
3.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决策者把给定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商品组合的过程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无差异曲线给出了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说明。
在行为经济学推进的心理现实化过程中，价值载体从状态量转为变化量，正统经济分析中隐含的绝对价值判断被相对价值判断所替代，而这一隐含的技术假设既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论，也适用于非决定性世界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个基本原则的转变，使得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动迅速从非决定性世界扩展到了决定性世界，从技术层面扩展到了基础层面。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隐含的基础性假设——偏好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外延无关性假设与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与现实的严重背离逐渐凸现出来。
（一）相对价值判断的扩展—结构化效应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正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一系列与心理现实背离的假设，包括：偏好关系的基准无关性，即财富总量的微幅波动对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偏好关系不受选择问题表述方式变化的影响（描述不变性假设）。预期效用理论对风险选择行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揭示后，在与人类感知系统的类比中，行为经济学完成了相对价值判断的系统建构。对相对价值判断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构成了结构化效应的实质性内容。
事实上，选择问题被呈现于决策者的方式，将影响决策者对选择赖以评价的参照系的选择。
结构化效应揭示了一个对正统经济分析的基础构成重大挑战的事实，不同的问题呈现方式将为选择者提供不同的参照系，从而将选择问题映射为不同的问题，既可以将收益结构化为损失，也可以把损失结构化为收益。选择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形式、背景高度相关，离开决策者所处的背景，离开选择问题呈现的具体形式，是无法讨论偏好关系和选择评价的。
由于选择问题的不同陈述隐含地假设了不同的参照系，决策者在分析选择问题时，应该首先解决参照系的选择和转换问题。忽略隐含的参照系假设问题，势必导致正统经济分析与行为现实发生系统偏差。
（二）偏好关系的程序依赖——偏好的引出效应
我们先看行为经济学家的赌局选择实验。对P赌局（8/9，4美元）②和美元赌局（1/9，40美元），按照比较选择和匹配定价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采用比较选择③时，71%的被试选择了P赌局；而在要求被试作为赌局的提供者对两个赌局进行匹配定价时， 67%的被试对美元赌局的定价高于P赌局(Tversky and Thaler,1990)。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转可能被归于三种假设失效：标准经济分析的偏好传递性假设，或者标准经济分析对程序不变性的隐含假设，或者回报安排独立性假设。Tversky,Slovic,and Kah neman的实验研究表明，程序不变性假设失效是导致偏好逆转的主要原因。这样，选择问题的引出过程对偏好顺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人们在比较选择（好比用天平比较两个物体的重量）时的选择，却在匹配定价（好比用弹簧秤分别称重）时被赋予更低的价值。
为什么人们在匹配定价时会高估低概率、高回报的美元赌局，而在进行比较选择时却高估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呢？Slovic,Graffin,and Tversky (1995)基于刺激—反应相容性④概念的扩展提供了解释，即度量相容性假设：外部刺激与人们反应模式的相容性与其影响人们判断选择的效力紧密相关。人们特定的反应模式提供了结构化外部刺激的框架，相容性好的刺激被突出，反之则被弱化。在赌局选择实验中，当被试进行赌局匹配定价时，由于需要确定赌局的现金价值，按照相容性原理，赌局的回报维度被突出，而概率维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报的美元赌局被高估。而在进行赌局比较选择时，由于主要关注获得的可能性，概率维度被强化，因此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被高估。
这样，选择问题的启发程序对选择评价和偏好关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使得决策者“有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的传统假设受到了严重质疑，这产生了值得深思的结果：偏好的程序依赖性表明，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是在问题展开过程中被塑造的。
（三）动态演进的偏好——占有效应
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对给定的商品，决策者的买价和卖价应是同一的。但许多实验研究表明，在买价和卖价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Thaler(1980)给出了著名的例子：一个消费者以5美元单价购买了一箱葡萄酒，几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100美元单价回购但被其拒绝了，尽管他现在决不会以高于35美元的单价购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选择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购入新的葡萄酒的价格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葡萄酒的机会成本，而出让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价格却不是机会成本，而是让渡成本。前者对应葡萄酒的获得，后者对应葡萄酒的损失。根据局部选择理论，消费者将是损失厌恶的。因此，由于消费者购进葡萄酒后，改变了消费者资源配置的初始状态，将葡萄酒的增加或减少转化为收益或损失的基准发生了变化。与获得的机会成本相比，放弃的让渡成本必然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即放弃带来的痛苦要大于获得带来的快乐，此即占有效应。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估值要高于他们不拥有的东西，占有效应将改变人们的喜好。由于让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不同，占有效应取消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无差异曲线的可逆性，这同时意味着两条无差异曲线可能相交(Kahneman,Knetsch,Thaler,1991)。 Tversky and Kahneman(1991)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应的影响形成的基准依赖的偏好结构，并对科斯定理提出了质疑：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由于占有效应，相对其他没有获得的物品，人们将提高对已经获得的物品的估值。这样，资源的最初配置状态将引起经济主体内在喜好的变化，引起无差异曲线的系统移动，并对资源最终配置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选择问题呈现的特定背景（结构化效应）和特定过程（引出效应）的不同会引起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发生逆转，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镜中看到了不同的影像。决策者经过学习、训练后，可以让选择问题背景隐含的参照系、让不同的引出过程透明化，确认哈哈镜之间的转化关系，外部环境对决策者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效应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它通过改变决策者的资源边界条件，改变了决策者用以感知收益和损失、痛苦和欢乐的参照系，从而实质性地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关系。
在决策者与其所在的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随机性的选择背景和引出过程使决策者暴露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选择环境中。在随机性的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作用之下，决策者的现实行为是高度随机的。但随机性的选择行为却会产生实际的选择结果，而实际选择结果将进一步因占有效应⑤对决策者的喜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偏好关系不仅是动态演进的，而且完全是一个随机过程。我们既没有预先给定的偏好关系，也无法对动态演进的偏好关系进行预测，人类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们主动选择或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在与环境之间的高度随机的获得、占有、放弃实践中被塑造。占有效应、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结合，完全取消了正统经济学的内涵不变性和外延无关性假设。
（四）经济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维会计
在正统经济分析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意味着，就决策者千差万别的选择评价或行为描述而言，尽管每一个决策者的主观感受不同，但却可以由中性的经济资源去客观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经济资源提供了一个客观度量主观感受的经验框架。在这个经验框架下，我们只需要关注经济资源的配置情况。但行为经济学家揭示的思维会计原理，则进一步对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质疑。
下述驱车购物案例(Kahneman and Tversky, 1984)是对思维会计原理的生动说明。
(1)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25美元的衬衣和价值15美元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售员告知，在车程20分钟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0美元。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分店买？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去分店购买。
(2)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5美元的衬衣和价值125美元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售员告知，在车程20分钟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20美元。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分店买？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就地购买。
根据Thaler(1999)，思维会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跟踪资金流向，控制支出，而像财务或管理会计那样，在思维中将个人的财务活动进行记录、总结、分析和报告的会计活动。思维会计系统为决策者感知事件结果，进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像真实的会计系统一样，思维会计会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进行分类，归入不同的思维账户。在驱车购物案例中，购买计算器和衬衣的支出以及驱车前往成本被分别记入了不同的思维会计账户。在第一种情形中，在计算器的思维会计账户中，就近购买计算器价格要高出33%，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交易⑥；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就近购买计算器价格仅仅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把交易行为归入思维账户的过程，实际上是确定该交易行为赖以进行评价的参照系的过程。这决定了决策者如何把交易行为结构化为损失或收益，而对实际的选择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预算内各种账户的钱是完全可替代的，时间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思维会计实验表明，这两种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脚的。在驱车购物案例中，人们可以为了一件小商品驱车20分钟以节约5美元，但却不愿意为了大宗商品驱车20分钟节约5美元。Shefrin and Thaler(1988)在关于支出的研究中，验证了思维会计处理引起的对货币财富替代性假设的背离。在他的研究中，财富账户被分为现金资产、流动资产、家庭权益（比如抵押贷款）、未来收入（退休储蓄等）等四种账户。他们发现，现金资产财富账户中一美元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而未来收入财富账户则接近于0。这与Fried man(1957)的生命周期模型中把未来收入与目前财富视作完全可替代完全不同。
思维会计实际上是多元的结构化过程，它反映了决策者在进行选择评价时的重要特点：决策者进行选择评价的参照系是多维参照系，同一个选择问题的不同方面被归入了参照系的不同维度，在参照性的不同维度上被结构化为收益和损失。由于不同维度上参照基准不同，结构化的结果不同，不同思维会计账户中的经济资源失去了可替代性。多元结构化效应对正统经济学分析是破坏性的，一向被视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货币或时间等经济资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总的来看，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在偏好关系体系下依靠逻辑分析发展起来的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属于理想化的规范理论，不是对决策者真实行为的描述。在致力于对正统经济学理论心理基础进行现实化的过程中，行为经济学系统地解构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为我们揭示了偏好关系的动态演进图像——偏好关系在决策者与其身处的环境之间高度随机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关系预先得到完备界定并在行为过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为经济学由此跳出了正统经济学设定的基本框架，放弃了正统经济学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以理解、解释高度随机的选择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随着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的基础遭到系统解构，偏好在特定的背景中形成，在特定行为过程中被塑造，动态、随机演进的观点逐渐成为行为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旧的框架已经被打破，他们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揭示正统经济学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而是如何重构选择理论的新的心理基础，综合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在最近几年里，为完成对丰富多变的心理现实的综合，行为经济学家在不同角度建立了多种由理性和非理性构成的双系统模型，给出了两个心灵的心理图案。下面我们以Kahneman等人建构的直觉系统、推理系统构成的双系统模型为例，来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一）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的基本结构
Kahneman等人建构的双系统思维模型由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组成。直觉系统具有以下与感知系统类似的属性：迅速、自动、联想、无需费力、不易被控制或调整。推理系统具有以下属性：缓慢、连续、费力、被审慎控制、相对灵活、有潜规则须遵循。当然直觉系统并不像感知系统那样，局限于处理各种当前的刺激，直觉判断可以处理知觉、概念，并可以被语言唤醒。而推理系统不仅通过审慎的推理形成判断，还具有监督思维过程和外显行为的功能，特别是监督直觉系统的运作。但推理系统的监督非常松散，许多直觉判断得以自由表达，而许多错误也由此而生(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产生印象，这是所有判断的本源。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则在经验过程中形成的有效判断积累——知识——和印象基础上形成判断。
（二）可达性启发与判断偏差
与推理系统经过缜密的推理形成判断不同，直觉系统依靠启发过程形成判断。可达性⑦是直觉判断分析的核心概念。可达性评价是决策者自然进行的评估过程，是对感知和记忆中认知流利性的自然评估(Kahneman,2003)。比如就高度或体积判断而言，叠加在一起的方块比一堆散放的方块的思维可达性要强得多。可达性是一个连续区间，在一端具有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的特点：快速、自动、毫不费力；而在另一端具有推理系统的特点：缓慢\连续处理、费力。由于可达性具有感知的显著性、注意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反应触发的临时性与联想激活等含义(Kahneman,2003)，决策者的直觉判断不仅要受到与物理背景相关的物理显著性的影响，也会受到与历史背景相关的选择性注意影响，还要面对反应触发和联想激活的随机扰动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外在的刺激与决策者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预见性。
当选择问题目标属性（比如正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中效用就是选择问题的目标属性）可达性较弱时，决策者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呢？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建构了属性替代的启发式判断模型：决策者将判断对象之可达性较弱的目标属性替换为与之相关的、思维可达性较强的启发属性，并通过对启发属性的评价来间接形成关于目标属性的判断。简言之，启发式判断就是按照易于想像的原则，对待决事件具体化，以进行判断与选择。实验表明，属性替代的实质是：属性替代使得判断对象发生了变化，反应者答非所问，对他们没有被问及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答(Kahneman,2003)。比如，当被问及两支足球队谁更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时，我们马上将可能性（目标属性）替换成足球队的实力（启发属性）的比较（比如各个球员的技能、身体素质，球队的战绩等），我们最后回答的并不是哪支球队赢的可能性大，而是哪支球队的实力最强。决策者判断中的很多偏差，比如代表性、小样本、锚定效应产生的偏差等，都可以用判断启发过程中的属性替代来解释。
在Kahneman建立的综合模型中，推理系统作为思维的监督者，参与了所有的随意行为。这隐含着直觉判断错误将可能来自于两个系统的失败：直觉系统产生错误的直觉，且推理系统没能检测并予以修正。尽管判断启发会产生偏差，在推理系统的审慎参与下，人们可以通过在偏差中学习，使在特定环境下直觉判断所违背的规则足够早地进入思维，从而驾驭直觉判断，纠正判断偏差。比如根据模糊性来判断距离，在大雾天会出现偏差。对司机进行训练，让他们掌握大雾天产生距离判断偏差的知识，可以削弱判断偏差的影响。但是由于直觉印象通常首先形成，这将形成后续判断的起点和基础——所谓的“锚碇”，⑧从锚碇开始的修正很难是充分的。因此，直觉判断的偏差并不会完全消除。
（三）双系统选择理论：反射机制和适应机制
我们看到，在Kahneman(2003)提供的选择理论框架中，可达性和直觉与感知之间的类比发挥着核心作用。局部选择理论(Kahneman and Tverksy, 1979)的核心思想就是变化与差距比绝对水平的刺激的可达性要强得多。在结构化效应中，虽然专业训练可以减少结构化效应中问题的不同描述或展现方式所带来的选择不一致，但是理性选择模型永远必须面对一个具有有限智力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将不得不面对缺乏客观陈述的现实。
由于直觉和感觉将根据可达性启发原则形成高度可达的印象，为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形成判断提供基础和起点，因此直觉决策将被特定情形下的可达性启发所塑造，可达性较强的特征将影响决策，而可达性较弱的特征将基本被忽略。由启发式判断提供的可达性较强的判断或选择，将变成潜在的锚碇，成为后续选择和判断的基础和起点。即使推理系统深思熟虑地予以规范与驾驭，在锚定效应⑨的作用下，推理系统也只能对直觉判断进行逐步地调整。这样，可达性启发与锚定效应将在判断和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判断和选择行为中，从很大程度上讲，直觉系统提供了对外界刺激的反射机制，而推理系统则提供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机制。在决策者和外部环境的随机互动过程中，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构成的选择系统，决定了决策者高度随机的判断和偏好。
（四）描述性转向：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怀着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正统经济学一直按照理性原则建构经济学体系。但是逻辑上完备、一致的理性原则无法面对不遵循逻辑原则、高度可变的情绪性、本能似的非理性因素，情感等非理性因素长期被正统经济学拒之门外。因此，正统经济学建构了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其选择理论的心理基础，完全理性成为选择行为的根本依据。
在双系统模型中，我们看到，人类行为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是由于完全理性的自我仅仅考虑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而没有考虑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与行为现实产生了严重背离。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心理基础的非现实性，成为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的直接诱因。
在早期，行为经济学心理现实化的努力，主要局限在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在技术层面做修修补补的工作。但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的技术改良，并没有取得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好的解释力。随着心理现实化的继续深入，行为经济学家更深地触及到内涵不变性、外延无关性、经济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等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由此对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进行了系统解构，放弃了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由理性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有限理性。
但是，完全理性也好，有限理性也罢，一个判断、选择着的自我，仍然是经济学为丰富多变的行为现实确定的终极依据。这使得经济学陷入了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我们将看到，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下的经济学，不仅要面临无法确定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知识依据和知识体系的完备性问题 （李子奈，冯燮刚，2005），也将不得不面对诸多深层次矛盾。正是这些深层次矛盾，孕育了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
三、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
在行为经济学的描述性模型中，在引入有限理性自我以后，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被归于人类理性无法控制的直觉、潜意识或其他类似的神秘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把我们所知甚少甚至无知的领域或者无法控制的领域归于某种神秘实体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当代行为经济学对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并不是无谓的重复。在丰富的行为现实中，经济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凸现出来，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一）结构化陷阱
行为经济学揭示了结构化效应——选择问题的特定呈现方式塑造了决策者赖以进行选择和判断的参照系。决策者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容易陷入哲学家罗素揭示的存在性假设陷阱，当人们否定“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而指出“当今法国国王长了头发”时，他们被引诱承认了“当今法国国王”的存在。
事实上，行为经济学本身一直处于正统经济学相关问题呈现方式隐含的结构化陷阱之中。虽然行为经济学家不断地意识到这样的陷阱，并以罕见的机智和勇气走出了一个个陷阱。当行为经济学家对预期效用理论的线性决策权重函数和状态量价值载体提出质疑并进行心理现实化时，他们所质疑的不过是近三百年前Bernoulli建构的分析范式，但同时接受了这两个问题隐含的正统经济学基本假设——存在预先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而陷入了正统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
正像我们在Kahneman的双系统模型中所看到的，在人类行为中，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后两因素直接被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决定。由于理性推理的基础和前提往往来源于现实，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也间接地决定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无法单一地归于决策者的心理本质，因此无法见容于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只要我们还在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下，无论是规范性的正统经济学，还是描述性的行为经济学，都无法依靠决策者本身的属性来为决策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一致的说明。
要摆脱结构化陷阱，我们必须迈出更为关键的一步，放弃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的分析框架，向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开放，在我们与身处的世界之间的关联互动过程中去建构、发展关系论的知识框架：人类行为的原因既不单一地来自于决策者，也不单一地来自于决策者所处的环境，更与决策者和环境之外的第三者无关，而是由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持续演进的互动过程所决定。我们与身处的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构成我们行为的全部。
（二）心理现实化，现实心理化？
从亚当·斯密依托利己的自我创建经济学体系开始，到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经济人更加规范、更加复杂的心理结构完成系统建构，正统经济学完成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新古典经济学在扩展经济人心理基础的时候，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刚刚开始起步，不足以为经济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就像新古典经济学拒斥享乐主义的效用一样，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使它将心理学拒之门外，尽管它本身就建立在心理结构假设基础之上。
在决定性世界当中，正统经济学范式的效用理论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弹性，没有给任何反驳留下口实。但在非决定性世界里，Von Neuman and Mor genstern(1947)整合了Bernoulli的风险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形成的预期效用理论，引入了决策者进行主观价值判断的具体数学形式，在经济学中非常大胆地建立了具体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将财富总量作为价值载体，决策权重与概率成线性关系等），这直接导致大量的经济分析悖论，并为反对者提供了确实无疑的靶子。行为经济学的反动则正是从预期效用理论过于简单化的、具体的心理机制开始的。行为经济学家群体沿着心理现实化的方向，对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并将这种反动扩展到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层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对照来看，正统经济学基于完备的心理偏好结构假设，建构了完全理性的决策理论，将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所有行为的原因。⑩行为经济学则主要围绕正统经济学给定的心理结构与现实的脱离做文章，沿着心理现实化的方向充实、完善、修正正统经济学的心理基础，力图拉进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试图把有限理性的心理自我作为所有行为的原因。因此，两者都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选择行为理论的心理现实化，不仅没有找到属于规范性理想的选择理论的一致性，心理现实化的结果使得任何特定心理法则都要面对更多的非现实性。Rabin(2002)对心理现实化表示了谨慎的担忧，他指出，心理现实化并没有使得经济学获得了比经典假设中的心理现实基础更加可靠的行为心理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所揭示的心理现实基础是杂乱的。从更深层次上看，正像Kahneman等人综合形成的双系统模型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试图把一个决策者和环境之间互动的演进过程归于单极化的主体的静态属性，乃是心理现实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总的来看，由于行为经济学家的思维被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结构化，他们进行的心理现实化，实际是现实心理化，即把在现实世界发现的行为法则纳入心理黑箱。现实心理化也好，心理现实化也罢，只要继续追求建立单极化的本质主义体系，除了必须面对根本性的一致性困难外，从特定的心理法则出发建构的选择行为理论也无法回避一个严峻的现实：不管形式上多么符合科学原则，对不可观察的黑箱过程进行不受公度性原则约束的臆构，将很难为心理学及基于其上的经济学及其他科学赢得科学地位。而我们应当继续做的工作，既不是心理现实化，也不是现实心理化，而是现实化，放弃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框架，走出封闭的心理世界，转向关系论，进入决策者和环境关联互动的现实世界。
（三）描述性和规范性二分法幻觉
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正统经济学关于实证与规范的区别是表面的。正统经济学的实证性，仅仅体现在要求对基于规范性法则演绎得到的行为分析结论进行经验检验。这种经验检验并不适用于规范性前提，正统经济学骨子里是唯理论的，是纯粹规范性的知识建构。
虽然行为经济学放弃了找到永恒普遍的心理法则框架——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选择行为终极依据的规范性理想，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规范性理想，他们追寻的仍然是某个具备描述性功能的心理法则框架——有限理性的自我。只是在描述性转向后，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完全理性，而转向了有限理性；放弃了事先完备界定心理法则的先验玄想，而在决策的背景中、过程中去确定。描述性也好，规范性也罢，一颗观察、判断、选择着的心，仍然是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基础。
正像罗蒂(1979)所指出的心镜那样，经济学家总是力图找到某种中立的框架，以使对千千万万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与解释获得一致性。正统经济学家所确定的完全理性的心理自我和行为经济学所建构的有限理性的心理自我都是罗蒂要打破的心镜。行为经济学也好，正统经济学也好，外围的经验主义方法，并不能掩盖骨子里的唯理论实质，表面的描述性并不能掩盖骨子里的规范性。由于决策者行为总在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过程中被决定，任何按照单极化的方式（无论是自我还是环境）确定行为依据的理论，都必然陷入永无休止的结构化陷阱之中。要摆脱对静态的、僵化的规范性体系的依赖，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就必须转向决策者和环境之间关联互动的过程，在决策者和环境之间建构分析框架，并在决策者和环境之间演进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我们的分析框架。
（四）真正的不确定性
在正统经济学范式所给出的分析框架之下，我们所面临的决策世界被结构化为四个世界：决定性世界、确定随机世界、模糊随机世界、未知世界。在决定性世界，决策者不是在做选择，而是严格按照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决定以什么代价实现什么回报，代价和回报的关系不仅是确定的，而且是决定性的，整个经济过程处于决策者的掌控之下。而在非决定性的确定随机世界、模糊随机世界和未知世界当中，决策者只能决定投入什么，但却无法控制得到什么，因此决策者必须为最初的选择承担风险，决定性行为转变成了选择性行为。在确定随机世界里，世界的状态和状态分布函数都是确定的，风险程度可以进行准确的度量，决策者只是综合考虑不同的风险水平和风险收益进行选择。而在模糊随机世界，世界状态是确定的，但各种状态的概率无法确定，要度量风险程度，必须引入主观判断。而在未知世界，我们无法确定世界状态，更无从确定各种状态的概率分布。
但是决策者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必须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时间因素。考虑时间因素，不仅仅因为事物未来发展的信息的不可得性而带来不确定性，而且因为事物的动态变化，改变了世界信息的静态分布结构，从而使得通过信息搜寻来规避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在根本上成为不可能。你所搜寻到的信息永远是历史的信息，历史越长，就离现实越远。在时间维度上向我们展开的世界永远是一个未知世界。第二，空间因素。从决策者面临的空间结构来看，任何一个决策者在给定的时刻，只能关注或跟踪某些局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像此时此刻的其他信息一样，迅速成为历史。在空间维度上向我们展开的世界永远是一个博大的世界中的一个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点。第三，决策者认识的结构。决策者必须依赖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观察、描述、分析特定的选择问题，才能进行判断和选择。而就人类的知识建构而言，休谟指出的问题永远是人类文明必须面对的问题：人类的任何知识都必须依赖从特殊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从过去到未来完成建构，其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或因果关联。由于特殊、局部、过去总在持续的变动之中，人类据以建构的知识也必然处于持续的演进之中，人类据以对世界进行观察、描述、分析的知识是向不确定性敞开的。因此，人类面对的世界总是不确定性世界。决定性世界、确定随机世界、模糊随机世界都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功利性的建构，它只在理论分析中存在，不过是 Bernoulli分析传统结构化的产物。
在高度未知、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向未来世界、现实世界展开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的，永远是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过去的都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任何变数都有可能。比如一个红绿白三色球箱，里面一共300个，每样100个，随机抽取一个，在数学上，抽到红绿白的概率都是33.3%。这是不是不确定性？这不是！至少不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我们面对的是黑洞，不知道黑洞里有多少种颜色的球，也不知道黑洞里有多少球，尽管过去我们拿出了很多球，而且红绿白各1/3，但这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发生频率。下一个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行为都是序贯的、一次性的。一次性或者非重复性意味着概率法则不可能是主导我们行为规律的法则；而序贯性则表明在向未来和现实展开的过程中，人类在各个时点上的行为必然是因果或逻辑关联的，不管统计处理上的相关性如何，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基础上走向未来。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行为现实，而无视这个现实世界中各种自然创造物之间的动力学过程，却试图建构人类内在的选择和判断法则，无论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的，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行为经济学家对正统经济学的内涵不变性、外延无关性等基础假设的消解，已经向世人证明，任何心理法则，任何人类知识都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永恒的、一致的心理法则，只有这个世界中各种自然创造物之间的关联互动才是永恒的、普遍的，只有基于关联互动关系建立的知识才可能是一致的。
（五）测不准原理与行为实验的局限
在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进行系统反动的过程中，行为实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llais (1953)悖论基于实验观察，点燃了第一把对正统经济学进行反动的火。通过实验观察，发现正统经济学与现实行为的系统偏差，成为行为经济学解构正统经济学有关假设的基本做法。行为经济学家进行行为实验，并基于行为实验进行分析时，通常会潜在地或公开地引入一个重要假设：在实验情景中，被试知道他们在现实选择中会怎么做，而且没有理由去隐瞒他们的真实偏好(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当然，行为经济学家经常使用激励相容的 BDM(Becker,DeGroot,Marschak,1964)程序进行行为实验，以使被试有动力显示他们的真实偏好。这与心理学家进行心理实验在方法论上有明显不同。心理学家认为激励措施使得实验环境复杂化，而倾向于从自然情形中抽取素材，并且更加关注在复杂环境下的先发行为，而反对重复性、模式化的实验。而经济学家则为了使被试进入实验情形而提供报酬激励，并且喜欢设计笼子、骰子等随机实验来确定概率法则，因为关注最终的均衡行为而强调实验的可重复性(Camerer,1995)。
在决策者判断、选择、行为过程中，由于各种问题被呈现的方式和决策者解释或理解问题的方式并非中立，实验结果将由于受到结构化效应影响而高度易变。在驱车购物选择案例中，被试有可能把 33%和4%的对比视作一种基准，但更深入的思考则会把二者的差异消除。或者在陈述问题时告诉大家，“注意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将足以改变实验结果。行为经济学家的行为实验，面临他们自己发现的结构化效应、引出效应、占有效应、思维会计、可达性启发等的致命质疑：行为经济学家据以建立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行为实验，本身无可避免地要受到结构化效应的污染，实验本身的设计与设计实验的行为经济学家的目标取向一致。但即使这样，在他们所建构的违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行为实验中，与他们的目标取向相反的实验结果并不能够作为实验误差而忽略掉。如果对行为实验的结构化过程稍加干扰，相反方向的实验结果就可能取得压倒优势。换句话说，行为经济学家所调整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不一致，其背面便是行为经济学自身的不一致(11)。
抛开行为经济学家进行行为实验隐含的结构化过程不谈，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则是实验情境和现实情境之间不容忽视的差异。现实情境中的决策中通常面临各种力量的作用，处于现实的行为约束之中，实验情境不可能复制这样的现实。真正有效的实验情境是没有实验干扰的现实状态，比如被试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入被全息跟踪的实验观察状态。否则，就一定会面临类似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12)的困难：在实验情境中，同时测定被试的状态和行为选择是不可能的。
作为本部分的小结，我们试用衣服购买行为的两种解释模式的对比来结束关于关系论转向的讨论。我为什么选择这件衣服？(1)单极化本质主义的解释。因为我对这件衣服有最强的心理偏好。 (2)关系论的解释。因为这件衣服最能够突出我的个性，当然也能够御寒。在第一种解释模式中，衣服购买行为的依据，来自于选择主体预设的心理偏好。在第二种解释模式中，衣服购买行为的依据在于选择主体与其身处的环境的关系：环境气温低，所以我需要御寒；我的交际圈关于我的个性的判定，决定了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与之更相符。并不来自于选择主体内在的心理过程，而是在选择主体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中被决定。反省式的心理过程只是意识或觉察到这种关系。由于无法按照公度性原则界定选择主体内省的心理偏好，单极化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式陷入了空洞无谓的循环论证。而关系论的解释模式则揭示了选择主体和环境之间存在的某种可以公度的关系，而提供了新的知识。
四、结语
从经济学及心理学创建以来，学者们关于实体意义的心理基础一直处于永无休止的争议之中。在单极化的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之下，行为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及心理学一样，试图通过心理现实化在决策者一极确定普遍永恒的行为依据。正统经济学也好，行为经济学也罢，决策者自主判断，自主选择，一个判断和选择的自我是我们自己行为的主人，正像康德建构的先验自我(13)那样占据着舞台的中心。
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动，最终解构了完全理性的自我，转向了有限理性的自我——依靠直觉和推理双系统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自我，实际上是对约2500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理想国》）的回归。这次回归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历史性的。它一方面彰显了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深深地陷入单极化本质主义结构化陷阱。另一方面，这种回归并不是重复性的回归，而是螺旋上升过程中的回归，它勾画出了更为丰富、全面、现实的人类行为图像，已经使单极化本质主义成为可以一刀砍断的尾巴，为正统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打破禁锢社会科学两千多年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转向开放的、发展的关系论创造了条件。在关系论的框架下，在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行为的依据，既不可能单一地来自于自我 （无论是完全理性的自我还是有限理性的自我），也不可能单一地来自于自我所处的现实世界，更与自我和现实世界之外的第三者（某种臆构的本质实体，比如意志、直觉、潜意识、心灵、灵魂、上帝等）无关，而必然在自我和现实世界的关联互动过程中被确定。决策者不是设计者，也不是观察者或自动机或理解者，而是参与者，决策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互动构成其行为的全部。在关系论转向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问题乃是在根深蒂固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框架下提出的虚假问题，既无法界定，也无须界定，更不必回答。
注释：
①本文中的正统经济学特指以下研究源流：19世纪初，亚当·斯密引入了利己心驱动的经济个体，完成了经济学体系的创建。经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经济人假设被确认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在边际主义的推动下，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将经济人行动的利己准则扩展为更富有包容性的主观效用最大化准则，基本完成了经济学范式的塑造。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基本还在新古典范式之下。
②赌局（p,x美元）表示，以p的概率获得x美元，以(1-p)的概率获得0。
③即让被试在两个赌局之间进行选择。而匹配定价，则让被试作为买者，对两个赌局分别给出愿意支付的价格。
④比如一个具有四个燃烧器的炉子，若四个燃烧器按照方阵排列，那么按照方阵对应排列控制按钮要比按照直线排列控制按钮便于控制(Tversky and Thaler,1990)。
⑤Loewenstein and Adler(1995)进一步对人们是否能够预知占有效应对他们自己喜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人们在预知自己的喜好变化上存在系统偏差。
⑥Thaler(1999)引入了交易效用［transaction utility，被定义为实际支付价格与参考价格（即通常价格）的差距］概念，来解释人们对交易公平性的偏好。对同一物品（比如价值1美元的啤酒），人们可以接受在高级酒店中的高价（4美元），但不会接受在杂货店中超过2美元的高价。
⑦指特定思想内容进入思维的容易程度(Higgins,1996, quoted from Kahneman,2003; Tversky and Kahneman,1974)。
⑧⑨我们用Ariely,Loewenstein,and Prelec(2003)的实验来说明锚碇和锚定效应。对被试提出是否愿意接受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后两位作为购买价格的问题后（无论回答是否），在对无线键盘的定价中，社会安全号后两位处于00- 20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16.09美元，而处于80-99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55.64美元。实验表明，由于被试对无线键盘的价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与无线键盘定价不直接相关的陈述中，被试会形成赖以进行判断或选择的基准——就像抛锚之锚碇，从而影响了价值判断。
⑩在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进行反动的同时，正统经济学也在对自己进行修正、完善，主要集中在完全理性以外的假设条件的现实化上，包括引入市场势力以修正完全竞争，将完全信息放松为不完全信息，引入交易费用以考虑有摩擦的市场过程，并在方法论上系统地创建了研究策略互动行为的博弈论方法。但都没有涉及作为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基础的心理结构假设。
(11)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原因，行为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建构规范性体系的努力，转向了描述性的经济学(Kahne man,1999)。
(12)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由于测量手段对粒子运动的干扰，同时确定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可能的。
(13)在哲学完成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后，“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古希腊；康德，19世纪），自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所及的世界的中心，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不过主体的形象一直在发生变化，从与上帝相通的灵魂（笛卡尔，17世纪）到先验自我，从先验自我到心理自我，而心理自我的建构则更是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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