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政府职能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经济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以及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相互融合过程。它既指货物和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广泛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也指由于这个过程的深化，使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不断加强，形成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甚至制约关系。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其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却又各不相同，尤其是对经济转轨国家的影响更具独特性。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独特影响又决定了这类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一些不同特点，需要对其加以专门考察与研究。
一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初始条件
经济转轨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过程。初看起来，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之间似乎并无必然和紧密联系，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波兰著名学者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2000)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转轨过程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十分重要部分。”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不能再用商品的全球销售或大众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来衡量，也不再限于从世界各国向正在开放的经济输入工业机械产品，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得更远，它与转轨国家经济（他称之为“后社会主义新兴市场”）紧密相连。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转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并呈现若干新特点的时期。而且，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转轨亘家进行经济转轨，都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为目标。正因为两者有共同点，才能产生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90年代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呈现若干新的特点：
主要特征之一：新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其基本特征是信息技术、基因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新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而且也为包括转轨国家在内的“追赶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更为重要的是，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强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首先，“数字革命”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类的交往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其次，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产品的国际贸易与国际信息服务贸易迅速崛起，为原来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注入了新的内容。由于国际贸易的这种新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深。
主要特征之二：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配置效率提高。包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和快速自由流动，以及资本效率的提高，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无疑对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最为有利，它们自然是最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但资本要素流动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以及速度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在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加快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为转轨国家更多地利用资本特别是利用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符合转轨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转轨国家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其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尤其是法规不健全和资本市场发展缓慢，抵御资本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容易受到冲击。因此，转轨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趋利避害的抉择。
主要特征之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个过程发生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所谓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包括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原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正如科勒德克(2000)所指出的：“21世纪前夕，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欧洲和亚洲有30多个国家（其人口多达15亿）卷入了这场急剧的变革。它不仅事关这些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前途。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及其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表现为如下相互关联的形式：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的市场化→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在这个依次递进和相互关联的序列中，经济全球化是基础。经济全球化引发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浪潮推动转轨国家实行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而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必然要求转轨国家政府职能随之发生转换。这个过程正如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
二 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内因作用与外因推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转换，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而且这种职能转换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既有内因的作用，也有外因的怍用，还有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
（一）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内在动力与内因作用
从根本上说，经济转轨既是一个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正如科勒德克(2000)所言：“转轨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而不再是仅仅通过改进运行方式来完善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综观多数转轨国家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制度变迁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与此相适应，政府职能作用也发生了两次程度不同的改变或转换。
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前后长达30余年。这一时期，原苏联经历了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的若干次重大改革；东欧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断进行经济改革的探索。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都试图完善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着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置入市场经济因素，部分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不是引入新的经济制度。其共同特点是试图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等措施来改进和维系计划经济制度。从总体上说，原苏联也包括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无论实行何种改革，国家主要用行政手段管理和干预经济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决定了政府职能虽有转变但这种转变又是有限度的。一方面政府职能已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和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逐步向经济决策的分权化、减少计划经济色彩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方面缓慢转化，即试图从“全能政府”逐渐转向“有限政府”；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种转变受制于当时没有根本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根基的改革。
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10余年时间。在这一时期，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不仅政治制度发生了改变，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随之发生变迁。这种变迁即经济转轨“就是以市场经济取代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政府由实行指令性计划、用行政手段管理和干预经济，即实行高度集权和元所不包的政府职能模式，向摒弃行政命令，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对经济过程进行适度干预的政府职能模式转变。政府的职能作用得以重新界定，正是由于政府职能作用的新变化，使得转轨国家的政府从原来的“全能政府”真正转变成为“有限政府”。
至于经济转轨的根源，科勒德克(2000)曾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转轨进程的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正是这种制度缺陷成为促使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根本原因之一。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职能恰恰是导致转轨国家经济缺乏生机和活力，造成经济体制严重僵化、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重要原因。这些弊端追使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对政府的职能作用重新进行定位。其结果，一方面，本不属于政府的一些职能被剥离出来，尤其是使政府摆脱对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把经营自主权交还给企业；另一方面，把实行市场规则和自由化经济政策，特别是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作为转轨国家政府角色定位和职能转换的首要目标。
（二）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外因推动与外在压力
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适逢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并呈现前所未有新特点的时期。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关性：经济转轨既是经济全球化作为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又是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表现，从而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的需要，转轨国家政府的职能再次发生重大转换。我们认为，这种转换的直接动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自由化要求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随着国际贸易不断深化而出现的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不仅更加把转轨国家裹挟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而且也要求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以推进而不是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鉴于此，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转变和更新观念，一方面，放弃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放松对外贸易管制，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尤其是注重国家对外贸易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实行外向型发展与贸易自由化并重、开拓国际市场与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并行的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当然也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有的国家采取激进的经济转轨方式，过快过旱地放弃了政府对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必要调控，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和后果。在这方面俄罗斯便是典型一例：几乎是无限制地大量出口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又无节制地大量进口食品和消费品，这是俄罗斯自转轨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承认的在过早开放国内市场情况下政府调控职能减弱的直接后果。
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全球化要求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由发达国家主导并推动的金融全球化通过国际经济传递机制迅速席卷这些转轨国家，使其融入金融全球化潮流之中。而且，为适应金融全球化这一发展趋势，这类国家纷纷放弃了以抑制和封闭为主要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严格的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允许外资进入，实行外汇自由化，采用本国货币与美元的统一汇率和自由浮动制度。转轨国家政府在变抑制和封闭型金融制度为开放型金融制度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又是以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转换为前提的，即政府从严格实行金融管制政策、对市场准入加以重重限制，转变为放松或取消金融管制、促进本国金融市场发育的“有限政府”。其主要表现，一是打破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并大大减少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干预。俄罗斯和几乎所有的中东欧转轨国家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举的银行多元化模式，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从而彻底改变国家银行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于一身的状况。二是政府放宽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波兰规定，外国金融机构可以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在波兰设立银行分行或代表机构，但条件是必须满足波兰对外资银行注册资本金的最低要求，也必须将规定数量的波兰货币兹罗提存入波兰国家银行。同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还允许本国的金融机构打入国际金融市场，参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三是政府放松利率管制，甚至有许多转轨国家实现了利率自由化。四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并放松或解除外汇管制，外汇可以自由兑换和买卖。
但另一方面，一些转轨国家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由于对政府的职能作用定位不当，片面强调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对于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疏于防范，放松甚至完全取消了金融管制。因此，在金融全球化与这些国家经济的双向互动和传导机制的作用下，频繁发生金融危机。例如，俄罗斯自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就接连多次发生金融危机，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金融危机不仅致使俄银行系统瘫痪，使大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巨大，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而且也使俄罗斯货币和证券市场发生剧烈动荡。更有甚者，金融危机还导致俄两届政府垮台。其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削弱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致使政府的职能作用丧失殆尽，从而难以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并最终导致政府垮台。这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和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之间出现不和谐并呈不良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
再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要求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其带给转轨国家的最直接经济利益，一是由于国际资本向这些国家的自由流动，解决了资金短缺从而严重困扰并制约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二是有助于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而且一般都伴随着国际间的产业和技术转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转轨国家融入生产国际化的进程。三是有利于转轨国家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可以说，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亟待解决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积极参与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而得以解决。这正是促使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以融入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并从中受益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转轨国家政府的职能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转换，其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而表现为对全球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趋势的应对措施乏力。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例，由于投资环境差，特别是制度法规不健全、政策措施多变，这两个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投资风险很大的国家（乌克兰甚至被认为是全球投资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在1997年的世界投资风险评价中，俄罗斯名列第79位，明显落后于捷克（第37位）、中国（第40位）、匈牙利（第41位）、波兰（第47位）和其他一些经济转轨国家。1998年金融和银行危机后，俄罗斯又从这个位置大大后移。直到最近几年，虽然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由于长期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依然不佳。据有关资料，2001和2002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每年均超过500亿美元，而俄罗斯仅为40亿和47亿美元。俄吸纳的直接投资额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还不足1%。然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的资本外逃却数额惊人，且多年有增无减。据俄央行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从俄流出的资本总额最低为500-800亿美元，最高可达1500亿美元以上。近几年，由于俄资本市场信誉度提高以及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资本外逃的势头逐步减弱，2000年为240亿美元，2001年降至170亿美元，2002年又降到120亿美元。即便如此，依然是巨额外流资金大大高于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而俄罗斯政府只能听凭资本外逃，无法采取有效的遏制措施。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俄罗斯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从而导致政府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
最后，国际经济组织要求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超国家机构”，对推动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促使它们迅速融入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也对转轨国家的经济主权形成约束，对政府职能作用提出新的要求。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俄罗斯、乌克兰等转轨国家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都要提出较为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特别是要求它们转换政府职能，放弃政府的行政干预，放开市场，实行经济自由化方针。虽然俄乌两国并不情愿采纳这些干涉其经济主权和左右政府行为的要求，但迫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资金需求压力，它们不得不接受相关的条件。这些情况都说明，无论是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还是政府的职能转换，都面临一定的外部压力，不同程度地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制约。
三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一般性与特殊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换与其他类型国家即非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换既具有一些共同性特征（政府职能转换的一般性），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征（政府职能转换的特殊性）。
（一）政府职能转换的一般性特征
其一，从政府职能转换的一般性特征看，任何类型国家的政府（转轨国家的政府更不能例外），若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政府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并提高其管理经济的效率，必然要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共同性措施，主要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管理过程中的行政手段而更多采用经济手段。一句话，政府的职能转换一般要经历从包揽所有经济社会事务的全面直接管理转向有选择的有限管理，从经济控制转向经济规制这样一个既艰巨又十分迫切的转变过程。
其二，参与经济全球化要求不同类型国家的政府要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通过这种职能转换，从市场主体以政府为中心转向政府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达到政府与市场主体的积极互动，以实现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管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都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在各自的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一个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过程。所谓服务型政府，一是指政府能够向社会提供良好的管理性服务；二是指政府能够向社会提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公共产品，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其三，经济全球化也要求不同类型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转轨国家政府从封闭或半封闭型政府转变为公开和透明度高的政府。封闭型政府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派生的一种特殊政府类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限于政府机构内部，政府的政务不公开，而且长官意志在政府决策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半封闭型政府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无论是封闭型政府还是半封闭型政府，缺乏政策透明度是通病，这类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特殊性
把经济转轨前的管制型和封闭型的、全能的、无限的因而是效率低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和开放透明的、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这既是转轨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所面临的特殊任务，也是转孰国家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根本目标。我们认为，正是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这些艰巨任务和所确立的目标，决定了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具有如下的特殊性。
第一，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政府发挥职能作用提出的持殊要求，政府要把创造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尤其是建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这一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任务作为转变职能的关键。这种在制度和经济体制上革故鼎新的职能，是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特殊性所在。前述的“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的市场化→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这个序列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初始条件，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的全球经济市场化趋向是促使转轨国家实行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础。
第二，由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大多数转轨国家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使这些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经历了一个先是过分注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忽视甚至否定政府的作用；后又适度强化政府职能作用并启用政府干预型模式的变化过程。这是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又一特殊性。
在经济转轨初期阶段，由于多数转轨国家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加之“改革派”追随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发达国家也要求转轨国家的政府放松管制，导致这些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否定政府作用的明显倾向，主张政府全面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因此，一些国家的政府也的确减少了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甚至“遵循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角色定位”，迅速退出了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这不仅使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作用日渐衰微，而且也造成经济转轨中的“体制真空”。其直接后果，一方面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和经济转轨步履艰难；另一方面致使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俄罗斯及东欧某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束手无策，调控不力，就是明证。因此，科勒德克(2000)指出：随转轨而出现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大萧条和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作用被忽视了。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而不是被抛弃。政府不应从经济活动中退出，而是应当转换角色，在适度管理、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转轨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应当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再度校正和角色重新定位，发生于实行“休克疗法”和建立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尝试失败之后。事实证明，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充分发育、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否定政府作用和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非但不利于转轨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利于这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中所遭遇的挫折、所走过的弯路和所得到的教训，都印证了这一结论。这也是促成转轨国家选择政府适度干预型模式的重要原因。转轨国家中最先在理论和实践上否定并严重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职能、忽视政府作用、主张政府全面退出经济活动领域从而导致“政府失效”的俄罗斯，也在普京执政后明智地选择了政府适度干预型模式。
应当强调的是，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向转轨国家政府提出的新挑战面前，不同类型的经济转轨国家选择的是不同的政府职能模式。中国比较强调发挥国家的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国家在国民经济计划领域中的作用。这在实践上表现为国家政府凭借其宏观经济管理权力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职能，对经济转轨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达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紧密与有机结合。
第三，由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性，转轨国家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几百年间，政府分阶段完成的各种职能集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几年或十几年）完成，这就决定了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要求政府一并执行和实现多重职能：(1)创造有效率的良好市场环境；(2)为市场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3)驾驭市场化进程，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着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加强宏观调控，适度干预经济；(5)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大量问题，尤其是清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弊端；(6)解决转轨国家普遍面临的转轨性衰退问题，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7)完成十分艰巨的经济结构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等。这些纵横交错的多重职能，既说明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反映出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与其他类型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相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范围更广，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多。
四 几点结论
第一，我们认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离开这个前提，抛开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互动关系，难以找出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以这种“互动关系论”为基础，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转轨国家政府职能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而发生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能够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促成规范市场机制形成的依然主要是政府，而转轨国家政府只有转换职能才能胜任此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转换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职能转换又是最关键的。总体来说，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大都经历了一个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经济控制转向经济规制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转轨国家又经历了从不切实际地过分减少政府干预，忽视或否定政府的作用甚至造成“政府失效”和“体制真空”，向适度强化政府职能作用并启用政府干预型模式的转变。这种实质性的转变为转轨国家政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提供了基本保证条件，莫定了稳定基础。因此，与政府的强力干预相比，提供制度环境和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符合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第三，同时执行多重职能是转轨国家政府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多重职能并存，说明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职能相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由于经济转轨的特点和转轨时期的特殊需要，要求转轨国家政府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泛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执行多重职能。但并不能以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多寡断定转轨国家政府职能转换的程度不够。实际上，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定位政府的职能作用并合理划定其范围。总体来说，只要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转轨国家政府就要发挥更多的职能作用。
第四，转轨国家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失灵的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俄罗斯和东欧一些经济转轨国家的教训告诫我们，向市场经济转轨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政府要对经济和市场运作实行适度干预并提供制度保证。只有当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具备充分竞争和充分开放条件后，政府才应该有序地从对经济的干预中抽身，成为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
（截稿：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