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学与马克思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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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地吸纳人类智慧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终极目标。西方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初创时期就十分关注“有生命的人”,追求人的全面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社会历史都是与人相关联的,离开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基础和目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②,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形式的前期阶段。今天重温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关论著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我们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在当今社会存在价值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应具有哪些价值和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下面从人的能动的创造性、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发展、感觉的彻底解放三个方面论述文学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一、文学与人的能动的创造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人具有自由意志。“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③作为主体的人拥有自己的个人意志,对自己的活动及目的有清醒的意识,这种自由自觉的特性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基于这一立场,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④费尔巴哈只是把人与对象看作一种直观关系,未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了革命性改造,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能动方面。

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表现为创造精神,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⑤与动物不同,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上进行合目的的生产与创造,特别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内在需要和目的,“按照美的规律”去构造一个美的世界,在其间直观自身,并在精神上肯定自身,这正是人所特有的创造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命题主要是就人类的物质生产而言的,但美的创造存在于人类一切对象化的活动之中。文学活动作为人的一种自由生命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实现,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地复现自己,从而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可以说文学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典型形态。在文学活动中,为了创造一个有别于经验世界的艺术世界,创作主体需要充分调动其情思和才干,突破时空的制约,改变对象的自然顺序和结构关系,以构成文艺作品中情感和意义的张力,造成陌生化的强烈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创作主体对于美的追求和能动的创造。在文学史上,无论哪种文类、哪种流派,都是创作主体创造的结晶。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貌似逼真,但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安排,都浸润着创作者的匠心独运,而一些现代主义作品更是通过夸张变形的人物、天马行空的想象乃至不可理喻的语言表达现代人心灵的呼喊。文学创作主体的这种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挑战,由此也构成了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并且文学的创造性不只是建构一个艺术世界,它作为人类实践的一种特殊方式,还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升华”和“超越”,甚至发挥引领生活或改变世界、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这一点又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生活与艺术的观念相悖。在车氏看来,艺术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拙劣的、粗糙的、苍白的、不完全的,甚至多少是片面的再现而已。而当今随着社会的需求和文学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创造性是文学赖以存在和谋求发展的最根本的要求。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高扬,文学将为人们展示具有多种可能性选择的缤纷世界,与此同时,文学自身也将在这种探索中不断变革和出新。

文学的这种创造性有其特殊的“内在尺度”。文学活动是以主体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为尺度的能动的创造,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世界中获得对人的自由意志、创造本质的肯定。这种特殊的“内在尺度”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文学创作中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自由度很高的求异思维,其中想象和激情是其思维的基本形式。被马克思誉为“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⑥的想象力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文学作品正是通过想象创造新的世界,并充分体现创作主体的能动性的。同时,文学创作始终伴随着人的情感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引用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的“愤怒出诗人”的诗句,以说明感情、激情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并且文学创作中的思维过程始终是求异的,创作主体追求的是作品的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其作品是融入自我体验的“这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文学创造性的又一重要“内在尺度”,而“有意味的形式”不是纯粹或独立的存在,也是融入了主体因素的,是主体对美的发现,是超越“再现”的创造。

二、文学与个人的自由发展

个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统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历史维度和辩证精神。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既是特殊的、现实的单个个体,又是社会的总体⑦。作为单个个体,人有独特的思考和感知,他的活动具有个体的特点,而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这是不对的。人一旦进入社会,就有了一定的规定性和区别性,就处于一定的现实关系和历史关系中。“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⑨因此,任何历史研究都应该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活动出发。“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⑩要理解人的本质和文学的价值,需要从现实出发,以对社会关系的了解为前提,即在社会关系中研究。

另一方面,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社会关系是由众多的个体构成的。在个体与社会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个体在实践中的自我实现又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曾指出:“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11)而个人的发展又是与其自身的需要相联系的,所谓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12)。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个人发展与“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的联系,对于我们思考个人欲望的合理性和在团体发展中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颇有启发。

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13),为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有个性的个人”(14),即具有自觉、自由、自主发展的个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自愿、自主、自觉地外化、丰富、张扬和提升,其结果就是“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解放离不开每个社会成员个性的全面发展,而社会的责任就是创造条件促进社会成员个性的自由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满激情地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它唤起我们对每个个体的尊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人的发现、人的觉醒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应该引起我们对那种推崇集体至上而相对忽略个性发展的现象的深思。人的整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是互为基础、前提和条件的,人类整体的发展不能总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当然,每个时代的个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个人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自觉主动的。正是无数个体通过创造性劳动实践,不断超越社会条件的制约和束缚,从而使社会得到改造和发展。

文学是最具有个体性的精神活动之一,离开了人的个体存在和意识的感性层面,就没有文学活动。这种个体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要求作家拥有充分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推崇精神活动中的“自由个性”,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15)新闻尚且如此,作为一种最具有想象力和虚构性的创造活动的文学更是与机械的强制、奴役相对立的。

文学活动既是展示“自由个性”的平台,又受到特定时代社会关系、社会状态的制约和影响。个体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作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仅仅咀嚼个人悲欢的作品是很难引起人们共鸣的,另一方面,完全失去个人声音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宣传而不是文学。拉萨尔的剧作《济金根》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在评论时指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7)一位杰出的作家往往在他的个人话语中有着人类的声音,从而显示出一种特异的伟大。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我们仿佛听到人类精神和民族心灵的回响,而作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反思力和崇高的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出个人自由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如何在作者的话语中体现时代、民族乃至人类的声音,这些是当代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文学与感觉的彻底解放

人的感觉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解放学说中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的解放应包含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解放“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享受、拥有。人以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属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情、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官能”都在此列(18)。这就是说,人的解放不仅仅指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占有物质和获得生存自由;也不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拥有自由意志;人的解放还意味着“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9)。人类不仅需要创造对象世界的丰富性,而且需要创造与此相适应的感觉的丰富性,在现实的感性生活中肯定自身。

人的感觉的解放是人的全面解放中最艰难、最漫长的历程,它需要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又不可能仅靠物质生产或通过物质生产领域内经济的进步来实现。在阶级、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劳动出现了异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0)。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的社会(21),人们在其间从事着自觉的、创造性的、快乐的劳动,并具有“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2),即“个体的一切官能”得到充分发展。

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不仅对一定历史时期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而且对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文学与个人的感觉和欲望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为人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主要是通过人的感官而发生联系。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可以充分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3)。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在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发展人的感觉的多样性上拥有优势。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学科,多以元理论的姿态,通过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思维形式建构理论体系,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的特点。宗教虽然在思维方式上与文学活动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幻想、内省、交感等特点,表述上也都有情感性的一面。但宗教为人们提供的是信仰崇拜,展现的是超自然的神的力量,从而对人的欲望具有威慑和压抑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4)。因为它使人们转向对超自然力量的精神上的依赖和希冀,而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抗争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相比之下,唯有文学以它特有的方式展示主体的意识活动乃至无意识心理,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和欲望,并通过提炼和升华使其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世界中实现对人生的审美把握,获得一种自身的解放和超越。

不仅如此,文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和提供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培养“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是文学的宗旨。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自人的生存保障与生命的安全感,同时也需要拥有各种各样的快乐和满足,其中审美是人生最主要的一种快乐。而文学可以承担这一重任,帮助人们由单向度的人向全面的人过渡,因为文学具有丰富和慰藉人的精神世界的功能。人们通过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放松心情,释放压力,感受美好,获得心灵安慰和人生的感悟,从而追求更高尚的人格和更富有意义的人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建立在科学分析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他们通过分析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性质的联系,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科学的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历史上各种乌托邦理想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社会成员自身素质普遍提高,造成人的发展片面性的旧的分工模式被淘汰,人们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的桎梏,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在那时,“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25),个人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6)。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个人的存在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与开放性。今天,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和各种才能的展现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和庞大的空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勾勒的人的全面解放的愿景正在这个平台上实验。我们看到,如今文学活动主体的身份发生很大变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出现模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审美不再是少数人得到的自由和发展的特权,普通人成为文学活动的主体,他们既是文学的接受者,又是文学的生产者。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博客的诞生,全民写作已不再是梦想。愿意写作的人都可以是作者,而阅读的人随时可以成为写作的人。并且,网上的这些作品大都具有自身的创意和语言风格,并通过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信息的插入和剪辑,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文学正在由单一的语言艺术向综合艺术发展,由过去的单一路径变成调动人的多种感官的全方位的审美体验。同时,随着后现代思潮在全球的蔓延,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回归感觉与感性的呼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类的异化,反思理性的禁锢和褊狭,“诗意的栖息”、“快乐的工作”成为人生的最佳追求。这一切都与社会的发展直接相关,只有地球上的多数人不再仅仅为满足最迫切的生存需要而劳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当然,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历程会相当漫长,不过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相比,21世纪的文学活动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描述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模型更近了一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⑥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4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6页。

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5页。

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5页。

(12)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6)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1页。

(17)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555页。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2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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