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财政规则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财政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政策规则成为热门话题，在我国涉及财政规则的文献并不少见①，但我国是否存在财政规则，或者财政政策的规则性能够多大程度地刻画我国财政政策，是需要先行讨论的问题，否则基于财政规则而得出的研究结论都将受到怀疑。 自McCallum(1984，1987)和Taylor(1993)提出货币规则以来，政策规则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政策规则(rule)是与相机决策(discretion)相对应的，两者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竞争。相机决策的研究可见于Keynes(1936)、Keynes的前期追随者(Samuelson，1947；Robinson，1958)和Rogoff(1985)等人的论著之中。相机决策支持者主张政府应根据经济情况变化改变经济政策，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大支出、降低税率、增加货币供给等措施，而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则采取相反措施。相机决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除政策制定者外，经济体中的其他参与者无法预期到政策的变化。相机决策存在时间不一致(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和社会福利代价过高(Barro，1986)等问题，使得学者将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政策规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机决策与政策规则竞争的年代，政策规则多数指政策不变的规则，如Friedman和Schwartzs(1968)提出的固定货币增长率的规则，Buchanan和Wagner(1977)提出的固定财政赤字规模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策规则的定义得到放宽，当政策依据其他经济变量进行调整时也属政策规则，但不属于相机决策(McCallum，1984；Taylor，1993)。涉及货币政策的规则一般称为货币规则，而涉及财政政策的规则一般称为财政规则。 财政规则关系到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社会福利大小与经济预测准确性等重要问题。经济增长率存在不确定性时，严格平衡预算的财政规则，不利于政府维持经济稳定(King et al.，1988)。然而，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政府债务时，政府短期减税措施却很可能不起刺激作用(Leeper and Yang，2008)。考虑到财政规则组合问题，张佐敏(2013)发现财政规则为盯住税率与弱自动稳定规则组合时最有利于政府购买实现刺激目标，而盯住税率与强自动稳定规则组合时最有利于实现稳定产出目标。Greiner和Semmler(2000)，Ghosh和Mourmouras(2004)在财政黄金规则(golden rule of public finance)下，比较了严格预算约束与不严格预算约束两种财政规则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发现不严格预算约束的规则将导致较低的社会福利水平。Leeper等(2010)对比了包含政府债务与不包含政府债务的财政政策反应机制，发现当经济模型中的财政规则包含对政府债务的反应机制时，经济模型可以提供更好预测能力。 当财政部门拥有大量经济资源并对经济具有很强影响力时，研究财政规则就显得特别有意义。我国政府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并频繁干预经济已是不争的事实。1993-2012年20年间，政府收入和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平均为15.4%和16.7%②。1993年我国出现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的情况，为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与保持经济合理增长，政府采取了压缩财政支出规模和提高专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1998年我国经济面临“软着陆”后内需不足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出台了增加政府投资、降低税率和减少行政收费等措施③。2007年年初国内经济过热，物价快速上涨，为控制成本推进型通胀，政府给予与人民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生产单位大量补贴。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出口快速下滑，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各地就业压力增大，为防止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央政府快速出台了号称“4万亿”的刺激计划。我国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都符合一定的规则吗，或能用政策规则来描述吗？ 国内外对政策规则检验或估计主要集中在货币规则上④，对财政规则的检验或估计较少。Kopits(2001)对多国财政规则的类型进行了估计，Von Hagen(2005)对欧元区和日本财政政策的规则性强弱进行了估计，他们的做法与当前流行的做法有显著差异，他们不是关注财政政策依据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整方式。Ratto等(2006)、Forni等(2009)对Kopits与Von Hagen的做法做了很大改进，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欧元区的财政规则进行估计，此时的财政规则为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或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调整。与Ratto等(2006)类似，Leeper等(2010)估计了美国的财政规则，但没将货币政策考虑进来。现实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常是相互影响的，货币政策的缺失可能导致对财政规则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偏差。周波(2012)和朱军(2013)对我国财政规则进行了估计，但都存在欠缺对货币政策的考虑和政策工具过分单一等情况。现实中财政政策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各种税率等。周波只估计了政府债务的变化规则，朱军只估计了政府支出的变化规则。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名义利率、政府一般性支出、政府投资、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等政策性冲击，以及生产技术、主观贴现率、消费效用、投资调整成本和产品加成率等非政策性冲击，利用贝叶斯方法对我国财政规则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并分析我国财政规则的政策效果。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完全规则或完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调整方式在我国并不存在，但规则性确实可以对我国财政政策起到重要解释作用：规则性解释了政府投资变动的大部分，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约50%，以及政府一般性支出和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一部分。(2)国外假设财政规则为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情形不能最好地切合我国实际，本文发现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赤字调整的财政规则更切合我国实际情况。(3)财政规则具有政府界别特征，李鹏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平衡政府收支，朱镕基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总产出，温家宝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财政政策自身，并且政府投资和税收政策的规则性都较强。(4)依据规则调整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系统面临技术冲击时波动性加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考虑存在货币政策背景下财政政策调整的规则性问题；(2)与直接估计财政规则的文献相比，本文先验证财政规则的存在性，然后再分析财政政策的规则性能够多大程度地刻画我国财政政策；(3)考虑政府一般性支出、政府投资、直接税率和间接税率等多种财政政策工具的规则性问题，并分析财政规则是否具有政府界别特征。 本文的余下结构为：第二部分建立具有财政与利率等政策性冲击和生产技术与主观贴现率等非政策性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第三部分实证分析我国财政政策的规则性问题；第四部分析我国财政规则的政策效果；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的总结。 二、理论模型 假设市场参与者有居民、最终产品生产商、中间产品生产商和政府。以下分别描述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市场均衡条件。 (一)居民
居民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最终产品生产商成本最小化时，决定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三)中间产品生产商 假设中间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每个中间产品生产商都有一定的市场力量，厂商均匀分布于[0，1]区间内。公共资本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Baxter and King，1993；Leeper et al.，2009)，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四)政府 政府行为通过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部门实施财政政策来体现。假设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现在利率政策上。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Taylor形式的利率规则可以较好地刻画我国的货币政策(张屹山、张代强，2007；刘金全、张小宇，2012；贾俊雪、郭庆旺，2012等)。与Schmitt-Grohé和Uribe(2007)、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类似，本文假设我国Taylor形式的利率规则为：
财政政策的变化是否与货币政策类似，即符合一定规则，为下文有待检验的问题。Forni等(2009)假设税率调整主要依据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而考Leeper等(2010)假设财政政策调整同时依据政府债务规模和产出缺口规模。不妨参考Leeper等(2010)的假定，先假设财政规则为：
其中
分别表示政府一般性支出冲击、政府投资冲击、间接税有效税率冲击和直接税有效税率冲击，为财政政策变化中居民和企业不可预测的部分，代表了政府实施政策时相机决策程度的大小。以政府一般性支出为例，
为政府一般性支出变化中依规则性变化的部分，代表了政策的规则性。 (五)市场均衡 在劳动市场，劳动总供给就是代表性居民提供的劳动，劳动总需求为各个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劳动需求之和，则劳动市场均衡条件为：
在资本市场，资本总供给就是代表性居民持有的资本，资本总需求为各个中间产品生产商的资本需求之和，则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为：
在中间产品市场，第i个中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分别为中间产品生产商i的供给与最终产品生产商对中间产品i的需求，市场均衡条件为：
加总中间产品市场，可得到最终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
经济动态系统由方程(2)～(10)、(12)、(14)、(16)～(20)、(22)～(34)刻画。 三、财政规则的估计 对我国财政规则的估计，本质上就是估计我国财政政策动态调整参数。采用Forni等(2009)、Leeper等(2010)等人的估计策略，在估计动态调整参数前，先对与模型稳态特征相关的参数进行校准。这些参数又可分为模型的结构参数与稳态比例两大类。结构参数包括主观贴现率β、私人资本产出弹性α、公共资本产出弹性v、资本折旧率δ、劳动供给弹性
和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θ。稳态比例包括政府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
、政府一般性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G/γ、政府债务余额占总产出的比例b/y和直接税有效税率
。 (一)参数校准 结构参数的赋值主要参考国内学者的研究。将主观贴现率β取值为0.98(陈昆亭、龚六堂，2004；王君斌、王文甫，2010)。对于私人资本产出弹性α，国内学者对其的估计值大至为0.5，如刘斌(2009)的估计值为0.42，张军(2002)、黄赜琳(2005)的估计值为0.5，本文对私人资本产出弹性α的取值为0.5。将公共资本产出弹性v取值为0.1(吴化斌等，2011)。将资本折旧率δ取值为0.025(王君斌、王文甫，2010；李成等，2011)。将劳动供给弹性1/φ取值为5(王文甫，2010)。对于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θ，国内学者对其取值差别较大：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的取值为3.71，王晓芳和毛彦军(2012)的取值为6.5，Wen和Wang(2006)、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的取值为10。中间产品替代弹性θ越大，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稳态时中间产品的加成率越低。本文将间产品替代弹性θ取值为10，表明稳态时中间产品的加成率为11.1%。 稳态比例采用实际经济数据校准。政府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
用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与总产出比值的平均值校准；政府一般性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G/y用政府支出总额中扣除政府投资支出的部分与总产出比值的平均值校准；政府债务余额占总产出的比例b/y用政府债务余额与总产出比值的平均值校准；直接税有效税率
用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之和与总产出比值的平均值校准⑨。表1列出了参数校准结果。
(二)动态调整参数的估计 本文采用贝叶斯方法对动态调整参数进行估计，并选取总产出、居民消费、居民投资、政府投资、政府一般性支出、直接税有效税率、间接税有效税率、财政赤字占总产出的比例、通胀率和名义利率作为观察变量。由于本文考虑的是封闭经济，因此总产出由GDP中扣除净出口的部分替代。由于难于获得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参考李成等(2011)的做法，居民消费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替代。居民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非国家预算内的资金替代。政府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国家预算内的资金替代。政府一般性支出以政府支出总额中扣除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的部分替代。直接税有效税率以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之和与总产出之比替代。由于本文假定政府税收收入只有直接税和间接税，因此用政府收入总额中扣除直接税后的部分与总产出的比值替代间接税有效税率。财政赤字占总产出的比例用政府支出总额减去收入总额后与总产出的比值替代。参考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的做法，通胀率和名义利率分别以消费者价格环比指数和银行间91～120天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替代。数据来自中经网产业数据库1992年第1季度～2013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平减与季节性调整。 动态调整参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特征相关的参数，这类参数主要涉及经济系统的实际和名义摩擦参数，如投资调整成本κ和中间产品生产商不能最优定价的概率ζ等。第二类为非政策性外生冲击参数，如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和消费偏好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
等。第三类为政策规则参数，如政府一般性支出对总产出的弹性
和对政府债务的弹性
，这类参数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在实施贝叶斯估计前，先假定参数的先验分布。依据李成等(2011)将投资调整成本κ设定为Gamma分布，均值为2，标准差为0.1；将中间产品生产商不能最优定价的概率ζ设定为Beta分布，均值为0.85，标准差为0.1；将消费惯性因子
设定为Beta分布，均值为0.65，标准差为0.1；将非政策性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均假定为Beta分布，均值为0.5，标准差为0.1。国内对我国利率规则的研究已较多，如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利用不同模型估计得通胀率高于目标值1个百分点时，目标名义利率将增加0.038～1.404个百分点，总产出高于目标值1个百分点时，目标名义利率增加0.023～1.053个百分点；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在不变参数模型中，通胀率高于目标值1个百分点时，目标名义利率增加0.0624个百分点，总产出高于目标值1个百分点时，目标名义利率增加0.0155个百分点。本文与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研究最优政策规则一文中有完全相同的利率规则。在不同环境下，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目标名义利率对通胀率的弹性处于0.27～3之间，而对总产出的弹性处于0.00～0.04之间。为尽可能地考虑到利率规则的多种可能性，本文假定利率规则调整参数
具有较大的标准差，为0.5，并假定其先验分布为Gamma分布，均值为1。Leeper等(2009)估计美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调整系数时，假定财政政策调整参数的先验分布均为Gamma分布，对总产出的弹性处于0.2～1.7之间，如转移支付对总产出的弹性为0.2，劳动所得税率对总产出的弹性为0.5，资本所得税率对总产出的弹性为1.7；对政府债务的弹性均为0.4。本文假定财政政策动态调整参数的先验分布均为Gamma分布，先验均值为1，标准差为0.5。表2列出了贝叶斯估计时动态调整参数的先验分布与后验分布。
表2中模型1对应财政政策依据产出和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情形，此时财政规则与Leeper等(2010)假设的情形相同，或与Forni等(2009)、刘斌(2009)、陈伟忠和黄炎龙(2011)、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等人假设的财政政策依据国债余额或负债总规模调整的情形类似；模型2对应财政政策不依据产出或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情形，政策的变化完全由政策性外生冲击决定，代表财政政策为相机决策的情形；模型3对应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的情形，即：
为财政赤字占总产出比例。与政府债务相比，财政赤字对各级政府而言更易观察。另外，政府债务作为财政赤字的累积变量，对政府机构的长期运行约束较大，但对政府的短期行为约束较小。鉴于这两个因素，考虑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的模型，并使之与模型1比较。 从表2可以看到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即模型1和模型3，多数动态调整参数的估计值都比较接近⑩，如两个模型估计投资调整成本κ都接近2.1，名义利率对通胀率的弹性
都接近0.46，主观贴现率冲击的延续性
都接近0.84。不存在财政规则模型的动态调整参数与存在财政规则模型的动态调整参数差别较大，如消费惯性
，前者为0.54，而后者约为0.45；主观贴现率冲击的延续性
，前者为0.44，而后者为0.84。以下分析不同模型所揭示的内容。 1.财政政策是否存在规则性 判断财政政策是否存在规则性，可通过对比存在规则性模型与不存在规则性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当存在规则性模型对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高于不存在规则性模型时，可以认为规则对政策变化起到了一定的解释作用，或政策调整存在一定的规则性。根据Fernández-Villaverde和Rubio-Ramirez(2004)的研究，贝叶斯估计的边际数据密度(marginal data densities)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从表2可以看到，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1与不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2边际数据密度分别为1475.232和1352.681，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表明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对实际数据拟合效果更好，财政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财政政策的变化。 参考Nimark(2009)的做法，通过对比提前一期预测值(one-period-ahead forecasts)与实际值的差别来观察财政规则多大程度地提高预测精度。图1为一期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差别。 财政规则对预测财政政策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完全解释财政政策的变化。图1对比了存在财政规则(模型1)与不存在财政规则(模型2)对预测财政政策变化的差别。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无法预测财政政策的变化，因为不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变化完全由相机决策决定，而相机决策的特征是除政策制定者外，经济体中的其他参与者无法预期到政策的变化。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基本上预测到了财政政策的变化趋势，如预测到政府一般性支出G在1999年初开始上升，在2002年第1季度达到短期峰值；预测到政府投资
在2008年第4季度开始上升，在2009年第3季度达到短期峰值；预测到直接税有效税率在2001年初前后达到最高，而在2004年初达到最低；预测到间接税有效税率在1996年时低于稳态水平(11)。存在财政规则的模型揭示了公众可以根据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期财政政策的变化，但是图1同时还揭示了利用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公众并不能精确地预期财政政策的变化，因为政策变化中不乏政府相机决策因素。财政政策的规则性究竟能多大程度地刻画我国财政政策呢？通过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度量政策变化的规则性，并将结果列在表3。
图1 模型1提前一期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比较 注：实际数据为通过HP滤波消除时间趋势后的数据。 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时，既非完全依据规则，也非完全相机决策，但规则性确实解释了政府投资变动的大部分，以及政府一般性支出、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一部分。表3方差分解结果为，当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规模调整时，规则性解释了政府一般性支出G变动的30.5%，政府投资
变动的78.8%，直接税有效税率
变动的35.5%，以及间接税有效税率
变动的48.9%。完全规则性或完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不存在。 政府投资变化的规则性较强，而政府一般性支出、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规则性较弱，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政府投资常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例如1993年我国出现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时，政府采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1998年我国受“软着陆”后内需不足与亚洲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经济增长放缓时，政府加大对农林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1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为保持经济增长率，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高速铁路建设。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税率的变化，另一个是税收努力的变化。由于税率变化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因此税率在短期较稳定。税收努力难于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首先是由于我国实行分税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部门相对独立：当中央政府因经济形势变化而产生改变税收努力要求时，中央政府的要求只能通过中央政府税收部门，而不能通过地方政府税收部门来实现；同样，地方政府改变税收努力的要求也不能通过中央政府税收部门来实现。其次，地方政府的税收部门一般为省级单位，市(县)因经济形势变化而需要改变税收努力时难于向级别更高的政府机构施加压力。由于以上原因，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规则性较弱。
图2 模型2、模型3提前一期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比较 注：实际数据为通过HP滤波消除时间趋势后的数据。 2.赤字变化可否作为财政政策变化依据 政府债务是财政赤字的累积结果，在约束政府行为方面两者具有相似的作用，财政政策是否会依据赤字大小进行调整呢？模型3对应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进行调整的情形。表2列出了对模型3动态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前文分析了除财政政策动态调整参数外，其他动态参数都与模型1的很接近，但从模型3与模型2的边际数据密度可以推断，模型3更好地拟合了实际数据，即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的模型比财政政策依据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模型对实际数据拟合效果更好。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时，规则性是否也能解释财政政策的变化趋势呢？图2为提前一期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差别。 从图2可以看到，当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时，与财政政策依据政府债务调整时的情形相似，规则性也可以较好地模拟财政政策的变化。为更好地对比财政政策依据政府赤字调整时与依据政府债务调整时预测效果的优劣，表4计算了财政政策两种调整方式下预测误差的大小。 从表4可以看到，当财政政策依据政府赤字调整时，除政府投资的预测误差轻微比财政政策依据政府债务调整时大外(万分位的差别)，政府一般性支出、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的预测误差都比财政政策依据政府债务调整时小(百分位或千分位的差别)，表明了依据政府赤字调整的财政规则比依据政府债务调整的财政规则对我国财政政策解释能力更强。 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的财政规则更好解释我国财政政策的情况，要求在建立理论模型或进行政策效果模拟时，经济模型必须使得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的比例、而非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调整，这与国外涉及财政规则的模型有较大差别——Ratto等(2006)、Forni等(2009)、Leeper等(2010)等假定为财政政策依据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调整。在我国，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时，规则性提供更好解释很大程度是由我国预算法规决定的。自1993年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被叫停后，199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虽然地方政府确实存在债务，但大部分债务都隐形化(贾康，2010；审计署，2011)，不易被公众观测到或对地方政府产生短期压力。同时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量入为出，保持年度预算平衡。与政府债务相比，财政赤字对各级政府和公众而言更易观察，为满足《预算法》对赤字的要求，地方政府短期行为往往受到较大约束，因此依据赤字占总产出比例调整的财政规则比依据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财政政策的变化。 3.就业变化可否提高财政政策预测的准确性 表2和表4都表明了对预测财政政策变化而言，模型3优于模型1，即包含财政赤字的财政规则比包含政府债务的财政规则更符合实际情况。同时模型3与部分学者的研究(刘斌，2009；Leeper et al.，2010；张佐敏，2013)还表明了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进行调整，即财政当局关注产出变化。现实中，政府还关注就业情况，那么财政规则中包含就业变化情况是否提高人们对财政政策预测的准确性呢？不妨将财政规则假定为以下形式(标记为模型4)。
模型4与模型3的差别是，模型4的财政规则包含就业变化情况
，其中-
可理解为非自然失业率。为方便比较，将模型3与模型4的估计结果一同列在表5。 在拟合观察数据整体效果方面，包含非自然失业率的财政规则不如不包含非自然失业率的财政规则。表5反映了，模型3的边际数据密度大于模型4的边际数据密度：前者的为1509.622，而后者的为1321.840，表明了不包含非自然失业率的财政规则对观察数据的整体拟合效果优于包含非自然失业率的财政规则对观察数据的整体拟合效果。具体到两模型对各种财政政策拟合效果的差异，通过图3和表6进一步说明。 从图3可以看到，当财政政策依据就业情况进行调整时，与财政政策不依据就业情况进行调整的情形相似，规则性都可以很好地模拟财政政策的变化，这是由于总产出与就业具有正相关关系。然而，表6进一步反映了财政政策依据就业情况进行调整时仅能更好地模拟直接税率的变化，而对于政府一般性支出、政府投资以及间接税率的变化还不及财政政策不依据就业情况进行调整的情形。之所以这样，第一是由于我国居民失业时，及时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登记的比例并不高，造成各级政府难以及时观察到就业情况的变化，因而财政政策难于依据居民就业情况进行及时调整。第二是由于地区生产总值比地区就业率更常用以考核地方官员执政表现，因此各级地方官员在调整财政政策时对总产出的关注超过对就业率的关注。
图3 模型3、模型4提前一期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比较 注：实际数据为通过HP滤波消除时间趋势后的数据。
4.财政规则是否具有政府界别特征 政府作为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当政府主要领导人改变时，财政政策调整方式可能产生变化。研究表明美国的货币规则因美联储主席不同而有所差异(Judd and Rudebusch，1998；Kim and Nelson，2006)，因此估计我国财政规则时，可根据政府首脑的不同而将数据细分为几个子样本，即1993-1997年、1998-2002年以及2003-2012年3个子样本。前文研究已发现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赤字占总产出的比例调整时，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的解释能力最强，因此采用模型3研究子样本的财政规则，并由表7将贝叶斯估计结果呈现，由表8将规则对政策的解释能力呈现。 财政规则具有政府的界别特征。表7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子样本，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赤字的弹性有差别。1993-1997年财政政策对财政赤字的弹性明显大于2003-2012年财政政策对财政赤字的弹性，表明相对于温家宝为政府总理时的财政规则，李鹏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平衡政府收支。财政政策对总产出的弹性在1998-2002年基本上都大于其他时期，表明相对其他时期的财政规则，朱镕基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总产出。在2003-2012年，各项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政府赤字的弹性基本都小于其他时期，表明相对其他时期的财政规则，温家宝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财政政策自身。同时表8还反映了李鹏为政府总理时税收政策的规则性较强；朱镕基为政府总理时所有财政政策的规则性都较弱，财政政策整体上偏向于相机决策；温家宝为政府总理时，政府投资和税收政策的规则性都较强。 四、我国财政规则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前文研究表明，在较近时期内(样本区间2003-2012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规则性相对较强。以2003-2012年子样本区间估计的参数为例，观察我国财政规则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一)面临外生冲击时的效果 本文在第二部分建立理论模型时，考虑了技术冲击与主观贴现率冲击，其中前者可代表供给冲击，而后者可代表需求冲击。不妨考虑经济系统面临这两种非政策性外生冲击时经济系统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为更好地体现财政规则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比财政政策完全依据财政规则自动调整和财政政策保持不变两种背景下经济系统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并用图4表示。 依据规则调整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系统面临技术冲击时波动性加大。从图4可以看到，无论财政政策依据规则调整还是保持不变，正的技术冲击出现时，在1或2个季度内总产出、居民投资和就业量都下降，但居民消费增加。两个季度后总产出、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都高于稳态水平，而就业量逐渐上升、向稳态水平回复。正的技术冲击在短期给总产出、居民投资和就业量带来负效应，是由于技术水平上升，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减少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进而减少投资需求。正向技术冲击虽然导致总产出在短期下降，但居民福利水平上升了，因为居民消费增加的同时劳动量下降。值得关注的是，图4反映了当财政政策依据规则调整时，总产出、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对稳态的偏离都大于财政政策保持不变时的情形，即依据当前规则调整的财政政策(13)不但没有起到稳定经济系统的作用，反而使经济系统在面临某些冲击时波动性加大。
图4 财政规则对外生冲击效果的影响 注：技术冲击和主观贴现率冲击分别对应技术水平和主观贴现率1个百分点的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图的横轴代表冲击出现后的季度，纵轴代表相应变量变化的百分点。
图5 相机决策程度大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注：参考Schmitt-Grohé和Uribe(2007)做法，将社会福利水平变化标准化为稳态时消费改变的百分比。 当经济系统面临主观贴现率冲击时，财政政策依据规则调整或保持不变，对经济系统几乎没有影响。正的主观贴现率冲击出现时，表明居民比以往更看重当前效用，因此消费需求增加，而储蓄需求下降，反映在图4就是居民消费和总产出上升，以及居民投资下降。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投资下降意味着用于生产的资本存量减少，从而导致生产能力下降，进而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为克服生产能力下降，居民增加劳动供给以替代资本存量。由于总需求增加，通胀率轻微高于稳态水平。主观贴现率冲击出现时，尽管总产出、居民消费、居民投资、就业量和通胀率都发生变化，但它们不受财政政策调整方式影响，因为图4显示，两种财政政策背景下脉冲响应图几乎重合在一起。 (二)我国财政规则的福利效应 前文的研究表明完全规则性或完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并不存在。若以提高社会福利为出发点，政府应当提高还是降低财政政策的规则性呢？不妨将财政政策表示成以下形式：
其中
代表财政规则，
代表相机决策。
处于[，0，1]区间内，
等于1代表实践中财政政策的调整方式；当
小于1，并且越接近于0时，代表财政政策相机决策程度越低，即财政政策依据规则调整程度越高。图5反映财政政策规则性不同时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 降低财政政策相机决策程度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图5反映了当财政政策的相机决策程度
变小时，以消费度量的社会福利水平将上升。若将相机决策程度降低到原来水平的一半，即
=0.5时，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当于0.01个百分点的消费；若将相机决策程度降低到最小，
=0，财政政策完全依据规则调整时，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当于0.02个百分点的消费。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出发点，政府应当提高财政政策调整的规则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名义利率、政府一般性支出、政府投资、直接税有效税率和间接税有效税率等政策性冲击，以及生产技术、主观贴现率、消费效用、投资调整成本和产品加成率等非政策性冲击，利用贝叶斯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我国财政规则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并分析其效果，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完全规则或完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调整方式在我国并不存在，但规则性确实可以对我国财政政策起到重要解释作用：规则性解释了政府投资变动的大部分，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约50%，以及政府一般性支出和直接税有效税率变动的一部分。(2)国外假设财政规则为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规模调整的情形不能最好地切合我国实际，本文发现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赤字调整的财政规则更切合我国实际情况。(3)财政规则具有政府界别特征，李鹏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平衡政府收支，朱镕基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总产出，温家宝为政府总理时财政规则偏向于稳定财政政策自身，并且政府投资和税收政策的规则性都较强。(4)依据规则调整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系统面临技术冲击时波动性加大。同时从验证财政规则和分析其效果过程中，可得到的建议为：(1)在建立我国财政规则理论模型或进行政策效果模拟时，经济模型必须使得财政政策依据赤字占总产出的比例、而非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调整。(2)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出发点，政府应当提高财政政策调整的规则性。
②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政策10年回顾——从“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到积极财政政策》，《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期。 ④McCallum(1984)检验了美国的货币数量规则；Taylor(1993)检验了美国的利率规则；Bullard和Schaling(2002)将泰勒规则拓展到包含资产价格的形式；陆军和钟丹(2003)检验泰勒规则在我国的协整性问题；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检验我国货币规则是否具有前瞻性；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估计了我国变参数的利率规则。 ⑤无论是税率的变化还是税务人员税收努力的变化都会影响居民或企业实际负担，从而影响居民或企业的行为。由于有效税率既可以反映税率的变化，又可以反映税务人员税收努力的变化，所以用
代表有效税率而非一般税率。 ⑥这里假定政府不再对企业利润征税，因为政府已对资本收益征税。 ⑦因为企业代表居民生产，因此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使得利润带来的居民贴现效用最大。 ⑧这里定义政府一般性支出为政府总支出中扣除政府投资支出的部分。 ⑨校准政府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
、政府一般性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G/y与直接税的有效税率
时采用1992-2012年的年度数据，校准政府债务余额占总产出的比例b/y时采用2005-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中经信息网)。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封闭经济模型，因此本文所指的总产出为GDP扣除净出口的部分。 ⑩此处的动态调整参数不包括财政政策调整参数，因为不同模型所包含的财政政策调整参数不同。 (11)图1反映的实际数据是经过HP滤波后的波动项，因此图中反映的增减并不是原始数据绝对数值的增减，而是相对稳态水平的增减。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政策10年回顾——从“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到积极财政政策》，《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期。 (13)图3的财政规则是利用2003-2012年的数据估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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