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后俄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九一论文,事件论文,关系论文,后俄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日两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邻国，因此必须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本文将从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北方四岛、俄日经贸关系以及大国关系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未来俄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尽可能地把握九一一事件后普京外交政策的调整可能给俄日关系发展带来的变化。
俄罗斯的亚太战略
俄罗斯的对日政策是建立在亚太战略基础上的，而其亚太战略在90年代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和充实。
虽然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欧洲，但是其70%的国土是在亚洲。重要的是，远东地区拥有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出海口，在俄罗斯失去了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主要港口后，它的重要性显得越加突出。同时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活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参与亚太地区的发展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然而，90年代初俄罗斯领导人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没有对亚太地区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碰壁后，俄罗斯才醒悟到要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于是从9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开始推行“双头鹰”外交战略，其重点也逐步移向亚洲，恢复和加强同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1994年是个转折点，俄罗斯利用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作为契机，全面改善与发展同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对日本的重视程度开始增加，至1996年后达到高潮，其标志是叶利钦任命倡导欧亚主义的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普里马科夫强调，俄罗斯对亚太地区有明确的方针，它包括同亚太地区各国发展互利关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发展伙伴关系，保障俄罗斯远东边界的安全，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以及加快远东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注：薛君度、陆南泉主编：《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37页。）。普京上任后继承了叶利钦全方位外交的思想，将亚太地区作为俄罗斯外交的突破口。2000年7月，普京先后访问了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和蒙古五国，其目的是加强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平衡全球力量的分布；利用同亚太地区密切的经济关系，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通过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建立多边安全机制，尤其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打击车臣恐怖主义，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总之，普京要利用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增加同美国打交道的筹码。
人们在分析俄罗斯对亚太战略时最容易忽视的是它的经济考虑。实际上，在普京时代经济因素已经构成对外政策的核心要素。普京对俄罗斯的国境十分清楚，“第一，我国不属于代表着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第二，我国现在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相当于中国的1/5。”“在1998年危机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500美元，这仅是七大国平均水平的1/5。”（注：孙叔林：《俄罗斯政权更迭及其亚太政策走向》，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5期。）显而易见，普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如何把俄罗斯的经济搞上去。在贸易方面，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它对外贸易总体增长速度。亚洲国家在俄罗斯外贸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甚至连20%都不到。在投资方面，亚洲国家对俄投资远远不如欧美国家，即使投资最多的日本，也不过3.36亿美元，约占整个俄罗斯外资源的1.3%。
实际上，俄罗斯同亚洲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是很强的，尤其在能源和运输这两个领域。中国、日本和韩国对能源的需求量非常大，三国都是进口石油的大户，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基本能满足这些邻国的需要。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已经同亚太国家在这一地区开展合作，只是进展的速度和合作的规模不很令人满意。现在拟议中的项目有：铺设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州联通中国东北部最后连接朝鲜和韩国的油气管道；在日本北海道与萨哈林以及俄罗斯大陆架之间铺设海底油气管道。90年代后期，俄罗斯还同亚太主要国家合作，投下巨额资金改造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帮助韩朝修复京义线，从而使中国、朝鲜半岛、西伯利亚和欧洲地区相连。韩国曾经测算过，如果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取代海路向欧洲运输货物，那么韩国一个集装箱的运费将减少500美元（注：沈莉华：《从普京出访看俄罗斯亚洲外交》，载《西伯利亚研究》2001年4月。）。
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重点是改善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这一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与周边国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消除威胁俄罗斯软腹部的紧张和不安定因素。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始终如一地坚持发展同中国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积极创建并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这类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熟练运用均势外交技巧，在亚太地区进行大国外交，全方位地发展同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关系，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来谋求俄罗斯的利益，特别在武器出售方面赚取经济建设急需的外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火生意兴隆，其收入已经成为俄罗斯继能源之后的另一个重要创汇来源。与叶利钦相比，普京更加重视热点地区的外交斡旋，以此加强俄罗斯在对美、对日关系中的发言权。具体体现在对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介入。普京上任不久，就访问了朝鲜和韩国，随后又邀请金正日访问莫斯科，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普京宣称，他已经说服朝鲜放弃研制导弹计划。这当然会博得美日的好感，同时俄罗斯手中又多了一张对付西方大国的王牌。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普京在高层智囊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靠拢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因为多数社会精英认为融入西方集团并最大限度地遵守游戏规则，是换取世界最新技术与资本的必经之路。对于美国在中亚驻军反恐，俄罗斯认为这符合俄罗斯近百年来压制和防范伊斯兰势力崛起的传统，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然而，聪明而务实的普京在将鹰头转向西方时，身子却仍然朝向亚太地区，他没有放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成果。普京在强调俄罗斯融入西方阵营决心的同时又强调和中国、印度的特殊战略关系。因为他心里明白，俄罗斯如果放弃它在亚洲地区的广泛利益，放弃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作用，将降低俄罗斯在美国眼中的大国地位，而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同时立足欧亚两大洲（注：张临涛：《俄国西倾战略对中国的影响》，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6月8日。）。所以，在普京眼里，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和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俄罗斯仍然需要中国这样的东方巨人平衡它同美日欧的关系，尤其在亚太地区，俄罗斯要有一个心眼，防止日本乘其衰落时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提出领土要求。
北方四岛与和平条约的前景
普京上任初始，对西方大国外交选择的余地很小，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俄罗斯的不友好姿态。为了打开局面，普京必须小心翼翼地用好已经获得的外交资源，争取有一个好的开局。日本的分量虽然没有美国、德国那么大，但毕竟是一个西方列强中的重要成员，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十分必要。问题在于如何打开俄日关系在领土与俄日和约上的僵局，使叶利钦总统和桥本首相开创的友好局面保持下去，做到既照顾到日方的利益又不损害俄罗斯的原则，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俄双方都认为北方四岛（国后、择捉、齿舞、色丹）是自己的领土。日本的法律依据是1875年日俄签订的《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该条约承认千岛群岛以南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岛屿归日本。俄罗斯则依据二战期间的重要文献如《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以及《旧金山对日和约》。当时斯大林和盟国领袖达成协议，苏联答应对日宣战，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取得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北方四岛，这一切明白无误地写入了《雅尔塔协定》。1946年2月，苏联宣布将北方四岛并入其版图。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于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萨哈林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但和约没有明确规定放弃的领土归谁所有，这样在法律上为后来的苏日领土纠纷留下了隐患。1956年，苏联建议将齿舞、色丹两岛归还日本，但日本坚持四个岛一起收回，导致在领土问题上毫无进展。
当然，北方四岛并非是俄日关系的死结。从长远来看，不排除未来的俄日两国领导人从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着眼解决领土纠纷问题的可能性，其结局可能是多种的。
第一种可能是俄罗斯全面让步，归还北方四岛，以换取俄日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以及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但是可能性不大，以普京目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声望，俄罗斯没有必要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第二种可能是俄罗斯拒不归还北方四岛，甚至连讨论的余地也没有。因为领土问题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问题，俄罗斯朝野无法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样会冒俄日关系破裂的危险，并使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战略落空，失去一个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一个很好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俄日关系将继续在21世纪处于停顿状态。
第三种可能是日本做出妥协，同意俄方按照1956年《日苏宣言》的精神，先收回齿舞、色丹两岛，签订日俄和平条约，然后同俄罗斯慢慢讨论国后岛、择捉岛的归属问题。这也有难度。首先，日本要改变坚持了50多年并且已经深入人心的国民共识，必须征得多数政党派别和大部分国民的同意，其难度不亚于一次修宪。其次，以前在日俄关系中对日本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九一一事件以后普京赢得了美国的信任并仍然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在处理大国关系中他似乎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况且俄罗斯的国民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国际石油市场变化对俄罗斯有利，欧美资金逐步流向俄罗斯，所以普京对解决领土问题没有迫切感。
第四种可能是双方做出让步，即先搁置领土主权，俄日双方共同开发四岛。这是俄罗斯最愿意接受的模式，类似俄罗斯以前提出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方案”。
第五种可能是采用桥本方案（注：桥本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同叶利钦会谈中提出了解决领土问题的五点建议：(1)在有争议的四岛北部划定日俄边界线；(2)日本承认在一定期限里俄罗斯可继续对四岛行使过渡行政权；(3)即使和约签订后日本也不马上收回齿舞和色丹两岛；(4)北方四岛移交日本的时间表交给下一代去定；(5)在过渡期，日俄双方既要启动移交的程序，也要注意处理相关的其他问题如行政设置、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等，共同管理好四岛的经济活动。当时叶利钦对桥本的提议表示赞同。），或者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香港方案”，即俄罗斯继续管理有争议的岛屿直到规定的一个期限，随后再归还四岛。至于缔结和约，它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只要领土问题解决了和约自然会签订。总体看来，领土问题纠缠两国关系50多年，其中又涉及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情况相当复杂，不是哪位政治家异想天开在一夜之间能够解决的。领土问题的解决是同俄日双边关系的整体改善、国家战略定位、经济发展状况、军事安全性质、同其他大国关系的互动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解决必然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局。
俄日经济合作关系发展展望
冷战结束后妨碍俄日关系发展的一些关键因素开始消失，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不再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战略对手，除了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有争端外，双方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没有重大的冲突。这种趋势在九一一事件后进一步加强。俄罗斯采取了同美国合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外交战略。普京认为，俄罗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内部目标应高于外部目标。切实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经济利益，理应成为俄罗斯外交家的法则（注：耿丽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对外政策》，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维影响下，日本在俄罗斯决策者心目中的分量会日益加重。因为除了美国外，日本毕竟是一个技术先进、制造能力很强、商业网络发达、资金十分充沛的经济大国，俄罗斯非常需要日本提供资金、技术来帮助它开发西伯利亚、提高俄罗斯的经济水平。问题在于日本是否还会将归还北方四岛作为发展俄日经贸关系的先决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俄日经贸关系的突破性发展恐怕只有等到北方领土问题解决了才有希望。
日本经济自90年代以来每况愈下，九一一事件对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1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为负0.9%，失业率达到5.3%，失业总人数为360万。而美国经济的衰退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经济更是严重的打击。2001年日本对美贸易额下降23.5%，而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更使得日本在美国的1万亿美元金融资产蒙受巨大损失（注：孙叔林：《身临其境看日本——九一一事件后的日本及其亚太外交》，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3期。）。所以，即使俄罗斯归还了北方四岛，日本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仍然是有限的。现在俄罗斯的融资渠道是多样的，它可以通过伦敦、巴黎和东京俱乐部向发达国家融资，它可以向欧美国家借钱。如果看清了这一点，俄罗斯就不会单纯为了经济实惠而在领土问题上妥协，日本也不能拿经济合作要挟俄罗斯就范。最好的合作方式仍然是国际上通用的方式，即按照公平公正、互助互利的原则发展双边的经贸关系。就目前而言，俄日双方在发展远东地区经济、开发西伯利亚自然资源方面是大有作为的。日俄在远东地区合作项目中，前景最好的是合作开发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的萨哈林—Ⅰ和萨哈林—Ⅱ项目，这两个项目已经在1999年开始实施。萨哈林—Ⅰ预计投资150亿美元，萨哈林—Ⅱ约为100亿美元（注：王兵银、何月香：《经济慢车道上的俄日经贸合作》，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在引进资金方面，日本的作用还是相当突出的。在远东地区的外国投资者中日商占第二位。1998年在远东地区注册的外资企业有2147家，拥有日本资金的企业数量也占第二位（注：葛新蓉、吴倩：《俄日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载《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1期。）。这说明，尽管俄日经贸关系卡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但是在远东地区两国经贸关系仍然在正常发展。同时对日本商人来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个难得的宝地，它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如果不抢先占领，就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败。事实也是如此，远东地区的外贸伙伴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欧洲和美国越来越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伙伴。1997年，美国对远东地区的贸易超过了中国和韩国而成为这一地区继日本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从1996年起，美国已跃升为远东地区的第一大投资伙伴。
由此可见，在领土与和约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能指望俄日经贸关系整体上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但是不排除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局部性进展。在这些地方，俄日的经济合作活动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双赢局面。
俄日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
进入新世纪后，俄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及其在亚太地区如何与其他大国关系构成良性互动，是摆在普京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时代在前进，历史环境在变化，但是阻碍俄日关系发展的那些瓶颈却依然存在，日本在领土问题上不退让，俄罗斯也不会轻易将北方四岛拱手相让。
冷战期间，苏联在亚太地区采取了一种捞实地的现实主义战略，即使对自己的盟国中国也要索取地缘政治的特权。而美日又视苏联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威胁，全力进行围堵。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体系正是为抵消苏联的影响而设计的，后来中苏决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日中三大国联手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渗透不是很成功，基本上被封杀在远东地区一带。冷战后，当俄罗斯再度出现在亚太舞台上时，调整了亚太政策，以重新博得亚太地区主要大国的好感。在这方面叶利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将重点放在中国身上，使中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日关系方面，叶利钦也做了许多努力，尤其在第二任期间桥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试图解决俄日领土争端，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日本也为日俄关系停步不前而苦恼，它非常希望尽早收回北方四岛、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以了却日本政治家多年来的心愿。这方面森喜朗的心情尤为迫切。走马上任不久，他就远赴莫斯科，期待同普京建立友好的私人关系，争取在2000年内签订日俄和平友好条约。无奈普京比他现实得多，在日本不肯放弃领土要求的情况下，普京反过来向森喜朗正式提出解决方案：俄日两国可以绕开领土问题，缔结睦邻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关系。对此森喜朗也无可奈何，只好表示，为打开僵局，日方准备在普京访日时接受他的建议，共同发表一个文件，重申两国将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缔约谈判（注：陆国忠：《森喜朗上台后的日本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1期。）。
俄日关系的加强有助于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俄日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和稳定发展中有着共同的利益，比如朝鲜半岛的稳定问题。俄罗斯非常善于借助力量多元化显示自己的作用，或防止各种力量形成对自己不利的联盟，或用相互制衡的形势消除面临的危机（注：李勇慧、平战国：《新时代的俄日关系》，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然而，俄日关系改善也会使东北亚的大国关系更趋复杂。东北亚地区聚合了当今世界五大力量中的四个：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相互关系呈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俄日关系的升温将给该地区的战略格局增添新的因素，推动该地区多极制衡的发展。俄日关系的发展，必然给其他大国关系造成一种事实上的制约。目前在亚太地区存在四个大国（美、俄、日、中）、六对双边关系（美日、美俄、俄日、中美、中俄、中日）、四组三角关系（中美俄、中美日、中日俄、美日俄）。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格局中，每一组双边关系或三角关系与其他组合关系之间，都存在互相制约、互为依存的互动关系；任何一组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大国的关注，并对其他组合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引起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性调整（注：林晓光：《世纪之交的日俄关系》，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
然而，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现状对俄日关系也是一种牵制。当前主导亚太地区格局的主要是美日中三大国，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左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美国希望日本的外交继续以美日安全同盟作为基石，不能容忍日本为追求均衡大国外交而矮化美日同盟关系。中国也不希望俄日两国将双边关系的改善当作一张牌，借此提高自己在华关系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俄日两国政治家必须从更加开阔的视野来构筑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框架。在考虑双边关系时既要照顾到两国的切身利益比如领土的归属、经济合作等，也要注意到两国关系互动对亚太地区其他大国关系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的微妙影响，使两国关系的改善不仅使两国人民受益，也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