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界论文,计划经济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界一个大冲突的时期。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界垒分明。但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不管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如何千差万别，在经济思想上则对强调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心向往之。鉴于此前学术界对此注意不多，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此“趋同”现象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作一初步介绍，以就正于方家。
（一）
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统一关于经济资源之调查研究具体设计藉树计划经济之基础以利建国案”。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考近代之言经济建设者，莫不知苏俄之足资借镜，苏俄之中央事先集合科学家及科学材料以统一之步骤，作充实之准备，然后决定大体方略，乃能使各项事业衔接联络，有条不紊，减少人力时间之虚糜，以此虽经纬万端，不觉其多，计划周详，不觉其限。（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 编《战时建设》（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180页。）
该案的提出者是以国民党CC系大将叶秀峰为首的13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提案，并不等于国民党要在战时或战后仿效苏联社会主义的做法。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从国民党人的态度看，与其说是国家经营，莫如说是国家控制。就在该提案通过后不久，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就在一次工业建设计划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的工业建设要依照具体的经济条件，“初不必拘执于国营之一途”。蒋还保证，在“抗战结束后之最初十年间，我国重要工业建设，尚不能全部国营，必须采取国营与民营并行之方式，且有若干工业，民营较之国营尤为便利者”，则应扶助其发展。（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 编《战时建设》（三），第116—117页。）
至于国民党领导层日后究竟采取了何种经济政策，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在抗战方酣、百废待兴之际，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能够在其代表大会中出此一举——讨论如何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对于国人影响之深。“考近代之言经济建设者，莫不知苏俄之足资借镜”，就苏俄对世界之影响而言，这句话稍嫌夸张，但就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言，则十分贴切。翻阅抗战前后那些涉及经济的书刊，经常跳入眼帘的不是“市场”、“利润”和“效率”，而是“计划”、“统制”乃至“苏联”之类的词汇。由于民初代议政治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形成了第一股“苏俄热”，那么，抗战前后出现的第二股“苏俄热”，又是由于何种原因呢？
事情缘起还得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那场经济危机说起。
1929年的这场经济大危机似乎是悄然而至的。这年10月24日上午，当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指数急剧下跌、成交亦创天量之后，西方评论界并未认真对待，只是将它视作股市的一般性调整。而且，生产似乎也没有随股市的下跌而缩减，以美国为例，当年美国的汽车工业还创造了年产300万辆的纪录。 危机的真实情景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才慢慢展现在世人面前。到1931年底，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900万，大片的工厂倒闭， 银行关门，人们才猛然发觉大祸临头。据统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注：详见〔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339页。）同样是在20—30年代，与资本主义世界这场经济大危机相映成趣的，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据苏联政府在1933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至70%，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工人人数上升近一倍，而且工资也几乎翻了一番。（注：转引自《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239页。）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
两相对照，事实胜于雄辩。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反差，即使是一些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也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如在美国有官方哲学家之称的约翰·杜威，30年代也撰文批评经济领域的放任主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之下任由个人竞争，“不仅使得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所以他特别强调：“社会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包括公民自由）所必需的。”（注：〔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3、98页。）不过，若论印象之深、反响之大，还应数中国思想界对这种反差的态度。
1933年7月，也就在苏联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不久， 在知识分子中颇负盛名的《申报月刊》组织了一次题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笔谈会。从参加者的言论看，这个笔谈会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现代化之影响”这一主题而举办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载有7篇文章，以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 赞成的有4篇，模棱两可的有2篇，反对的只有1篇。 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的看法。
惟一的反对者是唐庆增，关于他的思想，我们在后面还要论及。唐反对中国仿效苏联采行计划经济的原因主要有两条：（1 ）苏联自己发布的统计数字，“不尽可靠”，因为“苏俄最重宣传，经济真相如何，不能专恃统计材料”；（2）中国国情特殊，“幅员既广，人口又多， 若仿苏俄之先例，试行国家大托辣斯，姑无论此若大之资本无从筹划，即筹得后，将如何管理乎？”（注：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通观唐列举的两条理由，第一条近乎猜测，因为他自己也拿不出真实的统计数字；第二条则是老调重弹，因为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及张东荪在五四时期皆曾以国情不合为由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本来，自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大理由，便是以此作为赶超西方列强的终南捷径。像李大钊就说过：由于西方列强“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所以中国要想适应共同生活的国际潮流，“恐非取兼程并办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换言之，就是要“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注：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455页。）究其实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国情论”——以中国国情特殊而要求实行社会主义。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同一个原因不能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否则，这个原因便是不充分的。唐庆增与李大钊分别从国情出发，同途异归，这在逻辑上便犯了“同真”的错误。
事实上，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唐庆增列举的理由并非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当时思想界囿于主客观的局限，未见及此。相反，大多数人即使从一种人道主义的心态出发，也会选择社会主义，而放弃资本主义。还是以《申报月刊》的笔谈会为例，赞成者所反复强调的也无非是两点：第一，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社会主义促使经济谐调，如张良辅就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生产与分配才有合理的处置。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恐慌，大部是由于生产与分配方法不合理的缘故”。（注：张良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方式》，《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第二， 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如张耀华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之高度发展的经济形态”，因为它“不是以生产关系支配人类，而是由人类自己来支配生产关系”。（注：张耀华：《苏联计划经济之理论与实际》，《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这种诉诸事实（经济危机）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证方式，显然比反对者的迹近猜测与重复的两条理由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申报月刊》笔谈会所出现的赞成者远远多于反对者的格局，或许是出于编辑的有意安排；而且，我们今天也无法统计当时思想界每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实际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到的资料，30年代中国思想界得知西方的经济危机与苏联完成五年计划后，尽管对社会主义的意见不尽一致，但对于计划经济，则是羡慕与起仿效之心的多，反对与厌恶的少。别的暂且不论，即以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为例，尽管此时中苏两国邦交尚未完全恢复正常，但1934年8月， 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即已有人撰文，对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表现出浓厚兴趣。文章写道：
我们可以说：苏俄是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家。全球认为乌托邦式的五年计划，居然能在四年零三个月内，能在财政竭蹶、人才缺乏的环境下完成；全世界都被卷入经济恐慌的狂流中，而苏联独无失业问题；不久以前，举世皆视其为洪水猛兽，且欲毁灭之以为快，而今又竟欲承认；金元帝国主义者竟愿与其携手合作；不问我们对于苏俄的态度如何，这些这些，皆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注：金文豪：《苏俄的集体农场》，1934年8月3日《中央日报》。）
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文章的作者没有直接要求仿效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做法。不过，在字里行间，则不难看出他的倾向。如文章把苏联“耕地和农产均较前大增”，归结为“集体农场的实际效果”，便反映了作者对包括集体农场在内的计划经济，是颇有好感的。
事实上，由于上述30年代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国民党领导层也有不少人接受了计划经济的思想。孙中山在20年代就曾宣称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上。但当时他也只是把“共产”看成“民生主义的理想”，至于完全的国有化（即“共产”），在孙眼里，还是属于神仙的想法。（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1页。）然而到30年代， 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似乎比孙更进了一步。如陈诚读过他在中央苏区掠获的中共文件之后，感叹道：
匪所标榜的经济政策，是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内容，除了匪所谓“对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因而实行残酷的屠杀阶级异己份子，以资报复的人类互相残杀主义一点外，与本党民生主义节制资本的主张，简直看不出分别来。因此，更铁一般地证明了国人个个能够安乐享受现代的生活，以达到人类共存共荣的目的，只有由于节制资本的康庄大道。（注：陈诚主编：《赤匪文件汇编》“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书，出版年月不详。）
本来，孙中山在论述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在“方法”上的区别时，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否定阶级斗争，另一个是反对立即国有（将“共产”悬为理想）。但陈诚在这里谈及国共经济政策的区别时，只强调了前者（对阶级斗争的不同态度），而丝毫未及后者。因此，我们可以推论：30年代，包括陈诚在内的部分国民党领袖，在对于“节制资本”的理解上，已经开始超出“限制”私人资本的范围。
（二）
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完成五年计划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除了上述对国民党领导层的触动外，中间派知识群的变化似乎更具典型意义。这中间，我们可以拿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为例，做具体分析。
1932年，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书生，在北平以“自掏腰包”、“不取稿酬”的形式创办了《独立评论》。从该刊初期的一些言论看，胡适等人显然秉持着一种传统的自由主义，对当时已经甚嚣尘上的“计划经济”深不以为然。如第81与82号就连载了梁子范的一篇文章，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两大支柱——“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提出质疑。梁认为“合理化是私人经济的秘诀”，而私人经济又是“过去一百年经济进步的源泉”，相反，“公经济多流于不经济”。对于当时一般舆论看好的“国有化”，梁认为它不仅在生产上是低效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在官吏式的营业里，不说营业者没有企业家的胆识和经验，他们也处处掣肘政治，没有全力以应付政治的可能。”（注：梁子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可以实行么？》，《独立评论》第82 号， 1933年12月24日。）应该承认，在当时政治高压的环境下，梁的这种批评是相当大胆的，《独立评论》也因这篇文章遭到停邮、停刊的处分。
但尽管有当局的钳制与刁难，从《独立评论》第二年的言论看，胡适等人虽不再直接攻击民生主义，但对于政府干预经济仍不敢苟同。如胡适就不止一次声明：“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注：胡适：《建设与有为》，《独立评论》第94号，1934年4月1日。）事实上，这时的《独立评论》派同人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把政府视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在内心深处是想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格局。如胡适当时就要求“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他认为“人民有了治安，自然会用他们的余力去发展积极的事业”。（注：胡适：《再论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89号，1934年2月25日。 ）另外，区少干也有同样的观点，在第108号上他撰文认为：
如果讲到建设本身，我以为单靠政府是不够的（现在的国情和现在的政府）。政府可做的建设，实在有限（限于人力与物力）；而人民能做的却是无穷的。只要政府能做到警察权，有治安！有公道！人民就可以自由发展。（注：区少干：《单靠政府去建设便成了吗？》，《独立评论》第108号，1934年7月8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区二人与梁子范一样，不同意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事务，但若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其在程度上的一些差别。如梁立足于“破”，所以他反对“公经济”时，便大力渲染政府办经济的种种危害；胡、区则着眼于“立”，所以其反对“公经济”时，便主要强调政府办经济的力量有限。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迫于当局的政治压力，其锋芒不得不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苏联的影响扩大，《独立评论》派在认识上起了变化。从胡适等人后来的表现看，后一种原因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派的主要人物，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等，因各种机缘纷纷赴苏。从他们后来发表的游记性文字看，当时苏联国内那种奋发图强、一日千里的气氛，给他们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如在蒋廷黻笔下，莫斯科人的“鞋子都是多日没有刷油的，裤子是多日没有烫过的，帽子都是无边的小帽，但是人民都是足衣足食的”。苏联给这个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教授的总的观感是：“这个普罗的世界是朴实、平等的，其空气是十分奋发的。”（注：蒋廷黻：《观莫斯科——欧游随笔之三》，《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与蒋相比，翁文灏更关心的是苏联的经济建设。1937年，当他参观过苏联的重工业基地乌克兰之后，曾经诗兴大发，写过一首类似打油诗的七律：“成绩著称乌克兰，游观到此最徘徊。铝钢百炼工夫远，水电五年利益开。灌水种田欣稻食，造林养木满山岩。漫言气象干旱地，郁郁葱葱一望间。”（注：《翁文灏纪事诗选》，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第86号，第272页。）颇有点“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流水潺潺”的太平盛世的味道。
当然，尽管苏联之行对《独立评论》派同人刺激很大，但我们还不能说他们从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向赞同“大政府、小社会”的转变，都要归因于苏联之行。因为从时间上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蒋廷黻、丁文江等，在赴苏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旨在加强政府权威的“新式独裁”思想。（注：详见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虽然强调政治集中的“新式独裁”思想与强调经济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不尽相同，但两者的基本理念则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对政府力量的依赖。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低估苏联之行在他们的思想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在苏联的良好观感，除坚定了他们对政治上实行“新式独裁”的信念之外，更主要的是激发了他们在经济上也实行国家控制的愿望。像丁文江自苏联回国之后，即宣称国家除了科学研究之外，“甚么东西都可以统制”。（注：丁文江：《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32卷第2号，1935年10月16日。）
胡适大概应属《独立评论》派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1926年他访问莫斯科后，也曾大为兴奋，对人讲：
苏联虽是狄克推多，但他却真是全力办新教育，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注：《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74—75页。）
这实际上是对“大政府、小社会”的一种推许。但数年之后， 在30年代初，他又一度提出要将政府的权力限制到警察权， 这似乎又回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两相对照，有的论者断定：西方的经济危机与苏联的五年计划，非但没有巩固胡适对“干涉主义”的厚望，反而使他对“干涉主义”产生怀疑，他在30年代又重新秉持以放任为特色的传统的自由思想。不过，胡适毕竟是一个立言甚多的思想家，揆诸他后来的一些言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也就在他撰文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之后不久，作为《独立评论》编辑的胡适在给一篇题为《反宗教的自由》的文章所写的“编辑后记”中，又公开呼吁政府出面干预人民的宗教活动，他说：
一个政府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新时代，是不能迷信那十八世纪的绝对自由论的……在同样的逻辑之下，如果一个政府承认某种宗教迷信是有害于国民的理智的健康的，——正如鸦片有害于国民的身体健康一样，——那么，那个政府对于这种迷信应该有“合理的检查”，应该有相当的取缔……这不过是二十世纪的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一种责任。（注：适之：《〈反宗教的自由〉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14号，1934年8月19日。）
胡适自小即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他眼里，宗教即是迷信。这里，他为了清除他所认为的坏的东西（譬如宗教），还是允许政府的权力超越警察权的范围的。由此可见，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在30年代对于政府权限的看法是十分模糊甚至矛盾的。事实上，到1948年初，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已经明白地承认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从满怀希望到最终失望，是发生在抗战末期的事情。他在信中写道：
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洗劫……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会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注：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简编》，台湾，大陆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这里列举的几条理由，都与苏联在处理中苏关系时的民族利己主义做法有关。至于政治独裁与经济集中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稍晚一些时候的另外一个场合才有所论及。同年春，他在一篇题为《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的长文中，曾对极权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特征做了总结，他说：
在经济界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迫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合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的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的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与筹划的。在那里，没有罢工的事件，没有劳工的抗议，唯一的消极抗议——怠工，也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注：胡适：《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正论》第3期，1948年3月1日。）
但他这篇在理论上全面论述政治民主化之前提的文章，在当时乃至今天，并不为人们所重视。
综上所述可以得见，在抗战爆发之前的数年时间里，由于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完成五年计划的示范性作用，中国思想界，包括像《独立评论》派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完全被政府干预的魅力所征服。如果说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旋律，在政治上是“权威主义”、在文化上是“民族主义”，那么在经济上则可以说是“干涉主义”。当然，在一片叫好声中也不乏喝倒采者。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看，在30年代上半期，政府干预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是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庆增与李权时。
（三）
唐、李二人的生平不详，根据零星的线索，大致可以知道前者做过大夏大学的教授，后者做过复旦大学的教授，两人都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1935年前后，当政界与学界合在一块大喊“统制”之际，两人却卓而不群，对强调政府干预的“统制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看法。
本来，实行“统制经济”是当时朝野的一致呼声。究其实质，还是源于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完成五年计划对国人的刺激。关于这一点，当时一个叫张素民的学者讲得很清楚，他说：
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后，各国经济状况，一年坏一年……大家拼命找出路。于是各国人士一面回想到欧战时期各该国所行之大规模的计划的统制……一面鉴于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实行，就想把战时的计划经济，适用到平时，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适用到资本主义上来，以求恢复经济的繁荣。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三○年以来，各国的报章杂志大谈其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甚或刊布专书讨论这个问题。（注：张素民：《统制经济的意义（在大夏大学演讲稿）》，《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2期，1934年8月。）
世界潮流既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1933年，国民政府要员宋子文在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以后，便在国内率先提出“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经济统制”的主张。（注：滕雪和：《中国统制经济问题》，《行健月刊》第3卷第5期，1933年11月15日。）未几，一些学者也群起唱和，遂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一股“统制经济”的强劲旋风，中国经济学会第11届年会的议题便是：“中国实行统制经济之商榷”。
从当时思想界的讨论看，尽管有少数人对“统制经济”误解颇深，甚至把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苏区实行的经济封锁也纳入该范畴（注：刘大钧：《中国今后应采之经济统治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月。），但一般而言， 大多数人还是能把“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区分开来。如许多文章都认识到“计划经济”是完全计划，“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统制经济”则是“部分的计划”，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改良。（注：全天锡：《经济思想发展史》，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560页。）总的来看， 思想界的多数人还是与官方的口径一样，认为囿于当时的环境，中国只可实行“统制经济”。但这些人往往在文章的结尾又把“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时的思想界，包括那些中间或右翼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危机的爆发归咎于“社会的生产”和“私有领有”之间的矛盾（注：邓峙冰：《中国统制经济应取之政策》，《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 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真正的病根乃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此一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生产手段的私有性和生产本身的社会性”。（注：《评统制经济运动》，《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1933年10月15日。）按此逻辑推理，要适应生产本身的社会性，自然应该实现生产手段的公有化，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如前所述，在五四时期，张东荪、梁启超，乃至孙中山都曾以中国只有“小贫”与“大贫”的程度差别，而无“富者”与“贫者”的阶级对立为理由，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以国有化为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到30年代，思想界的一些人却认为，贫富差别不大的中国， 若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惨剧”，计划经济非但不能缓行，反而应该骤行。如以北平军政当局为背景的《丁丑杂志》，在发刊词中即写道：
夫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今日诚多流弊矣。然资本主义之流弊乃由放任主义与个人主义造成之，如能施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则其流弊当可免除。俄国所以有今日之安定富强，即其实行计划经济之结果，而非其马克思主义之成功；其经济方策转足为社会改造论者之借镜矣。吾国资本主义既未成熟，阶级意识更无其物，倘能迎头赶上实行计划经济，自为目前较善之途径。（注：《发刊词》，《丁丑杂志》第1卷第1期，1937年4月30日。）
可见，尽管《丁丑杂志》的政治态度是极端反动的，但这也不妨碍它对“计划经济”的依恋。
事实上，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信赖，已经近乎一种图腾崇拜。正因为此，反对者如唐庆增、李权时等人不敢、也不会直接指斥国家干预或主张自由竞争。从表面看，他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中庸之道：既不宣扬干涉主义，也不提倡放任主义。如唐建议当局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能完全采取放任之态度”，但“亦应设法避免干涉之弊窦”（注：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月。）； 李也认为他所独创的“新唯心史观”的特点，是“不放任，但是也不主张过分的干涉”（注：李权时：《从唯物史观到新唯心史观》，《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2月。）。
然而，尽管如此，在当时言必称“统制”或“计划”的思想界，唐、李二人从人性论的角度为私有制进行辩护确属凤毛麟角。
唐、李二人的论证方式其实很简单，与大多数私有制的辩护者一样，他们从人性恶的观念出发，认为只有私有制才符合人性，有利于生产。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用“占有欲”或“获得心”的概念取代了“人性恶”的说法。如李权时说：“如果人类的占有欲或求自由欲不消灭，那末私有制度恐怕是海枯石烂也不能根本推翻的。”（注：李权时：《经济学原理》，转引自王既知《李权时经济学批判》， 《二十世纪》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唐庆增讲得更清楚，他认为在社会生产的三要素中，中国所缺乏的是“资本”，而非“人工”和“土地”；而要保证“资本”的投入，就得刺激人们的“获得心”（即“占有欲”），这是因为既然“获得为人类本性”，那么只要能确保人们能多多获利，“则人民皆自动的投资，不患资本之无着，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则人民获利之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则资本之本源，更形缺少，所谓新生产方法新企业等，皆将成为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莫能自拔矣”。（注：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就这种论证本身而言，并无新意，也欠深刻。但在当时思想界一片“统制”声的小气候下，唐、李二人起来为私有制辩护，还是需要一些勇气与见地的。另外，还须特别指出的是，唐、李二人虽然都对甚嚣尘上的“统制经济”思想不以为然，但反对的程度与方式并不相同。唐的反对直接了当，认为社会生产就必须“以私人经营为原则”，国家应该保障“个人之自由与私人之产业”。（注：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 月。）相形之下，李的反对则是迂回曲折，表面上他也赞成“统制经济”的原则，但同时他又为政府干预确定了两个前提——官吏廉洁奉公与政府具有权威。他认为“代表国家者就是政府，而代表政府者就是官吏”，如果“政府永久能廉洁干练，而大小官吏（尤其是大官）永久能清慎勤公”，那么政府干预就可以畅行无阻。（注：李权时：《统制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言下之意，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具备，政府干预就可能以“利民”始，以“扰民”终。
对于抗战以前中国思想界的这股“统制经济”思潮，究竟应作何估价？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一些笔者无法或不能言明的理论困境，所以在此不拟妄下评断。笔者所想表明的只是一个事实：即抗战前夕，中国思想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调，是强调政府权威，而忽视个人发挥。这正如时人所评析的，“现在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了！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注：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1934 年7月1日天津《大公报》。）而且，随着战争的爆发， 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如果说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众崇拜”铸定了此后数十年社会中“轻个人、重集体”的心理，那么这时的“统制狂潮”则演成了此后数十年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
当然，就4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而言，尽管“统制”与“计划”的呼声仍然很高，但可能是鉴于苏联日用品匮乏的现象以及政治大清洗的惨剧，朝野之间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迷信程度都有所减轻。在野的如陈独秀甚至呼吁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如何以本国的资本主义取代外国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注：张永通、刘传学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170页。）；在朝的如孙科则直接批评苏联“没有私营事业”是“矫枉过正”，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希特勒德国“统制经济”的做法，“名为民有民营，但应用上却已变为国有国营”（注：孙科：《中国的前途》，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03—104页。），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此时人们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似乎也有一些细微变化。如四川著名的企业家卢作孚在抗战期间也一再强调“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赛代替斗争”，但他所说的“计划经济”只相当于宏观调控，并非财产公有，因为几乎同时，他又认定中国战后建设“应尽量鼓励民营”，“国家直接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注：转引自凌耀伦《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页。），反对政府与民争利。另如学者吴景超，这时也把“计划经济”界定为一种“总体把握”，他认为只需政府拥有事业兴办的“决定权”、“指导权”和“监督权”，至于“国营与民营，是无关紧要的”。（注：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44页。）
然而，尽管从个别人的言论看，抗战期间思想界对“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范围有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但这并不等于整个思想界完全放弃了对“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憧憬。他们这时重新怀疑“国营国有”的可行性，与其说是一种观念转型，莫如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本文开头，我们说过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对以官办事业完全取代民营事业。但即使是他，也没有把“统”（调控）而不“制”（国有）的统制经济视作中国最后的经济理想。在抗战后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即明文宣告中国将来的经济理想还是在于《礼运篇》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注：详见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转引自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96页。）
事实上，从清末民初到1949年，中国思想界的反资本主义情结便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中间虽有一些小的反复，但总的来说，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弱肉强食”是中国思想界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即使到抗战结束以后，一些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也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企业就是“自由剥削”，因而“希望生产工具尽量不属于个人”。（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1948 年1月8日上海《大公报》。）在他们中间，当时最为时髦的一个口号， 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对于“必然产生贫富悬殊恶果的自由企业”，是极端反对的。（注：孙宝毅：《何谓中间路线》，《现实文摘》第1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
（四）
事实上，人类社会究竟采用何种经济制度，这要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水准与道德水准而定。如果社会的经济水准已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道德水准也实现“大公无私”的要求，自然可以做到全面的“财产公有”。但在这两个条件尚未成为现实之前，人类社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财产私有”的合理性。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民主化的国度尤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与道德皆未臻完善的前提之下，所谓政治民主化，便除了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外，更应靠权力的相互制衡。而在权力的相互制衡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保有离开政府也能吃饭的权利。这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我们选择的自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还可以找其他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只有一个垄断者，那就只有任他宰割。”（注：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p.93.）这一点， 可以看作在政治民主化的国度里之所以只能实行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主要原因。
如果政府控制了人民的饭碗，也就可以控制人民的一切。关于这一点，中国思想界也不是毫无认识。1948年，就有一个叫蒋硕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指出：
现在国内颇流行一种看法，即经济的平等重于政治的民主，意思似乎说，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我们可以取其一而舍其二。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相反的……在全面的社会主义之下，生产事业尽属国营，全国的就业人员，除极少数自由职业者外，尽属政府之公务员或雇员。有野心的政府即可利用之以控制全国人事之黜陟。在集体的计划经济之下，则一切商品之生产与分配以及生产因素之配布，更无不在政府统制之下。 如此庞大的权力如何能防止其不被滥用？ 英儒艾克敦（Lord Acton）尝谓：“权力必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然则社会主义下政府之经济统制大权，能不使统制当局腐化否？这是决定经济制度时必需慎重考虑的大问题。固然我们可以说在民主政治之下，反对党的批评与监督，及数年一度之普选，可以使当权政府不敢不为民众的福利行施其职权，否则在下届普选时必将丧失其政权。但是这种看法实在过于肤浅。因为问题的核心是在全面的社会主义之下，政府至少可以控制全国的就业机会。在朝党难免不利用其黜陟之权排斥异己，使反对者在本国内无容身之地。在这种人事控制之下反对党自然难以立足。民主政治纵令不完全消灭亦将徒具虚名而已。我们放眼看看所有过去及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或集体统制经济的国家，何以都没有健全的反对党存在，就可以明了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健全的反对党的存在，亦即民主政治的存在，需要人民在政府所控制的机关之外，另有谋生及发展之途径。（注：蒋硕杰：《经济制度之选择》，《新路》第1卷第3期，1948年5月29日。因此段文字较重要，所以多引了些。）
这种观点与上述哈耶克的说法如出一辙。哈氏的《通向奴役之路》付梓于1944年，比蒋硕杰在《新路》杂志上发表此文早4年时间。 至于蒋的思想是否受过哈氏的启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蒋文《经济制度之选择》与哈著《通向奴役之路》在40年代的命运一样，都不为当时的思想界所重视。《新路》杂志主办者“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蒋文发表的同时，也公布了与蒋文旨趣正好相反的纲领。尽管在政治上它也主张“民主制度必基于政党组织之运用，国内应有并立的政党，互相批评与监督”，但在经济上它与当时思想界大多数人一样，仍然倾向于以国家控制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如它主张“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事业，原则上应由国家经营”，“金融事业，应由国家经营”。（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新路》第1卷第1期，1948年5月15日。）翻阅当时的多数政论性刊物， 可以证明蒋硕杰的观点确属少数。
返观中国思想界自清末民初以来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其间也并非完全没有人觉察到由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实际上，这种对国营的质疑与对民营的推许的言论，在何时都不罕见。譬如：
晚清时期，洋务派思想家郭嵩焘就曾对企业由政府垄断的所谓“官办”或“官督商办”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他说：“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国家有所举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汽轮车之起，皆百姓之自为利也。”（注：郭嵩焘：《铁路后议》，《养知书屋文集》卷28。）
民国初年，也有人对“国营”提出诘难，如《申报》的一篇时评就写道：“夫外国何以倡国有之议？亦曰：将以求实业之发达而已。发达之术多端，有收为国有者，有盛行奖励补助者，惟利是视，无成心也。吾国之主张为国有者，吾不知其将以求实业之发达耶？抑欲为国家置一产业，为将来之财源计耶？如欲谋实业之发达，则各国对于航业，未有不行奖励补助，今发言盈庭，谋夫孔多矣，然奖励补助之说，绝不之及，惟国有国有之声，喧阗于吾耳，岂果欲为国家谋实业之发达耶？”（注：《汉冶萍公司及上海招商局国有问题》，1912年10月21日《申报》。）作者反对“国营”的态度，跃然纸上。
五四时期，有人秉持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什么‘大公无我’，不过是理想上的人类，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什么‘公而忘私’，也不过是人类的伪善，实际上不会有这一回事”，因而从人类的先天差异的角度反对一刀切的平等观。他们说：“人类的智力，生来就不齐，体力上也有强弱的差别；所以虽为同一的工作，其工作的结果，必因智力与体力的关系而有优劣的不同。那么，社会上对于他们的报酬，自不可一概平均，这固然是事理上之所当然，就是工作效率的增加，也未始不由于此。”（注：张铭鼎：《我之“人类自私”观》，《民铎杂志》第6卷第3号，1925年3月1日。）
直到40年代，尽管“计划”与“统制”的呼声甚嚣尘上，但仍有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私有制度”或“市场经济”的作用加以肯定。如40年代末在发行量颇大的《观察》杂志上，就有人撰文认为：“自由经济，固有其必然之恶果，但其优点亦不能抹杀。在人类尚未能进至完全大公无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一国家民族之经济，一方面固须防止自由经济之流弊，一方面说须鼓励人民对于经济之创造性，而不过于妨害其经济活动之自由。”（注：胡先啸：《经济之改造（上）》， 《观察》第1卷第20期，1947年1月11日。）
另外，还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也并非没有人认识到政府需要监督。别的暂且不论，即以国民党元老李宗黄为例， 他在20年代初视察过陈炯明统治下的新广东后， 曾对吏治腐败发过一通感慨，他说：
吾常谓凡人无论有何德能，如无机关为之监督，无人为之监导，虽圣贤亦可变为奸慝，良吏亦可变为贪婪。欧美行政官之不爱财，推其原故，其教育上培养，自较我稍有根柢；而其实际，仍系制度完密，法令森严。盖财固可爱，而其名誉、生命尤可爱，与其受贿吞款，而损害名誉生命，何如安分守法，保全名誉生命之为得也。（注：李宗黄：《新广东观察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80页。）
不难发现，“如无机关为之监督，无人为之监导，虽圣贤亦可变为奸慝，良吏亦可变为贪婪”，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英国艾克敦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中国版。一方面是有人认识到“国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是有人觉察出“政府”的腐败危险，但发人深省的是：就笔者目前所见，除了上述蒋硕杰在1948的的那一声“绝唱”外，中国思想界竟再无人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反对“计划经济”的人，主要强调“官办事业”的效率低下，企图以私有制度刺激人们的上进心；关心“权力监督”的人，又主要是强调国家机器的内部制衡，企图以三权分立防止官吏的腐败。但两者都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与“自由社会”之间的相斥性，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关性。
（五）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由于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使国人对代议政治产生怀疑；第二由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国人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事实上，在这两个原因作用之下，中国思想界自“五四”之后，已经形成两种新的观念：（1 ）“政治民主”必须与“经济民主”（即计划经济）相结合。思想界对于代议政治“皆失去固有之信仰，甚至并代议组织之原则自身，亦根本推翻”。（注：周鲠生：《现代政治思潮》，《民铎杂志》第3 卷第2 号，1922年2月1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仅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在他们看来，“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否则“任何民主制度势不免于虚伪而不足贵”。（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1937年5月28日《北平晨报》。）（2）发展生产必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五四”前后，就有人认为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之内，由于人们用“名誉欲”取代了“金钱欲”的刺激，“生产机关收为了公有，社会上没有了阶级，保管人人都很有兴味去工作”，“天才的发挥与工作的效率”非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注：郑贤宗：《天才的发挥与工作的效率在社会主义之下果然都要减退吗》，《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6号，1920年8月15日。）而到30—40年代又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在计划经济之下的“工人们不再是被动的”，“他们明白工作的意义，是在为连他自己也包括在内的全体人民谋福利”，所以工作干劲更大。（注：马逢华：《社会主义下的生产效率》，《新路》第1卷第11期，1948年7月24日。）由于这两种新的观念皆有“事实”（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作为依据，所以使得从效率角度反对计划经济者与从监督角度维护代议政治者，都难免相形见绌。
不过，如果从思想上追本溯源，中国现代思想界之所以出现“要民主”与“反市场”的悖论，除了上述两个因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原因之外，还应该提及其在自由观与发展观上的偏差。
首先，从自由观看，中国现代思想界习惯于从政治和思想方面理解自由，而忽视经济上的自由。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即使是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往往喜欢单从“思想解放”或“选举政府”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如梁启超在“五四”前后就一再声称“要发展个性，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在他看来，“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喜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中华书局1936年版。）30年代张奚若也曾把思想解放比作一切自由之母，他说：“因为个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解放也是多方面的。不过其中最要紧的一种，提纲挈领的说，当然是所谓思想解放。思想是行为之母，思想解放了，行为也就不能再受从前的旧束缚了。”（注：详见《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 胡适对张的这种观点，也颇为欣赏。）而到40年代，张东荪更是提出一种将“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结合起来的独特设想，他认为：
须知在计划社会中政治经济等是没有绝对自由了，但我们还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如果社会因具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边……本来在西方亦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决无法建立自由主义。（注：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1948年2月28日。）
本来，所谓“自由”，就其原始意义而言，它只是指一种“消极状态”，即在这个状态之内，人们可以免受他人的“武断压制”。根据哈耶克的定义，原始意义上的“自由”有一前提，即：“个人有自己确信不疑的私有领域，在这一领域内，有许多别人无法干预的事情”。（注：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Unir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13.）可见，“自由”的界定必须有一对应物——“压制”。“思想解放”自然也属于一种“自由”，但它是“内在自由”，它的对应物可能是“外在的思想钳制”，但更多的却可能是“内在的认识缺陷”。因此，如果仅仅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则可能将自由从“免除他人武断压制”的“个人自由”诠释为“思想进入自由王国”的“意志自由”。况且，如果仅有思想的自由，而经济上只能依附于一个“雇主”，那么，任何违背“雇主”意愿的思想，即使可以产生，但也无从发表。
其次，就发展观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怀有一种“赶超”愿望，采取某种超常手段使中国后来居上，成为他们的最大梦想。在这种“赶超”愿望驱使之下，中国思想界便逐渐形成一种走“捷径”的风气。如五四时期的“新学会”，在其宣言中尽管“承认国家的革新是没有取巧的捷径的”，但它同时又表示“承认学术思想的革新有一条捷径”，这就是“研究欧美先进国几百年来积聚所得的最后最新的结果”。（注：《新学会宣言书》，《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其实这后面一句话才道破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天机”。既然要学“最后最新”的，那么西方文明中一切已经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东西，肯定就得列于摒弃之列。由此类推，像在西方社会中已经引起物议的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也就相应地被打入另册。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之下，陈独秀在“五四”后期一反对“德、赛二先生”的鼓吹，而率先提出“速成的思想”，认为中国应该直接“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注：陈独秀：《复东荪先生》，《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而流风所及，到了30—40 年代，中国思想界便几乎视资本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资本主义，已临末路，我国实无发展资本主义的顺利条件；假使我们能够本我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创造一国际平等经济平等的新中国，则科学的发展，又将驾西洋各国而上之。”（注：马睿：《“科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科学化”》，《大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42年4月。）
然而，一个文明不管其优劣，它毕竟是一个体系。在体系之内，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部分必须环环相扣，不可或缺。如果本着“赶超”心理，非要将所谓“经济上的民主”与“政治上的民主”接搭在一起，尽管初衷甚佳，但因其破坏了文明作为一个体系的内在适应性，非但不能两全其美，相反还会两败俱伤。无论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提出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并举，还是中间派在40年代提出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双管齐下，究其因，都在于忽视了文明是一个系统这个事实，从而形成一种美奂绝伦但不切实际的“赶超”发展观。
就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政府需要监督；而监督除了依靠内部的权力制衡，更有赖于外部的经济自由。如果政府掌握了人民的“饭碗”，那么也就控制了人民的一切。本来，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但中国思想界认清此点却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当然，从世界范围看，这也是大势所趋，并非中国人独出心裁。即使在30年代的美国，也同样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本国经济危机与苏俄五年计划完成的双重影响之下，对以自由放任为特色的市场经济产生怀疑，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什么共有的文化为生活带来稳定和意义。这样的制度同样不足以使人类感到满足”。（注：〔美〕佩尔斯：《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但即使如此，由这一点认识上的偏差进而影响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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