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师表于漪：生命与使命同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表论文,使命论文,同行论文,生命论文,于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十年前，非“科班”出身的她第一次走上了语文教育的讲台，从“不得门径”到“登堂入室”，倔强的她用“明灯相伴过午夜”的板凳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
三十年前，面对着动荡岁月中百废待兴的校园，面对着朋友声声“改行”的劝说，饱经风霜与创伤的她毅然选择重返讲台，因为她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
二十年前，在民办教育机构60万元年薪的“诱惑”下，已经退休的她又不为所动，甘愿坚守寒窗、无私奔走，为语文改革奋笔疾书，为育人事业呐喊呼吁。
一个月前，手捧“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奖杯，81岁高龄的她激情依然，“全国和上海教育规划纲要相继出台了，教育事业的又一个春天到了，我还要继续努力。”
于漪，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六十年中，她几乎赢得了党和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但却不改初衷，始终“一身正气”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不为名利所羁绊，不因掌声而止步。
她的故事平淡而朴实，没有太多的跌宕，有的只是平静的坚守和不变的衷肠。然而，当我们寻着她的足迹去探源中国教师的成长之路，去追问中国教师应有的灵魂与脊梁时，却不由感慨：那穿越了一切功名、利害和得失的师德师魂，那平淡下面的深刻是多么震人心弦，叫人难以忘怀。
为师——“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作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课几乎堂堂都是公开课，她关于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等理念被写入国家课程标准，她“教文育人”的教育思想更对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连语文之“门”都摸不着的普通教师，到中国语文教学界的一面旗帜，于漪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甚至有些“傻”——每堂课都会用10个、20个小时准备，即使在教了几十年书后仍然坚持每课写教案和“教后记”；为了在课堂上做到“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课后必留下自己的“废话记录”，反复自省改进；即使同一篇课文，也绝不用同样的方法教第二遍，因为“文章是旧的，但学生是新的”……
在于漪看来，做好一名“合格”的教师并不容易，因为这“格”不是用量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每一堂课的质量，都影响着孩子生命的质量。站上讲台，我就要用生命来歌唱。”
许多青年教师常常好奇，“为什么非语文‘科班’出身的于漪老师能在语文教育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她的秘诀在哪里？”
六十年前，当于漪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第一次走上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现杨浦高级中学)的讲台时，她甚至不敢去想“成就”二字。在一堂讲解小说《普通劳动者》的课后，教研组长对于漪的批评毫不留情，“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那犹如五雷轰顶，”往事历历在目，“但这句话就激励了我一辈子。”于漪说。
倔强的她将挫折当做了成长的动力，“当时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做一名好老师，我不仅要找到语文教学之门，而且要登堂入室。’”
于漪，出生于历史名城江苏镇江，历代诗人墨客沈括、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曾在此留下过千古传诵的名篇。金焦二山秀丽的景色和“满眼风光北固楼”不仅给了于漪良好的熏陶，更在她的血液中埋下了坚韧与进取的种子。
为了实现“傲一名好老师”的目标，先天体弱的于漪克服了胃溃疡、肝炎、腹部大手术、脑缺氧、血尿等一系列疾病的困扰，白天站在窗外，看其他教师怎样上课；晚上啃着从图书馆里搬来的一厚叠参考书仔细琢磨，挑灯夜读到天明。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共有18位教师，她向其他17位老师请教，把这些老师的教学长处都学来了，并且在三年不到的时间中，自修完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
“硕学为师，洁身作范”，是当年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对于漪的评价。而她自己则说，“要课堂充满激情，教师首先得燃烧自己。”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于漪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中，每一条都近乎“苛刻”。
“备课必定一丝不苟，把教材吃透，”令江南大学教授胡治华印象深刻的是，于漪每堂课都会用10小时、20小时准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备就是30多个小时，反复钻研数十篇、上百篇文章，用规范的语言写成教案。”
上海市教育功臣顾泠沅曾总结：于漪备课第一遍是撇开任何“教参”逐字逐句写教案，第二遍是搜罗所有“教参”改教案，第三遍整合新的体验再度重写教案。改行三年就成为语文骨干教师，她的成长过程很好地体现了“实践+反思=成功”的教师发展“公式”。
直至今天，对于教了半个多世纪语文的于漪来说，一些经典课文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了，可每次上课前还是会把课文仔仔细细重新备一遍，“老师会像一名师范生一样，每课必写教案，课后必写教后记。”于漪的学生、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王厥轩不会忘记，“每次老师都会笑着对我说，‘这叫一步一陟一回顾’。”
“老师所有的教学行为都紧紧围绕着‘育人’，”回想恩师那郊寒岛瘦似的苦心孤诣，于漪的弟子、特级教师谭轶斌更是感慨不已，“当我真正走进语文教学时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于老师极力反对我们在备课时先看教学参考书，而是拼命鼓励我们要沉潜到课文中，要反复读、反复读、反复读，读出属于自己的原汁原味的理解。”因为“教学参考书毕竟是别人的劳动，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才是带着生活露水的鲜花，是你自己的心得，学生才容易和你交融。教育事业是创造性的事业，只有教师教出自己个性的时候，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于漪的这些道理朴实无华，但却润物无声，深深地烙在了课堂上，印在了学生们心里。
“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是于漪给自己立下的又一目标。
那是五十年前的一天下午，学校请来一位同志作报告，会议结束后，干漪和同学们边走边谈，一名调皮的男生说，“这讲座好什么啊，除了一百五十多个‘这个’，其他什么也没听到。”说着就把练习簿打开，上面画满了计数的一个个“正”字。于漪愕然了，没有想到语病有那么大的危害，把讲述的内容也掩盖了。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于漪为自己定下了课堂教学“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的“规矩”。
于是，每次上课前，她都会把上课的每一句话写下来，然后自己修改，把不必要的宇、词、句删除，把不合逻辑的地方改掉，然后，背下来，最后，再口语化。这样一来，啰唆、重复、语病大大减少。
每次课后，于漪都会写下自己的“废话记录”，记下自己的不足、缺陷，记下课堂的感悟，记下学生的闪光点。有时候，学生能够超水平发挥，提出一些超出备课时想象的问题，于漪也都把它们一一记下。反复的锤炼令于漪的课堂教学达到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的境界，以至于许多前来听课的老师，课后都感叹，“于老师的课让我忘记了自己是听课者”。
伴随着“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的“笨”功夫，于漪终于在语文教育的茫茫田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1977年10月19日的金秋。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市直播中学教师向学生授语文课的实况，于漪的公开课《海燕》引起大上海万人空巷的场面，就连江浙一带看到电视的教师和高教界也在纷纷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对语文教学的关注，增添了于漪探索语文教学的前进动力，促使其开始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并形成了特有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1978年，于漪提出“教文育人”的思想，即以“全面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
“不能千课一面”“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是于漪最常说的话，如何培养“人”是她想得最多的事。她开始探索把以“教”为主的课堂教学立足点转变为以“学”为主，把教师与学生的单向型联系转变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多向型联系，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锻炼听、说、读、写能力与发展智力的场所。
“大象无形”是人们对于漪语文课的极高赞赏，她直面于“人”，植根于“爱”，发轫于“美”，着力于“导”，作用于“心”的课堂，每—节都有一个新的惊喜，每一课都给学生带来浓厚的兴趣，每—课导入的角度都在不停地变化。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曾感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了魔！”
一位年轻教师曾随堂跟踪听了于漪3000多节语文课，听完她惊叹不已，“于漪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三遍，也绝对不重复。”
“文章是旧的，但学生是新的，理解怎么可能一样呢？”这就是于漪的回答，在给贵州边远山区一位中学语文教研员写的信中，她曾动情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还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精神，促使已两鬓斑白的于漪不断地攀登着新的高峰。用老同事朱仁的话说，“她总能站在制高点上想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漪提出了“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80年代中后期，于漪又开始思考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90年代，于漪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了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1996年，于漪倡导“弘扬人文”的主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语文性质观的反思，促进了语文学科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新世纪初，她提出的语文教学“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等理念被写入了国家课程标准……
2006年，应上海市教委的要求，“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成立。在基地活动结束时，77岁的于漪饱含深情地给基地的每一位学员都写了一封亲笔信，用自己的切身体验与青年教师共勉：“优秀教师是在教学第一线‘炼’出来的。教师的德性和智性是生命之魂，当你们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启迪和滴灌学生德性和智性成长时，一定能品尝到人间最大的幸福。”
为人——“教师首先是个大写的人”
于漪的人生充满着崎岖，15岁时父亲病故，求学之路一波三折，“文革”中挨斗、挨批、挨打，一生疾病缠身。但她，却将坎坷之路埋在了内心深处，而将一片丹心给予了教育，将真善美的种子撒向四方。
她爱学生，爱青年教师，爱身边每一个人；特级教师津贴三十年来她一分未拿，全部资助了学生，而她的儿子一直到工作都没舍得买过一双皮鞋；帮助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是她最愿意做的事，哪怕与他们素昧平生，她说“能当一块垫脚石，我终身有幸”“事业的成功要靠团队、靠大家”。
她用最博大的爱和最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作为班主任，她将最差、最乱的班级带成了先进集体；作为校长，她让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了响当当的全国先进；作为“导师”，她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涌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
岁月流逝，而这些故事永远不老，那穿越时空的光芒，运行人生的力量永远留在了学生们的心中，滋养后来者的心灵。
听于漪将往事娓娓道来，百般滋味点滴渗入心间。
于漪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15岁时父亲病故，惨淡的家境使求学之路难以为继；中学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横穿整个城市，步行十几里路上学；靠着据理力争，于漪才参加了江苏教育学院免费师范生的招考，踏上了教师之路；“文革”时，她又被冠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吹鼓手”的帽子，挨斗、挨批、挨打。
粉碎“四人帮”，当她能工作时，许多人劝她改行，而她却选择坚守讲台。于漪说，她始终记得母校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教师一个肩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
刚复课，学校的门窗、课桌椅残破不堪，叫于漪带的班更乱得不成样子。打架、逃课是家常便饭，进教室看到的第一个“节目”是黑板上抹着大便。于漪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次、两次，甚至十次；有学生患肺结核病，家庭十分困难，无钱治病，她挤出钱来买特效药“雷米封”，控制他病情；有学生骨折，家庭困难，无法解决，她付了医药费；有学生视力差，看不见，无钱配眼镜，影响学习，她为学生配眼镜；带学生参加秋收劳动，学生半夜生病，她背起学生顶着寒风，沿着大河，走了十多里……
艰难的岁月给予了于漪更执著的信念和更透彻的目光，她说：“人有很大的忍受力，也有很大的潜能，只要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上，就会超越自己，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来。”
大育有声，大爱无言，学生们一个一个重新回到了课堂，于漪带教的所有的乱班个个“脱胎换骨”，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两个快班的考生，更以全部考进大学的优异成绩回报了老师的深情。
她用博大深厚的爱融化了坚冰，温暖着无数的心。三十年中，于漪的特级教师津贴分文未拿，全部资助了学生，“不仅如此，她还常常出钱替学生购书，帮学生解困。”特级教师谭轶斌就曾谈起过这样一件“小事”。一天，她给于老师去电话，是于漪的先生接的。他不经意间说起于老师到助学中心送钱去了，原来于老师多年来一直在资助一些困难学生。于漪回家后给谭轶斌回电话，却极为罕见地“说谎”了，说自己刚才去了超市。
只有谭轶斌知道，对学生总是异常慷慨的于漪，生活却十分节俭，儿子在工作前都没穿过皮鞋，自己的衣服缝缝补补穿了多年也舍不得买件新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于漪早就忘记了，而学生们都记得。
说起恩师王厥轩的话语始终充满着暖意，“在我读师范大学的时候，于老师作为上海有名的语文教师，差不多每年都要来给师范生作报告。每当看到周围的同学因于老师讲话精彩而情不自禁地拍手，我的胸中都会涌起一阵阵难以言表的感情，仿佛在说‘你们知道吗？台上的人就是教过我的老师’！”
在于漪服务了一辈子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科技楼的墙上，清晰地写着八个大字：“一身正气，为人师表”，在她的徒弟们眼中，这正是对老师最好的写照。
上海市市北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陈军记得，1997年他刚从安徽来上海时，工作没有衔接好，孩子语言不通，妻子又意外受伤，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于漪多方打听，将他们一家请到了家中，“那年元旦，于老师还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了一顿饭，令我终身难忘。”2002年，陈军评特级教师意外落选，百般失落时，又是于漪拎着水果和床单来看望，“老师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一切尽在不言中。”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语文特级教师程红兵更不会忘记，1996年学校和浦东新区报他为特级教师，当时的他只有35岁，评审时有人以他年纪轻、刚评上高级教师不久等诸多理由为据，提出异议。是于漪慷慨陈词，力排异议，鼓励给年轻教师施展才华的舞台，使得程红兵成为了那时上海最年轻的语文特级教师。“我与先生非亲非故，何以如此提携我？于老师深情地告诉我，推你上去，绝不是为你个人，这是事业的需要。我们已经老了，事业应该后继有人，新世纪需要你们一代人支撑。我当时听了心里涌起一股热流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怎样的一种胸怀？”程红兵感慨。
于漪常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教师队伍一定要有梯队、有团队，作为一块垫脚石，我能够给大家垫一步，这是我终身有幸。”所以她总是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把他们推向前台。
徒弟们曾这样形容他们眼中的于漪老师：“她太平凡了，平凡得当她捡起—张皮纸时，会有同学认为这是一名普通的清洁工在尽自己的职责；她太普通了，普通得当她向学生粲然一笑时，你会认为那是一个母亲给孩子的微笑。”
但这份平凡与普通，在徒弟和同事们眼中又是如此的难以忘怀。
1983年，元旦刚过。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要当时正由于漪带教的李熹老师为全区初一语文教师分析《听潮》这篇课文。而此时，于老师正巧生病住进了医院。令李熹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一张由于老师的儿子转交的字条和一份《听潮》的材料，18年过去了，这张字条李熹还一直珍藏着，“热度未退，还在吊‘药’，但老师却置自己的病痛于度外，这哪里是一张普通的字条，这是于老师的一片心呀。”
何海鸥老师曾经动情地说：“跟了于老师三十年，我从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悟到了四个字，那就是‘勤劳善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于老师就对我说：‘海鸥，咱们办公室其他老师都有家室，生活压力很大，我们每天早点到，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多为他们做点事情，也算是为他们分担一点吧。’其实，于老师很早就一直这么做的，我们办公室的老师一直享受着于老师营造的这份幸福。”
“人品做到极处，没有他异，只有本然”，于漪的人格力量也在学生的心灵中开花结果。
在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中，于漪作为班主任、年级组长，摸索出了一套学生思想工作的方法，将最差的班、最乱的年级，带成了上海市先进的集体；作为校长，她提出“两代师表一起抓”“一个心眼为学生”，二师复校几年就获得了“师范教育先进单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涌现出了一批像程红兵、陈军、陈小英、王缨、谭轶斌、朱震国、黄荣华、孙宗良、费秀；比、陈爱平、兰保民等知名的教学能手。
于漪的弟子、上海市复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孙宗良告诉记者，二十多年前就有机构以60万元的年薪聘请于老师，而且只要一周去一两天，甚至有地方只要她答应挂名……但她都拒绝了，甘愿坚守寒窗、为育人事业无私奔走。“于老师非常满足，她在享受着天伦、人伦之乐外，更享受着师伦、世伦之乐，她从所有她牵挂的人和牵挂她的人那儿获取快乐。”
每年的大年初二，就是于漪最为幸福的日子。那一天，她家会被昔日的学生挤得满满的，多的时候有上百人，于漪说，那是她的教师节，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为学——“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这是于漪的生活状态。
织毛线、绣花、煮饭、纳鞋底她样样都在行，在她看来，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的启迪和心的共鸣；她热爱古典诗词、中国书画、国粹京剧，也研究流行歌曲、关注时尚资讯，在她眼里，“工夫在诗外，教师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和丰富的智力生活”。
这是于漪的生命姿态。
81岁高龄的她，依然在为育人的事业铿锵行走、奋笔疾书、呼吁呐喊。当新课改启动、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显现、当语文教学徘徊不前时，她的谏言从不缺位。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位耄耋之年的开拓者总是在和时间赛跑，而她也用自己的行动扩展着生命的广度和宽度，用希望燃起了更多的希望。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做“跑步前进”，总是赶着和时间赛跑正是年过八十的于漪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
“活到老，学到老，”60年的教育生涯中她没有一天停止过对教育的探索，“我深深体会到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教师的成长，而教师的真正成长在于教师内心的觉醒，我为什么说一辈子在学做教师呢？我就是—直处在这样的觉醒过程当中。”
在于漪眼里，做一名教师需要不断拓展视野，只有学习才是生命的朝阳。她的兴趣极为广泛，孙宗良告诉记者，于漪喜欢画，当年巴黎卢浮宫藏品到上海举办画展，于漪不知道去看了多少次，每次都流连忘返。“文革”期间，她虽然受到很大的；中击，但是每逢有高水平的画展，她都坚持去看。她喜欢罗中立的《父亲》，喜欢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喜欢董希文的《春到西藏》，从艺术作品中，于漪不仅仅得到了美的熏陶，同时汲取到对抗人生苦难、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
于漪也深爱国粹京剧。读大学时，于漪就是复旦大学学生国剧社的社长，并登台演唱《女起解》《鸿鸾禧》等经典剧目，如今空闲时还常会哼上两句。
“艺术的本质就是美。对于真善美的东西，我从来都是倾心向往、矢志追求的。只有爱美的人，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才能在教育园地里弹奏出美的乐章。”于漪说。
而工夫在诗外，多方汲取的艺术营养也令她的课堂教学美不胜收。她的徒弟们就曾感叹，于老师能从京剧艺术唱念做打“四功”中，领悟到课堂教学同样要有坚实的基本功；从“手眼身法步”的“五法”中，领悟到教学手段同样要丰富多彩，自成章法；从板式转换和衔接中，领悟到课堂结构的节奏性和连贯性。
对于现代流行的事物，于漪同样充满了好奇与兴趣。教育界有一个比喻，“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于漪就不太同意，“教师的这桶‘水’需要不断更新，因为学生是活泼的生命体，不是简单的‘容器’。课堂里若没有时代活水流淌，又如何能与学生心灵碰撞？”
于漪始终相信，只有“知心”才能“教心”，令上海市第十中学副校长任其斌印象深刻的是：为了和学生的心弦对准音调，提高教育的效果，于漪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为了弄清楚现在的中学生为什么崇拜周杰伦，她专门研究《菊花台》《青花瓷》《双截棍》，她发现周杰伦的创作才能以及歌曲中东方古典文化与现代摇滚乐的结合才是令学生们喜欢的原因；为了解决一名篮球迷学生上课开小差问题，她关注篮球运动，并观看学生参加的比赛，敞开思想与其论球、评球……
于漪喜欢辛弃疾和陶渊明的诗，喜欢那“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的少年英迈之气到老不衰，也喜欢那“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质性自然。
诗言志。这样的情怀深深融在于漪生活的每一天。
近年来，于漪每年都会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在许多个格子里，她要画两个甚至更多的圈，但这远不是全部，徒弟们心疼地告诉记者，在那些没有圈圈覆盖的早晨与夜晚，于漪还要审查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整整十二个年级的全部语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她要培养青年教师，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都是她在亲自操持；她要读很多文章并且给出判断，包括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她要审阅很多专著，许多人期盼着她的指点，渴求着她写的序言；她要接很多电话，接待很多访客，甚至还有素不相识的家长慕名而来的求助……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工作状态，多到有时让人无法相信：她怎么做得过来？但她都做下来了。“你还以为你18岁啊？”每当这时先生常常心疼地抱怨。
退休后的于漪更竭尽全力地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倾力写下几百万字著作，并在各种场合大胆谏言：当新的课改刚刚启动，许多专家对课改的必要，陛提出质疑时，于漪立刻呼吁：以课程与教材改革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家长忙于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学校忙于抓学校的升学率的时候，她又形象而精辟地提出了“育人”和“育分”的理论，坚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呼吁要让学生从过重的学业负担和重智轻德的重围中“突围”；当语文教育研究争论不休的时候，常常又是她登高一呼，振臂一挥，一锤定音。
2005年2月，新学期刚刚开始，于漪召集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同仁开会，会间给每人发了原上海市科教党委和上海市教委刚刚制定还没有下发的《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于漪充满激情地说：“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切中了当今教育的时弊。它的施行，将对我们的基础教育、对语文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纲要的宣讲，于漪仅在市级层面和各区县组织的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校的公开课就达百余节，听课教师共近万人次。这样的鼓与呼，是于漪生活中的常态。那单薄的身影，坚守的脸庞，分明描摹着中国教师的脊梁，焕发着生命的光华。正如于漪所相信的那样：“只有把个人的生命融入时代洪流中，只有把个人的生命传承于学生生命中，你才是永远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