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行为对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视角和资源依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原始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始创新是增强国家科技和经济实力的源泉，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原始性创新①。原始创新的突出特点是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其开发难度是三种自主创新中最大的，对创新主体的要求也最高[1][2]。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新兴经济国家(例如中国)企业开展创新具有更大的风险[3]，因而，利用国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战略这一机遇进行原始创新，已经得到很多企业的重视，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政府政策法规等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显著影响[4][5]。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通过政治行为影响公共政策与法规的出台，与此相关的研究也较多[6][7]。对中国企业而言，随着经济管制逐渐放宽，企业开始有机会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对政策法规的形成施加影响；而且企业政治行为对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发展更为重要[8]。国内外相关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对企业政治行为的描述和分类[9][10]，或研究企业政治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11]。虽然政治行为对企业财务和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可[12－14]，但目前对企业政治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赵文红和原长弘从动态能力视角提出企业影响政府的能力和影响行业的能力，都能提高企业整体新产品开发绩效[15]。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关注企业政治行为与突破性较高的原始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阐释企业政治行为提高企业整体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在以上研究缺口的基础上，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1)企业政治行为与原始性创新之间关系如何？(2)企业政治行为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原始性创新？(3)企业政治行为影响原始性创新的机制会受到哪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1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1.1 企业政治行为与原始性创新
企业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影响政府政策环境的努力被称为企业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behavior②)，具体的行为包括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游说政府官员、管理者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政府官员提供行业报告、向国家捐赠等[6][16]。由于企业政治行为需要在特定领域的大量投资并且与高层管理者的个人关系相关，因此难以被模仿，对企业创造长期竞争优势非常重要[5]，是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4]，成为很多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17]。企业越是拥有长远发展的导向，就越重视开展政治行为。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分类[4][18]以及影响企业开展政治行为的企业和行业层面因素，例如组织冗余、公司所有权结构以及行业集中度等[5][6][19][20]。然而，正如企业政治领域的领导学者Hillman指出的，“企业政治活动领域的学术研究没有跟上企业政治活动实践的步伐”[4]，特别是，企业政治行为产出的实证研究远远不足[18]。企业政治行为产出包括公共政策和企业绩效两种形式[6]，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公共政策这一产出形式，相对忽视了对企业政治行为如何提高企业绩效的研究[21]。而且，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在企业绩效度量上大多使用了企业的市场价值或财务盈利能力[5][22][23]。Hillman,Keim和Schuler因而指出，企业政治行为领域需要研究政治行为对企业多种绩效的促进作用[6]。而除了Ozer和Markóczy[20]以及赵文红和原长弘[15]的研究，很少有研究关注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始性创新。接下来本文就基于制度视角和资源依赖理论，也是企业政治行为研究领域的两大基础理论[7][18]，研究企业政治行为对原始性创新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作为突破性高的创新，原始性创新对资源禀赋的需求较高而且其成功的不确定性很高，很少有企业具备开发突破性较高创新所必须的全部资源和技术[24]。另一方面，制度视角提出，任何企业的行为都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25]。政治行为不仅帮助企业积极适应外部环境，也可以主动地干预外部环境[23]，获取并维持政策倾向[19][22]。因而Taylor提出政治行为可能是技术研发的必要因素之一[26]，Ozer和Markóczy发现美国制造业企业政治行为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20]。因而，通过政治行为创造有利的政策制度环境，成为促进企业原始性创新的一条有效途径。
首先，企业通过政治行为可以直接获取创新需要的资源，例如研发补贴、政策信息、市场准入、政治影响力等[22][23]，提高企业原始性创新倾向和成功可能性。这是因为，一方面Hyytinen和Toivanen研究发现资金紧张会限制企业的创新倾向[27]；另一方面，张维迎指出高管担任人大代表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易获得贷款[16]，田志龙等对武汉东湖高新区企业的深度访谈也发现企业通过政治行为可以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科研项目等的扶植[28]。在中国，企业通过政治行为促进创新行为，与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原始性创新政策相符合，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
其次，创新投资往往具有资产专用性，是不可逆的资本，对创新失败的担忧会降低企业创新动力。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开展政治行为可以降低与依赖政府相关的不确定性，创造一个更稳定的市场环境[7][22]，降低不确定性对原始性创新的负面效应，提高企业创新的动力以及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原始性创新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1.2 企业政治合法性与原始性创新
合法性(legitimacy)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及其活动合乎期望及恰当性的肯定性规范评价[29]。基于评价的对象不同，合法性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30]，本文主要研究政治合法性。如果企业的行为符合政府管理的制度，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和公益组织等制定的规则标准，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看来企业就具备了政治合法性[30]。
Getz从制度观点出发，提出企业开展政治行为的一个驱动因素是其可为企业带来合法性[18]。Hillman,Zardkoohi和Bierman研究指出，增加合法性和声望是企业政治行为创造的竞争优势之一(另外两种分别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以及信息成本)[22]。通过政治行为，企业满足政府部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的政治合法性。
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行为，也可以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并得到社会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技术效率[31]。合法性特别是政治合法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十分重要。首先，它能使企业接近(access to)与动员(mobilize)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如资金、技术、社会资本、市场等[32]。基于制度观，有限理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其他利益集体难以判断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否能够达成目标，以及是否比其他企业的方案更优秀[29]。曾楚宏，朱仁宏和李孔岳因而指出，在没有更有效的信号显示时，外部资源拥有者会更加信任具备政治合法性的企业[33]。此时，符合政府部门认可的创新更容易被用户和其他合作者接受并获取需要的资源，帮助企业创新成功。吴月瑞的研究也表明合法性和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34]。
此外，Czarnitzki和Toole提出创新对不确定性非常敏感。他们研究证实，企业通过政治行为获得政府的合法性认可，会降低不确定性对新产品上市的影响，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更进一步，Price,Griffin,Vojak,Hoffmann和Burgon研究指出突破性高的创新(例如原始性创新)可以改变商业环境，但是在获得企业外部的认可上存在一定的难度[24]。
综上，因为对资源的需求更高以及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企业实施原始性创新需要合法性[24]。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创新产品，公众往往会质疑其可靠性和稳定性[29]。而企业的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提高政治合法性，减弱这种威胁，进而促进创新成功。因而提出假设2：
：政治合法性在企业政治行为影响原始性创新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1.3 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是指企业完成给定的产出任务所需要的最小资源之外的可利用资源存量[35]。它普遍存在于组织活动中，既是因为组织决策的有限理性以及经理权力行为的存在；也是因为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过程是各生产要素的动态组合过程，伴随着时间发展或企业学习，生产要素总可能产生剩余[35]。组织冗余具有缓冲企业资源短缺和培养创新的潜在能力[36]，已成为战略管理文献讨论的焦点。例如，Shaffer,Quasney和Grimm提出，组织冗余越多，企业越可能采取政治行为[5]；而组织冗余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35]。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组织冗余除了对企业的政治行为以及原始性创新具有直接影响，对企业政治行为促进原始性创新这一过程也有影响。
组织冗余有助于企业通过政治行为获得合法性。开展政治行为时，企业向政府等相关部门展示企业“多余的资源”，或者出让“一部分利益”将有助于其获得政府部门的认可[34]。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为政府部门提供了这样一种信号：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境下，企业仍然拥有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和资源，能够实施引入新产品和进入新市场等新战略[35]。有些新上市的项目短期内难以在市场上获取合法性，但冗余资源(比如高水平技术专家)促使其获取政府的认知进而获取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创新企业为提高自身合法性而开展的政治行为，往往需要企业有更多的资源才能更顺利实现，如义务为灾区提供公司的相关技术服务，对政府机关进行游说等。企业中组织冗余的水平提高时，企业政治行为对政治合法性的促进作用也更强。因而我们提出假设3：
：组织冗余正向调节企业政治行为和政治合法性间关系。组织冗余水平越高，企业政治行为对政治合法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企业的政治合法性促进企业开展原始性创新的一个机理在于，政治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取原始性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如资金、技术、社会资本等)。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资源竞争激烈，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不健全使得企业难以通过市场获得资源[37]。而组织冗余不仅为企业提供大量的内部资源，也可以帮助企业从市场上获得创新所需要的其他资源，例如：技术人才和优秀的管理者等[38]。因此，虽然合法性能使企业接近与动员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但是在组织冗余水平较高时，合法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也就是说，组织冗余提供了创新所需资源，对合法性正向影响创新起到替代作用。另一方面，组织冗余能够缓冲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效果[35]。虽然合法性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机制影响外部资源拥有者对企业的产品和创新的接受程度，进而缓解多变环境带来的影响，但是在组织冗余水平较高时，这一正向影响也会得到减弱。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组织冗余较高的企业中，企业政治行为对原始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削弱，提出假设4：
：组织冗余负向调节企业政治合法性和企业原始性创新间关系。组织冗余水平越高，企业政治合法性对原始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弱。
图1 论文概念模型
论文整体的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收集企业创新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检验提出的假设。2010年6月，我们选择西安高新区的10家企业进行预调研，依据反馈意见修正了初始问卷。正式的调研开展于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间。我们依据2009年各省市的GDP总量等距分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三个调研区域：2009年全年GDP排名前十的省市、排名从十一到二十的省市、最后十名的省市，每个区域发放问卷500份。调研目的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所以调研对象选择为具有一定生产和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企业。调研样本主要从当地开发区管委会或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企业目录中的制造业企业随机抽样产生。
调研采用上门面访和发送电子版问卷的方式进行，对于参加面访调研的工作人员我们事先进行了问卷内容、基本背景知识方面的培训和交流。最终累计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490份，剔除空白问题达到总问题四分之一及以上数量的问卷，以及题项选择答案连续相同达到总问题四分之一及以上数量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04份(一区127；二区172；三区105)，有效回收率26.9％。Gaedeke和Tootelian提出20％的回收率对基于企业的调研就可以被接受[39]，这一观点得到后续学者认可，例如Gao,Xu和Yang[40]等。本研究的回收率高于这一标准，可以展开下一步研究。样本企业集中在能源、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企业股权形式多样，既有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有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受访者所任职务为高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
为避免输入数据时的录入错误，每一份问卷都由两人独立输入，并通过软件校对生成两个配对数据库，发现有不一致之处时，比照原始问卷进行修订，多次校订后形成最后可以使用的数据库。调研问卷主要由受访者主观汇报，因而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Podsakoff,MacKenzie,Lee和Podsakoff的建议，本研究进行了Harman单因素分析[41]，包含了研究中所有潜变量题项的无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显示，没有能够解释题项整体的因子，表明数据不存在着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对于可能存在的无回应偏差(non response bias)，参考Armstrong和Overton的方法[42]，我们将未经催收即收回的样本，与催收后收回的样本，在客观数据如产业类型、所有制形式、雇员人数等进行了t检验。统计结果显示，两批样本在检验变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2.2 模型变量定义和测量
调研问卷的题项主要来源于已有的英文文献。在将英文题项译成中文时，我们进行回译，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下文无特别说明的题项皆采取七级李克特式量表法。
(1)因变量
原始性创新的两大突出特点是开发上的独立性和成果上的突破性[43][44]。基于此，本文通过询问受访者所在公司在近三年内的表现来测量企业原始性创新绩效，题项如下：①已独立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②自主研发新产品和新工艺；③致力于开展具有突破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④产品和服务具有很高的原创性和新颖性。
(2)自变量
企业政治行为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对公共媒体报道文本分析的方法，例如Shaffer,Quasney和Grimm[5]以及Hillman,Zardkoohi和Bierman[22]；二是通过管理者访谈。我们选择了后者，基于Hillman和Wan和Wei的研究[45][46]，首先删除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题项，例如公开的竞选捐款(campaign contributions)，然后通过以下题项测量企业政治行为：本公司①经常参与政府决策以避免不利影响；②经常参与政府和公共社会活动，如慈善和环境保护活动；③采用公关活动维护公司在社会形象和位置；④作为人大、政协代表直接参与决策；⑤通过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和游说等方法，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⑥通过行业协会影响政府政策制定。
(3)中介变量
政治合法性的度量题项来源于Elsbach研究[47]。删除了题项中特定行业的描述，并集中于政府这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合法性的认可程度。题项分别如下：本公司的做法得到①地方政府部门的认可；②省级政府部门的认可；③本市场监管部门如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的认可；④国有金融机构如国有银行的认可；⑤官办行业协会的认可；⑥公共利益团体如消协、环保机构的认可。
(4)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的度量采用了Tan和Peng的研究题项[37]，分别是：本公司①有充足的财务资源应付突发的投资需求；②保留盈余足够满足公司开拓市场的费用需求；③很容易获得银行贷款；④生产能力的发挥余地很大；⑤运转未满负荷。
(5)控制变量
选择企业规模及主要产品所在行业发展阶段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已有研究显示，规模越大的企业，在争取政府的各种支持方面影响力较高[23]，越能够较容易地挑战既定的制度环境，获得更多的政治战略利益分成[19]。也就是说企业规模影响企业实施政治行为的动机和产出[5][26]以及企业原始性创新的产出。本研究采用企业全职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规模。另一方面，企业所在行业发展阶段[20]也会对企业的政治行为和原始性创新产生影响。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访者公司主要产品所处行业当前的发展阶段是：投入、成长、成熟稳定还是衰退阶段来度量行业发展阶段。
2.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我们对变量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是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都大于0.7，表明研究的指标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检验包括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检验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检验。通过检验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s)和平均提取方差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来评测指标的聚合效度。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使用KMO(kaiser－meyer－olkin)测度样本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值越接近1，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KMO值都大于0.7，适合做因子分析。表2显示观测指标对于潜在构念的因子载荷都在0.001水平下显著，也都大于0.7的标准(除组织冗余的最后一个题项之外)。表3显示所有构念的AVE值都大于50％的标准，表明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度量指标满足聚合效度[48]。区别效度的检验标准如下：如果某一变量能解释的方差百分比的平方根值比这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相关性值都大，则满足区别效度[49]。由表3可知，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值大于其所在行和列的所有相关系数值，表明指标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3 研究结果
3.1 相关系数矩阵表
表2报告了研究变量的均值、方差及相关系数等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原始性创新与企业政治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26(p＜0.01)，初步显示了对假设1的支持；原始性创新与政治合法性在p＜0.01的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β＝0.41)，企业政治行为和政治合法性也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5(p＜0.01)，暗示了假设2的关系。
3.2 主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SPSS16.0软件中的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检验假设。首先检验假设1，即企业政治行为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正向影响。第一步将企业规模和行业发展阶段两个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如表3中模型1显示，企业规模与原始性创新具有正相关关系(β＝0.10，p＜0.1)，而行业发展阶段与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关系并不显著(β＝0.08，n s)。第二步将自变量企业政治行为加入回归方程(模型2)，发现它对企业原始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5，p＜0.001)，假设1得到了统计支持。
3.3 中介效应检验
我们采用经典的三步回归法来检验假设2提出的中介效应，即政治合法性在企业政治行为与原始性创新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首先，从表3中模型2可以看出，企业政治行为对企业原始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5，p＜0.001)，显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相关系数是否显著，统计结果显示企业政治行为对政治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β＝0.42，p＜0.001)。最后，将中介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后，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是否仍显著，我们发现将政治合法性放入回归方程后，企业政治行为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系数变得不再显著(模型2，β＝0.25，p＜0.001降为模型7，β＝0.1，ns)，而政治合法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β＝0.36，p＜0.001)。以上三步检验说明，政治合法性在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原始性创新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从而假设2得到支持。
3.4 调节效应检验
将调节项引入模型前，根据Aiken和West关于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建议，我们对企业政治行为、政治合法性和组织冗余这三个变量对应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每一步的回归模型中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2，显示本研究中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
假设3提出，在组织冗余高的情况下，企业政治行为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程度会相应增强。首先，企业政治行为对政治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模型3，β＝0.42，p＜0.001)已得到支持；其次，企业组织冗余对政治合法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模型4，β＝0.50，p＜0.001)；最后，将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组织冗余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后，发现交互项对政治合法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模型5，β＝0.11，p＜0.01)。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假设4提出，在企业组织冗余高的情况下，政治合法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程度会变弱。该调节效应是在中介效应之后起作用的，因而我们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的建议，先检验中介效应再检验调节效应[51]。具体步骤是，首先做企业政治行为和组织冗余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回归，得出企业政治行为对企业原始性创新有显著影响(表3中模型8，β＝0.14，p＜0.01)；其次，做企业政治行为和组织冗余对政治合法性的回归，得出企业政治行为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系数也显著(模型6，β＝0.29，p＜0.001)；第三步做企业政治行为、企业组织冗余和政治合法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回归，得出政治合法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模型9，β＝0.27，p＜0.001)；最后做企业政治行为、企业组织冗余、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企业组织冗余交互项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回归，结果发现政治合法性与企业组织冗余的交互项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模型10，β＝－0.05，ns)。因而，前文提出的假设4没有得到支持。
我们认为组织冗余对合法性与原始性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组织冗余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复杂，例如学者们对组织冗余和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的认识已经逐渐从直线关系发展成为非线性关系[35]，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可[37]。因而合法性和企业原始性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二是没有对样本企业按照所有制形式进行划分。Peng,Tan和Tong认为，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政府对组织合法性边界的决定作用不同，政府支持取决于企业经营活动对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程度[52]。这也导致了组织冗余影响合法性与企业原始性创新之间关系时的变异。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研究了企业政治行为影响原始性创新的路径机制与情境因素，发现政治合法性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组织冗余正向调节政治行为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但对政治合法性与原始性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回应了Hillman,Keim和Schuler的建议，他们认为对企业政治行为产出的研究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公共政策和企业财务绩效[6]。而我们的研究将企业政治行为产出扩展到企业的创新绩效层面，丰富了企业政治行为领域的研究。第二，现有创新研究大多从基于知识的观点和动态能力视角出发，而本文从制度视角研究企业政治行为和政治合法性对企业原始性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探索创新过程提供了独特和新颖的视角。第三，研究组织冗余对政治合法性中介企业政治行为与原始性创新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将制度视角与资源依赖理论相结合，具有理论上的互补性[53]，也丰富了各自领域的研究。
论文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首先，本文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面对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实施政治行为，将被动转化为主动，提高企业的政治合法性，进而提高企业的原始性创新绩效。其次，组织冗余对企业发展并不总是有利或不利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发展目标进行分析：一方面组织冗余有助于促进企业通过政治行为获得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组织冗余虽然对企业开始原始性创新有直接促进作用，但是对于政治合法性促进企业原始性创新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作用还比较复杂。因而建议企业保持适度水平的组织冗余。
本文的研究局限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数据上，本文基于管理者自我报告的横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从多个数据源获取数据，或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企业政治行为和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因果关系，有助于提高结论的说服力。第二，本研究没有将企业按所有制类型进行分类研究，由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在获取制度支持方面存在的差异，企业政治行为、合法性与原始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存在差异，这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005，11，北京。
②有些学者的研究也将其称为企业政治活动(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6]或企业政治策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4]，这些概念交替使用，本文采用企业政治行为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