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183;史部》关于台湾、高山族的记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山族论文,台湾论文,四库全书论文,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全书·史部》关于台湾、高山族的记述，保存了有关古代台湾和高山族先民的资料，但其所载各地名，如岛夷、岱员、瀛洲、东鳀等，均非指今日台湾。只有夷州，才是台湾古称。山夷、夷州民才是古代台湾的高山族先民名称。
隋代，《隋书》①所载流求、流求人系指台湾及高山族先民。他们应是古代夷州、山夷的后代名称。唐代，大陆有不少民族迁入台湾，由于东南亚洪水，有些马来人、菲律宾人也迁入台湾，与原住民融合而成为明代东番、东番夷，这也是指台湾及高山族。高山族的直接祖先，应从“东番夷”开始。清代的台湾、“番族”，包括生番、熟番、野番等，是“东番”、“东番夷”的后代，也是指高山族。
一、岛夷、岱员、瀛洲、东鳀不是台湾、只有夷州才是指古台湾
岛夷。据《禹贡》载：“淮海唯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远于淮泗。”有的学者据其中“岛夷皮服”、“岛夷卉服”，认为是指北方和南方（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岛屿）的民族，并认为卉服、篚、织贝是指苧麻衣、圆篚、贝珠衣等，和后来台湾高山族特点相似。②实际上，岛夷并非台湾。胡渭《禹贡锥指》已认为岛夷是指日本。梁嘉彬、张崇根《岛夷东鳀补证》③也指出：岛夷之古字，原文作鸟夷，古音鸟与州同，应指崇拜鸟图腾的少数民族；鸟为泛称，非专指一地，且《禹贡》说“沿于江海”，可见也非专指台湾。同时，从当时台湾生产水平看，也不可能到大陆来“锡贡”，其理甚明。
岱员。《列子·汤问》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里，有大壑焉，实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相去七万里。”有的学者根据字音相近，认为五山中的岱舆、员峤的首字合为“岱员”，与今日“台湾”音近，就是指台湾。④实际上，《列子》所记五山均渤海之东，并不是指台湾；而且今日“台湾”一名，主要来自台湾西南部高山族“台窝湾”名称，⑤与岱舆、员峤毫无关系，所以岱员也不是台湾。
瀛州。《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即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有的学者认为瀛洲就是台湾。⑥实际上，这仅是推测而已，因为在台湾从来就没有徐福带童男女来到的传说，又缺乏其他证据，所以瀛洲绝不是台湾。
东鳀。首见于《汉书·地理志》：“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来，在《后汉书》中，则东鳀与亶州、夷州并提。《后汉书·东鳀》载：“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州及亶州。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遭风，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上述材料提到的东鳀、夷州、亶州，林惠祥教授认为：“徐福所止盖为亶州而非夷州，夷州为台湾，而亶州即为今之琉球。”⑦中外学者大多承认夷州为台湾，如胡渭《禹贡锥指》附图第四十七海图夷州位于今之台湾，亶州在今吕宋。又如凌纯声教授和日本市村瓒次郎、白鸟库吉、和田清等，也认为夷州才是台湾。但也有认为东鳀是台湾的，如罗香林《古代越族的分布》中认为：“东鳀即今台湾、澎湖、琉球等地，盖即闽越一部分。”⑧十几年前，对这个问题曾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⑨我也认为：东鳀、亶州都不是台湾，只有夷州才是台湾。
《汉书·地理志》只提到东鳀人，《后汉书·东夷传》则除东鳀人外，还提到夷州、亶州三者并列，明显是指三个地方。从所说内容，东鳀不是台湾，夷州才是台湾。因此，东鳀人不是台湾古民族，只有夷州人才是台湾古代居民，也是高山族先民。理由如下：
第一，从地理位置看，东鳀、夷州、亶州的位置是不同的。东鳀“在会稽海外”，即今浙江的外海中，既然没有指明方向，则应泛指东北、东、东南一方，在这广阔的海面上，能有“二十多国”的地方，应该是在会稽东方的日本南部。又据《后汉书·东夷传》及《三国志·魏志》载：倭（指日本）“凡百余国”，“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其余七十国应包括东鳀人的二十余国。从地理位置推测，应在日本东南部九洲、四国等地。亶州“所在绝远”，也没有指明方向，认为可能指今菲律宾群岛是有道理的，不可能指台湾。只有夷州，虽然也没有指明方向，但结合《三国志》、沈莹《临海水土志》所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应该就是台湾。
第二，从徐福传说看，《后汉书》述及徐福和童男女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遂止此州”的传说，现在广泛流传于日本，台湾则没有徐福的传说。1887年陈家麟东渡日本著《东槎闻见录》，书中提到：“徐福墓在熊野新宫旧城东山垄中，有二樟树极老，碑面题‘秦徐福之墓’五字，南龙公所建，五代一览云：‘徐福东来，在孝灵帝六年’。正史无所见，不知其何据也。距墓二三町，田间又有小垅七，相传为徐福从者坟，又距此东数里有黎村，为徐福东来系船处。又闻往年有穿福墓得铜器者，其人归即热病，大恐，复埋之，福所赍来鞍辔今藏熊野社神库。福墓北有一孤峰，呼为蓬莱山，其旁有福祠，今已颓圯。”⑩1992年夏报载：“日本华侨及鲍振青君者，发现徐福祠墓于日本最南角和歌山县新宫町地方，由神户搭轮经大阪湾，及歌埔、纪伊，水道一日夜抵熊野地上陆，则新宫町在焉，徐福之墓即在此地。墓地面积凡四亩余，有石碑一，墓傍有徐福从者墓二。熊野一名蓬莱，中有徐福祠在焉。土人善捕鲸，其术为徐福所传授，又有徐福纸，亦为徐福所发明。”“又闻徐福有古镜、宝剑、戒尺之物，遗为日本传国之宝。日本之纸，有名为徐福纸者，即为徐福所发明，则徐福之有造于日本，可见一斑。民国十九年日本举行徐福东渡二千年祭，并为修葺祠庙，其纪念之盛实有由来。”(11)以上徐福传说及遗址，均在日本，台湾则无此传说。
第三，从“分为二十余国”及“岁时来献见”看，《汉书》说“东鳀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可见已具有相当高的生产力和海上交通，这个条件也应是日本，而不是台湾。据《三国志》、《临海水土志》所载：夷州和山夷的生活，还停留在较原始的社会生活。他们既没有如史载分为二十余国，也没有看到能够经常朝贡的物产，甚至也缺乏经常往来大陆的交通工具。据《临海水土志》说，夷州人只“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还使用石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十十五五共食之”，他们“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肴。”这种原始简陋的生活，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供进贡的。而且石器时代的海上交通也只有原始的独木舟，依靠独木舟经常横渡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前来进贡，也是很难想像的，应该说是不可能的。
第四，从名称上看，《后汉书》已将东鳀和夷州分别开，首先提出夷州一名称，虽然对夷州和其上人民生活没有具体描述，但后来《三国志》、《临海水土志》所记夷州，名称是一致的。对夷州人即山夷的社会生活有详细介绍。三国离东汉时间不远，应系指同一地方，即指台湾和台湾古代居民。故过去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夷州时，就直接引用“沈莹《临海水土志》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
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麋尾状。此夷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觡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所日，乃淡食之，以为上肴”。此外，《资治通鉴》记吴孙权遣卫温等求夷二州事，亦注引此文。这就证明东汉夷州和三国夷州是同一地方，即是指台湾。
二、《隋书》流求即指台湾，流求人应为山夷后裔
《隋书·流求传》所载的流求和流求人，大多数中外学者均认为是指台湾和台湾岛上居民；也有认为不是指台湾和台湾居民，而是指今日琉球列岛及琉球人。早在1874年，德学者圣弟艾耳伯维伯爵(Le marguisdl'Hervey deSaint Denys)著《关于台湾与华人所称琉球群岛》认为：《隋书》的流求为今日台湾和琉球群岛的泛称。1895年，荷兰学者希格勒(Gustave Schlegel)的《古流求国考证》从地理方位、王居及民居、斗镂树、政治、衣饰、兵器、战争、学术与宗教、外貌、风俗与习惯、丧事、盐酢酒、动物等项考证，认为明以前的流求，均为今日台湾。1929年，我国林惠祥教授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书中，也从流求距离、气候、无牛羊驴马、其人深目长鼻、王所居壁上多聚骷髅、男女相悦便相匹偶等项，认为流求就是台湾，不是琉球群岛。吴壮达教授《琉球与中国》、《台湾的开发》等书中，也认为《隋书》流求就是台湾。此外，日本学者伊能嘉矩、藤田丰八也赞成这个意见。
《四库全书·史部·隋书》中所记流求应为台湾，流求人是古越族、山夷的后代。从唐代以后，汉文才记载有各种不同成分的人到台湾，和他们融合，发展成为明代东番夷，即今日高山族祖先。理由如下：
第一，从位置看，《隋书》载：流求“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据徐怀祖《台湾随笔》记自台湾到兴化（莆田），在“南风甚劲”的顺风情况下，需时三日三夜。建安郡比兴化更远，到台湾需“水行五日”是相近的。
第二，从动植物和气候看，流求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土宜稻、粱、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枫、枱、樟、松、梗、楠、杉、梓、竹、藤、果、叶，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这些均与后来台湾类似。
第三，从体质特征和语言看，“其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这种一字多音的胶着语特点，及后人考证波罗檀洞在台湾中部等，均可证明《隋书》流求即三国夷州，也就是今日的台湾；流求人就是古越族、山夷的后代。
《隋书》记流求人的民族文化特点，即和古代山夷相近，又和今日高山族有共同处。例如：①社会组织：有王、帅、小王、鸟丫帅等级组织，应是原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各级领袖和酋长，与近代高山族的原始社会组织一样。②生产工具：主要使用石器，也使用铁器，已处于金石并用时代，比山夷已较进步。③文身、贝饰：文身是古越人遗俗，贝饰和近代高山族利用贝珠作贝珠衣、贝珠腰饰、贝珠脚饰也是相一致的。④两性婚姻：结婚需有酒肴珠贝当聘礼，已是私有制出现后的买卖婚，比山夷进步，但还有“男女相悦，便相匹配”。⑤饮食、歌舞：已知制盐、醋、酒、“食皆用手”，饮酒中相互呼名，虽王也不例外，证明还保留原始共产主义生活，人人平等。⑥丧葬和食人风俗：土葬风俗较繁杂，在丧葬中“子为父者，数月不食肉”，(12)可见流求人已脱离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至于食人之俗，反映他们生活较原始、困难艰苦。⑦习惯法与岁时：流求和山夷一样还没有文字，除法律上是原始的习惯法（由鸟丫帅判决）外，也没有日历，他们只利用自然现象（月亏盈、草枯荣）来判断季节时日。⑧战斗与祭神：均是小规模战争，且容易和解。共食斗死者的肉，也是原始生活的反映。至于收骷髅挂于树上，或聚在王室壁下，以多者为佳，这与山夷的猎头习俗、与近代高山族的“猎首”风俗，是相一致的。(13)
继隋流求人之后，唐代则称为流求人(14)、琉球人(15)、留仇人和流虬人(16)；宋代除流求人(17)外，还有毗舍耶人(18)；元代除流求人(19)、琉球人(20)外，还有毗舍耶人(21)。明代融各地方人为鸡笼山人(22)、鸡笼淡水人(23)、东番夷(24)等。
三、经唐代以后的融合，明“东番夷”和清代“番族”就是今日高山族祖先
唐代以后，在大陆上的古越族（山越）逐步消失融合到汉族中去，有的成为现代少数民族的来源之一。在台湾，据汉文记载也陆续有不同的民族迁移过去，如“唐贞观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驾竹筏避难，漂泊而至台湾。……故《台湾小志》曰：生番之语言，出自马来者六之一，出自宋者十之一，迄北十七村多似斐利宾语。说者谓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到了宋元时代：“宋末零丁洋之败，残兵义士亦有至者，故各为部落，自耕自赡”。“相传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此外，“新港、肖垅、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后迁于此”。甚至也有汉族参加进去，如“南社猫儿干二社番，其祖兴化人，渡海遭飓风，船舶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25)。这些记载，说明自唐代以后，以古越族遗裔流求人为主体，结合从各方面来的人，融合发展而成为今日台湾高山族。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曾记载台湾岛上少数民族，经常用当地出产的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等，和汉族同胞交换土珠、玛
、金珠、粗碗、处州瓷器之类物品。其中的土产黄豆、黍子都是农产品，可见农业已相当普遍发达，才有可能拿农产品来和汉族同胞交换日常必需品。
明代陈第是一个接触高山族的学者，他写的《东番记》记述了台湾西南部高山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是第一篇有关高山族的实地调查报告。(26)陈第，福建三山（连江）人，在明万历三十年十二月（1603年1月），随沈有容率军驱逐侵略澎湖、台湾的倭寇，亲临台湾西南部的大员（今安平）一带，接触东番夷（高山族祖先）。他在《东番记》中记述高山族的农业情况：“无水田，治畲种禾，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他们的作物已有大豆、胡麻、薏仁等，蔬菜有葱、姜、番薯等。他们在农耕中，对季节的认识是“计月圆为一月，十月为一年”(27)。这比隋代流求人“视月亏盈以记时节，候草荣枯以为年岁”，是进了一步。“东番夷”应视为高山族的直接祖先。同时，张燮《东西洋考》记载鸡笼、淡水等台湾北部的高山族，说他们在农业中已有杀人习惯和规定，当“谷种落地，则禁杀人，谓行好事从天公乞饮食。比收稻迄，乃标竹竿于路，谓之插青，此时逢外人便杀矣。”尽管这时，高山族还过着较原始的生活，但他们和汉族同胞的经济关系很密切，每当汉族“商人上山，诸所尝面熟者，辄踊跃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绝岛好客。”
注释：
①《隋书》卷81。
②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余文仪：《台湾府志》卷一；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要》。
③《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④连横：《台湾通史·开辟纪》。
⑤陈国强：《台湾名称的由来》，《文史知识》1990年第4期；台湾《国文天地》第89期。
⑥徐怀祖：《台湾随笔》；连横：《台湾通史·开辟纪》。
⑦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92页、96-97页。
⑧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第49页。
⑨周维衍：《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陈碧笙：《略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施联朱：《略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⑩《小方壶舆地丛钞》第10轶。
(11)稽翥青编：《中日历史战史》，第37、39页。
(12)《隋书》卷81。
(13)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3-89页。
(14)李延寿：《北史》卷94；韩愈：《送郑尚书序》；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
(15)杜佑：《通典》卷186。
(16)张
：《朝野佥载》。
(17)郑樵：《通志》卷19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5；李昉：《太平御览》卷784；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18)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19)托克托：《宋史》卷491。
(2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汪大渊：《岛夷志略》。
(21)汪大渊：《岛夷志略》。
(22)王鸿绪：《明史稿》卷147；张廷玉：《明史》卷323；《续文献通考》卷237；《续通典》卷14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9。
(23)张燮：《东西洋考》。
(24)陈第：《东番记》。
(25)参见连横：《台湾通史》。
(26)陈国强：《陈第与台湾高山族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7)陈第：《东番记》，见沈有容《闽海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