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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围绕三大问题形成三个层次结构
邓小平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遭受到极“左”思想的歪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被糟蹋、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紧紧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三大问题展开论述的。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7页。）“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这些问题提的何等尖锐，又何等在理。邓小平不仅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以极大的精力探索了这些问题。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正是在逐步答论、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建构了三个主要的层次结构。
围绕着答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第一个层次。这是论述有关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怎样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表现为“精髓论——实践标准论”的结构。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至为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18页。）并倡导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26页。）“精髓论”是针对着党内极“左”路线盛行的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凡是”化的错误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它告诉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决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他们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承担责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是怎样才能判断什么是做对了，什么是做错了呢？邓小平说：“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14页。）从而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论”把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观念上的是非争论，放置在以客观现实及其实际成果检验的坚实基础上。
“精髓论——实践标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它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精髓论——实践标准论”，确立了人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它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上，为打开禁区、破除僵化，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提供了精神法宝。
围绕着答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这是研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本质、根本任务、根本目的以及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等问题在内的理论，主要表现为“本质论——初级阶段论”的结构。
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的人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使自己从事的伟大事业有着明确的方向、既定的要求，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迫切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因为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阶段和在东方不发达国家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出现不尽相同的情况，而变得错综复杂、极难界定。
首先遇到这一难题的列宁坦率地指出：“要论述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60页。）他已经预感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将要经历更多、更长的阶段，但他同样指出：“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注：《列宁选集》，第3卷，257页。）列宁认为，如何阐明社会主义的特征，它要经过多少阶段，当时还没有材料能够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根据书本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问题只能放到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处理。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首次概括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答了“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在当代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认识的思路是首先抓住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从对社会主义特征的重新分析、肯定，然后进一步深入到本质。（注：参见拙作《对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探索的评价》，《东岳论丛》，1996(1)。）“本质论”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本质论”从根本性质上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与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化剥削制度基础上“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08页。）相比，“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64页。），它要逐步地消灭剥削，防止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本质论”也划清了同“左”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与“左”的假社会主义主张“普遍贫穷”、主张平均主义相反，“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65页。）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大部分人也富起来。
对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确切地讲，就是要认识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许多国家一直陷入超越阶段发展的空想中，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越是急于超阶段地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12页。）他明确地说：“要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52页。）“初级阶段论”，使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归人间，从“空想”拉到现实，有了一个坚实的前进起点。“初级阶段论”阐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100年的发展，在基本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后，才能飞跃到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
“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对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实质性问题做出了完整正确的回答，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总纲和逻辑起点，处于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层面上。它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总体轮廓和发展规律，成为制定社会主义各项政策、方针、措施的基本依据。
围绕着答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第三个层次。这是探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领导核心、依靠力量、外部条件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问题在内的理论，即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有效的手段推进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保障论——战略手段论”的结构。
哪些构成建设社会主义“保障论”的内容呢？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这主要有：(1)政治保证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其根本的政治保证，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2)依靠力量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力量，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依靠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3)军队和国防建设现代化论——军队和国防建设关系国家安危，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4)领导核心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人民领导核心的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改善党的领导，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哪些构成建设社会主义“战略手段论”的内容呢？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1)改革动力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要扫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2)市场经济论——市场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科教关键论——科技与教育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整个经济现代化都要靠科技与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7页。）(4)经济发展战略论——即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首先摆脱贫困，接着实现小康，然后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5)政治发展战略论——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6)文化发展战略论——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7)外交战略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涵。(8)“一国两制”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台湾实现统一。实现祖国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保障论——战略手段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具体、广泛、丰富内容的重头部分，处于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层面上，它起着直接指导、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可以归结为“问题—答论”的结构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更多地积累了不少涉及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尖端难题。是回避现实、视而不见这些难题，还是迎接挑战、主动解决这些难题，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峻考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守成衰败或创新兴盛的抉择。邓小平在进行理论思维时，选择了迎着难题上的路向，着意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局面。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是围绕着三大问题而展开的，它紧紧抓住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中心来确立社会主义新的命题，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成功地答论了这些长期困惑着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难题，也是堪称当代中国和世界高难度的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的课题。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时，把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归结为“问题—答论”的结构表现形式来把握，是符合其本身实际的，也是正确的。
第一，以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进行理论探索，构成科学体系，是邓小平理论固有的鲜明特点。
把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归结为“问题—答论”的结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依据：其一，原著的依据。在三卷《邓小平文选》中，特别是在第二、三卷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在80年代初提出这些问题，在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还继续论述这些问题，说明答论这些问题确实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主线。其二，文献的依据。党的十五大报告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当代国际形势、条件做出了新的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个评价，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发展、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和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明显地包含了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三个层次结构的分析。
第二，以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进行理论探索，构成科学体系，展示了邓小平理论的显著优点。
提出问题和答论问题构成的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具有显著的优点：(1)具有价值性。在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问题。邓小平能够提出并答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问题，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性，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2)具有针对性。邓小平关注现实，关注存在的实际问题。他所抓住的三大问题，都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和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思想解放有没有过头，是“放”还是“收”的问题，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问题，判断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51页。）、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先进技术的问题等等，也都与时代社会、与群众思想息息相关。(3)具有通俗性。邓小平在解答社会主义难题时，善于深入浅出，用简洁、朴实的语言阐述深刻的观点，说明大道理。例如，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归纳只有短短的五句话，他做出的“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论断，都言简意赅，易于理解。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他在提出自己的思想见解时，有意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通俗普及化。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谈及邓小平的性格魅力时说道：“邓小平说话敏捷，有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他很活跃，口若悬河，但又十分慎重，能克制自己。他久久地认真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对问题做出中肯的言简意赅的回答。”（注：埃尔维因·魏克德：《1976-1986年我在中国当大使》，274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这个描述是客观的，我们能够从邓小平的著作里得到同样的感受。
第三，以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进行理论探索，构成科学体系，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和优良学风的继承发扬。
以问题为出发点进行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很多都是围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展开的，如暴力革命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直接以问题为标题写下不少鸿篇巨制，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波兰问题》、《论住宅问题》、《法德农民问题》；列宁的《怎么办？》；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经常围绕重大的问题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例如，作为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重要论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而写的；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的著作《论十大关系》，着重论述的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还一贯倡导：“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802页，人民出版社，1991。）的正确学风。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学习邓小平理论时明确指出，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3页，人民出版社，1997。），正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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