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主持人的传播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目主持人论文,传播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个以超音速变化的世界中，传播的意义是什么？电子媒介的意义是什么？媒介的主人——传播者之意义是什么呢？我不想把这个追问带进下一个世纪，于是想用节目主持人这一传播的特定角色来诠释心中的理念。
1、主持人即讯息
新闻采编、信息处理工作，是大众传媒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要由其从业人员通过采、编、播、控、制等方式，收集各种重要事实的信息，才能对收集的信息加工处理后向大众发布。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直接信息源）和知情者（间接信息源）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需要了解的信息，他们也构成一种制约大众传播的力量；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传播同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关注在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产品（节目）消费的状况。作为“把关人”的节目主持人，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信息源，但他与受传者在共同经验范围内共享讯息的属性决定了由他作主的传播过程是传播和分享信息、有反馈的持续循环的过程。
一种信息，究竟通过何种传播渠道传播为佳，取决于社会制约所作的选择，而节目主持人恰恰就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因素。主持人的特质往往与节目的特质互为因果，只不过我们要宏扬的是主持人作为社会制约力量的积极作用，说到底，他必须以符合大众传播规律的形式对大众传播实施良好的制约，应自觉地接受正确、合理的社会制约，防止脱轨、失控现象。具体到中国的实际，主持人则必须增强党性观念，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新闻政策和各项基本政策以及国家的法规，从事自己的主持行为和传播活动。
当前我国主持人实践已走到“二级传播”的历程，“二级传播”是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费尔德的观点。他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远逊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而个人是社会群体的成员，群体内所有成员相互影响：人们对媒介讯息的反应不是直接的和即时的，而是受到群体影响的；在媒介运动面前，个人并非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而是可以被划分成两类：一类人积极接触和传播由媒介所传递的思想（象舆论领袖那样）；另一类人则是主要靠同他人接触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象追随者那样）；大众传播媒介是通过舆论领袖这些中介人物影响广大受众的。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二级传播”的过程。节目主持人实际上早就充当了舆论领袖的角色，他的作用的优劣，关键看其是否在主持行为中把握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否则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早已关注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以此实现“二级传播”，三大广播公司与CNN（有线新闻网）不遗余力挖掘、培养、塑造，推出明星主持以充当舆论领袖不仅仅是商业行为，它意味着一个媒体的品位、可信度与权威性。当克朗凯特与丹·拉瑟坐到《60分钟》与《CBS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持台前时立即实现一种魅力，正如美国专家对丹·拉瑟的赞誉“他为80年代电视提供了一种似乎是完满的结合体——炉火纯青，德高望重，再加上男性魅力”（《主持人》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P333）可以说这种魅力的核心是感召。
中国试图推行节目主持人中心制，正是抓住了“二级传播”的特性，中央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新闻类节目不断推出明星主持，就是想实现“二级传播”的效果。中国老百姓似乎对“舆论领袖”更情有独钟，所以明星主持人机制的设立不成问题；然而事情并非如想象得那么简单，“二级传播”与“舆论领袖”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信息是直接从大众传播媒介流向媒介使用者而无须通过中介人物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可能对接触媒介信息的个人直接发生影响，并非一定要经过“舆论领袖”这一级才能如此，而且，传播还可能是多级的。事实上，“舆论领袖”和“追随者”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能互相转换的角色。可悲的是中国为数很多的明星主持人尚未意识到这个浅显的理论问题，仍陶醉在美好的自我感觉中洋洋自得，于是这才有了《名主持尚能之死》之类的悲剧。主持人很有可能是一种消极的讯息，其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大众传播对受众产生了什么影响”成了以往理论与实践的着眼点，却忘了反过来思索“受众要求大众传播起什么作用”这一重要问题。
主持人即讯息体现在他可以产生分享信息和传递知识方面的效果，也可以产生参照框架的作用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认识结构和信息欲求，还可以促使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有所转变等等。因此，如果我们不对主持人传播效果的强度做进一步理论探索，便很难在对待大众传播的认识上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
另外，主持人即讯息的另一层含义是它与西方传播学中的模仿论不谋而合。模仿论认为：榜样通过不断地重复刺激，引起认同、模仿，最后逐步相对稳定固定下来。传播学者们认为，媒介讯息蕴含的模式或榜样形象对受众产生影响，通常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受众个人接触媒介关于行为模式的描述；
第二阶段，接触者与榜样模式认同，并有意无意地（或成功或不成功）模仿这种行为；
第三阶段，接触者的模仿尝试获得成功，并取得相应报偿或鼓励后，接触者便会积极地继续重复该模式行为来应对相同情况。于是，媒介模式行为（包含主持行为）被受众采纳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模式。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认同”机制。这种心理表现出一种倾向或者角色期待，以及行为冲动。由于认同机制的普遍存在，大众传播不仅通过信息展示和倡导某种行为模式，而且通过塑造和推出理想的人物形象来提高种种行为模式的魅力，以争取受众的认同，促使对模式的模仿；主持人的自为性正是这一理论的注解。节目主持人作为节目整体构思的体现者，要展开的不仅仅是含有特定的创意、内容、目的的节目，还有受众深深的社会性期待。他所给予人们的永远是集体无意识的众望所归。
节目主持人是媒介赋于其增强传播效果的媒介人物，同时又充当了一种媒介讯息，因为在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经常需要依靠权威来源来了解周围的复杂情况，人们相信权威，习惯于接纳权威来源的信息，易被心目中的权威所说服而接受他们的观点，以巩固或改变自己的心理定势。
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传播媒介就是信息”。人们在传播活动中，由于使用各种感官的方式与比重的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同时也就改变了环境，因此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信息。由此看来，节目主持人构成信息的可能性正在于他使用自己的学识与个性重塑自我，影响他人。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却是有意义的。
2.在议程设置中扩充自己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在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方面成功不多，但却能非常成功地告诉人们应该考虑些什么问题。这便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这一理论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媒介讯息是经过媒介把关人的一番选择。媒介把关人首先选择那些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然后根据这些事件的重要与否决定报道的强调程度——报道的长度、标题的大小、报道在报纸版面上、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位置、报道出现的频率等。有些需要简略，有些需要详述，经过这样的选择，就形成了媒介议程。
大众传播媒介议程的内容影响到大众把哪些问题视为重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广泛传播信息的威力，使媒介得以影响大众对现实的理解。凡大众传播媒介视为重要并在媒介报道中突出强调的问题，也会得到受众重视。而节目主持人的把关人作用正是议程设置的充分表现。在节目中，主持人要随时对一些新闻事实发表自己即兴式的见解，用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及自己的个性化形象来进行议程设置。
以香港回归为例。香港回归祖国万众瞩目，中央电视台在策划整个宣传报道时，追求一种目标，即同步、立体。同时就是所有重大的新闻事件在第一时间与观众见面；立体指包括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世界上主要的国家或者说与香港事务相关的国家，都派了记者，发回了报道，这种集约式的报道就蕴含着议程设置的功能，主持人根据现场的情况时而解说一段背景材料，时而对某个人物作点评，时而又退出来让画面说话，总之不离开回归这个主题，不脱离香港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与祖国大陆血肉相联的关系。
又例如，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新的现代国有企业的“大型航空母舰”。这同样是对主持人新闻洞察能力的一种考验。主持人在策划选题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们当前要论证的是：第一，企业建立了名义上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企业在市场上就一定有航空母舰式的竞争能力？第二，建立‘航空母舰’的方式，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还是长官意志？”记者在报道当中，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是在当前经济领域中作了前瞻性的了解、前瞻式的报道。记者、主持人如果仅仅简单地停留在对组建大型企业的“航空母舰”这个问题的表面上进行叙述，这个信息的传播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就要大大减弱；而现在前瞻性地传播这个信息，不管对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决策，还是对实际操作者都是一种警示。只会简单地论及事物表面现象的主持人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主持人。
再如八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以“单边注入点”为支撑骨架的现场报道全新模式就其传播意义上不啻为电视体育报道的传统方式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一次突破。这种新的报道模式，不仅将体育比赛和电视报道全方位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且使信息的生成、采集、传播和接受同步进行，最大限度地缩小了赛场、运动员、记者和观众间的时空距离。这也是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在高科技时代赋予电视体育报道的一种全新概念。所谓“单边注入点”，就是记者以新闻现场作报道点，通过电子媒介和光纤式微波作直播报道的一种现代电视节目制作方式。与人们熟悉的现场报道相比较，它是一种更高一级的现场报道形式。
现场报道作为体育节目的主要报道形式，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递进的过程。首先在利用公共信号转播比赛的同时，开始采集主体新闻。如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时中央台的奥运电视节目。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又引入了演播室概念，主持人引导和公共信号及主体新闻三者合一，如中央台北京亚运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体育节目，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始终赋予主持人驾驭新闻筛选的能力，而对报道的丰富性及主持人的灵活性缺乏开掘。直到90年代初，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单边注入点报道形式开始在国际上流行。在海湾战争中，美国CNN利用地面移动卫星站在前线进行现场报道，逼真地渲染了战争氛围。与此同时，一些世界级大电视台在直播奥运盛况时，为了如实报道本国运动员的参赛情况和观众感兴趣的赛事，在原有的演播室主持人和公共信号报道的同时，记者开始走上前台，在比赛现场直接报道主体新闻，记者和主持人联手开掘新闻信息这种穿插式的现场报道，缩短了时空距离，活跃了荧屏，虚拟情境的如实演化也强化了新闻的渗透力和权威性。以下请看中央电视台八运会期间每晚长达6小时的《八运会综合报道》直播节目框架的提纲：
18:00——19:00 新闻、单边注入点赛前报道、专题；
19:00——21:10 比赛直播；
21:00——21:55 八运会专题报道（第一、五套并机播出）：比赛综述，单边注入点赛间报道、专题等；
22:00——22:30 单边注入点赛后采访；
22:30——23:00 《浦江夜话》；
23:00——24:00 专题、新闻杂志《今夜末班车》。
如果说，《八运会综合报道》的6个小时节目是一个杂志型的框架结构，那么单边注入点的现场报道就是它的核心和基本骨架，它凸现了记者、主持人对重要报道的选择，而非重要报道选择记者、主持人。
如果说，媒介是通过系统地突出传播某些问题来发挥议程设置作用的，那么媒介赋予传播主人——主持人的便是最大限度地开采新闻事件“原生态”的时空，盘活资讯手段，使传播更富意义。主持自己、主持生活、主持时代，永远是主持人的业务与人格追求。主持人是从关注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上实现其媒介给予他的议程设置功能的，那么也就决定了主持人离不开信息反馈这一环节，否则，传播过程便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3.在信息反馈中认识自我
传播是信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彼此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沟通、影响的双向过程。作为传播过程中传播对象对传播者的信息作出反应的环节，反馈所起的作用在于使传播者及时了解传播对信息的要求、希望、评价、判别等，并根据应有的反馈信息调节、改进信息的传播，使之更符合传播对象的口味。
反馈现象存在于任何传播环境中，它意味着传播目的的实现程度。由于人参与了传播过程，使传播活动复杂化，传播过程不仅仅是起源于传播者，止于受传者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在实际传播中，传者与受传者角色不断变化，特别是广播电视的谈话类节目，受众的参与非常踊跃，打碎了大众传播中信息反馈所具有的延迟性、间接性等特点，这就要求节目主持人不但要在信息反馈的累积性，代表性与量化性上做文章，还要在即席发挥上下功夫。反馈的即时性会对主持人的职业素质构成极大的挑战，中央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文化视点》等节目的主持人正是在这种挑战中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面对众多受众的发问，主持人承载的不仅是信息，更是思想的交锋与探寻。受众的主体意识的加强以及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电子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日益拉近，反馈不断地在即时性中完成，驾驭节目的主持人生存之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主持人是传播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关键的控制因素，所以以主持人为结构中心的传播方式便应运而生，象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杂志型新闻节目，这使得各种事实、观点、材料、背景等能灵活自由地结起来，同时又能根据编导的意图进行动态排列，使传播顺利进行。
现代的电视演播室由于卫星直播技术的发展，使它已超越原有的单纯录制的技术功能，而成为一个开放的与公众和新闻事件紧密联系的空间。它已由一个技术制作空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空间，主持人身处其间，只有对报道有很深的了解与认识以及对受众的需求有很深的理解，才能在主持中自由、合理地调动素材和其他传播参与者，主持人经常的角色转换本身也使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带给受众以新的信息；角色之间（主持人和主持人、主持人与记者、主持人同嘉宾、嘉宾与嘉宾以及他们和受众等）的交流使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成为一种很起作用的生活环境。
在传播中受众的参与性一旦被激活，便一发不可收拾，有时他们在节目中与主持人争夺角色，主体意识的强化使其往往先声夺人。受众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传播效果，即接受信息后，在感性、思维、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发生许多出人意料的变化。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是传播学中最受重视，开拓最深的领域。自从传播学研究兴起以来，世界各国都在重视调查受众，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受众，是一个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收集受众反馈、掌握受众心理的重要途径。通过收集到的受众反馈信息可以调查出各媒体的受众率和受众的构成，各种不同的受众群体接触各媒介的程度，各受众群体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等。
在西方国家中，往往是通过独立于媒介机构以外的专门机构调查受众的。在美国，从事视听率调查的著名机构有“尼尔森公司”、“美国调查局”（后易名为“阿比伦调查公司”）、“伯奇报告公司”等。中国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也十分重视受众调查以便立足于信息反馈的基础更富效能地传播。如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级大台就定期搞收视率的调查以便更好地定位节目。下面是中央电视台在某一时期的收视率排行榜情况，如附录：
随着受众传播中心地位的确立，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而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也就是说受众与节目主持人日益在抢夺“授予地位”、这就要求主持人努力开掘新闻视野的多维空间，使受众吮吸丰富的事实内涵，获得一种传感，一种无法摆脱的褒贬张力，通过连辍事态的发展的必然过程来阐释、展示新闻的本质，用打破思维常规的最新观点启迪受传者。节目主持人在提高自身功力的同时，利用信息反馈机制与行为，最大限度地调动受众参与的三个层次——即心理参与、现场参与感、深度参与，使大众传播成为洋溢朝气与生机的双向传播系统，这应该成为主持人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