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于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大发明”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象征之一，这些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举世公认。但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撰文说印刷术起源于韩国，其主要根据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了一卷雕版印刷的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注：南朝鲜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是新罗王朝景德王十年（公元751年）时的原建筑物。1966年秋天，盗窃者在深夜破坏了该塔， 使塔的上层遭到破坏。但第二层以下，并未受到破坏。考古发掘塔身第二层时，于1966年10月14日发现了一个正方形（长度为50厘米）的舍利洞，洞内供存着一座珍藏舍利瓶的金铜精镂的外函，外函西面置有一只金铜长方形的舍利盒，盒子上面放着一个绸缎袋套，袋内就盛了这件印刷的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初步断代其印于公元706 年——751年之间，并且肯定此经刊行于当时的新罗王朝。据此， 有些韩国学者声称雕版印刷术起源于韩国，并要求世界予以公认。海外媒介一时鼓噪，推波助澜，闹得沸沸扬扬。一些治学严谨的中外学者针对此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张秀民、潘吉星及美国学者钱存训、富路特（L.C.Goodrich）等均认为此经卷刊印于我国唐朝，然后传入当时新罗王朝的说法较为可信，并举出大量的史实加以论证，表现出一个学者所应持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认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无可置疑。
韩国发现的这卷佛经，是国外一些学者论证雕版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重要凭据。该经1966年10月14日，在韩国修复庆州佛国寺释迦牟尼塔时，于塔内发现的。据美国学者富路特说：经卷为厚桑皮纸，卷轴形式，轴心为竹制的，经长约630厘米，阔6厘米，印刷部分5.3厘米阔。 ……是用一组木板印刷的，木板共十二块，每块约20到21英寸。经过印刷，然后将纸粘连起来，成为连续不断的经卷。（注：〔美〕富路特：《关于一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书林》1980年3期。 ）刻以唐人写经楷体字，笔划介于方圆之间，兼有六朝遗风。文中还出现武周时间的制字，即地、初、授、证四字，还有宋以前流行的大量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说明这是一件早期的印刷品。韩国学者黄善必和金梦述二先生在此经发现后两三天内，便匆忙断定它是新罗朝景德王朝时期（742—764年）出版的世界最早印刷品。五天后，金庠基教授于10月20日认为此经刊行年代即佛国寺建塔之年（751年）。到1968年， 韩国学者李弘植教授，发现此经曾在706年供奉于皇福寺塔，所以， 他将此经断定为706年—751年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1994年，韩国学者金圣洙先生发表文章希望将此经刊行年代和韩国木版印刷起源年代定于706—722年。同时更进一步向世界提出三项要求：1.要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行年代得到世界公认。2.要求韩国木版印刷起源年代得到世界公认。3.要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作为世界最早印刷品得到世界公认。实际上就是让世界公认印刷术起源于韩国。（注：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还是韩国？》，《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7日。）
目前，中外学者关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翻译地点均无歧议；翻译时间虽然说法各异，但也都大致定在武周时期（690—704年）；刊行时间也有武周统治时刊行，武周统治结束后刊行的说法。但争论最大的问题是佛经刊行地点，有唐朝刊行和新罗刊行两种说法。我们认为，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发明印刷术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刊行于唐朝说远比刊行于新罗说更为可信。
众所周知，印刷术发明的最基本条件是纸和墨。纸张是公元前发明于中国的，东汉时期蔡伦对造纸术作了进一步改进，采用了新的原料和技术。从此，纸张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注：1900年在甘肃发现的敦煌遗书，纪年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年）， 最晚的是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这些纸卷的发现，为研究中国造纸技术的成就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至隋唐之际，中国造纸术更加发达，无论在造纸技术，还是在纸的质量方面，都领先于其它各国。而墨的使用，在中国也可追溯到上古时代。近年考古发掘的湖北云梦秦竹简、甘肃居延汉木牍等简牍上，至今保留着当时人们用墨书写时留下的字迹，随着文化传播的需要，纸、墨、笔、砚的结合相得益彰，并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国的纸、黑除便于书写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便于印刷，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先生说：“中国墨适用于木刻书籍，成绩极为优美”。若将其用于金属或石质表面上，墨汁就会像水珠般凝结，印出来的字迹、图象就显得粗糙，容易模糊漫漶”。（注：[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91年1 月）因此我们说作为雕版印刷发明的前题——纸和墨，均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这就为雕版印刷产生于中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就雕刻技术而言，中国的刻印，勒石等雕刻技艺，自秦汉以来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印章，虽然在方寸之间，但就其章法，布局来讲也代表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上的追求。就其反刻文字和用印的方法，它与雕刻印刷的技艺几乎完全相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印文最初是盖在陶土器皿和简册的封泥之上，作为一种凭信，因此也称之为“印信”。后来则大量的加盖在纸和绢帛等文书之上。敦煌发现一块1世纪的缣帛，上面盖有黑墨印文。 另据《抱朴子·内篇》记载：“古之人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沿途用它盖在泥上，以防猛兽和恶神。《通典》也记载有，北齐（550—577年）时，宫府专门使用一方长一尺二寸，阔两寸半的大木印，上面刻着四个字，盖在公文纸张的连接处，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早期镌刻的印章，特别是以反字阳文在木块上镌刻的木印，确实可视作雕版印刷术的先驱。（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上海古籍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0年。）
印章、碑石和墓志的雕刻及其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雕刻工匠，他们多以师徒私相传授形式延续发展，在秦汉、魏晋、隋唐的大量刻石上，曾先后发现了不计其数的工匠名字，即所谓“物勒工名，以察其守”。这些以刻石书写为生的工匠为中国雕版印刷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技术条件。
中国古代在整理经史典籍和复印名家字画过程中，积累了“临、摹、仿、拓”的传统复制技术，特别是拓印，它是把雕刻于碑石，铜器和画像石等上面的文字和图案印下来。这种拓印下来的印件称作拓本或拓片。这种技术早在六朝时已有，至唐代大盛。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 集贤，秘阁，拓写不辍”。由此可知， 当时兼任拓写之职的官府机构，至少已有上述四家。《旧唐书·百官志》中也有“拓书手”这一官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勒石和拓印的盛行，也说明唐代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传统复制技术的发展。但是由于碑石的雕刻和拓印是由官府掌握，再加上当时交通不便等其他因素。因此，只有少数人能目睹当时所刻的碑石或碑帖。而所传抄的的书籍由于人为的原因，又往往有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产生。
虽然无论印章、碑石或复制拓印，就技术而言都是殊路同归导引成为木刻雕版的重要步骤，但它们与雕版印刷始终在用途上有所区别，而形成于民间的模印技术应是促进雕版印刷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本世纪在敦煌和吐鲁番两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雕版印刷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在出土的遗物中除了书卷和碑石拓本以外，还发现有大量的模印纸质小佛像。“模印”纸质小佛像，可以说是由拓印发展为木刻雕版的重要过渡形态。唐代高僧义净691 年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有：“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由此可见当时僧侣已大量模印泥佛像，有的则直接模印于绢或纸之上，以备随处供养的需要。据玄奘弟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述：玄奘晚年于高宗显庆三年至龙朔三年（658 —663年）：“发愿造十俱胝像，并造成矣。”据目前考古发现， 模印泥佛像最早见于北魏时期，到唐代达到鼎盛。拓模泥佛像，其俗传自印度。有的泥佛像掺和了僧人逝后火化的骨灰作成，也可以内中收贮或拓印法身偈文。唐代有的泥佛像背后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诸字，因此人们也称之为“善业泥”。在中国各地，曾先后发现许多这样的小佛像，而尤以唐长安出土的最多。清道光十九年初，刘燕庭在西安慈恩寺得见善业泥，后来鲍昌熙摹入《金石屑》，此为善业泥著录之始，《神州光国集》也载有图片。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善业泥在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太平坊的温国寺遗址等地均有出土。陈直先生曾撰文《唐代三泥佛像》，根据苏常侍造印度佛像的装束推测这种袒右肩的无衣纹佛像，系初唐之物，可推知这种样式的流行与玄奘大师带回的印度佛像有关。（注：陈直《唐代三泥佛像》，《文物》1959年8期。 ）唐冯贽《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以供广大僧众，随处供养的需要，这样大量的印刷活动，可能就是用模印技术将小佛像模印于善业泥或绢纸之上，布施四方。这是唐代早期的重要印刷活动。美国美者卡特先生认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所发明的某种印刷的形式，能起到改变国家教育和文化的作用，那就是印刷术的发明。”（注：[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91年1月）玄奘发愿造十俱胝像，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佛教文化。 而其所印的普贤菩萨像，虽是单张佛像印刷品，但也可使当时不识字的老百姓虔心向佛，接受佛教文化，也就起到了改变人们思想作用。况且，“每岁五驮无余”，其影响面是相当广泛的。这种活动直接满足了广大僧众随处供养的需要，是唐代早期印刷活动的重要一环。为佛教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漫长的印刷发展史上，文化的传播和佛教的发展对雕版印刷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唐代随着国力的加强，文化传播的需求日益旺盛，加上佛教在这一时期广泛的发展。在大众文化需求和虔诚的佛教徒抄写经史典籍之时，需要有准确、迅速的复写手段，以令经史典籍向周边更广的地域有效无误的传播。佛教教义甚至说，大量抄写佛经是求得菩萨保佑的门径之一。“凡愿求得陀罗尼咒之善果者，必须抄写七十七遍，藏诸浮屠（塔），……此咒为九十九珂蒂（koti）诸天菩萨真言，虔诚反复诵念，即可蠲免诸般罪过”。随着佛教的发展，到唐代初期，汉魏以来翻译的大量佛经，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存下来的多已杂乱浩繁，各家均以此为据解释佛教真谛，一时流派纷呈。因此到西方求取真经重新翻译，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迫切需要。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初唐时期先后到印度求法的高僧达五、六十位，并在唐长安和洛阳两地设立许多译场进行翻译。为避免佛教徒在传抄佛经时易出现笔误，因此除雕刻石碑以外，还不断的进行雕版刊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生字7 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末有“弟子王某发愿雕印”一行，（注：潘猛补《论佛教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9月。 ）知此唐人写本也是据印本转录的。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瑜伽密教早期传入中国的一部佛经，翻译于683 年。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刻本是武周如意元年（692 年）史延福在龙门石窟西山莲花洞刻本。（注：《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温玉成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1月。 ）武周时期正是唐代佛教鼎盛的年代，在韩国发现的早期《陀罗尼经》印刷品以前，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还发现了印本的《妙法华经》（现藏于日本），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考证也是武周时期的刻本。（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上海古籍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0年。）进一步证实了宗教因素是印刷发展的动力。这些与印刷品有关的实物资料的发现，为研究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和向外传播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雕版印刷至迟在武周以前就已形成。
武周时代，为了巩固统治的需求，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为其登基取代李唐天下大造舆论。这一时期，仅东西两京，翻译佛经的场所就有崇福寺、佛授记寺、福先寺、西明寺、大荐福寺、资圣寺、白马寺等二十多个译场，外地还有龟兹莲花寺、北庭龙兴寺等，一时之间，大量的梵文佛经被翻译成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便是其中之一。《宋高僧传》记载：天授（690—692年）中， 西域僧人弥陀山（于公元680——704年居住在当时中国首都长安）和法藏等人合译此经咒。 “其经，佛为劫比罗战荼婆罗门说，延其寿命。译毕进内，寻辞帝归乡，天后以厚礼饯之。”唐高僧智升所著《开元释教录》对此也有记载，只是开译时间略有出入，但译成汉字译本的时间则在弥陀山留居唐王朝首都长安的最后一年（704年）译成的，所以它的印刷品印成年代， 上限是公元704年。此经译成后，恰好满足武后的政治需要，深得武后喜爱。 为了大肆宣扬武后的功德和适应陀罗尼经咒大量传播的需求，将其付梓刊印是很有可能的。
何为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Dharani）的音译。 《大智度论》中说：“陀罗尼者，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集种种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就是总持一切，掌握全面的意思。《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讲的更为透彻：“此咒名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除一切罪业等障，能破一切秽恶道苦。”又说：“于四衢道造
堵波（塔），安置陀罗尼，”宣扬陀罗尼经咒佛法无边，可以消灾免难，祈福长寿。这就促使佛教信徒造幢、修塔，供奉陀罗尼的风气兴起。《大随求陀罗尼轮曼荼罗》中又说：“若有授持此神咒者，所在得胜。若有能书写带在头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胜清净，常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又为诸佛菩萨之所忆念”。这种简便易行的修得方式，深受佛教信徒的欢迎，不仅生者佩戴，而且也用于随葬。韩国发现印本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也讲到：“我等为报如来大恩，咸共守护，令广流通，尊重恭敬如佛无异，不令此法而有坏灭。”也就是说佛教信徒不仅自己要读诵、佩戴、供奉陀罗尼经，而且要广为抄写、宣扬，以使自己功德无量，得到菩萨保佑。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唐初中国已传入了新兴的瑜伽密教。位于龙门东山的刘天洞是以大日如来为本尊的瑜伽密教早期造像之一，完工年代在武周天授三年（692年）以前。 这比传统观点认为密宗是玄宗时期传入中国要早。（注：《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温玉成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1月。 ）自“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弘扬密教，开宗立派以来，各种各样的陀罗尼经广泛流传。据不完全统计，陀罗尼经咒有六百多种。尤其是中晚唐至宋元，是其发展的盛期。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武周时代翻译并颁行，是为武则天政治需要服务的。因为在中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儒释道三教，妇女执政，儒家视为大逆不道，道家则是为李唐王朝服务的，因此武则天便只有从佛教当中寻求支持，为武周代唐制造舆论。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翻译之前，已有一部为武周代唐造舆论的佛经《大云经》，其中一段讲到：“有一天女，名曰净光……，舍是天形，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注：《大正藏》第12卷第1097～1098页。）“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王，威伏天下。”（注：《大正藏》第12 卷第1107 页。）此经明确指出有一“净光”天女，可以继承王位，治理天下。武后得此佛经，自然喜出望外，当年改元天授，（注：《旧唐书》卷六“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并敕令各地修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经， 并“使增升高座讲解。 ”（注：《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则天后》天授元年（690年）。其目的就是让广大僧众明白，武周代唐是上天的旨意，希望人民顺天意，服从武周统治。这时，西域僧人又译出一部经名中含有“净光”二字的陀罗尼经，前后遥相呼应为武周代唐造舆论，武后以厚礼送弥陀山归国，自在情理之中。由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政治产物，人们大量的传抄誊写、读诵、佩戴、供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祈求上天赐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巩固武后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政治利益驱动下，武后需要数以万计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流行全国。那么，最简便最快捷的办法只有选择雕版印刷。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称德女皇于764—770年刊印百万陀罗尼经得到印证。据日本《东大寺要录》记载：“天平宝字八年（767 年），在寺的东西两边，建筑了两间为安藏经幢用的小殿，……当时造了一百万经幢，分发下面十个寺院保藏。每座经幢里都藏有《陀罗尼经咒》一部。”中国和日本都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正统意识非常浓厚。两个女皇虽是在远隔万里的各自国家里继位称帝，但利用佛教为其登基制造舆论，以巩固统治的心态，却是一致的。一位日本学者曾论述：“在八世纪和九世纪中，唐代首都长安如有任何良好的东西，几乎无不传入日本，而且迟早会在日本首都奈良加以仿效。”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称德女皇的做法是仿效武则天当时的做法？也就是说，武则天是木刻印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始作俑者。
现存早期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有日本和韩国两个版本。据钱存训先生的对比研究后指出，日本的印本经咒只限于几十至一、二百个梵文音译来的汉字咒语，而韩国的经卷内容则要长得多，不仅不咒语，还包括了经文。说明韩国庆州发现本，比日本印本内容要更全面一些，在中国印刷的可能性最大。（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上海古籍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0年。）
那么，新罗佛国寺塔中为什么会发现唐武周时期的印刷品呢？据朝鲜古文献《庆尚道江左大都护府应州东岭吐含山大华严宗佛国寺古今历代诸贤继创记》说：“传创寺时，匠工自唐来人”。唐初与新罗关系密切，八世纪中叶建造的这座佛国寺，就是在唐朝工匠指导下建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佛国寺中之释迦塔奉纳自唐土传来的佛经自情理中事。（注：赵永辉：《关于印刷术起源问题的管见》，《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16日。 ）根据韩国学者李弘植对庆州皇福寺塔所出的金铜函盖铭文的研究，此经于706年曾供奉于该寺石塔中，比佛国寺建塔时间（751年）还要早45年。因此，他推测韩国雕版印刷始于706年—751年。 而706年距武周末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翻译成汉文的时间很近，在这么短时间里，此经从唐传播到新罗，刊印并供奉于塔，几乎没有可能。另外此经是武周政治需要的产物。新罗实无刊刻此经的必要。从当时新罗与唐的友好关系来看，刊印于中国，并由唐颁赐给新罗的可能性最大。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武后垂拱二年，“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採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可见唐朝皇帝对新罗的颁赐由来已久。不仅赐书给新罗，而且也颁赐了佛经。加上陀罗尼经咒本身要求供奉，以祈求菩萨保佑，所以新罗将其善自珍藏，供养于佛塔之中，以求受大唐庇护，国运长久。在皇福寺和佛国寺都曾供养武周时期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充分说明了这点，同时也说明唐与新罗的友好往来。
关于韩国《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印本，笔者曾同陕西省文物鉴定专家王长启先生，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王世平先生家亲眼目睹了韩国方面提供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复制品。此经复制品，装在一个宽7厘米，长11厘米的长方形洁白木盒里，为卷轴装， 轴心是竹制的，两端涂有暗红光漆，经文全部用汉字印刷在酱黄色的纸上。雕版字迹古朴、精细，一笔一划有娴熟的刀功，还有深厚的书法功底，充分体现了方笔的遒劲和圆笔的韵味，隐隐显出六朝体的古风，别具一格。这件复制品，虽然与韩国方面报导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实物在纸质、包装等方面略有出入，但基本上再现了这件印刷品的面貌，为我们研究它的时代特征和印刷技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据王长启先生的目鉴，该经字体是典型的唐AI写作经体，特别是其中出现的地（埊）四次，授（
）二次，证（
）一次，初（
）一次。四个制字，表明其为武周时代刊印的特点，虽然其中尚有制字的混用情况，但其中出现的唐、宋以前的俗体字与异体字达60多个，如胜（
）、那（
）等均为唐僧人写经体（注：《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1月）。
韩国学者从武后制字在新罗和日本很流行，推断出经卷为新罗雕版印刷。实际上这一点不足以证明新罗刊行说。因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翻译于武周时，武周刻本使用制字无可争辨，恰恰证明了它为唐朝印刷品。载初元年（689 年）武后创制了十二个“制字”（注：《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则天后》天授元年（690年）。），以后又不断创制新字。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法令，或社会上已极流行，才会使用这些制字。武后制字的印本，在中国吐鲁番出土的《妙法华经》（现藏于日本）中也曾发现。1976年长泽规矩也教授研究后指出，从使用制字这一点看，“没有确实证据断言庆州发现本是世界最早印刷品”；同时，对此经刊于新罗时代的说法表示怀疑。
韩国李弘植教授争辨说，此经中制字与正常字混用，只有远离武周统治的新罗才有使用制字的这种随意现象。但我们查阅了大量武周时期手写本、碑石及墓志铭刻文，发现当时中国制字的使用也有随意现象，但在有关武周年号书写和刻石时较为严格。至于李弘植教授所言五、六十个写经体的异体字和日本古书对照，很多是两相符合的，遂认为此经是新罗的，这种推论更是错误的，因为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图书文物，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携归日本的，此经卷所出现的写经异体字既多与之相同，进一步证明它来源于中国唐代，而非韩国的东西了。
本世纪发现的敦煌遗书，也为我们研究宋以前写经卷的书体、纸质和装裱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敦煌遗书的纸张多制于北方，其原料因地制宜，主要为麻、楮皮和桑皮，不同时期的用料也不尽相同。晋和六朝多用麻纸，隋唐除麻纸外，有楮皮纸和桑皮纸。装裱幅式主要是长卷，个别的卷尾装一木轴，由一张张高低宽窄相等的纸张粘连起来，最长的《金刚经》，长达99英尺。卷轴装源于中国秦汉以来的简册，现存的唐人写本多为这种形式。根据敦煌遗书的唐代手写经卷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刷品对照，我们不难看出，此经所用的楮纸为唐人书写经卷的常用纸张，而韩国在中国唐代时所生产的纸张多为麻纸和鸡林纸，均色白而光滑；还有一种纸质略粗但更为坚牢的“等皮纸”，主要用来制作雨衣和窗帘及装订裱背的书（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上海古籍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0年。）。据潘吉星先生考证“新罗楮纸最早记载迟至755年才出现， 比此经年代晚出半个世纪，而楮纸从高丽朝起才成为半岛特产。”（注：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还是韩国？》，《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7日。）而所用的卷轴装更符合中国唐代手写经卷的传统方式， 另据730年成书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一卷，共12纸（注：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附录：《天元释教录·入藏录》复原拟目第349号。），这与韩国庆州发现的印本实物相吻合。由此可见，此经无论从字体、幅式和印刷的纸张数量都与唐代武后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的刊行地点应该在中国。
世界上任何一项发明的产生除了要有合适材料和必要的基础条件以外，还得有创造性思考和文化传播的需要。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形成也同样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代人呕心沥血，不断探寻、摸索、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雕版印刷首先起源于中国，而非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是因为促使其产生的因素：印刷所必备的纸张和墨汁；雕刻并复制反体文字或图形的方法；佛教的传播以及满足大众文化的需求等方面，早在中国唐代初期就已完全具备。
韩国所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放在当时的新罗王朝来看，是一件孤立的印刷品。从676年新罗统一到1007 年朝鲜印刷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前后三百多年只发现了这一件印刷品，再无其它印刷活动（包括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令人无法理解。而中国的印刷活动是连续不断的，并且在不断进步。
玄宗以后，密宗经咒广为流传，出现了大量印本陀罗尼经咒。笔者1990年在西安西郊热电厂工地清理中晚唐墓葬（M60，M102）时， 在一铜臂钏和一铜盒中均发现印本陀罗尼经咒；（注：《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4期）另外， 陕西和四川等地也曾多次发现印本陀罗尼经咒，刊行时间约在756—845年间。唐太和九年（835年）冯宿《禁版印时宪奏书》言道：剑南、 四川及淮南诸道“皆以版印历日”；敦煌石室发现的唐写本《新集备急炙经》，卷末题“京中李家于东市印”。可知当时民间印刷活动已相当普及，触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佛经、日历、药书等无所不印，印刷品越来越精美。其代表作是敦煌石室出土的咸通九年（868 年）王玠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有图有经，画面优美，印刷精良。从字体看，刻印技艺已明显超过上述日本和朝鲜发现的印刷品，代表了当时中国雕版印刷的较高水平。此后五代、宋均有雕版印刷，印刷活动越来越频繁，直到北宋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至迟在武周前就已形成。而韩国庆州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恰好为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
韩国学者以庆州发现本为据，所提出的三项要求，我们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应当是刊行在武周末年，而不是韩国所说的706—751年。其二，雕版印刷的起源，无论从物质条件讲，还是从精神条件讲，中国均比韩国要早很多。其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不是世界最早印刷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因此，我们认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是无可置疑的。韩国发现一件孤立的早期印刷品并不等于说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这是两个要概念。在讨论这样一项重大学术课题的时候，必须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否则就易失之偏颇。
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明代还有一些较早的记载：
邵经邦（1491—1565）《弘简录》卷四十六“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雕本肇于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此二条记载，明确指出雕版印刷出现在隋末唐初，虽然中外部分学者还存有异议，但张秀民先生认为邵经邦的资料较为可信，进而提出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于贞观说（注：《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1月）。韩国庆州印本《陀罗尼经》的发现， 表明武周时雕版印刷水平已达到较成熟的阶段，但关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究竟起源于何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标签：新罗论文; 雕版印刷论文; 日本佛教论文; 武周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论文; 中国文物报论文; 无垢论文; 佛像论文; 佛经论文; 印刷厂论文; 佛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