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精髓论”的独特创造性（下）——邓小平对“实事求是”范畴的创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实事求是论文,精髓论文,范畴论文,深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追溯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有关“实事求是”范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对其一方面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吸收，另一方面进行了辩证地否定和扬弃，从而将“实事求是”范畴的科学界定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作出了创新式、全面性、立体化的多维界定。
“实事求是”范畴的核心定位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支撑点上？邓小平起码从“精髓”、“出发点、根本点”、“基础”等三个支撑点上进行了论述。
一是对“哲学的精髓”的论述。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的精髓。”[1](p.67)这一论述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启发人们更进一步理解：实事求是范畴丰富和发展了实践唯物论，赋予了唯物论更深刻的规律实践化的要义；实事求是范畴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各个规律和范畴的更深层次的内核；实事求是范畴丰富和发展了能动认识论，使能动认识论在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整体上获得了不竭的动力；实事求是范畴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置于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更一般、更普遍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这一论述还提出了一个思路，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没有精髓性的范畴？如果有，应当如何将这一精髓性的范畴总结出来？实际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成功地进行总结的。现在再回过头“反视”已经走过的路，更能够深刻理解“思路”的简明正确与否对于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引导是多么重要。
二是对“出发点、根本点”的论述。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p.114)这是对现代唯物主义新形态的新概括。原来对唯物主义的概括，主要是承认物质第一性，即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优先性、独立性。所有唯物主义都必须坚持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这一基础上，突出强调从主体方面、从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物质世界，从而给近代唯物主义注入了主体、实践的活力。邓小平将实事求是范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且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切入，强调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至此，按邓小平的原意可以解读出：实事求是范畴是现代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既是对物质第一性原则、实践原则的综合提升，又是对现代唯物主义新形态的新概括。按照这样的思路，更进一步研究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哲学体系，完全有可能引出更有新意的理论、哲学概括。可惜这一思路还没真正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三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的论述。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p.143)讲实事求是范畴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这看似随口间不经意的一句概括，实际上有很重的分量。原来讲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指无产阶级从其所特有的革命性、批判性、科学性、实践性的基础出发，所产生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全人类的解放等等的根本的看法和观点。它应当是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具有严密逻辑而不是缺乏理论论证的观念体系。现在讲无产阶级世界观，要讲实事求是是它的基础。其意义在于：一是更注意了表述中的简明化，比原来的概括更容易朗朗上口，所以更有利于其普及、传播。二是更强调动态中的变化。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凝固不变的，它要随着时代的“实事”变化而变化，现在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17、18世纪的无产阶级，而是当代的无产阶级，因此要树立当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三是更着重普遍规律性的探索。当代无产阶级拒绝小家子气，拒绝盲目冲动，其世界观依托于“实事”，“求”新时代的宇宙、社会、人类发展的内在规律。
“实事求是”范畴的意识形态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邓小平从“要有这个觉悟”、“党的思想路线”、“搞好我们的党风”、“科学态度”等方面进行了强调。
邓小平强调“要有这个觉悟”。他指出：“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1](p.278-279)“实事求是”范畴并不是“无根”、随水任意漂流的“思想和行动的浮萍”，它恰恰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的实事求是。如果谁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意在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掉，意在削弱以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在所谓中国社会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意在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等等，那么就只能揭露他那是“无根”的实事求是，是假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范畴的基因中就是“有根”、“有方向”的，它本质上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不是任何思想流派都能无条件地运用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实事求是范畴只有当其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时，才能形成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与立志改革的主体相互交融的有机的共同体。
邓小平强调“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p.278)党的思想路线，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角度看，是党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若要尽可能正确认识和变革认识的客体，所应该采取的总的思想原则以及具体行动路径，可以理解为“一总三分”。“一总”是实事求是，“三分”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总”是“三分”的内核，“三分”是“一总”的具体化。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指：要从一定时间、地点、条件的实际出发，要从运动、变化、发展的实际出发，要从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有全局性意义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指：普遍原理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一结合中达到对普遍原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具体实践更加有力的推动，既注意克服经验主义倾向，又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倾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指：只有实践才能真正区分真理与谬误，才能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才能推动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永无止境的迈进。这“三分”只具有相对意义，从根本上讲，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实事求是的整体，某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阻碍实事求是这“一总”思想路线的推行。
邓小平强调“搞好我们的党风”。他指出：“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1](p.46)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其党风不仅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战斗力、党的先进性、党的人心向背、党的生死存亡，而且还关系到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目标、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兴衰成败。党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理论党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的生活作风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党风”的概念，并且将党风建设的内容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代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时期，就敏锐地要求以实事求是为统帅搞好党风建设，这不仅将毛泽东的党风建设理论推向了前进，而且在实践上规定了党风发展的正确方向。
邓小平强调“科学态度”。他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对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1](p.335)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邓小平针对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向的具体分析，说明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是说了要有就能自然而然地具备的，而是要经过艰苦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才可能具备的。在处理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所应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包括：一是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相对应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即反对右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倾向，在反对“左”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右的错误倾向。二是展开针对具体对象的情况分析时，要全面、准确、公正，既不应肯定一切，又不应否定一切，对其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以及可能延伸方向，都要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三是不要人为地“造风、刮风、跟风”，客观上是“什么风”，就冷静地协调、处理好“什么风”，切忌牵强附会，将与其无关的方面生硬地拉扯到“这个风”里面来。
“实事求是”范畴的方法论意义可以有哪些概括？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教训”、“我是实事求是派”、“我们总是讲”、“走一步看一步”、“敢讲真话”、“不会过时”等精辟的方法论概括。
关于“历史教训”的方法论概括。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你们讲要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王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p.118)邓小平这段论述是在1985年4月与非洲朋友会谈时作出的，其讲的20年的历史教训中的时间段是指1958年至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不回避曾经有过的失误、错误、耽误。如1957年后“左”的指导思想抬头，1958年后的“大跃进、大锅饭、大灾难”，1966年后的10年“大动荡、大倒退、大灾难”，1976年到1978年间“左”的指导思想延续导致几年的“徘徊”不前等。在这里找到的深刻历史教训，就是虽然它们各自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根本原因却十分相同，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就要注意审视理论和实践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很有启发意义的是，邓小平在这段论述中，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放在了同一个逻辑层次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指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指称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或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或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它们都各有其依据和论证的自洽性、合理性。那么，为了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特点，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称为实事求是主义或实事求是哲学呢？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精髓的判断，再进一步作出理论上的延伸，达到这样的归结是有可能的。
关于“我是实事求是派”的方法论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p.209)对于改革、开放这么错综复杂的局面，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宏大的事业，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认识水平、不同行动方法的差距，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由此区分所谓的改革派、保守派则是不科学的。对马克思主义也好，对人类一切文化成果也好，总有一个坚持继承和不断发展的问题，总不能涉及到应当坚持继承方面时，就是保守派，涉及到应当不断发展方面时，就是改革派，那么最终是哪一派呢？科学的区分衡量的方法，就是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为标准。实事求是地应该坚持继承的、应该不断发展的，则鼓励；反之，则阻止。这就是实事求是派。另外，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为衡量标准，就能更理性地在党内思想斗争方面，停止所谓“路线斗争”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在此之前就提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1](p.308)理由很明确：一是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不准确，不同性质的矛盾笼而统之，很难分清错误的性质。二是将任何思想分歧、思想认识都提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高度，容易错批无辜、压制民主。三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是最好的方式，这样既有利于个人心情舒畅，又有利于集中统一，从而形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我们总是讲”的方法论概括。邓小平指出：“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1](p.380)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理论风格，也是其方法。他一旦抓住了他所认为的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面，就在与其相关的问题、相关的时间、相关的地点、相关的人员中，做到“我们总是讲”，正的方面讲，负的方面讲，这个角度讲，那个角度讲，常讲常新，而万变又不离其最根本的宗旨。对实事求是范畴，他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地讲。有这个“我们总是讲”的必要吗？有的。一是作为精髓性的范畴，客观上本来就是渗透到了一切可能渗透的领域中，坚持“我们总是讲”，有利于将那些隐性的渗透明晰化、一般的渗透特定化、表面的渗透深入化，经过这样主观的努力，促使精髓性的范畴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更加渗透到现实实践中去。二是作为众所周知的范畴，并不一定像人们想当然所以为的那样，是最容易读懂的范畴，是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读的范畴。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最不容易真正读懂的范畴，是需要不断解读下去的范畴。例如像人、自然、科学、文化等等这样最众所周知的范畴，人类经过了几千年还远远没有把它们读懂，也还需要下大功夫继续解读下去。对实事求是范畴，也同样是这样。长期坚持“我们总是讲”，才可能将其真正读懂。三是作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范畴，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的核心范畴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从理论的宣传角度看，也有必要坚持“我们总是讲”，这是在中国现实国情条件下，统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的意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这与书生们做纯粹而又纯粹的学问不一样。书生们的学问、其说过的话只要几个同行知道就行了，无需再多说，说得再多也就那么几个人听。
关于“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论概括。邓小平指出：“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2](p.78)在前面阐释解放思想范畴时，邓小平强调的是开拓新路，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然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在这里阐释实事求是范畴时，邓小平强调的是“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也就是俗语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大胆地开拓”，一个是“小心地摸索”。从表面上看，两者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区别很大，但从实质上看，两者却是相互补充的，是从不同的路向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这里的“路”，当然是历史之路。常言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并不错，但如果说人是路走出来的，也是有道理的。现时代的人们“大胆地开拓”固然是走出一条历史之路来，那么“小心地摸索”能不能说是已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之路“走出”现时代的人们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提升概括而言之：开拓，是人类走出一条历史之路；摸索，是一条历史之路走出人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达到人类与历史之路的完美结合。
关于“敢讲真话”的方法论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事实。”[1](p.278)并指出：“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1](p.45)讲真话、讲老实话，是“实事求是”范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就很难在具体工作中实践“实事求是”范畴。首先，只有讲真话、讲实话，真实地交流各个认识主体所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性状，少一些虚话、假话和弯话，才有可能共同地、深入地进到客观事物的内在方面，为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只有讲真话、讲实话，才有可能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敢于真实地进行思维的冲撞、磨合和感悟，使得所讨论的不是假问题、假表达和假思考，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研究认识客体的话语环境。最后，只有讲真话、讲实话，才有可能保证所求得规律的确实性，即由此求得的规律是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不是瞒出来的、吹出来的。最令人惋惜的景况常常是：本来已经研究到了客观规律的基本脉路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敢、不愿、不便讲真话、讲实话，从而使得认识主体抱着真理昏睡过去，或站在真理的门槛上又退了回去。
关于“不会过时”的方法论概括。邓小平指出：“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p.118)实事求是范畴不会过时，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其中的某一些范畴可能过时，但其中作为精髓的实事求是范畴不会过时，如若不然，就是这一体系的完结。第二层意义，是从人类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角度看，人类进行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种种范畴都有可能相继过时，但有唯一的一个范畴不会过时，这就是实事求是范畴。当然，随着阶级、国家、政党的消亡，实事求是范畴中意识形态的那一部分也会过时，但是，实事求是范畴中那些尊重客观事实、提倡研究精神、追寻固有规律等部分，是永远不可能过时的。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范畴铸成一块“整钢”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讨。
邓小平不断地阐释解放思想范畴和实事求是范畴，并且常常是分开阐释，其实这只是为了阐释的方便，并不说明他对将两者分开、对立的倾向有所赞同。他有段很经典的概括：“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p.364)从根本上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端点：只要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那么它就必然走向实事求是；只要是真正的实事求是，那么它就必然走向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范畴，就是这样铸成一块“整钢”的。这块“整钢”的内纹纵横交错，参差有致，意中有意，题外有题，需后来的解读者反复诵咏，始得其真谛。
1993年8月，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学习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好这个精髓，达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3](p.13)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这恐怕是第一次在语言表述上，明确地将解放思想范畴、实事求是范畴、精髓范畴三者直接联结在一起，开放性地完成了“精髓论”的创造，从而使得后继的人们永远地解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