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昌论文,南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设定一个特定的时空，来考察文学的接续方式和生存状态，而不急于将某地文学纳入大文学的链接中。这样做，或许有助解剖麻雀，或许便于以静观动，或许更显精细沉实。本文对西昌文学的研讨，就是想作这样的尝试。它在元末明初这个时间维度中，将视线投放到江右文学之腹地，而焦点则聚集在吉安之泰和（古又称西昌，即今泰和县）。
一 西昌文人的南唐故家情结
在江右文学演进历程中，有数位吉安籍诗文大家，如北宋欧阳修、南宋杨万里、宋季文天祥、元末明初刘崧、明代杨士奇等，代表了江右文学当代之风范。在他们的学术关怀和文学情思里，总能表现出对乡邦文献和世家巨族之关注。而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五代时期迁居吉安诸州县的故家旧族每有顾念。如欧阳修撰《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称：“姓刘氏，吉州临江人也。曾祖讳逵，祖讳，当五代时避乱，皆不仕。”（《文忠集》卷二十九）（注：《文忠集》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天祥撰《罗融斋墓志铭》称：“罗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庐陵之新安。”又撰《邹月近墓志铭》称：“邹故出范阳，五季始有籍斯土。”（以上均见《文山集》卷十六）（注：《文山集》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万里撰《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称：“公姓胡，讳铨，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庐陵。”又撰《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称：“公讳邦义，字希稷，系出汉太尉震。五代之乱，徙居庐陵，故今为吉州吉水县人。”（以上均见《诚斋集》卷一百十八）（注：《诚斋集》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引用该书，皆用此版本。）又撰《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称：“杨行密乱，不得归，遂家江南。六世曰辂，仕南唐，徙家庐陵。”（《诚斋集》卷一百二十二）又撰《罗元通墓志铭》称：“元通姓罗氏，讳上达，庐陵人。其先以五季之乱自豫章徙也。”（《诚斋集》卷一百二十六）不过，在他们撰写的大量墓志铭、行状、传记等文类中，关涉这些故家旧族的篇章算不上特别多。盖这类文体习惯于追述族源和世系，当墓主、传主或谱主出自五代故家旧族，他们的笔墨便会很自然地触及之。这样看来，欧、杨、文顾念吉安诸州县的五代故家旧族，主要是出于文类和文主之规制，而似无特殊的文化关怀。
然而，延至大约百年后的刘崧和杨士奇笔下，这样特殊的文化关怀就出现了。他们虽也适应文类和文主之要求，记述吉安诸州县乃至江西境内的故家旧族，也包括徙居自五代时期的故家旧族。如刘崧撰《澹观先生传》称：“先生讳天与，字与可，澹观其自号也。祖关西杨氏，中世南迁，遂为西昌人，族蕃且富。”（《槎翁文集》卷二）（注：《槎翁文集》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以下引用该书，皆用此版本。）此为非五代时期徙居的故家旧族。又撰《元故秘书萧芳洲先生行状》：“公讳云龙，字作霖，姓萧氏，系出唐宰相复。复长子俭居长沙，传六世至居生，遭马氏乱，与兄弟三人始去长沙，徙庐陵。居生娶吉水永昌乡之苦富刘，乐其山水，遂家焉。苦富之有萧氏，自居生始。”（《槎翁文集》卷十六）“马氏”指五代十国时期建立楚国之马殷氏（始927年终951年）。此为五代时期徙居的故家旧族。但每当他们述及徙自五代、世居西昌之故家旧族，便会流露出前人少有的眷顾，尤其对徙自金陵的故家旧族，还往往有深沉的南唐情结。
关于自五代徙而世居西昌的故家旧族，刘崧的记述有珠林刘氏、灌塘杨氏、古株山康氏、丹山罗氏、南冈陈氏、灌溪张氏（始冒尹姓）、禾溪萧氏、横冈袁氏；杨士奇的记述有南冈及黄漕胡氏、禾溪季氏、沙溪刘氏、蒲田里康氏、南冈陈氏、深溪康氏（又称匡氏）、灌溪尹氏（后复张姓）、不详王氏、不详梁氏等。去刘、杨记述之重复，共有十二姓。在这些姓氏中，有的直接由金陵徙居西昌。如株林刘氏，“自五代唐天成间由金陵来，迄今余四百年。由始祖五府君讳况而下迨楚，历十有七世。”（《槎翁文集》卷九《先茔记自序》）也有的先由某地徙居江右某邑，经若干世之生息后，再由该邑徙居西昌。如丹山罗氏，“鼻祖讳光远，仕唐为冠军大将军，愤石敬瑭之不义，乃弃官依党项，南居筠州。其后有讳恭者，尚钱越王长公主，徙洪之市汊，再迁庐陵之熂下……三迁庐陵之潭泸，有祖茔在金坑焉。后又讳安强者，好猎，至西昌之仙槎，喜其山水明秀，始迁而居之，则丹山始祖也。”（《槎翁文集》卷十一《丹山罗氏族谱序》）不论从何地来徙，还是几经转徙，他们一旦迁居西昌，就扎根下来，繁衍不息。这些外迁姓氏实际上形成一个特殊的族群，成为当地社会人群之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特殊族群的核心，就是徙自南唐金陵的故家旧族。对此，杨士奇尝有记述：“吾泰和故家，唐宋来文献有传、谱牒有录者，不翅数十姓。其自金陵来者七姓，七姓源本之盛，莫有过王氏者。”（《东里文集》卷三《泰和王氏族谱序》）（注：《东里文集》用中华书局1998年7月第1版，刘伯涵、朱海点校。以下引用该书，皆用此版本。）即是说，五代时期自金陵徙居西昌者有七姓。据杨士奇和刘崧的记述，这七姓除王氏之外，还有胡氏（见《东里文集》卷十一《书胡氏先世二记后》）、刘氏（见《槎翁文集》卷九《先茔记自序》）、陈氏（见《东里文集》卷四《陈氏族谱序》；《槎翁文集》卷十《南冈陈氏宗谱序》、卷十《柳溪陈氏庆源图序》、卷十六《故承直郎赣州路总管府推官陈公行状》）、张氏（见《槎翁文集》卷十《张氏族谱序》）、袁氏（见《槎翁文集》卷十一《横冈袁氏族谱序》）、刘氏（见《东里文集》卷七《沙溪刘氏重修族谱序》）。
这七姓作为西昌外迁族群的核心，固有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南唐末季，李
面临后周政权的军事压力，欲营江右为退守地，故有迁都洪州之举。据《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载：“（周）世宗使人谓景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然虑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为子孙计。’景因营缉诸城，谋迁其都于洪州……乃升洪州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从嘉监国，景迁于南都。”（注：《新五代史》用《二十四史》（全二十册）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以下引用该书，皆用此版本。）金陵七姓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迁居西昌的。他们大抵是居住都城的素族，无显达富豪之身份；故其移居西昌，实为避难安身计，而绝非豪强割据。这样的心态易使人重迁安土，爱恋西昌的田园山水，同土著居民和谐相处；也易使人缅想故家，追念族群之来源，珍重来迁氏姓间的协作。渐渐地，在来迁族群的内部，就培育出一种故家旧族意绪，而在金陵素族那里，则集中表现为南唐故家情结。对此，刘崧和杨士奇都有所顾念，如云：
惟陈氏与吾刘氏俱由金陵来，历四百余年，子孙相望为世十有六七，而陈氏为最盛。在南宋策科名者多至五十余人……而南冈一派，以寡母弱子屹然守先庐尺地于陵谷变迁之余，而诗书膏泽尤烨然有耀而益远如此。（《槎翁文集》卷十《南冈陈氏宗谱序》）
我刘氏由金陵来，至公才十有五世耳。十五世之间，以忠厚传于家，以文学声于时，以科第显于官者固多，然而或著或微，或绝或续，则系乎天矣。（《槎翁文集》卷十七《元故养蒙刘公墓志铭》）
泰和季氏五代时讳纠者，始来居邑西之禾溪，世业儒，仕宦科目，传续不乏，而积善累仁，源厚而流远，子孙至今不废诗书之习，盖乡之故家也……季氏其无忝者哉！（《东里文集》卷八《禾溪季氏族谱序》）
其所注意者，大抵在迁徙概况、所历年岁、所传世数以及传家风习诸事项。不仅如此，杨士奇还论及西昌故家旧族的精神特质，如云：
人之先尝有富贵，则不复计其功行，世率谓之故家，此固流俗之见耳。夫所谓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诸躬，功利及于人，声誉有闻于时，子孙克嗣于后，而岂徒富贵云哉？自流俗异见，于是闾阎畎亩猝起旦莫间，或贵或富，而饕诐忮害为豪者，沿袭一再世，蚩蚩之氓遂相与目为故家，而君子不与焉。果若其故家，而后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徒暿然自矜，吾所从出异也，君子犹不与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肇之，后有道以绍之，而非徒以其贵且富也。（《东里文集》卷五《西昌梁氏续谱序》）
夫所号故家者，必其仁义之行，诗书之业，有肇于前，有承于后，愈远而愈不替。苟非是二者，而徒恃其富贵，富贵不足恃，如子孙不能自修以继善，又或有忝焉者，此得号故家乎？（《东里文集》卷八《禾溪季氏族谱序》）
概括来说，其精神特质有两个要素：一是恭行仁义，不恃富贵；二是诗书传家，世代不替。这两项不可或缺，缺一项即非西昌人所谓故家。以此衡之，堪称西昌故家旧族者大抵可罗列如下：
（表一）
姓氏
来迁时
来迁地
居息地
转徙地
世代
历年
始迁祖
人物 家声 出处
刘氏
五代唐
金陵
西昌株
无
十七
四百
五府
成大/
服勤诗礼/业诗
A
天成间林
世至
余年
君天惠/
书/科第致显/
刘崧刘崧
忠厚传家
王氏
南唐金陵
西昌 无
未详
四百
未详
子与/
以诗书致通显
B
年 子启
胡氏
南唐金陵
南昌南
吉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读书相映/不乏
C
冈/黄衣冠
漕
陈氏
五代唐
金陵
西昌南
无
十有
四百
晖褒/季
南宋策科中/诗
D
同光中冈
六七
余年 书膏泽/文物科
世
第最一邑
张氏
五代末
金陵
西昌爵
庐陵
未详
未详
殿丞
池州
池州太守之孙
E
（尹 誉/灌
长庐某太守
冒姓舅氏尹，
氏） 溪某/质
而质始正之
袁氏
五季之
金陵
西昌横
西昌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F
乱
冈 袁家
巷
刘氏
未详金陵
西昌沙
未详
十五
未详
未详
如圭/
烨烨有声/行义
G
溪
世至稽道/
卓出
百川明道/
百川
杨氏
南唐金陵
西昌湴 庐陵/
未详
四百
辂延宗/
清德正学/业诗
H
塘 吉水
年 延邦/
书/力学奋义
杨士
奇
康氏
唐贞观
未详
西昌古
吉州
未详
未详
胄稠/履
儒雅忠厚仁善/
I
（匡
中
株山/
谦/泰
有诗书礼乐风
氏） 蒲田里
然
/深溪
罗氏
五代未详
西昌丹
筠州/
未详
未详
光远
恭/安
实践力学 J
山 洪州 强/东
市汊/ 海先
庐陵 生/用
熂下/ 宾
庐陵
潭庐
萧氏
未详
金陵
西昌禾
峡江
未详
未详
金陵
宋朝
未详
K
溪
太守
散大
某夫
季氏
五代
未详
西昌禾
未详
未详
未详
纠未详
世业儒，仕宦
溪 科目，传续不
J
乏/积善累仁
（文献出处代码设定如下：）
A《槎翁文集》卷九《先茔记自序》、卷十六《清溪居士行述》、卷十七《元故养蒙刘公墓志铭》；B《东里文集》卷三《泰和王氏族谱序》；C《东里文集》卷十一《书胡氏先世二记后》；D《槎翁文集》卷十《南冈陈氏宗谱序》、《柳溪陈氏庆源图序》、《故承直郎赣州路总管府推官陈公行状》，《东里文集》卷四《陈氏族谱序》；E《槎翁文集》卷十《张氏族谱序》，《东里文集》卷四《送尹能敬诗序》；F《槎翁文集》卷十一《横冈袁氏族谱序》；G《槎翁文集》卷六《挹翠堂记》，《东里文集》卷七《沙溪刘氏重修族谱序》；H《槎翁文集》卷八《杨氏族谱序》，《东里文集》卷二《杨氏祠堂复建记》、卷三《泰和王氏族谱序》、卷五《杨氏族谱序》；I《槎翁文集》卷八《送康履谦序》，《东里文集》卷六《康氏族谱序》、卷四《康氏族谱序》；J《槎翁文集》卷十一《丹山罗氏族谱序》；K《槎翁文集》卷十《萧氏族谱序》；L《东里文集》卷八《禾溪季氏族谱序》。
二 南唐故家精神特质之构成
这样的精神特质是如何构成的呢？从五代以来的相关载述看，似无明文显示，这些金陵素族在迁居西昌时，带来了诗书传家、尊崇儒术的文化基因。其实，有无这种文化基因，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他们带来了某种文化基因，但若在移居后，得不到适宜的培育土壤，它仍然会变异衰亡，而无法生长起来。因此，世居西昌的南唐故家之精神特质并非金陵携来，而是后天形成的。它是特定的自然条件、社会风习和文化气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古代泰和的行政区划每有升降增减。据清代雍正朝所修《江西通志》载述，早在汉代，泰和地属庐陵县，后庐陵升县为郡，而改县为泰和。三国时期，吴于其地置东昌、西昌二县，晋、宋时期皆属庐陵郡。至隋灭陈，置西昌，又开皇十一年（591年）省东昌入，更名泰和。南唐保大元年（943年），析泰和县四乡入龙泉场，不久升为县。宋熙宁四年，析泰和县诚信乡六堡置万安县。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泰和升县为州（以上参见《江西通志》卷二）（注：《江西通志》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引用该书，皆用此版本。）。不论怎样升降增减，泰和所治中心区域并无变改，其自然环境未尝割裂，得以保持延续。故严万全《柳溪书院记》云：“泰和古南平郡，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故大江北汇，疏为四溪，而入于江。”又王陶《泰和县治记》云：“泰和据郡上游，城于古西昌地。控途水陆，道交、广者由之。行商往来，通货南北。”（以上均见《江西通志》卷四）严万全和王陶均为明代人，其所考见之自然地理为泰和亘古具有，未生巨变。条件如此，民生其间，与之亲近，得其恩赐，习其便利，而每有安乐之想。如云：
吾邑之南有地曰云亭，夸十八都之雄而冠六乡之首。衍迤平旷，中引大溪，其源有接乎章贡平川之境，走百十里许而入于大江。民生其间，有肥饶之利，而无旱熯之艰。故富人巨族咸累叶而不替焉。而云亭之最盛者则曰沙溪。（《槎翁文集》卷六《挹翠堂记》）
在宋，有余氏居株木，与吾刘氏联姻而同里……今所居近有良田数百顷，皆其家故物，乡人至今呼为余家段云。（《槎翁文集》卷九《株木余氏族谱序》）
石冈距吾株林不十里，其地抱山而负江，具林峦原隰之美；其园圃有桃梨柑柿榴栗之植，有菘韭瓜□笋芋之滋；其陂池有鲖鲩鰋鲫之畜、莲茭菰茨之秀。泉之经于田者，可引而灌；田之环于门者，可俯而稼也。（《槎翁文集》卷十《萧氏族谱序》）
东屯在武山之西、尖星冈之北，去邑三十里，有良田沃壤千数顷，濒溪而负山。其陂泉萦纡，错行阡陌间，以达于溪者尤众。岁非盛旱，恒可得丰获。（《槎翁文集》卷十一《东屯朱氏族谱序》）
梅溪在泰和东南两舍许，其山水环抱明秀，其原田广衍，弥望皆沃壤。处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适其意，无慕外之累。（《东里文集》卷二《梅溪书室记》）
澄江南望两舍外，崇山叠嶂，绵延峻拔，出沙溪，稍衍迤平旷，溪源远而厚，四时不竭。故缘溪皆沃壤，无旱涝之虞，而耕稼常丰。环溪而居非一姓，刘氏其望也。（《东里文集》卷七《沙溪刘氏重修族谱序》）
这里描述了沙溪、株木、石冈、东屯、梅溪等地居民的生存环境。概括说，可谓山川秀美，田园肥沃，物产丰饶。而这些地方正是西昌故家旧族的居息地。他们世代生息于此，其状况恰如杨士奇所云“厚其生而适其意，无慕外之累”。
无慕外之累，只是其地居民生态的一个侧面；还有一面是，当地居民也少受外物的引诱侵扰。除了特殊的扰乱年代，偶有流寇侵袭骚扰，一般的和平时期，少有外来势力来打破这里的自然生态。因为西昌之地，形势虽胜，却不至雄视周边，自古以来非战略必争；物产虽丰，而仅能自给自足，不至于诱人贪暴豪夺。对此情形，刘崧早就认识得很清楚，尝云：
泰和为庐陵下邑。其地濒大江，达修衢。然井屋朴陋，田野荒瘠，人民贫俭。其物产无所宜，饮食无所资，而货财无所居积。故达官贵人往往唾视而摈掷不之顾。幸而见临也，则朝至夕发。其商贾之舟，驿使之骑，骎骎焉日循厓遵陆而东西上下者，亦未尝见其解鞍弭楫，能以须臾淹者也。（《槎翁文集》卷十《送吴明理原游序》）
这就使得西昌长期宁静无扰，民生安乐自足。
基于这样的生存状态，在西昌的故家旧族中间，就慢慢形成耕读自守、诗书传家的社会风习。对此，杨士奇尝以欧阳氏为例有所描述：
吾邑故家无虑数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数千指之聚，旦暮堂上下会集，有数世尊卑之列，有渔稼之乐，有园林山水之趣，有祭祀宾客伏腊之资，诗书礼义之有袭，宾兴仕进之有继者，数十年来盖曰欧阳氏。（《东里文集》卷四《送欧阳允宣序》）
而其实例，以元末珠林刘氏兄弟之出处最为典型。因家境贫寒，其仲刘楚（后更名崧）十六岁即奔赴他邑，授徒谋食。有所积蓄，方置地五十亩，与兄子中、弟子彦共守之，居一茅屋，亦耕亦读，诗书交游，其乐融融。刘楚亦非无用世之想，而当元季乱世，群雄四起，不可用世，用则必折；故他宁愿安居乡间，励志修行，尝辞江西行省荐授龙溪书院山长之役，三十六岁中举后亦无用世之心（《献征录》卷三十五《侍郎刘公崧传》）（注：《献征录》，用上海书店1987年7月版，焦竑撰。以下引用该书，皆用此版本。）。这样的精神意脉，固因元末时势所致，实也得益于当地文化土壤之培育。据《南唐书》载，彼时有禾川（即今泰和）人周彬，“杜门读书，不治产业。闻烈祖镇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献所习。烈祖善之……出宰禾川，为政廉平，乡里率化。秩满，邑人诣郡乞留连任七考。”又据《玉山遗响》载，有庐陵人罗韬，“唐末隐居不仕。南唐征授长沙通判，除端明殿学士，不拜，献丹扆四箴，礼锡金币以归。爱匡山山水，徙居之，建书院于山麓。”（以上均见《江西通志》卷七十五）西昌耕读自守、诗书传家的社会风习或就开启于周、罗两位高士。所以说，这样的社会风习是当地自然条件和文化土壤共同培养起来的。
更因西昌的故家旧族之间师友交谊、世通婚姻，而使这种风习深植本土，源远流长。关于西昌故家旧族师友交谊，其乡邦文献多有载述。如梅溪罗氏有名宗智者：
惇德博学，藏书甚富……既以为自修之资，又推以教其子孙及其乡人之俊秀。（《东里文集》卷二《梅溪书室记》）
这里所叙，是罗氏聚书授徒事。又如欧阳氏有名日新者：
十余岁从学陈海桑于清节书院，凝然群居中，读书作字，心不外驰，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尝一顾。暮归，挟书册独行道间，步履徐徐，貌如有所思。道傍观者啧啧，指以语其子弟曰：“若曷为不然哉？”稍长，日以所业就吾家，质望之、平洲诸先生，天分绝出，诸老皆乐为之倾写。每至，未尝以事废讲论，率抵暮或夜尽二烛始送出。康山长宗武汲汲以成后学为事，延先生家塾，命诸子从之学，而亲与先生相讲说磨切，于是先生所造诣沛然矣。一时侪辈有志于学者，率就先生质所业。（《东里文集》卷十一《书欧阳临淄传后》）
这里所叙西昌诸姓氏之师承关系颇详，先是欧阳氏从陈氏学，后又承杨氏学，及学成乃教授康氏等姓子弟，而康宗武与之处在师友之间。
关于西昌故家旧族世通婚姻，在刘崧和杨士奇每有称述：
在宋，有余氏居株木，与吾刘氏连姻而同里。（《槎翁文集》卷九《株木余氏族谱序》）
自余为萧氏甥，岁时先母率负挈以归宁于石冈之下。（《槎翁文集》卷十《萧氏族谱序》）
吾邑仙槎乡之丹山，有罗氏居之，传若干世有学者曰东海先生……洪武十二年，余自北平蒙恩放还，见先生于丹山之阳，幅巾藜杖，倔然物表。时与余谈两家婚媾事，未尝不扼腕而太息也……崧以乡里晚生，不知上世事，独忆尝侍先祖实存府君，闻言有妹讳某者，适丹山罗氏，早亡矣。由今观之，则先生之从叔母也。（《槎翁文集》卷十一《丹山罗氏族谱序》）
惟楚之先世与陈氏同自金陵来，二姓世媾姻好不替。余先大父实存翁于公交契尤厚，今楚又辱婿公之孙女，尝沐公教爱，其嘉言善行，固尝窃闻于通家之旧者也。（《槎翁文集》卷十六《故承直郎赣州路总管府推官陈公行状》）
先夫人讳某，乡萧氏，泰和仙槎乡石头冈人……以皇庆壬子归于珠林刘氏，为先君快轩府君之配。（《槎翁文集》卷十七《先夫人迁厝圹志》）
故康与吾刘氏有中表之好，履谦于余兄弟尤厚而不疏。（《槎翁文集》卷八《送康履谦序》）
杨于萧故婚姻家，而吾与孟常仕宦往还又十余年。（《东里文集》卷二《丹桂楼记》）
泰和三百年前，以诗书致通显，起声光，亦莫有过于王氏……杨氏居泰和四百年，两家门户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东里文集》卷三《泰和王氏族谱序》）
元有天下将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数姓，而以科第显者，陈与杨也。两姓世以诗书行义相高，又为姻好不绝。（《东里文集》卷八《送陈赏序》）
综述起来，在宋元时期，刘氏与余氏、萧氏、罗氏、陈氏、康氏，杨氏与萧氏、王氏、陈氏，均代有婚姻之好。
正是借助师生关系和血缘纽带，世居西昌的族群内部保持天然联系，家族间的协作得以增强，而使耕读自守、诗书传家的风习稳固为家族传统，经久弥盛。以致元末衰变时，多方扰扰，人心惶惶，惟独该邑安其故习，诗书礼义，教学不辍。其情态，乡贤萧自诚之父尝云：
吾尝窃谓吾郡之俗，所为可重非他郡可及者，其民务义修礼，尚气节，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晓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富贵者遇逢掖士必敬礼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贱，后虽贵盛，人固不愿与齿，而彼亦不敢以贵盛加人。吾乡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尝下彭蠡，溯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间，又涉淮道舒而东，上下数千余里，或行数日不闻弦诵声。观其人之所务，朴者事渔稼，智者趋贾贩以逐什一之利。率资夫势厚者为雄长，不务乎诗书礼义，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尝遍历于天下，而齐鲁古称诗书礼义之国，今闻其俗犹不类于古昔。然则，论风俗之善恶，必由乎教学之废兴；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兴学，于家塾党庠术序亦各有制焉。（《东里文集》卷二《石冈书院记》）
对此，杨士奇亦颇有感触：
吾常不忘吾乡之俗，惇务诗书，父兄必道其子弟以德，子弟必率其父兄之教，而富有力者皆悼于礼，贫贱者皆能不失所守，而勤于其业，有老死足迹未尝及县门下者。其俗如此，所从来久矣。自吾出，而道数千里之地，目之所及，其为俗不逮吾乡者多也。（《东里文集》卷四《送曾存善序》）
正是受这种风习和传统的熏染，西昌故家旧族成员秉承了清正平和的文化气质。他们清修为学，不涉帝王之术；仁孝纯厚，而不汲汲用世；居官廉慎，不以忠直鸣世。因而，在元末明初易代之际，该地文人或处或仕，或言或默，总能表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如刘崧就是一个典型：当元末乱世，浙东文人像刘基招募义勇、任智使谋、拥兵自重，吴中文人像高启辈依附枭雄张士诚，苟且偷安；而刘崧奔赴乡间，讲习诗书，以授徒求食，或窜伏山林，躲避流寇，而吟咏不辍。当入明之初，浙东文人像宋濂教导皇子而方孝孺为帝王师，恩宠有加，显极人臣；而刘崧授职多方，克勤克俭，谨畏廉慎。其所表现的行为风范，与其说是刘崧个人性情使然，毋宁说是西昌故家旧族文化气质之体现。
三 元末明初西昌文学之潜长
倘若秉承清正平和文化气质的主体是西昌的土著居民，而不是来迁的故家旧族；那么，这种文化气质就可能是封闭型的，将难以获得弘扬再造的生机。好在秉承它的主体是来迁西昌的故家旧族，其成员关于家族来源的追忆，比如金陵族群的南唐情结等，就使这种文化气质具有外向型的品格。他们耕读自守，心无外慕，意念却在于诗书传家。而所谓传家，不仅指在居栖地生生不息、血脉绵延，更是指使家声远扬不坠、人才辈出；所以他们对宋元时期获得科名的故家旧族总是抱有钦羡与尊重。
同样是受清正平和文化气质的影响，其地文人的文学情怀也具有外向型品格。早在元末扰乱之前，天下尚称一统，交通未尝阻隔，西昌文学之士即注意与外间交流。如杨准兄弟：
君兄弟五人，以家学竞爽，为文诘义，恒頟頟相角，待制公（引者按，其父景行）不能难也。居里中，尝夷视龌龊，谓不足语。间与文士邓执中及其弟槐相友善，二邓推称之。侍待制公宦游江西、江浙间，所交皆一时名士，无不倾接。尝从其诸兄游草庐吴先生、申斋刘先生之门。（《槎翁文集》卷十七《杨君公平墓志铭》）
又如严威：
比冠，出从乡先辈游……下笔为文，奇气烨然。时科举未行，士隳其业，先生视龌龊淟涊者，谓不足与语，又谓乡里浅薄，不足吾心……先生益自信，即日束书走燕都。时临川吴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豫章揭文安公傒斯方至京，俱客承旨程巨夫所。数人者得先生欢甚。（《槎翁文集》卷十七《吾庐严先生墓碣铭》）
及至军阀割据，东南破裂，西昌与外界的交通受阻，文学交流不畅。即便如此，西昌文人并未放弃与外界交接的努力。比如刘崧的学诗经历，就反映了他的文学情怀渐趋外向的进程。他尝自叙曰：
自余入小学，从祖父授诗，即应口成诵，若无留难者……年十岁，先君命赋《鸡鸣》、《渡江》等诗，识者类以远志许之。年十六，游兴国，为童子师，然犹日诵书千数言，至夜仍赋诗若文，以自程励，居三年未有异也。会有传临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诗者，诵之五昼夜不废，因慨然曰：“邈矣！余之于诗也，其犹有未至已乎。”乃敛蓄性真，湔涤故习，尽出初稿而焚之。益求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得数十百家，遍览而熟复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后知体制之工与夫求声之妙，莫不隐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句一字之间而已也。（《槎翁文集》卷十《自序诗集》）
这里大致讲述了刘崧学诗的四个阶段，幼年得承家学，少年勤勉自励，弱冠追慕乡贤，进而上求汉魏盛唐以来诸大家。这表明，刘崧的文学视野渐次超越一族、一乡、一郡、一省，最后达至全国、贯通古今。
不过，西昌文人开拓文学视野，接受外间影响，并不以淡忘本土文学传统和文化气质为代价。相反，他们在文学交流中，能够不失固有，更能据己所需，吸纳外来营养，最后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观点。其代表作家如刘崧，早年伏居乡间，与刘百川、陈海桑、王竹亭等诗书交好，声气相求（《东里文集》卷七《沙溪刘氏重修族谱序》），即有较成熟的文学见解，尝云：
诗本诸人情，咏于物理。凡欢欣哀怨之节之发乎其中也，形气盛衰之变之接乎其外也，吾于是而得诗之本焉；知邪诞之不如雅正也，艰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磔裂之不如雄浑而深厚也，于是而得诗之体也；知成乐必本于众钧，故未尝执一器以求八音之备，知调膳必由于庶味，故未尝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于是而又得夫诗之变焉。（《槎翁文集》卷十《自序诗集》）
这里关于“诗之本”、“诗之体”、“诗之变”的论说，表明刘崧的文学思考较为周全，而其中心还在于“诗之体”。因为对“诗之体”的取舍，往往反映了某种文学好尚，是一个作家文学见解的直观体现。刘崧所好尚的文风是雅正和平、雄浑深厚。而雅正和平，作为西昌文人家教之厚、居养之素的产物（《槎翁文集》卷十一《萧九川诗稿序》），正是其清正平和文化气质的感性显现，标示着西昌本土的文学传统。
与清正平和的文化气质一样，雅正和平的文学传统也具有外向型的品格。它虽然成形于当地文人的清修涵咏，而一旦与外间文学成分交流，其能量就会慢慢辐射开来，在一个更宏大的时空里发挥影响。
早在蛰伏乡间时，西昌文人常举行文会，赋咏品题，声气相应，诗礼交融，自成景象。如杨士奇尝追述的一次诗文集会：
当元季兵乱，四方涂炭之际，安正之父斯和富而好礼，积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乡自任，卒之其乡无寇盗攻剽之患，父子夫妇相保聚如平时。此芝所以发祥，而先君子所以作为文章，称述咏叹，累累其盛如此也……当是时，江右文物盛于吾州。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隐而未出，旦暮聚处，相与磨切颉颃所自树，皆不肯苟且在古人下……然则，览斯文者，萧氏先德之征，西昌明贤之众，安正交游之盛，概可见矣。（《东里文集》卷九《题萧氏瑞芝诗文后》）
这次集会缘于安正父子保障乡人，免遭寇盗攻剽，而芝草发祥示瑞。参加这次诗文集会的共十人：康震宗武、杨公望、刘楚子高、王沂子与、王佑子启、欧阳日新、杨自立、罗子理、邓崇志、张子召，此即所谓西昌十名贤。此类活动，规模尚称可观；但由于参加者均为乡人，少有外来文人参与，因而其文学声响未能宏远。加上他们多为寒士，当时无力刊刻诗文集，致使作品难以远播。这种情况在西昌文人中甚为普遍，如杨天与（字与可，自号澹观）“为诗文率口占以授，意到或自书之，口无滞词，笔不停辍，然不喜著稿，故多不传”（《槎翁文集》卷二《澹观先生传》）。又如陈曾“天才疏畅，下笔落落成文，无矜持涩缩之态，惜未有存者也”（《槎翁文集》卷九《陈曾遗稿序》）。即使刘崧的作品，情况也是如此：“顾存者既无足称，而逸者又多不载，故由己卯以迄己酉三十一年之间，其可录者不啻十之四五。”（《槎翁文集》卷十《自序诗集》）
但是，当西昌文人走出乡里，他们往往以特有的文化气质赢得世人赞誉，而使西昌文学传统弘扬光大。如刘崧十九游学南昌，即被推为“十才子”先列（《献征录》卷三十五《侍郎刘公崧传》）。又如王佑“稍出游南昌，与辛敬、万石、旷逵、杨士弘、练高、刘永之辈为诗友”，而有“七诗友”之目（《东里文集》卷二十二《王先生传》）。不仅如此，西昌文人还频繁参加南昌的诗文酒会，通过游宦江西的文人来传播文学，使其声响达至江西境外。如有一次聚会，合能文之士十九人，赋饯友人于南浦门外。这十九人中，有吉安郡文人，有江西他郡文人，还有外来游宦的文人，其姓名、游历、性情可略述如下：“一中，字元道，山东人，尝以茂异荐为永新校官；汝砺，河南人，为盱江山长；彝，为白鹭山长；伯虞，今名舜元，由万安教谕擢建昌教授；益翁，以提举医学，死湖广，而本则其子也。若易之端悫，康之宏博，萧之介特，皆吾郡士。其余若龚，若王、魏，若钟、姚、徐、罗，升沉存亡，又有不能以尽知者矣。天祐更名达，字伯逵，由建昌学正历富洲知事，今辟大司徒掾；复初，更名云标，以《易》预丙申贡，与余为同年。其赋《韶石》而称子高者，今名楚，则余也。”（《槎翁文集》卷十二《跋赠钟学正诗卷后》）随着此类文酒之会频繁举行，西昌文学传统为同人了解，声响日渐宏大。
特别是在入明之后，西昌文人以其清正平和的文化气质赢得人主朱元璋的信赖，又以其文风雅正和平契合了盛国气象的需要，而使西昌文学得到开国君臣的褒扬。洪武初，文坛仍以东南文人群落为主体，文风绪承元末旧习，总体上绮弱哀怨、纤细清浅，乃亡国之音遗响。面对这样的文坛景况，朱元璋是不能宽容的，其一项有力措施就是抑制这种文风，手法有二：一是政治高压与打击，对吴中、浙中、闽中、岭南等地文人均不同程度地排抑。另一手法是倡导一种新文风。虽然这种新文风将怎样，朱元璋及文臣们尚不清楚，但基本认识是明确的，那就必定是新的，而不是元末之旧，又能体现盛国气象，有助于推行文治。当初，朱元璋对各地域文人的掩抑是不加选择的。江右文人入明的政治地位虽不如浙中、吴中文人显要，却也同样遭受来自政治的排挤。如刘崧尝为胡惟庸所恶，坐事谪输作，不久放归。但是，在入明文人群落中，这样的政治遭遇算是命途最平坦的了。更就道德文章而言，江右文人也是最幸运的，其以德行廉慎和文风雅正深得朱元璋君臣的喜爱，因而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显示出强有力的后劲。正因为西昌雅正和平的文风契合了盛国气习，与开国君臣倡导的正始新声一致；所以朱元璋赞赏刘崧“文学雅正”，宋濂于刘崧诗文多所推让（《献征录》卷三十五《侍郎刘公崧传》）。一位是皇帝，一位是文臣之首，均看重刘崧所代表的西昌文学传统。故而，在他地文人遭受掩抑时，西昌雅正和平的文风非但没有受到摧抑，反而得到一个很好的生长契机，声势日益壮大（以上参见《明初诗文的走向》（注：饶龙隼：《明初诗文的走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2期。））。
更因西昌文学的传人杨士奇，这位盛国气象的缔造者，历事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诸朝，借助政治强力，对弘扬西昌文学传统发挥了极重要作用。早在洪武朝，他就被朱元璋看好，许以将有大用。永乐朝，杨士奇职在翰林，用心经营诗文聚会，以江右文人为中心，并邀请他地文人参与，即已注意推扬西昌文学。如有一次西城宴会：
永乐壬寅闰十二月，诏京官并给前一岁之俸，而岁终公务亦简，于是相与为醵会，而治具于陈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雪初霁，天气融朗，光世折简以迓，昼而毕集。居城西者，余及曾子启、王时彦、余学夔、桂宗儒、章尚文、陈光世、钱习礼、张宗琏、周恂如、陈德遵、彭显仁、周功叙、胡永斋、刘朝宗，凡十五人。余正安近东徙，其志所乐恒在西也。肖省身自外至，而侨于西，皆宾致之，皆翰林交游之旧也……今之十有七人，十四出江右，而三出于浙，皆去其乡五六千里，而相与披豁倾写，表里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相契而乐也。（《东里文集》卷五《西城宴集诗序》）
而且，杨士奇还利用太子师的身份，对皇储朱高炽的文学雅好施加影响，诱导他文学本乎道德，而不为末技喧夺；又引导他研习欧阳修的诗文，使他接受雍容平和文风之熏染。仁宗之子宣宗朱瞻基也喜好这种文风，所作文辞不失典正和平气度。正是由于杨士奇以文学侍御、君臣契得来倡导，而使雅正和平的文风壮大为馆阁文学，从根本上移易了明初文风的走向。钱谦益叙其盛况云：
馆阁自三杨外，则有胡庐陵、金新淦、黄永嘉；尚书则东王、西王；祭酒则南陈、北李；勋旧则东莱、湘阴；词林卿贰则有若周石溪、吴古崖、陈廷器、钱遗庵之属，未可悉数。（《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杨荣条）（注：《列朝诗集小传》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版。）
如此，西昌雅正和平的文学传统就突破地域界限，扩展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
由上所述可知，古代中国文学的延续与生长，往往要接引边缘的生机与动力，而不一定始终局限于中央庙堂。当五代崩乱之世，数姓金陵素族亡命西昌，谁会想到自己的后代将主导中国文学的走向。而历四百年生息繁衍，以金陵素族为核心的西昌故家旧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气质和文学传统。其清正平和的气质与雅正和平的文风，契合了明初开国气象的需要，而迅速宏扬壮大起来，成为笼盖文坛的馆阁文学，从而转移了文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