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从《家族》看张炜的道德乌托邦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家族论文,神圣论文,道德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的价值主要显示为张炜通过对家族故事的陈述所深入思考着的作为类的存在的整体性的“人”的本质问题、作家对人性深刻的触摸、剖析和表现以及作家在作品中对人的存在命题所进行的深层勘探，虽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定张炜的《家族》在叙事形式上的成功。小说中“历史”与“现实”部分的巧妙对应，叙述者“倾诉”部分的恰当穿插，都是《家族》中值得充分肯定的叙事艺术与表现方法。但是，与作品叙事艺术上的成功相比较，《家族》中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却是张炜通过对家族故事的描摹转述所建构起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是否能成为可能，能否最终真正地凭此理想而完成人类自我救赎使命的重大问题。尽管《家族》的故事由“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尽管张炜认为“书中所谓的‘现实部分’只占很少的比重，却是重要组成部分”，[1]尽管我们对张炜的看法也十分赞同，但一个显在的事实却是，构成《家族》故事主干的乃是“历史”部分中围绕曲、宁两家在平原地区解放前夕展开的种种恩怨纠葛。同时，《家族》中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具体承担者也主要是曲、宁两个家族的三代传人。因此，我们对《家族》厚重的主题含蕴的解读剖析，我们对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理解分析，将主要依托于对小说中“历史”部分的充分关注，依托于对曲、宁两个家族的细致解剖。
在张炜看来，作为群体的人类可以依据其恶／善、污浊／纯洁、物欲性／精神性等二元对立的语码明显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家族》中寄寓了作家道德理想的曲、宁两个家族的三代人就属于后者，他们所保持的乃是一种善良的、纯洁的、精神性的生存状态。解读《家族》，我们注意到小说中宁周义对宁珂所说的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中国的问题可不是哪些党派的问题，它远没有那么简单……”“可惜献身的热情总会慢慢消失——这对任何一个党派都是一样。重要的是找到消失的原因，而不是机灵转向——不找到那个原因，任何党派都是毫无希望的。颓败只是时间问题……”很显然，这段话语所透露的正是张炜在《家族》中所要刻意探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家族》之前出现的表现同类“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几乎全都是以国共两党界限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以这两个敌对阵营的尖锐矛盾为故事的中心冲突，进而凭此而结构全篇的。这一点，在《红旗谱》、《青春之歌》那批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小说名作，直到在近期出现的《白鹿原》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必须对生活现实作真实描摹和传达的小说艺术的操作者，张炜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事实的实在性，因此，当他的《家族》意欲重审并重现本世纪初叶那段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时，他同样无以回避地写到了作为基本矛盾存在着的国共两大敌对阵营。但国共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尖锐矛盾却并未构成《家族》的中心冲突，构成《家族》中心冲突的乃是张炜依据自身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为标准而划分出来的呈现为两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类群体，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从总体上支撑起了《家族》的基本叙事结构，并形成了推动小说故事运行的基本叙事动力。这样，依照国共两党模式本来可以划分为两个群体的革命者宁珂、曲予、殷弓、许予明、“飞脚”等与反革命者宁周义、战聪、金志、“小河狸”等，却在新的标准的衡量下组合成为两个不同的新的群体，即体现了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宁珂、曲予、许予明、宁周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小河狸”，与作为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反动者的殷弓、“飞脚”等人。如果说，小说的题目“家族”在其表面意义上是指曲、宁两个家族，那么在其深层的隐喻层面上，“家族”所喻指的却是一种超越于血缘传承关系之上的内在的精神维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宁珂、曲予，把许予明、“小河狸”，把出现于小说“现实”部分中的陶明、朱亚，都统统地归为一类“人”，归为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圣家族”，这个“家族”的共同印记即是对精神纯洁的坚决维护，是对作家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坚持与实践。很显然，对这个“神圣家族”的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张炜意欲重新阐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冲动与努力。在张炜看来，以往的仅仅以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为价值标准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模式的普遍流行，乃是文学受控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必然产物，它所透露出的信息正是文学对社会政治的极端依附，正是文学的某种绝不应当丢弃的独立品格的丧失。然而，这种教科书式的阐释模式却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学界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一直潜在地控制着作家阐释历史对象的基本思维方式，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排斥异己的一元独断型阐释格局。但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真正价值之一，则在于作家可以对人生现实、社会历史作出自己的、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性阐释。张炜无疑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家族》的出现，也正充分地显示了作家试图重构历史图景，对在既往文学作品中已基本定型化了的历史作出自己的阐释，力图在自我个性真实的意义上还原他所理解的“历史”原貌的愿望。在《家族》中，张炜设立的重新阐释历史的价值标准乃是“道德——人性”这一基本维度。在张炜看来，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基本冲突的核心内容其实正是这种潜藏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表象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不仅存在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而且存在于充满平和气象的和平建设时期，《家族》中“现实”部分所描写的陶明、朱亚以及叙述者“我”与裴济、黄湘之间冲突的本质内涵即属一种道德冲突。很显然，张炜的这种阐释是具有新意的，他所操持的“道德——人性”维度，事实上为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立场和新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道德——人性”维度更体现了作为文学家的张炜最为根本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他独立于流行的政治话语体系之外的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的描述与评价。
其实，道德乌托邦理想的构建，对张炜而言，并不是在《家族》中起始的。早在其《古船》对隋抱朴捧读《共产党宣言》这一细节的一再重复与渲染中，一种朦胧模糊的对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之情就已有明显的表露。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九月寓言》对小村人所体现出的民间社会的生命欢乐的描写与表现中，已不再倾向于对现实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张炜，在其内心深处所深藏着的构筑一个自我的理想世界的浪漫冲动。只不过一直到此时为止，这种自我的理想世界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作家对之仍然缺乏一种清醒的理性洞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柏慧》与《家族》的联袂出场之前。在张炜最新创作的《柏慧》和《家族》中，作家终于亮出了自己道德重建的最后的底牌。因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柏慧》还是《家族》，其中寄寓着张炜理想的人物形象都以其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纯洁为显著的性格标记，这一点，不管是在“历史”部分中的宁珂、曲予，还是在“现实”部分中的陶明、朱亚身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正是以“道德——人性”这一价值维度为基本出发点，张炜才对殷弓、“飞脚”、裴济、黄湘之流作了愤怒的指斥与批判。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殷弓、“飞脚”们曾经为革命作出过的贡献，然而，当他们以牺牲道德的纯洁为代价而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进行所谓的“革命”时（比如殷弓背着宁珂把阿萍奶奶骗到姑妈家楼上软禁起来；比如殷弓背着许予明把为情而来的“小河狸”处死；或者如殷弓本人在被曲予救命后的忘恩负义，等等），他们事实上已经背离了革命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殷弓们为了所谓的理想而违背了基本人性的要求，而在张炜看来，真正的理想是绝不能以违背人性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只能构筑于人类最起码的基本人性之上，只有以道德的纯洁为前提的理想才是人类渴盼实现的真正福祉之所在。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张炜“道德——人性”这一维度提出的必要性，我们不妨简略地审视一下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各种面目的革命者曾经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理论口号也曾充斥于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正是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冲突结构成了一部嘈杂喧哗的历史。在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酝酿出种种不同性质的人生悲剧，这些悲剧的成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却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确实充斥了过多的如殷弓这样不择手段的道德不洁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殷弓们极端功利的人生态度，才导致了这一幕幕人生悲剧的最后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道德——人性”维度的提出，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提出，事实上为我们对“历史”的观照把握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立场。至此，我们就可以对张炜通过宁周义之口提出来的那个“重要的是找到消失的原因”的问题作出回答了，这个回答当然更是作家张炜的回答。那就是“道德”的缺失，是“道德”的不在场，是守护“道德”者如宁珂、曲予、陶明、朱亚等人在现实中难以回避的失败（当然，这种失败的原因仍然在于他们的对手殷弓之流的不择手段，而对殷弓之流来说，“道德”却依然是缺失，是不在场的）。在张炜看来，只有有了诸如宁珂、曲予们对“道德”的坚定守护，只有殷弓们反躬自省，能够自觉地以“道德——人性”的价值维度为自我思想与行动的真正动机，那么种种因“道德”冲突而造成的人生悲剧方有可能得以幸免。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在当前的时代境遇中，殷弓之流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形，则无论是“历史”部分中的宁珂、曲予，还是“现实”部分中的陶明、朱亚，都只能以不断退守的失败者的形象出现，而《柏慧》中的叙述者，宁府的后代传人“我”，也只能以退居葡萄园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精神。因而，张炜所一心构筑的道德理想便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出现，最多也只是一位浪漫的抒情诗人（我认为张炜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个抒情诗人，这一点在《家族》中的“倾诉”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对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幻想式的处理与表达。
张炜对道德乌托邦理想近乎固执的留恋与表现，迫使我们不得不把他在更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划归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逐渐地发现了价值关怀（“价值理性”、“乌托邦冲动”等）的消退、丧失、耗尽，人们在与物（“工具理性”、“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已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正如弗洛姆所说，现代人“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全是无用的。……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罗网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的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2]面对这种情形，富有智慧的学者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失落的问题，不得不设法重构人的主体性，试图重新找回人类自身的尊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文坛普遍展开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可以划入这种重建人文价值关怀世界性的总体思潮中来。按照青年学者郁建兴、王小章的看法，关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存在着两种相对的取向，“一种是要到既往的传统中去寻找这种价值，也即寄希望于传统价值的复归；另一种则主张非理性的自然本能的勃发，希望借此来建立被现代化工业文明中之理性机器所扼杀了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3]很自然，张炜所归属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属于这两种取向中的第一种，也即“认为传统是人文价值唯一可能的源泉，要重建现代人文精神，要为现代人重新找到一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唯有到传统中去才可能找到”。[4]我们之所以把张炜划归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所固守的道德乌托邦理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核心乃是儒家文化，而对以孔子为杰出代表的儒家文化而言，道德问题又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海外学人林毓生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秩序是远古圣君与圣人有意建构的，而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社会中领袖人物道德之实践。反过来说，社会的不安与混乱也因此多半要诉诸于领袖人物道德之败坏。”[5]倘将林毓生的观点稍作引申，则可以说社会秩序的维持，或者进而说社会现实中种种人生悲剧的避免，都依赖于不仅仅是领袖，而且是作为类的“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人”的道德情操的具备。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有着极其深广的影响，而张炜所在的山东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的所在地，正是对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孔子、孟子的出生地。所以在山东，儒家思想的影响自然是更为根深蒂固的。在笔者看来，张炜的道德乌托邦理想的产生，与他生于山东、身处山东，与他的饱受已经渗透了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域文化的薰陶浸染有着极为直接、紧密的联系。其实，儒家思想并不仅仅影响了张炜，同时还影响了诸如王润滋、矫健等一批山东作家。在他们的思想中，都表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向于道德化的倾向。只不过，这些作家都未能把自身的道德化思想如同张炜一样推向极端，最后在作品中构筑为道德乌托邦理想而已。对传统的深深留恋，对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固守，使得张炜逐渐走上了一条反技术的道路，并且由对技术的反对逐渐转化成为对现代化趋势的拒斥（这一点通过张炜对乡村文明的依恋和对城市文明的诅咒表现得十分明显）。而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也都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种反现代化的立场。[6]从这一点来看，张炜的确可以算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从社会现实发展的层面来看，现代化却是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进程，它绝不会如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改变自身的行进方向。正如海耶克在谈到文化保守主义问题时所指出的：“就保守主义的性质而言，除了保守主义所示的唯一道路外，它不能提供我们别的方向。……所以它并不能防止时流趋向的继续发展，于是保守主义总是不由自主地受时代的拖曳而行。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拉锯战，只能影响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不能影响它的方向。”[7]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张炜的道德乌托邦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失败也是难以避免的。作家所奏响的只能是一曲日益远去的传统的挽歌，只能被看作是对一种文化乡愁的抒发与表达。
但是，以上的分析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张炜的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全然否定。虽然这种道德理想在社会现实中难以阻止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但在人的精神建构上，在人类文化的传承上，张炜的思想其实是非常深刻并极具现实意义的。作为一名以笔来抒写人生现实、思索人生命运、探索存在之谜的作家，张炜能够站在“道德——人性”的立场上，对现实社会作一种毫不容情的批判性的审视与反思，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张炜笔下出现的最具神采，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乃是如宁珂、曲予这样一些寄寓了作家高度理想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对自身道德理想的坚决维护，以及他们因为对理想的维护而在现实社会中遭到惨败的悲剧性人生，的确可以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作用。既可以促使他们对这悲剧产生的原因作深入的思考，也可以启迪他们自身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地追求一种道德的自律与精神的纯洁。但这却仅仅是《家族》价值的一个方面。在笔者看来，张炜《家族》更重要的价值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家族》所表现的那个时代是极富文学意味的。如上所述，《家族》由“历史”与“现实”以及“倾诉”三部分组成，虽然从作家所欲传达的精神血脉传承的意义上说，“现实”部分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但一方面因了“历史”部分所占篇幅的重大，另一方面更因为已经有了专门表现“现实”部分的《柏慧》的存在，所以，在笔者看来，《家族》的主要表现对象其实是“历史”部分，亦即中国解放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那块平原上的故事。那是积聚了二十世纪中国各种复杂矛盾冲突的半个世纪，各种政治势力的崛起及其冲突，各种思想潮流的出现及其交锋，人性的善与恶的真实坦露，全都因了当时的战乱频繁，因了当时整一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瓦解而有了它们各自充分的表现机会。更为至关重要的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基本走向的种种政治与思想观念，种种内在的深层冲突，在这个时间段内也都全部登场亮相。因而，对于欲深入探究本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奥秘，并进而探索国人性格的种种特征，力图达到“国民性批判”高度的作家而言，那一段历史确实充满了诱惑力，确实诱发了他们强烈的表现欲望。于是，便有了五、六十年代的《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也便有了近一个时期的《白鹿原》、《旧址》，当然也就有了张炜的《家族》。我认为，《家族》突出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作家以冷静理性的目光，认真细致地梳理了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真实客观地对当时丰富复杂的社会面貌进行了极其逼真的再现与还原。小说中宁周义与战聪明明已经认识到己方力量大势已去，却仍然以一种达观深邃的理性意识作出了固守自己政治立场的悲怆选择时内心世界的无奈和凄凉；宁珂与曲予作出了背叛自己家族的选择，走上了埋葬自己家族的道路时内心深处的痛苦不安与执拗坚决，以及他们被自己所倾身相投的事业叛卖（其实是殷弓、“飞脚”们对他们的叛卖）时那种难言的愤懑与不解等等，都表现得十分成功，读后令人顿生荡气回肠之感。而这一切正是《家族》得以成功地还原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复杂面貌的最重要的依凭所在。其次，《家族》的成功还依赖于作家张炜对人性所进行的深入体察与剖析，依赖于作家对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的认识与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以许予明与“小河狸”之间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为例，即可得到强有力的证明。许予明本来是我方一位革命意志异常坚定的革命者，几番出生入死，再残酷的严刑逼供都未能改变他的革命精神。但他却很讨女性喜欢，又很喜欢女性，于是到处遗情，到处都有艳遇。不管是宁周义的女儿宁缬，还是曾经为他治病的鹰眼女医生，都被许予明疯狂地迷住了。然而，最具神奇色彩的却是土匪头子麻脸三婶的女儿“小河狸”对他的那种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的奇特爱情。“小河狸”本来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惯匪，她的双手也的确沾满了革命战士的鲜血。但她却全身心地爱上了自己的政治对头许予明，为了爱情，她不仅私自释放已经死到临头的许予明，而且不管不顾地单枪匹马跑到对方阵营来寻找许予明，以至于最后在许予明尚不知情的情况下死于殷弓之手。在写到“小河狸”惨死的故事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宁珂的脑海里又闪过一幅可怕的图像，他不得不用尽全力驱赶，但总也不能如愿。一个年轻姑娘，披头散发，五花大绑被押解过来；为了阻止她的尖厉长喊，嘴里塞满了布绺；只有一对眼睛在呼喊，这一对逼落太阳的女性的眼睛……”好一对“逼落太阳的女性的眼睛”！读至此处，笔者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认为，“小河狸”曾有的残忍与她对许予明真诚热烈的爱恋以及她最后为爱而勇敢赴死这样一些似乎不无矛盾的性格在她身上的完美组合，恰好显示了人性本身真正的复杂性，而张炜对这个爱情故事的表现也正显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悉心、细腻的触摸与表现。而也正是因为在《家族》中，张炜能够如同对待“小河狸”、许予明一样，体察、表现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复杂人性，所以《家族》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总之，在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中，《家族》实在是一部难得的具备了独立品格的佳作。虽然我们对张炜所构筑的道德理想的乌托邦性质作了一番冷静的理性分析，但在当前以物欲的喧哗与骚动为显著表征的世俗社会中，道德理想的提出，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张炜对自身的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坚持理应表示充分的敬意。
注释：
[1]张炜《心中的交响》，《当代》1995年第5期。
[2]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版，第25页。
[3]《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4]《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版，第213页。
[6]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7]海耶克《自由的宪章》，英文版，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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