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模式与党内民主的实现——民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中国论文,党内民主论文,模式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0)03-0009-8
一、民主的不等式：澄清对于民主的认识误区
1.1 民主化不等于西化
民主化道路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普遍诉求，然而，由于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选择与民主转型很少有本土资源可以利用；民主制度及理念又是在西方生长、成熟和完善起来的，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把西方民主简单照搬过来，认为民主化就是西化。一直以来，受美国推销其自由民主价值的影响，民主化很大程度上被认为等同于美国化。其实，尽管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国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从政体来看，民主化政治实践却是具有多样性的丰富内涵；各国民主制度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能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统称“西方化民主”。更何况，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习俗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民主化的实践更是千姿百态，可谓一国一种模式。民主的统治本义上就是自我的统治，自我的统治就必然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这也意味着民主不能完全照搬他国模式。自我的统治是一种开放性的、永无止境的政治探索过程，这也意味着民主治理是一种不断修正完善的治理过程，这种民主实践的多样性也丰富了民主的内涵。
1.2 民主不等于选举
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的统治，其基本的形态就是人民在一起共同决定自己的事务，即直接民主。这种直接民主最基本的实现方式就是协商。票决是协商的补充形式，选举是在票决基础上产生的。由于直接民主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为了使民主更具有可操作性，人们通过选举制度的设计来实施代议制民主；且在权力委托上，选举能够比较直接和清晰地表达或展现每个人的意愿。所以，当民主被简化为民众的赋权过程或权力的合法性获得过程的时候，选举自然成为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选举往往被政治精英所操纵、被贿选所玷污，因而仅仅在操作层面体现了民主；民主要求有选举，但有选举并不意味着就是民主，这也有助于解释选举政治常常出现的高投票率与低政治参与度之间悖谬的政治现象。因此，选举不能被取代，更不能削弱协商在民主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协商是民主的最基本的实现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重视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原因所在——通过协商从而促使民主价值本意的回归。民主的内涵不仅包括竞争性选举，而且也包括公民的自由、政治参与、政治透明以及政府对公民责任的承担。
1.3 民主不等于多党制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由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构成三足鼎立的政治形态；这其中，政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强调两党竞争或者多党竞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的分享和权力的有效监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其一，民主的本质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是取决于政党的质量，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和实现政党的现代化；也取决于能真正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国家制度的确立。现实中也有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的国家走向成熟民主的例子，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其二，政党地位的确立是历史所造就的，政党的数量不是人为的产物，因而不能为了竞争而使竞选流于形式。其三，从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党运作来看，两党之间政策趋同现象非常普遍，多党政治导致的小党林立、政局不稳等弊病也是难解之痛。政党竞争的外部监督是有助益的，既有助于执政党脱颖而出，又有助于执政党的自律。然而，保持执政党持久生命力的源泉在于政党自身的现代化，在于政党自身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1.4 民主不等于不要权威
民主与自我管理紧密相关，多强调自下而上的相对柔性的统治，区别于自上而下的刚性的、带有很大强制力的国家统治。人们往往过于看重民主对政治自由的主张，而忽视了民主有效实施所必须依赖的政治权威，这也是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民主化道路过程中出现社会急剧分化的原因所在。国家整合能力低下或者国家过早地退却，都会使得民主的运转失序。没有权威保障的民主，很容易由民主所引发的权力的重新分配与重组被精英集团所俘获，一旦权力被锁定，离民主的初衷就会相去甚远。其实，民主的健康成长需要培育发达的公民社会，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民主政治文化。无规矩不成方圆，政治自由总是受制约的自由，民主化的道路只有走上制度化的民主道路，民主价值才能得以有效贯彻落实。
1.5 民主不等于繁荣
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政府越能够从所管理事务中退却，人们越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就越能很好地维护权利，保护产权，增长财富，促进社会活力。这种想法体现为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民主尊重个人权利，主体性的个人只要拥有制度所提供的个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社会的自发秩序和繁荣发展就能持久，即民主——产权——繁荣。但是，我们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实践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中国家，“国家退却，民主就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繁荣”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理由如下：其一，尽管民主理念所倡导的权利与自主很有感召力，但是由于对权利理解的差异性，个人偏好的聚合很难产生集体行动的理性共识，这是民主社会面临的很大的难题。也就是说，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统一，反而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其二，个人产权的保护，源于“有恒产才有恒心”，有利于激发个人主动性和增进财富的积累。然而，盲目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会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和对资源的毁灭性掠夺，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的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也是自由市场的“难解之痛”。民主彰显的主体性价值和产权保护都没有错，为什么不能促进经济繁荣，反而事与愿违呢？这就提出了我们是要个人的民主呢，还是要制度化的民主的问题。事实表明，只有成熟的民主制度才与经济繁荣正相关，才能有效减少市场经济非理性竞争带来的资源的耗费和对产权的侵犯。
二、关于中国民主的争论：中国式民主模式是否成熟
2.1 认为中国式民主模式已经建立的观点：特征与原因
对于中国式民主模式的表述目前有这样三种：一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二是遵循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宪政民主”的路径稳步前行；三是国家主导的有序化的渐进民主，是国家对社会民主需求的积极回应。这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是基于如下认识：
首先，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第一，中国积极迎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造就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和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制培育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经济也造就了社会的理性心态。这种理性开放的心态有助于提供民主政治成长的土壤，使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公共空间得以形成。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其表达路径最有可能选择民主政治。
其次，认为中国民主已经找到了实现的途径，就是“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①。未来中国的民主，应该是选拔和选举的结合，选拔是中国的传统，而选举是现代民主的形式。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与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框架内行使，从而给宪政民主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良好和有序的互动。
2.2 反对在中国进行民主化的三种论点
第一种反对的理由是认为民主化等同于西化。认为西方的普选制、多党竞争制、三权分立制度不能盲目照搬，制度的引入要考虑“水土不服”的问题。同时西方民主也并不是最优越的制度，黑金政治、集团垄断、社会动荡等弊病日趋严峻。这也是目前我国官方、学界主流的观点，当然，它反对民主化，却并不否认民主的价值，而是要坚持走自己的民主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②
第二种反对的理由是认为中国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房宁教授认为：“在社会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西方民主是有效的，言论自由在那个时候好处较多、坏处较少。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社会分歧很大，现在让大家争论起来而又不解决实际问题，只能增加社会怨气和加剧社会矛盾，于社会、于人民何益之有？”③这是说目前盲目搞民主可能导致社会混乱，也有人担忧过早搞民主化可能会错过发展机遇，反而正好与西方利用民主搞和平演变的企图不谋而合。
第三种反对的理由是认为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国式民主模式已经建立。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认为：“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能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而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即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④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仅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而且中国的民主模式要比西方更优越。
2.3 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形成：民主化的进程仍在路上
民主的价值具有普世性，但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实践表明，民主是由外部输入的，而民主的成长则是一个内生的过程；民主化的路径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固定的，中国式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锁定在某种模式上就停滞下来，而是需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试和创新的过程。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则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就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形式输入；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忽视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导致民主激进化，尤其当国内的民主危机与国外的民主输入交织在一起的时候，问题就更加复杂，我们不得不警惕输入国的政治野心。这就说明，对于很多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化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盲目照搬。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民主政治本身，而是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出现了问题。要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民主得以良好运作需要与之相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推动。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⑤从我国民主进程的发展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2)民主得以成功转型与巩固需要一整套完善的国家基本制度作保证。民主并不意味着必然能使国家强大，这要求在民主化之前必须完成一些基本的国家制度的建设，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从绝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的历程来看，都是在完成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之后才走上民主化道路的，诸如国防、外交、法律、税收、财政、金融、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等，因为一旦民主政治发生，这类制度就很难得以建立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建立。“从现实的经验来说，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的解体。国家建设最低的层面就是国家的生存，在这个基础上，再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保证这种最低要求的制度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只有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以后，我们才能进行国家如何民主化的思考，才有可能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层面避免国家的解体，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理想。”⑥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民主经常是个整合因素；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民主经常成为分化力量。
中国要的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完善在后。民主不是个人的民主，而是制度化的民主，民主的制度化也是构成国家制度化建设的一部分，从而把民主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二者统一起来。“在过去30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民主化，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⑦中央必须承担建设国家层面制度的责任，不可把责任推给地方。中国如果不能建立起这些可以为现代国家提供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盲目推行民主化进程很容易导致“民主的危机”或“民主的僵化”。
(3)民主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民主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民众实践的过程，只有“民众正确地实践”才能使“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⑧民主实践的效果在各国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是因为“各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不同，“历史的初始条件及规定性”不同。因此，在研究民主制度的建构及运行时，考虑社会与历史的因素或许比考虑经济的因素更为重要。
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一个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家向民主过渡，可能会产生“民主的政治行为”，但很难使其“政治行为的动机、态度、目的”与“民主”真正本意的要求相适应；因为起着更根本作用的、制约人的深层的文化模式没有改变。长期受专制思想毒害的中国人，其内心深处的民主因子其实是很欠缺的。如何在受两千多年的专制思想影响的土壤上开出民主的花朵，其道路很漫长；民主化的道路都很艰难，中国尤其艰巨。当然，中国民主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方，我们充满期待。
三、党内民主：中国民主化道路的突破口
通过上文对民主的阐释和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评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一是民主化道路必然要求我们从民主选择出发。然而，民主可能走向“民主的危机”，从而获得“坏名声”，而使民主发展“内卷化”或造成“民主的僵化”；如何降低民主的成本、克服民主的危机、促进民主走向成熟是我们思考民主的着眼点。二是解决“民主的危机”从而取得“民主的治理绩效”，都依赖于国家建构起权威秩序和政权强有力的执行力。成熟的民主应该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民主的价值层面。然而，无论是通过国家建构促进民主的成熟，还是民主解决自身的“合法性危机”，都说明一个道理，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更好地推进民主，避免滑向专制。三是各国只有以国情为基础去选择民主化道路，才能真正获得民主的价值。民主的获胜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在于执政党的性质，能否实现政党自身的现代化。中国选择民主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如何保证民主的制度化？民主与政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以党内民主作为突破口？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3.1 从社会历史条件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民主化的成败直接取决于党内自身建设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民主是走出王朝更替周期率的法宝。共产党人从准备接管新中国政权那日起，就认定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政权的兴衰成败以是否能经受得起民主的考验为标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建国后30年，尤其“文革”期间，“砸乱公检法”，制度化建设极其落后，搞“大字报”、“大串联”、“整风批斗”等“大民主”，“广场政治”的后果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失之交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全民都搞政治，导致人们之间充满了猜忌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社会停滞不前，整个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化解矛盾、整合冲突的能力极其低下，社会急剧震荡。经受“三起三落”的邓小平饱受民主无序化所带来的痛苦，在执政之后，积极倡导制度化民主，把中国的民主化道路纳入正轨；此后，越来越成熟的制度化民主也带来世人瞩目的经济绩效和中国的崛起，“松绑放权”、“藏富于民”也使得民间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社会发挥“缓冲剂”和“减压阀”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各种矛盾冲突关系也渐渐被理顺。为了巩固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领导集体奠定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更加注重党的内部建设，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和共产党人的保持先进性教育，加强党的自身能力建设，积极探索政党的执政规律，使政党为国家服务，而不再是国家为政党服务。
3.2 从民主的成本论来看，以“党内民主”带动
“人民民主”引发社会震荡的可能性最小
从民主代表的价值看，共产党人与国家政权紧密相关，比普通民众更关注从公共利益出发来行使民主权利；因而也可以通过党组织机构的力量来提升共产党人的素质和规约少数共产党人的自利行为，避免民主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民主不是分而治之、各自为政，但当人们的权利意识还不能超越狭隘的个人私利，都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来推行民主时，则只能会带来“公有地的悲剧”，人们为争夺资源而战，公共资源的枯竭最终危及的还是每个个人。
从民主有效实施的范围看，民主的边界可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更容易实现。一般来说，共同体的边界越广延，人员的流动性越大，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越不明确，进出共同体越是容易，人们之间声誉机制就会越显薄弱，共识也就越难以达成，矛盾也就越积越多。党内民主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些困境，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统一的信仰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党员身份审核严格，党员的权利义务明确，全国的共产党员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有这些条件作为保证，党内民主的推进就能起到积极的“试验田”作用。
3.3 成功的“党内民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一般来讲，共产党员的素质相对较高，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在他们中间推行民主能够较好保证民主的质量。这也是现代国家建设对政党提出的要求，即执政党如果不能以公共利益为重，不能遵循公共权力行使的一般规律，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权威就会受到挑战；这也使执政党不得不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素质培养和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从而在世界范围的执政党领导中脱颖而出，永葆持久的生命力。
“党内民主”搞得好，也使政权平稳交接成为可能，并且进一步增加政治合法性的民众基础。在传统人治的环境下，最难以解决的就是权力的交接，往往充满了阴暗、血腥与暴力，党内民主搞得好，就可以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在一种稳健的制度化民主下，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降低政治统治的成本。
“党内民主”所形成的一套制度化的民主经验可以从点到面向社会推广，⑨党内民主积累的制度化民主经验也有助于增强党整合资源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能力；积极引导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稳步前行，并把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制度化安排贯彻落实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使公民参政议政有序可循、也对民主政治更加充满信心，民主的社会治理也更具有成效，使整个社会实现良性循环。这样，民主才能有社会土壤，并能生根、发芽和壮大，从而实现民主的巩固和成功转型。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直接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党内民主的政治来实践，积极总结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这就需要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主动实施政治改革。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民主规则的产生只能先在政治精英内部互动过程中产生，所取得的、成熟的民主经验再向社会推广，达成更广范围的集体共识。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于无序状态。
3.4 “党内民主”有助于剔除党自身积累的弊病
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理想是高尚的，但是每个共产党人也是世俗化的个人；共产党组织从成立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历史，难免会积累一些弊病。从政党内部来看，权力过于集中、党员干部腐败、用人失责、裙带风、官僚作风等问题在所难免，只要有有效的机制来剔除、制约它，就仍能保持共产党人和组织的先进性。党的自我制约机制需要靠党内民主这套游戏规则来培养和训练，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民主文化的培养，养成遵守规则的意识，树立起法律权威，有效抵制人治传统，自觉接受规则的监督和制约。也只有执政党自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意识地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把它化解掉，才不至于把党内的问题向社会蔓延，以至于失控而威胁到执政党自身的统治地位。
从政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看，干群冲突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必须处理好“一元领导”与“多元利益”表达之间的关系，发挥党的权威与“统一下的多元”的积极作用，“必须保持‘一体多元’的存在”⑩。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就对执政党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三个代表”和“保先性教育”有效的贯彻落实显得尤其重要的原因。共产党要勇敢面对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质疑，政党能否长久执政，不在于政党数量而在于政党的质量；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证明给世人看，必须把民主社会中的多元利益冲突融化在党的内部来解决。党内民主如何实现把社会经济利益多元要求都主动纳入到政策设计的考量中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只有保障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能够有畅通的渠道被反映到执政党的政策产出中去，才能把体制外的矛盾冲突纳入到体制内部来有效解决。执政党整合社会利益、化解冲突的能力越强，民众的社会认同感也就会越高，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就越高。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将多元社会经济利益“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来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
3.5 “党内民主”也有助于消解社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党政分开与党国分离，党如何更好地实施政治领导？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国家对执政党提出的更高水准的要求，是执政党从琐碎的事务性管理中脱离出来，更好地按照现代政治价值和遵循现代国家运转的逻辑来实施政党领导的必然要求。这些先进的执政理念的获取和保证实施也必须以党内民主为条件，只有建设学习型政党，才能实现政党领导方式的现代转型。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这种自主性的行为必须通过政党自身来实现，从而防止出现大范围的政治动荡。
通过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如何看待党的阶级基础？如何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目前，公共权力被更多的人所分享，共产党由“革命的党”转变为“建设的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私营企业主也必然是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就没有理由排斥其中的先进分子要求加入共产党。这就客观上要求共产党扩大其阶级的社会基础，让所有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享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统一战线是革命战争年代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和平建设年代取得辉煌的重要法宝，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吸纳社会各种先进的力量，这也是扩大共产党人的广泛认同的社会基础，使执政党的领导更具有坚强的社会后盾。
如何更好发挥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公民协商的作用？广泛而全面的公民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式”民主的最基本的体现，在渐进的民主化进程中，执政党必须一方面保证人民民主各种渠道畅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通过党内民主的推广，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中国的民主实践使民主政治逐渐形成三个公共协商的场所：即以政治团体为主体的政治协商，在党、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协商，公民以及社会团体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公民协商。而这三个公共协商场所的形成，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也体现了民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9-02-06；修订日期：2010-02-28。
注释：
①张明军：《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③王强：“中国式民主路在何方——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商务周刊》，2007年5月20日。
④刘熙瑞：“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人民论坛》，2007年第4期。
⑤这种观点在李普赛特、亨廷顿的著作中有比较清晰的阐述。
⑥郑永年：“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⑦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⑧［美］罗伯特·D.帕特南王列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⑩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