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宏观调控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收支、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国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货币发行、利率、再贷款及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进行调节。两种政策虽然都能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进行调节，但在调节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和不可互相替代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作用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关系上，货币政策主要调节总量，财政政策主要调节结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实际表现为社会商品劳务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对应关系，在社会总供给一定时，供求平衡就取决于总需求或货币流量的控制，虽然财政收支是影响货币流通的重要因素，但最终能够控制货币量进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是中央银行，而不是财政部门。财政政策调控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结构方面，表现在通过财政投资规模和结构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并通过本身投资的规模和结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调节全社会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而货币政策调节结构的功能较弱，首先从政策手段作用过程来看，无论是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还是公开市场业务，都着眼于供求总量平衡，而不体现结构调整问题。其次从货币政策调节结构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节结构矛盾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即先调节总量，再通过总量变动影响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然后再通过它们的自我调整影响市场结构。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于总量方面，因为总需求实现的载体是货币，而货币供给都是通过银行体系的资产业务，其中主要是贷款活动创造出来的，即使是财政支出包括财政投资对总需求的影响也是通过银行发出的货币供给实现的，因而货币政策是总需求扩张与紧缩的总闸口。
2.从两种政策调节的方式和途径看，财政政策可以由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和调节来实现，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可立见成效；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政策目标；货币政策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如控制总需求，就调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反之，则降低比率，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并通过派生机能及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和居民再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影响社会需求，从而及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3.从两种政策的时滞性看，财政政策认识时滞短而决策时滞长，各种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立法程序，相比之下，货币政策比较灵活、及时，但财政政策的实效性则明显优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只要能使政府扩大或紧缩支出，便可以较快地对社会供求产生影响，而货币政策无论是通过扩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还是通过紧缩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有效需求的增长，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即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调整准备金的过程。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功能差异，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尽可能减少政策间的摩擦，增强彼此之间的互动性，同时，在政策的选择和使用上应相机而行，注意两大政策各自的特点和调节优势，确保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20年来，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既有“双松”、“双紧”配合，也有“松紧”搭配方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9—1988年，总体上实行的是“双松”配合，期间表现为多次模式转换和由“双松”到“双紧”，又由“双紧”到“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1979年、1980年为“双松”配合， 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两年财政支出连续大幅度增长，造成了170.6 亿元和127.5亿元高额财政赤字；在货币政策方面， 大幅度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由1979年的2%突然上升到1980年的6%的历史较高点。（2）1981年为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在财政方面， 当年财政基本建设投资支出比上年压缩了28%，财政赤字比上年减少了102 亿元。在银行方面，实行紧中有松的政策，一方面，现金投放减少了36.2%，另一方面，增加各类贷款350.3亿元， 主要用于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轻纺工业的发展。（3）1982年至1984年实行“双松”的配合， 在财政方面，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到1984年的26%，因减收增支使财政出现赤字44.5亿元。在银行方面，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转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使1984年增发票子262.3亿元，各项贷款增长了32.8%，经济增长率增加到1984年的14.7%。（4）1985年又实行“双紧”配合，在财政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控制财政支出，当年财政实现盈余21.6亿元。在银行方面，“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货币供给增长率由1984年的49.5%下降到24.7%。（5）1986年至1988 年又实行“双松”配合，在财政方面，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以满足支出需要，1988年国债发行达到270.8亿元，198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支的比重已下降到21.2 %。在货币政策方面，1986年提出“稳中求松”，1987年又提出“紧中有活”，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现金投入由1985年的195.7 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679.5亿元，各项贷款由1985 年的5905.6 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551.3亿元。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2.1989—1997年，总体上是“双紧”的配合，期间同样表现为“双紧”与“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1989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 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11%。现金投放由上年的679.5亿元减少到210.0 亿元，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下降到1990年的2.1%，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4%。（2）1990年至1993 年实行的是“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与上一年相比，1990年、1991年发放的各项贷款分别增加了22.2%和19.0%，这四年货币供给分别增加了43.0%、77.6%、36.4%和35.3%，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援农业等方面的支出，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致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到1994年财政赤字已达668.4亿元，通过膨胀率达21.7%。（3）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与产值速度关系密切的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了社会资金的流向，从而减轻了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度地提高了存贷款利率，并要求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至1997年，经济增长率在保持8.8%的同时，物价水平回落到0.8%。
3.1998年、1999年实行的是“双松”的配合。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并积极引导企业和个人社会投资和外资。1998年下半年中央又决定实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国有商业银行增加1000亿元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199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8%， 基本实行了宏观调控目标。
三、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点思考
透过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轨迹，我们可得到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加强在高水平、深层次上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在抑制通货膨胀和反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的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正是由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这一“空挡”，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至今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中一种政策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另一种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财政、银行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使得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现阶段要求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实施多环节的全程配合，尤其需要加强二者在制定环节上的协调一致，保证它们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相同。
2.改变调控中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而弱化财政政策作用的做法，应发挥两种政策各自优势，协调配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对经济总量的控制主要是处理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因此，要求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特别是居民储蓄的急剧增长，使银行贷款呈急剧增长的趋势，每年银行新增贷款额不仅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加额，甚至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如1995年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增长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5倍。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而使国家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趋于弱化。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无论是存量结构的调整还是增量结构的调整，基本都属于财政政策调整的范围。因此，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扭转过分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的趋势，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
3.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需进一步深化改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除决定两种政策的合理搭配外，还受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的制约。在财政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企业和地方倾斜，造成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下降，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在金融体制方面，国有银行仍没有真正摆脱行政隶属的地位，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和风险，也导致银行角色和功能的模糊与紊乱，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举措难以做出灵敏的反映。在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真正建立，企业对国家依赖性较大，自我发展能力低下，在自有资金和财政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这不仅加重了企业的利息负担，也造成了众多企业资不抵债，企业对财政、货币政策意图及其调整变化不能做出及时而灵敏的反映，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税率、补贴等都难以发挥作用。为此，财政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分税制体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税收征管机制，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提高“两个”比重，从而提高财政宏观调控的能力；要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调整，真正确立国有商业银行依法自主经营的地位；在国有企业制度方面，首先要按“抓大放小”的原则适当调整国有经济的范围，使国有经济的范围与国有资本的形成能力相对称。其次要建立企业资本金注入机制，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重组银行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加国有资本的形成能力。再次要按现代企业制度原则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4.宏观调控方式以直接的行政调整控为主转向以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调控政策的被动实施转向主动实施，表明我国宏观调控艺术日趋成熟。在宏观调控中，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手段加以运用，但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行政手段为主，在宏观调控中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突出时，则一方面砍财政支出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批建设项目；另一方面砍银行信用规模，压缩贷款投资总量，冻结单位银行存款。行政手段虽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效果，但它往往是刹车过急，对经济发展带来副作用，“治理整顿”后的“市场疲软”，“软着陆”后的通货紧缩和经济滑坡，都与直接的行政调控分不开。这样，两大政策调控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不免会产生这样的循环轨迹：一热就紧，一紧就死，一死就松，一松就热……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则主要运用国债、政府投资、利率、法定存款准备率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而放弃了传统的行政调控方式，使调控手段更加灵活，不仅可以调节经济总量，还能有效地调节经济结构，同时可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此外，从过去我国两大政策运用的总体情况看，很多政策是被动的实施，如在财政上我国一直把消减财政赤字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目标，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往往是以财政的减收增支为代价，在财政减收的情况下，支出却不能减少，不得已才搞“赤字预算”。目前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相应的货币政策，并侧重运用财政政策是对两种政策相互配合的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表明我国宏观调控艺术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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