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复制与问题类型——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对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学科论文,类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近代以降，由被动面对外部世界到主动进入国际社会的转变历经了一个世纪。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的论争，时至今日依然处于人文思想的中心位置。当下的学科和学术生产形式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以现代西学为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由于高等教育在中国是十分晚起的概念，在实施过程中，除个别时期，基本上全盘吸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学科制度，具体表现在高等院校和非民间研究机构中的学科分类、学位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理论和方法论的移植及实践等方面。但是这种复制在大学理念上存在着落差，因而在学科课程设置等相关方面还停留在经验阶段而没有进入规范阶段。鉴于大部分学术生产出自重点高校，后者为教育部直属，在办学模式单一的情况下就需依靠政府拨款，所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有限性资源就必须在学科点和学术生产上有所体现，即必须迎合规定的量化型评估指标。于是，各高校人文学科目前主要的力量在于量化生产，而学位课程的论证与学术生产相关规范的制定与推进则退居其次。其二，在学理层面上，在目前量化评估的压力下，学术生产方式难以在整体上使学界潜心梳理西学与中国学术的路径和发展脉络，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突破近代以来的翻译—阐释或刺激—反应阶段。各相关领域的成果主要在各出版机构制定的翻译选题和高校科研项目的范围内产生。可以说，在这样一种复制过程中，还缺乏对复制源目标的筛选、分类和整理，亦缺乏针对中国大陆实际问题在复制后的对接、协调、可能性预测分析以及具体的实施计划等项目。
新时期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译介期。学界在这一时期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文化理论)的同时，即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欧美学界长期形成的理论进行了快速转述，国人由此缩短了理论话语的时间差，获得了诸多新的元说法，一如“后”字当头的各种话语形态，但是，其中不少的翻译成果却并不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且许多译介成果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大量的理论和理论家就此在国内学术市场上频频出场，形成了新时期特有的学术时尚化色彩。但其中汉语化的言说却大同小异，未见得有多少具有洞察力的深入研究。加之体制所推行的前述量化指标评估方式，使得我们难以对长期以来翻译西学的成果进行细察。
实际上，理论是对经验的解释和化约式的言说，它的作用在于推进我们对事实和经验的观察方式和提问方式，也由此使我们动态地看待原有的解释方式，二者互为逻辑。故任何理论，包括西方文化理论，即是该领域的理论家们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段中，就其文本事实和文本特质所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个文本环境(text medium)，涵盖了文化传统和阐释传统，这些传统又受制于其社会和文化两大系统。而一种理论观点的出场往往又与理论家的致思方式以及该领域整体结构中的缺陷有关，所以理论所形成的元言说往往可以使人们看到整体结构潜在的突破口。理论的生产由此形成了一个理论再生产的循环方式。而当这些理论旅行到了其他的文化区域并被文化他者消费时，如中国大陆，就由于语言文字符号的非等值迁移、历史阶段的非同一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以及语境、环境改变等要素，而会发生一系列的“言语”指涉和“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此时将汉语化的理论和实践方式跨越时空的界限一味套用在中国社会文本之上，“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①，类似现象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研究西方文化理论的范式有多种。对于当代学界来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翻译，因为系统地翻译不同时期、不同理论家、不同观点的第一手理论原著，即所谓primary sources，其功能在于可以提供理论资源，此其一；其二是翻译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理论家和观点的研究性成果，即所谓secondary sources，功能是为人们继续言说提供某种借鉴；其三，学界依据引入的资源进行对接式的相关研究，其中包括理论的语境还原、理论话语形态的发生学研究、旅行过程和接受研究，或以重新语境化的方式进行跨语际实践，达到他者文化中的再生产等，不一而足。这当中最有意义的是转换生成研究。因为，中国学人何以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理论，这本身就值得认真思考。其附带的问题是，中国学人何以选择这些理论？中国学人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和言说与此理论的原点是否有误差，这些误读是属于语言转换附带性误读还是文化属性所指性误读？中国学人研究这些理论，对理论本身是否能够提供某种文化他者的视角？诚如中国人研究另一国的文学，并不是研究者简单地将现存的材料转述为汉语，向国人进行介绍，就等于进行了学术研究。②中国人研究美国文学其实和欧洲人、美国人或其他区域的人位于同一起跑线上，那就是基于现存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推向深入。文化理论的研究亦如此。而且文化研究最具意义的是在观察变化中的社会文本时，在观察变化的观念形态之时，拥有对这些文本和观念深层结构的某种洞察力，就可以在对这些表象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整合中获取某种深入的解析力，即采纳或改写现存的文化理论以形成某种解释的有效性。
于是，这一学术生产方式包括几个相关的问题：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历史还原研究；这些理论与方法所涉及的概念、范畴及术语的指涉性研究；将这些理论与方法置于中国现当代题域的可能性及问题性研究。换言之，中国学界基于翻译—阐释的汉语化的理论话语实践，存在着知识学的历史性还原和整合之后的观念形态的双重清理，即从西学的知识考古到汉语化表述的学理性，再通达到汉语化的知识学分支的建构。这是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学理层面的必然前提。
各文化区域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处于各自不同的阶段，但由于全球化已经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文化区域带入了跨国资本的快速流动和信息交互的资源共享时代，因而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或处理方式。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由此成为相互关联的组合。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新时期得以进入后，犹如其他西方人文学术的复制一样，我们的复制性生产主要涵盖对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进行翻译、阐释，以及学者个人和群体借鉴这些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嫁接性研究。而且这种生产又较快地进入了体制，如学位点的建制、课程设置、翻译或编写相关的教材和工具书等。它首先促使国内学界率先对此进行了译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文化研究读本》和《消费文化读本》等有关译著和专著；三联书店推出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化批评的观念》以及“文化与传播译丛”中的《表征》、《媒体文化》和《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等大批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等；南京大学出版社“通俗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解读大众文化》以及“全球文化系列”中的《文化地理学》、《文化的观念》和《全球化与文化》等；上海三联书店所出的专著《权力的文化逻辑》、《大众文化与传媒》、《大众文化研究》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专著《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专著《文化转向的由来》等；译林出版社的《文化的解释》等；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国内学者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工具书《文化研究新词典》等；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译著《文化研究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译著《视觉文化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的编著《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专著《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论著的译本在短时间就再版，如英国学者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的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的译本就在2006年初出版，在同年底就再版。③另外也有出版单位直接购买版权，出版有关的英文原著。可以说国内主要的出版单位都在这一时期不同程度地介入到文化理论选题的出版中，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研究起到了相对及时并卓有成效的引介和提供资源作用。
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引入的文化研究，人们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原有的学科领域，包括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说、命题、界定、方法和论述范围；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考的基础上，在新的视野中，重新看待原有的现象、看待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方式。而每当学术范式显现出转型的特征时，对原有学科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就成为一种必然，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看待西方学术、审视中国、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也是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利奇(Vincent B.Leitch)教授在论证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新变化时，就特别指出了文化功能的有效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
在对理论发展进行回顾时，有必要对“理论”本身的含义作重新梳理。因为这一领域不仅包含了诗学、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固有的美学概念，而且包含了修辞学、传媒和话语理论、符号学、种族理论、性属理论和视听通俗文化理论，等等。但是理论本身所内含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它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问题和分析模式。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被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性质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含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及批判更加感兴趣。④
因此，在新的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的原创可能和意义生产，以及所涉及的文化问题及解释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述框架以及学科间理论资源的不断定位。定位意味着界定、汲取、消化和互动。任何一种将现有资源功利化的做法，如在没有进行相关性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平面介绍，或对某些西学热点进行的跟踪式的中文转换等，倘若这种转换缺乏生成方式，那么就只能导致研究的无效复制，同时也导致研究者身份的自然缺失。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时代性问题的异质特征，既是丰富原有理论资源的入口，同时也成为消解理论同质化最为有力的抵抗方式。因为既定解释系统对中国社会文化广义文本缺乏有效的解释，而在重新定位和关系研究中就可能生成新的解释系统，而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学意义亦在于此。
但是，要进行对接，就必须清楚对接的入口。那么西方学界反复论述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笔者将对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几部论述文化研究相关问题和关键性命题的专论略加讨论。澳大利亚学者，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迪林(Simon During)教授由于编写了《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⑤而为学界熟知。他到美国任教后，于2005年编写了《文化研究导论》(Cultural Studies：A Critical Introduction)。该书由于在不同层次中得到使用，其影响是比较大的。全书集中就以下几个领域展开讨论：学科(discipline)、时间(time)、空间(space)、媒介与公共领域(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身份(identity)、性与性属(sexuality and gender)、价值(value)。每一方面大致细分为三到四个分支范围。其中学科论题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文化研究一直避免学科化，但实际上文化研究主要是体制内的学术生产方式，体制性的学科化是难以回避的。在“时间”问题上，作者主要将文化史、文化记忆及文化政治等命题置于过往、当下和未来三种时间关系中考察。在“空间”论域中，作者将全球化、区域、民族等问题纳入空间关系中加以陈述。在“媒介与公共领域”一章中，作者主要考察了电视、流行音乐和互联网等方面在公共领域中的问题。而关于“身份”的问题，作者主要讨论有关身份的论争、多元文化以及种族问题。“性与性属”涉及当代女性和性属问题以及酷儿理论。最后在“价值”一章中重现了高雅和低俗文化以及文化的本质问题。该书显然是以“普遍”性问题展开研究的。
而吉布森(Mark Gibson)在其新著《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Culture and Power：A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中以权力为中心概念和主要线索，展开了文化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作者追溯到批判理论、葛兰西的霸权或文化领导权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命题，包括福柯的知识—权力的基础命题及其在当代演变的轨迹。“权力”在全书中被再现为文化表征的代名词，讨论得十分彻底和充分。而麦克格文(Kate McGowan)的《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性问题》(Key Issues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则针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相互介入的现状就以下问题展开讨论：文本性和意义(textuality and signification)、美学(aesthetics)、伦理(ethics)、他性(alterity)、现实(the real)、非人性(the inhuman)等。作者在面对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的巨大变迁以及二者几乎全方位的边缘性介入这一事实，试图通过这些关键问题涵盖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交叉关系。⑥此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文学界对于文化研究介入状况的不满。显然，这些当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问题，是在其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以及社会结构的现有基础上提出的。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综合实力型国家⑦，其资本市场的历史、文化产业的历史和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的规范建制等要素是和现阶段中国大陆不同的。虽然在面对现代性和社会分层上二者具有一些共性，但其中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而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引进和再研究与其整体的文化现状是一致的，其悖论是，在现代化未完成的状态中被迫进入后现代症候的思考，即中国在主动步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现代专业社会管理方式、公共领域的群体行为理念与原有文化惯性发生必然冲突的特殊阶段，因而也必然引发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在现代化规范进程中对文化资源的焦虑，而文化研究的模式对中国学界现阶段以跨学科的整合方式来进行当代社会的观察、分析形成了较强的期待视野。由于社会结构的内部瓦解和发展的巨大变化，原有的神学系统和固有的哲学解释系统均出现乏力现象，于是最具跨学科特征的文化研究快速成为跨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学术资源就不是偶然的现象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遗产和方法论实践在目前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取代固有的人文学术模式的作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实践平台。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并非学术之偶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哲学的逻辑使然。
鉴于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代表性问题是都市空间的扩大在社会形构上带来了文化变迁，因此，长期以来，基于文字符号文本的研究传统，应当在中国历史现阶段中与社会文本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结合观念的知识谱系学的清理，采纳文化分析的特定方法，关注包括文学文本蔓延的社会学意义和文化政治学意义，注重中国现阶段都市空间和社会分层的文化意义。除开理论的引介之外，最有意义的无疑是文化研究的实践方式。按照权威的界定，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主要有“体制”和“意识形态”二法：“文化研究中所采纳的探索样式不仅包括原有的调查方式，人种志观察方式、文本阐释，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而且尤其是包括体制分析和意识形态批评。”⑧这种方法在中国大陆可否照搬，值得学界认真考量。上述西方学者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当然也可以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继续言说的入口，中国社会大量的文本现实也是中国大陆学者有待选择和深入讨论的话题，但就目前一系列状况而言，我们在长期的文化焦虑中还忽略了一个认识论和学理层面的问题，即将文化功能和制度功能混为一谈，一直让文化承担了制度的功能，也就自然将二者的生成方式混淆了。由此，反复讨论的亦是大的原则问题，而并没有起到如澳大利亚学界所提出的“文化政策研究”的作用。⑨唐逸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说明，我将其文章的后半部分引用如下：
文化指民族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层面，而制度指法律、国体、政体、财产制度等建制操作层面。文化是弱价值体系，大抵属于社会生活的“私”和“缓”的方面，而制度是强价值体系，有强制性，属于社会生活的“公”和“急”的方面。文化与制度有着不同的生成原理，因而有着不同的结构。文化乃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为的程序化的构造，其生成的必要充足条件多为未知，故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社会选择而改变。……
制度本来也是历史演化和历史经验的成果。但建制操作是程序化的，在人的控制范围之内，故可以在短期内通过社会选择而改变。……一个社会，在转型期，可以选择新的或异国的制度，逐渐发展文化体系中与之相亲和的价值，在历史演化中趋于统一。认为特定文化形态必然与特定制度绑在一起，并不符合人类经验；认为文化可以任意变革，也不符合人类的经验；认为文化可以负起制度的功能，更不符合历史经验。文化与制度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文化的功能是安身立命。……这文化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因此传统具有稳定社会、提供可行伦理、延续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功能，因此传统常受法律的保护和舆论的尊重。文化传统和语言、风俗、信仰密不可分，其内容和结构盘根错节，极其复杂，而且呈有机整体的自给形式。既然文化是历史演化的，而历史并未完成，我们便不可能脱离历史时间来观察和发现其必要充足条件，因此不可能控制、预测和任意改变它。
个人也许可以在一生之内，通过思考而改变，但民族的改宗只能在民族的成长过程(历史演化)中发生。越是已经成熟或古老的民族，改宗的可能性越小。认清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民族近百年来由于认不清这个事实，制造过几乎灭顶的社会灾难。……
然而不仅如此，我们的失误还在于认不清制度的功能。制度规范人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权利。它限定人的利益和权限，对违规行为加以威慑、裁判、制裁，故效果明显，立竿见影。各国制度之优劣，效率之高下，可以互相观察比较，也就可以学习借鉴，更有利于变革。制度之可比较，在于其功能的可观察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社会，秩序是井井有条还是混乱胡来，资源是有效利用还是挥霍浪费，分配是大体公正还是民不聊生，官员是奉公敬业还是腐败堕落，言路是自由公开还是压制愤恨，国力是富庶强大还是外强中干，民气是舒畅凝聚还是一触即发，总之，大凡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和生死攸关的一切，皆是制度的效果，而非文化的作用。
明白这个道理，也就不至于硬要文化来承担制度的功能，说什么国粹不能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国粹？文化只是精神资源，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与国力强大与否没有直接的可证明的因果关系。而关乎国力(以及正义、程序、效率、安危)的乃是我们的制度。百年来我国的一切溃败、羞辱、失误、折腾、自相残杀、国力内耗，全是制度之过，不是文化之过。⑩
犹如去年十七大报告所言，制度公正和成果共享是民生的重大问题，是执政党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换言之，目前我们还处于建立一个能确保社会公正和管理规范的制度的过程中，也还没有形成公共领域中的制度文化之传统。这正如面对奥运我们并不担心硬件，而担心国民素质的问题一样。西方社会中的社会正义论与社会分层、规范与经验模式、程序与事实、正当性与合法律性等一系列悖论早已进入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哲学等领域的讨论中。由于语境的差异，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能悬置进行，即不能脱离社会文本事实。而上述文化与制度混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亦说明，中国大陆目前的文化现状和社会文本的事实决定了文化研究这一西学构架在中国大陆的对接形式，其问题的类型是不尽一致的。一如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它需要我们清醒地面对该领域中普遍的和区域的双重问题，由此避免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对接只是这一领域的区域性注脚。
注释：
①《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季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59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参见拙文《事实·学理·洞察力——对外国文学传记式研究模式的质疑》，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3)；《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5(10)转载。
③[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④Vincent B.Leitch,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Inc.,2001,p.xxxiii.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⑤参见拙文《文学研究与文化语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1)。
⑥参见Simon During,Cultural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Mark Gibson,Culture and Power:A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7; Kate McGowan,Key Issues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Maidenhead:Open University Press,2007；三书的导论和结论部分。
⑦当代区域分类，除开自然地理分类方式外，大体有：政治型，如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发展模式型，如综合实力、资源、小康型等等。这里采纳第二种分类方式。
⑧参见拙译《美国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第7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⑨参见拙译《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中译本即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⑩唐逸：《文化不关乎国力，关乎国力的乃是制度》，载《南方周末》，2007-08-2。引用有删节。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