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手段、机制：我们对美国教育的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手段论文,意识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5—0084—09
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劳工部长赖希在他著名的《国家任务——迎接21世纪》一书的开头写到：“留存于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每一国家的重要财富将是其公民的技能。”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财富将首先依赖于该国的教育体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题目就是“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一再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在21世纪到来之际，教育和各种培训已成为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教育投资是能生产长远效益和回报的经济投资和政治投资，是一种社会性投资”。[1]
确实，如果我们要使国家财富——全体公民的素质——不但不至于减少和下降，而且逐步上升，我们就特别寄希望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教育。因为在我们看来，“教育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世界银行的专家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根据美国经济学家、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计算，教育资本在增加国民收入中做出贡献的比率是33%。在谈到战后日本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创造出世界奇迹时，前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发出感叹说：“这算不了什么‘奇迹’，但有一句话我可以奉告各位，我们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2]
正是因为未来的世纪是以智慧取胜的世纪，各国都把成功的希望之光聚集在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合格人才上，世人称此为“通向新世纪的战略制高点”。
这方面，美国人是可以骄傲的。世人都毫无异议地认为，美国是世界超级强国。世人更毫无异议地认为，美国发展的高水平与其发达的教育密切相关。
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丁·贝内特在一份题为《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报告》中说道：“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把我们的学校作为民主、个人机会和社会灵活性的原动力的信念一直受到推崇。未曾有过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如此长久而成功地为如此众多的学生服务，并使之达到各种目标。我们传统教育的成就是值得骄傲的。美国人民坚信教育有改变他们及其子女命运之威力”。教育部长的话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美国确实拥有当今世界较高的教育发展水平，并且使其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坚强基石。
三四百年前，美国大部分土地还是草莽未辟的处女地，两百多年前，它还没有取得自由发展的独立权。然而仅仅一百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19世纪初开始工业革命，20世纪初工业化基本完成，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更加持续高速发展，处于有史以来的鼎盛期；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4%；到90 年代末，工业产量比1970年提高了90%，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3]1900年美国年满25 岁以上的人口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不到5%，而1997 年达到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已高达82%。1998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已占总人口的33%。
为什么美国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取得令人瞠目的发展？为什么美国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而出人预料地持续增长？结论是教育和科技！知识、人才、良好的教育体系，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的动力。
美国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按全球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的需要开创自己的教育事业，并在锐意改革中进步。尽管改革的结果与教育的现状还大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中却不乏创造性的、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举措。
一、一种意识——强烈的危机意识构成美国教育健康发展的心理基石
面对新技术革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许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教育是其实现世界霸主地位的工具，因而，这种意识毫无疑问地折射到了教育的身上，也正因如此，教育危机感在美国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从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教育改革无不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教育危机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二战以后，为迎接越来越严峻的内外挑战，美国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它以本世纪50年代末由苏联在“外层空间”的挑战而引起的“学科结构”运动为发端，到70年代初兴起的“生计教育”，至70年代中期的“回归基础”运动以及80年代的综合教育改革运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教育改革日益突出地呈现出对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意识：
1981年，面对教育技能不断下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严峻局面，联邦教育部领导成立了“国家优异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委员会于1983 年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揭示了美国当时教育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报告开宗明义地警告美国人民：“我们的国家处于险境”，我国“现在正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该报告犹如炸雷震惊了美国人，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教育的平庸，“追求教育优异”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这种“一致”和“共同”是十分少见的。
1986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的《国家为21世纪的教师作准备》指出：美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正在减弱，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削减，国际事务中的干涉能力缩小，“美国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可以产生更好的美国”。
1989年，享有盛誉的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完成了《2061计划》，认为“美国的民主影响力和国际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与日本相比，一直在弱化，民主力量和国际力量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否卓越”。
进入90年代，这种危机意识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而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美国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层意识和操作技术，即总是把教育的困境或弱势与国家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联系起来，用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唤起全国民众的重视，从而转化成为推动全国性教育改革的力量源泉。就是说，美国很善于通过借“国家危机”来改革教育，继而以教育改革为中心，通过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来摆脱民众心中国家危机的困扰，达到通过振兴教育来壮大国家综合实力的目的。
其实，美国的这种教育危机意识，并不说明它的教育真正的全面危机。事实上，美国的教育质量并不像某些报告所说的那样糟糕。但这并未使美国人在教育上停止“狼来了”的呼喊，人们对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所表现出的热情并未因此而有所减退，它非常达意地表达了美国人把教育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联系起来看待的深邃思想和远见。这种教育危机意识不断地提醒美国人们“美国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可以产生更美好的国家”（《美国2061计划》），它不断地激励着美国人民为真正实现“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尽善尽美”（《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而奋斗。
美国作为世界顶尖级人才的摇篮（据统计，近40年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149名科学家中，有118人是在美国大学学习和获得博士学位的，占全世界的79%）[4]，却能时刻保持对教育发展的高度警惕， 保持对未来教育进而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忧患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美国之所以在世界教育改革史上一直处领导先地位，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从而创造出为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经济奇迹，一定程度上得力于美国对教育、对国家、对未来深刻的危机意识。而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国家，面临的挑战则更为尖锐、更严峻。尽管我们的国家在不断地强盛起来，尽管我们的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极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并不会因为我们学生那傲人的奥赛成绩而有所缩小），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在我国，人们对于现实，对于教育的现实和国家的现实，似乎更多的只是沾沾自喜或者另一个极端——简单的、否定性诅咒，缺乏深刻的危机意识。
当然，不能说中国就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就指出：“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确，这是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判断。它力求使国人认识到教育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种意识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将这种意识转变为全民包括政府的行动，是如何摆脱教育只是在学者的摇旗呐喊下缓缓前行的局面，走上一条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二、两大手段——法制和财政构成美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主义文化崇尚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实现，反对外部力量的过分干预。美国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多元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反对用统一的文化取代多种文化存在的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念的融合，构成了美国强调个别性、反对统一性的文化基础。
这种基础毫无疑问地也影响到教育。事实上，美国的教育是按着美国人反对国家行政过多干预地方事务的传统信念而建立的。地方分权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的主要特征。这种体制强调应给地方更多的权力，使地方能够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发展教育，反对以强制性的手段或行政命令干预地方教育的发展或教育活动的进行。因此，美国中央一级教育管理机构对各级别和各层次的教育行政、教育政策和教育事务没有统一和严格的规定，教育行政权主要在各州，各州主要通过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本学区的教育事务，同时各学区的各级学校又按本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管理，不受统一的模式束缚。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协调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即如何使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都能在一种有序的管理中进行，从而尽量减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使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处于一种协调状态。美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在个人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表现更为突出，因为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发展，强调给地方、学校以充分的自主权，反对法律之外的过分的干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的教育因为没有国家的干预而表现出一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散乱状态？事实上，美国教育绝非如此。而且，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对教育听之任之。特别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矛盾出现了，一方面，美国的文化教育传统决定了国家对地方、个人的干预是难以实施的，至少这种“干预”是不容过分的；而另一方面，教育的特殊地位又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放弃对教育的管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管理应该承载一定程度的“过分”。
那么美国是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的？它采取了那些管理策略？又是如何确保其管理的有效实施的？
尽管美国的教育实行地方分权，学校、地方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美国近一个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的教育发展轨迹，我们就可以发现，总的来讲，联邦政府对教育的介入和干预加强了。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教育并加强了对教育的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在联邦政府方面，二战后通过的《国防教育法》，不但使美国政府能够直接介入公立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而且确立了其在资助和影响教育改革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进入80年代，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和介入有增无减。不论是里根还是布什，鼓吹自由经济，反对中央干预的共和党政府在推动教育改革中表现出极高热情。1989年以“教育总统”自居的布什首次提出为美国学校建立国家标准和国家目标的设想。1990年，布什总统正式发布了由教育部长亚历山大起草的《美国2000教育战略》，明确了国家教育的六大目标。1993年，克林顿政府宣布了题为《2000年目标》的全国性教育改革计划，《目标》与布什政府制定的六项国家教育目标基本一致，但在1994年正式文本中，2000年教育战略发展为八大目标。制定全国性的教育标准，这在美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表明联邦政府开始越来越强有力地介入各项学校教育改革。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其对教育的控制与管理，而且这种管理开始触及到深层的课程设置（如要取得高中毕业文凭必须要有五项新基础课的基础）以及课程学习应达到的程度或标准上（如到2000年，4、8、12年级的学生应在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各科达到合格成绩等）。美国对教育的管理开始出现国家化趋势。国家通过制定全国性的课程和测评标准，为学校的目标管理和质量管理提供明确的参照体系，并通过这一途径来强化联邦政府和各州对学校的调控。由此，近几年来，美国那种纯粹由地方掌握教育事务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共同主导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我们认为，国家是通过采取两大手段来实施对教育的宏观调控的：
1.立法——政府介入教育的主要手段。
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立法来确定教育改革目标并作为箝制其改革方向的有力工具。前面所提及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质上是联邦及各级政府扩大其教育权限的主要表现。
2.经费——政府干预教育的有力手段。
美国各级政府还以经费调拨作为干预和箝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手段。立法与拨款有效结合，其作用力就相当大了。联邦政府往往通过立法中的专项拨款来影响教育发展的方向。如《2000年目标》“建议”各州可“自愿”采用国家制定的课程和学业成绩标准。虽然法令规定“自愿”采用，但这个“自愿”已经和能否得到经费资助密切联系。
可见，美国虽然是“地方分权”的典型代表，但通过法制和财政拨款两大手段，美国政府仍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及其进程。
中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典型代表，无论从课程内容还是全国统一考试，从办学模式到经费来源，过度“集权”乃是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的确，这种管理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统得过死”、“包得过多”的集权管理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到这一点似乎并不难，我国政府也早有所认识，在近年来颁布的各种法律政策以及许多改革实践中都可看到集权有所松动，但在“统”与“放”的度上仍未走出“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对“集权”与“放权”关系的处理以及处理的策略值得我们借鉴。
可以说，美国的教育管理主要是如何在“分权”的基础上“集权”，而我国则主要是在“集权”的基础上如何“分权”，尽管问题解决的重心不同，但实质都是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借鉴美国的教育管理经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完全可以也应该实行由无所不包的全面管理向有选择的宏观管理转变，实行从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的转变；就具体管理策略而言，国家完全可以也应该主要通过立法和财政拨款来确立教育战略重点并协调好教育的总体规模、发展速度以及学校布局等方面的关系，从而实现由行政干涉为主向通过法律与财政手段来实施对教育的规范和引导的方向转变。
三、三套机制——自主、竞争、市场机制成为美国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全世界的最优秀大学大约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都在美国，这是美国的“一种特殊财富”。了解了这一点，对“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似乎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教育之所以能成为美国值得夸耀的成就，至少与其自主、竞争和市场机制密切关联。
第一，美国教育的自主机制。
美国教育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享有显著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大学尤为突出。在美国，任何团体、个人都能建立大学或学院。正是这种自由，19世纪短短时间里美国就建立了几百所大学，到1910年已有近千所大学，学生达33万，（而同年发达的法国只有16所大学、4万大学生。 这是否已预示着美国的崛起和欧洲的衰落？）现在美国已有3000多所大学和学院。美国的高等教育拥有突出的独立自主权，从学校宏观战略计划的制定到具体工作细节的安排，从课程设置到经费使用，美国的高等院校都有着非常大的自主权力，不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干预。它们有权不经政府审查自行任命教授，有权自由挑选学生，有权从不同渠道筹措经费。充分的自主可以更好地使学校办出特色，体现个性，能更灵活地适应地方和市场需求，能更快地吸取最新科技成果等等。
我国全部大学都由政府批准建立，经费几乎都来自各种政府渠道，甚至开设的课程及教学内容以及某些考试也是由政府规定或掌握的。这一中央集权的性质束缚了教育的发展，使学校越来越失去特色、失去个性，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的需要。
第二，美国教育的竞争机制。
美国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不仅企业界竞争激烈，就是在教育界（特别在高教领域），竞争也无所不在。长期的竞争在教育领域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竞争机制。因此，尽管美国的教育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可以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出现放任自流的局面，激烈的竞争和完善的竞争机制迫使学校必须不断地提高其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以求得生存和继续发展。事实上，正是教育的自主使学校之间的竞争能够产生，而竞争又微妙地保存和加强了学校自主的特点。[5 ]美国教育的一些资深管理者坚信，惟有竞争才是教育立于不败的唯一法宝。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达11年之久的罗索夫斯基甚至认为：“没有竞争的紧迫感和竞争的机会，这可能正是英国的大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衰落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6]
美国教育的竞争主要在三个层面进行。
学校层面的竞争。美国大学包括三个层次：两年制社区学院、四年制大学或学院、研究密集型大学。每个层次的大学都有各自不同的任务。一般而言，处在不同层次的大学很少有竞争，一个社区学院是无法与研究密集型大学相提并论的。然而每一层次都有许多学校，数目都超过本层次的需要，所以，足以引起激烈的竞争，因此竞争主要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型大学之间的竞争。
目前，美国共有3 000多所大学，其中2 000余所是私立大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学校必须出类拔萃，否则不用说发展，甚至生存都成问题。在美国，哈佛、耶鲁、斯坦福等著名大学大多是私立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私立院校不能依赖政府的投资、拨款，而只能依靠自身的质量和水平赢得民众。私立大学面临的更严峻的生存危机，无时不在激励着学校追求教学的高质量与科研的高水平。而一年一度的大学排行榜使得各院校对提高本校质量不得有半点松懈，否则就有名次下降的危险，这是任何学校都不愿接受的结局。
教师层面的竞争。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名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才能产生最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才能获得外界最多的资助。无论是著名大学，还是社区学院，要想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其基本条件都是要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在美国，高等学校是通过竞争方式来保证教师的业务素质的，因此，大多数教师都有一种危机感，对教学和科研不敢稍有懈怠。
学生层面的竞争。在美国，法律保证每一个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学生完成高中学业后，只要有继续深造的愿望，总可以进大学。面对庞大的学生数量，美国大学普遍按照竞争原则实施管理。每年学校都制定了包括学分制、减免学习优异者学费、提供廉价宿舍给品学兼优生等内容的一系列鼓励竞争、激励上进的规章制度，这大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为要想申请到优惠，别无他途，只有自己努力、勤奋刻苦。在鼓励先进的同时也淘汰后进。一些大学规定，一门课中只要出现一次“D”（即不及格），就不能获得该课的学分； 一个学期拿不到规定的学分就将遭到淘汰，或是重修，或是转专业甚至转校。
第三，美国教育的市场机制。
美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规则之一就是对效益、对投入和产出相互关系的强调。美国学校自主和竞争的特点，促使它们十分注意市场运作机制的构建，因为学校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它们必须成功地和别人竞争，它们必须能对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反应。因而加强教育对市场的适应性，以市场运作机制来经营学校，成为美国教育目标的重要价值取向。
1.通过“择校制度”来推进美国基础教育改革。
进入90年代，熟谙市场经济原则的美国人，越来越不能容忍教育经费大幅度增加，而表现在学生学业成绩上的收益却没有相应提高的状况。一向主张增加教育经费的克林顿政府也多次表示：需要把如何改进公立学校的努力从经费转向结构，亦即转向公共教育事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公立教育体制和管理方式开始从“政治行政模式”转为“经济市场模式”，引入市场机制，为教育创造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把教育朝着自由化方向推进。其中重要的内容是扩大家长替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力与机会，建立家长自由选校制度，以使家长、学生如顾客一样，成为学校竞争的主要推动力。择校制度推行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自由择校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发展动力——“市场的力量”。一方面，这有利于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其深层目的在于减少和克服过去公立学校体制的“官僚”和“垄断”，通过选择使公私立学校能公平竞争，唤起学校的危机意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择校制度将使有的学校日益“充实”，有的学校逐步“贫困”，给学校带来巨大的市场压力和竞争。
2.通过以特许学校为代表的企业运作机制来推进办学体制的改革。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也称执照学校，是美国教育市场上近几年来出现的新的学校“品种”，旨在将公校委托私营。这些学校不受地方学区及传统公立学校所要接受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它们可以制定自己的教学大纲，办学经费由州政府按学生人均数直接支付给学校，因此，它主要靠对特定教学标准的承诺，靠竞争学生以及随学生而来的公共教育经费而存在。“特许学校”是克林顿所有教改政策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改变公立学校的垄断，因为“学校学区对公立学校的独家垄断是国家学校问题的核心”。克林顿赞成这项计划，并多次拨款用于特许学校的实验。1994年联邦政府通过的两个教育法令都提出对特许学校的资助问题。《2000年目标》中规定各州可以用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经费，资助特许学校的改革。《改进美国学校教育法》则专设一笔经费，用于特许学校的设计和创办，克林顿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在1998年的政府预算中将使帮助建立特许学校的经费翻番，1998年将开办1100所特许学校，在未来7年中，创办3 000所以上的特许学校。[7]特许学校的推进实际也是私营企业对学校教育的介入。 这种“介入”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公立学校的私人管理化。私人企业除了提供餐饮、校车运输和校舍维修等传统项目之外，还提供课堂教学和课后辅导服务、设计课程、提供咨询等来赢取利润。据1996年出版的《教育指南》
（TheEducation Industry Directory）统计：美国教育每年耗资6 000 亿美元，其中私营企业掌握了810亿美元的教育经费。[8]除开发、经营教育产品，为学校提供赢利性服务之外，9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市场又出现了私营公司通过承包方式接管公立学校的管理。
一是控股公司举办私立学校。与传统私立学校并存，美国目前出现了一种由控股公司开办的私立学校。著名的“爱迪生计划”即为典型代表。该计划的关键，是要通过创立新型学校和新教育模式，实现在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其主要目标是要创办、发展和经营1 000所新型学校，这些学校每年每名学生的平均收费将与国家公立学校每名学生每年的平均教育开支相同或略低。因此它追求的是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大众化教育，这对公立学校的挑战是严峻的，它打破了公立学校“惟我独尊”的局面，为学校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3.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学校自身实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来临，国家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知识的大量生产、快速传播、及时吸取和有效应用，没有知识的不断生产，就没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这使得经济和教育、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螺旋型上升、双向推动的关系。因而，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和科技、企业在资金和设备上的优势，使其资源得到最佳的互补和配置，才能更快地将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产品、商品甚至占领市场。的确，高等院校不仅仅是培养高级人才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基地，而且还应该成为知识型企业的哺育场所、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辐射源，甚至成为知识经济的策源地。这是大学适应市场需要的最主要的体现。
大学与产业界联合，既能借助企业的资金解决经费短缺问题，也能让大学师生得以深入实际，直接参与企业的科学研究及工程实践，以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人才。而产业界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它们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同大学联合，进行技术开发研究。这样，由于双方利益的驱动，就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大学与产业界的紧密结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当然，美国的教育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学生缺乏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还有不少学生处于贫困、吸毒、滥用暴力、种族偏见的境地等。但美国教育的闪光之处是不容抹杀的。本文无意夸大美国教育的发达和中国教育的落后，也无意在“发达”与“落后”的强烈对比之下强化人们对“发达”的仿效甚至照搬意识。如果说有意，也只是希望能引发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引发思考的意义在于超越。如果说投资于工厂是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投资，那么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投资必然是投资于人脑、投资于教育。中国的未来，越来越取决于我们能否向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提供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美国的教育不错，但我们坚信，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提升自己的教育。
我们不必把窗外的景色完全搬过来，我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地。
收稿日期：2000—06—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委资助项目（98B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