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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一贯的诗言、诗意和诗味，红柯在新著《乌尔禾》中以四十不惑的坦然、和新疆分别十年的审美观照距离以及60-80年代北疆生活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①，呈现出一个“在现实与想象之间飞翔”（红柯后记题目）的艺术世界，并以“黑黑的羊眼睛”为文线，在《美丽奴羊》成名写作的十年后，做了一次完美的螺旋式上升的回归。
13年前，文学青年红柯将一张长着双眼皮的羊的照片连同文稿《美丽奴羊》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这一偶然性的事件某种程度上也标示了其文学选择的必然性。虽然红柯的写作大多执着于充满力与美、速度与激情的绚丽想象，并努力以《金色的阿尔泰》、《远去的骑手》等英雄史诗实践着大美大气象大叙事的文学理想，与文坛几十年来以荒凉、豪放、壮美、沉雄的风格和荒原、戈壁、雪山、长风的风情对新疆标签式的命名保持步调一致。但在对新疆语言游牧十年后，红柯似乎又回到了表达的原点，他重新将目光深情地锁定在羊身上，也正是这一深情而长久的对望，打破了他六月不能写作的常规，在那像泉水一样单纯又像长天一样复杂的“绿洲上黑黑的羊眼睛”（《乌尔禾》后记）的注视下，红柯的笔无疑慢了下来，他不再让大灰马和汽车赛跑，让刚烈血性的雄鹰（马仲英）和狂狷野性的恶狼（盛世才）较量，而开始很有耐心的设想老兵潜入草原的放牧生涯，江湖客隐归大漠的简单生活，修车的、宰羊的和卖家具的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当小会计的姑娘的爱情纠葛……而这一切，都依托于对羊的叙述和再现。
当红柯回首驻足于对这片土地上最本色的地窝子、羊、牧人、马、兔子、狗等的细细品点时，他已经与评论界仍然执着的对大西北雄壮磅礴之力与美的阐释拉开了很大距离。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意味着迄今为止关于新疆的两种叙事：多数人以广袤苍茫雄奇固化着他们脑海中的西北想象，少数真正在新疆生活过、与新疆有着血脉联系的人才懂得常态的生活本身才体现着新疆的底色和呼吸。
一 宰羊／牧羊——放生羊／永生羊
《乌尔禾》和《美丽奴羊》同是写羊，但十几年足以让红柯对生命洞悉更多。如果仔细斟酌红柯《美丽奴羊》中那个庖丁解牛式的屠夫和他在羊的注视下放弃杀生的一幕，可以发现：在《屠夫》篇细致入微地贴着现实展现杀羊的镜头中，作者不断地将屠夫的刀声比喻成“哨子”、“钢琴”、“小提琴”，剖皮“跟扯布一样”、“羊身上像有一道尼龙拉链”，这还是以人观物的方式，是“人籁”而非“天籁”，故非化境。而在第二个以羊观人的镜头中，长着双眼皮的美丽奴羊“那种带着茸毛的瞳光”像“清纯的泉水”，让屠夫变成了一棵草，或许是年轻的红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让羊以生命的自足感化人心而使屠夫放弃杀生。但在《美丽奴羊》系列第二篇《牧人》中，草是为羊所生的，羊吃草让“草儿的魂儿都出来了”，这与上篇的不杀羊形成了隐性结构上的吊诡，或许，这是作者本人不经意的困惑。与上一篇思路相通的是，红柯要让“羊的灵魂牵着牧人在旷野上走圈圈”，让羊放一回牧人。这两篇都以主客移位的方式表现了红柯与新疆本土散文家刘亮程类似的独特审美视角。
但在红柯接下来的创作中，羊的表达大幅度减少，雄健的鹰、奔腾的马、霸气的老虎、野性的狼成为红柯笔下动物王国的主角，并由此引起评论界持久而“单调”的回应，相比较其他论者泛泛而谈红柯新疆题材的有限和不可靠，陈婧祾在2003年8月《上海文学》上发表的《鹰与影》，几乎是唯一集中阐述红柯反常态和反生活化的想象方式可能会走向单调和重复的一篇。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评论也引起了红柯的足够重视，抑或是“四十而虔诚”（姑且借用穆斯林的人生标尺），在长篇《乌尔禾》中，羊再一次成为结构全篇的核心意象和主题成分，并以失实而得“意”的象征成为标志作品意义和经验的符号。《乌尔禾》首版封面以一只白绵羊的剪影与“乌尔禾”三个黑体作浮影，原定小说名《那黑黑的羊眼睛》，回响在全书的主题歌是《黑眼睛》（不知是否就是王蒙最喜欢的那首），全书七章中有四章题目直接与羊相关（《放生羊》、《黑眼睛》、《刀子》、《永生羊》），为了避免长篇写作中主题的游离和结构的松散，红柯自觉以羊为核心线索和母题，将对羊基于宗教层面的放生／永生与主人公围绕着羊所展开的感情故事娓娓道来。
老兵刘大壮（后来的海力布）夜里走错地窝子，与王卫疆母亲张惠琴的尴尬误会本是一个很可以挖掘的戏剧性情节，红柯却有意打碎读者的审美期待，让这个故事在另一个向度上延伸：为张惠琴的善良感动的刘大壮因此主动顶替王卫疆一家到最荒僻的连队牧场放羊。与10年前红柯笔下的牧人最大的区别是，海力布会给羊放生，并要为此一辈子还那还也还不清的“公家债”；放生是红柯为解决羊和人之间爱却也要杀难题的第一把钥匙，并让一个丑丫头燕子捡到王卫疆放生的羊而变得美丽起来，长天让这两人在技校相识并相爱……当燕子遇见了杀羊是羊的造化、像仆人伺候王爷一样的大善人朱瑞时，又为此离开了王卫疆而选择了朱瑞，因为懂得羊面对死亡的欣喜和自足，才能明白有时杀比不杀是更高的慈悲；杀生是红柯找到的第二把钥匙，因为朱瑞刀下的羊安详的像“菩萨一样”，朱瑞剥羊皮像给羊穿衣服，“再也听不到扯布一样的声音”，一点声音没有，“手成了羊肺羊肝羊肾羊脾脏”，心斋物化的杀羊是救羊也是自救（朱瑞），更是救人（燕子）②……但朱瑞仍然是人不是羊，只有当燕子发现了拥有最无邪羊眼睛的卖家具的“大白娃娃”，她才能心甘情愿的跟他走；永生是红柯关于生命寓言套盒里最核心的那把钥匙，在打开谜底的最后时刻，红柯像所有的智者一样将钥匙封存在盒心而留给读者无尽的探寻。依笔者浅见，燕子以“羊”为终身伴侣的选择，表达了红柯对人主宰力量（如王卫疆的放生、燕子折大堆纸羊放于河道的象征性放生、朱瑞的杀生）的最后质疑，永生的答案最后只能在羊那里，所以小说以长生天上的羊结尾：“白天了，白云从天上飘过来了，活活的一只大白羊！王卫疆一下子安静了，热泪从眼窝里流到脖子，流到地上，渗透了大地。”
二 现代神话／原型意象——逃避时间／自然循环
饶有趣味的是：当我们打开新世纪这几年的新疆文学创作之门，会随之发现很多作家也不约而同地重复着对羊的书写，羊的重新发现和表达是立足于新疆作家对新疆社会文化氛围、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性格的精神文化内核的洞悉和感同身受上。羊的书写似乎正在成为近几年新疆文学的仪式化表达，成为这片交汇了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土地上最好的歌者，保留有自然崇拜、萨满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影响的“上帝的染房”（韩子勇语）最忠实的听者，并成为新疆作家反映现实公共、自发、几乎是本能的方式。散文创作恐怕最能让我们体察这片土地上最可靠的生存方式，尤其是在新疆旅游热的带动下，一些最优秀的新疆本土作家正以“在路上”的方式走进民间、走向四野，并以“文学的游牧”沉静到历史的深处、文化的底色、民族的血脉里，那些被正史遮蔽的真实、被大叙事遗忘的个体、被奇美感官忽视的平淡得以呼吸和表达出来。与《乌尔禾》相仿，王族散文集《动物精神》中写的最多的也是羊，而且有绵羊、羚羊、黄羊，奔跑的羊、受伤的羊、报恩的羊、跳崖的羊、穿越昆仑山高原无人区的羊……在陈漠展现阿瓦提风情风貌的散文集《你把雪书下给谁》中，更是以整整一辑的篇幅写尽羊的一生：吃草、长膘、铰耳朵、配种、回羊圈、被宰……
更有意思的是，对羊的书写也和《乌尔禾》一样，往往会聚焦到“杀羊”的场面上来。喀什作家刘士杰在《难解喀什》中以朴素无华之笔表现着《羊的末日》：“羊向屠户行大礼，搞不清是羊乞怜刀下留情，还是希望持刀人手下利索，快快把它送入‘天堂’”。《动物精神》开篇《一个人和羊》就展现了杀羊的功夫，牧羊人“喉咙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让那只与“我们”灵巧周旋的羊顺从，并在古老而悠远的歌声里没有挣扎和痛苦的被宰杀。尤其是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在散文集《永生羊》首篇就以一只与童年时代的“我”为伴的阿勒泰大尾羊的被宰杀对羊的命运做出理解：“一只羊被宰杀了，另一些羊又会来临，它们的生命在时空中循环往复，永无休止。被人宰杀吃掉，只不过是生命往复的一种方式，没有更深的意义。”全书以儿童视角对生命和死亡的追问栩栩如生地折射出哈萨克族达观从容忧郁坚强的民族性格。以上这些重复成惯性的表达将有关杀羊的经验深深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而作家本身的个体经验，多半是来自“移民者”（上述除叶尔克西之外的作家背景）在融入新疆多元开放的文化空间中的记忆累积、冲刷和重建；但从神秘而原发的集体无意识看，他们借杀羊是在重述文学上最古老最具普遍意义的原型——死而复活。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伸向人类远古记忆的羊的形象却是莫衷一是、歧路丛生，比如羊是鲁迅和萧红笔下麻木愚昧民众的代表，它们的沉默顺从纵容了恶的滋生与泛滥；是姜戎笔下软弱保守贪生怕死的代表，过度繁殖的它们可谓草原沙化的一大凶手……
当然，羊的形象在新疆文学中也并非如此单调，它同样可以代表纯洁热烈的爱情（闻捷《我经过绿色的草原》、《信》），或者骄傲高贵的王者（周涛《谷仓项上的羊》），但当红柯与其他新疆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对羊的死亡叙述时，古老萨满教的祭天仪式——相信羊在生命终结的霎那拥有与神沟通的能力进而与长生天一样达到永恒的信仰似乎慢慢浮出地表，羊成为沟通新疆历史和现实的一个信物，并因此成为新疆现代神话中作为神的创造物和生命象征的原型意象。如果说，当代文艺理论中的神话概念是一个民族集体价值观的象征投射，那么在羊这张底片上，永生这个神话的基本主题，则不断地在被特定的文学经验冲洗、放大、突显出来。
作为文学原型主题的永生，一般认为是在两个向度上呈现：(1)“逃避时间、‘返回天堂’，即返回人类悲剧性地堕入尘世前所享有的那种完美、永恒的极乐境界。”③新疆作家沈苇在《新疆词典》等作品中冠羊以“婴儿”的美誉：“草地上的婴儿。一朵白云里的婴儿。刀子下的婴儿。众神餐桌上的婴儿。”（《词：背景——羔羊》）因为“尘世配不上它的居住”，“他咀嚼死亡如咀嚼嫩绿多汁的牧草，接受死亡如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死后它“变成一朵白云”，“坐到亲爱的上帝身边。在人间的短暂迷途仅仅是它的一次梦游。”与其他作家从伊斯兰教的宰牲传说解释羊、佛教的放生习俗关怀羊不同，沈苇是以基督教的教义领会羊的永生，以羊为“上帝之灯”。(2)如果说“逃避”是理想主义式的，那么不可抗拒的规律则是现实主义式的，通过无止境的死亡与再生（复活），人类通过顺应大自然的永恒周期和无限神秘的节奏更可以获得永生。叶尔克西和红柯的作品可作如是解，草被羊吃，羊被人吃，人死又归于土，土为草之母，这个自然界最普通的生物链早已解答了人与物的千古难题，与羊的顺命知命相反，人类却为恐惧、忧虑、贪心、欲望而迷，在这个意义上，羊的被宰杀是近于冯友兰概括的关于生死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重境界的最高层。而《乌尔禾》中另一个原型意象——草原石人则以生生不息的律动和灵性实现了对这一主题浪漫主义式的反观，这一万物有灵观的现代表达是对再生主题的另一理解。而即使是在人的世界里，向死而生也是红柯小说一贯的主题，《复活的玛纳斯》中团长的牺牲、《远去的骑手》中马仲英的消失在作品的最后都被升华为新生，当这一主题以各种形态被反复强调时，我们或许会相信荣格所说，伟大的艺术家会“深入到那个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生命模式里，这种生命模式赋予人类生存以共同的节律，保证了个人能够将其感情和努力传达给整个人类。”④
三 传奇／现实——边缘／中心
弗莱说：“神话是文学设计的一个极端表现；自然主义则是另一个极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是浪漫传奇的整个领域，这个词被用来指将神话朝着人的方向置换、但又与‘现实主义’形成对照、朝着理想方向使内容习俗化的倾向。”⑤在《乌尔禾》中，如果说永生羊的意象以宗教仪式化的形态抵达了新疆现代神话叙事的彼岸，那么牧人海力布的传奇故事就是平衡羊的现代神话和生活写真左右摇摆叙事的那根手杖。
《乌尔禾》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年红柯对青年时代的一次巡礼，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乌尔禾》是一部怀旧的作品，它所回溯的不仅是80年代兵团第二代的成长史，80、90年代新疆城市建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在新疆扎根的新中国第一代人的生活艰辛和人情温暖。这其中，红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老兵传奇。50、60年代随部队迁徙而扎根兵团的战士们在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后，有一部分是终身未婚而告老他乡的，他们在历史的尘烟中被湮没而无人问津，却以一生的颠沛流离无意中留下多少传奇和多少唏嘘。一个叫刘大壮的面貌已被枪弹摧残得让女人害怕的底层老兵却成了红柯笔下的蒙古传说中的神奇猎手——海力布，一个汉文化中的弱者却成了草原文化中的强者。这个终身与女人没有实质性接触的牧人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救蛇善举而能够听懂所有动物的言语，孤身留在早已荒弃的牧场与鸟兽为伴，做自然之子，成为王卫疆的精神“义父”。为了慰藉那些孤独绝世、脾气也变得古怪的非正常年代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主角，红柯特意用草原上最了解动物的神人海力布来为其重新命名，他的三秒钟但是持续一生的伟大爱情、为牧民通风报信而变成石人的动人传说以及爱到骨子里去的雕刻石人的不朽伟业是《乌尔禾》最华丽神奇的篇章。
在现实与想象、童话、梦幻的交织表达中，在传奇与生活、神话的相互参照中，红柯比以往更驾轻就熟地回应着生活的感受和思考，由此，西域的古老神话（最后一章中海力布给王卫疆讲述的流传最广的关于哈萨克族产生于牧羊人和天鹅结合的传说）作为回音隐隐浮现，永生羊、草原石人等现代神话的原型意象作为主调渐渐清晰，而承载其的乐符（燕子、王卫疆、朱瑞、刘大壮等）今个鲜活清亮。无论永生羊孕育着多少玄机，刘大壮又牵动了多少传奇，这些凡人凡事对10年来习惯于绝境豪情大美的红柯无疑都是一次反向转折和自我超越。依旧是大漠，但这次写的是习惯于血雨腥风的商帮头目夫人为一个天天吃土豆的穷汉子杀夫、在人迹罕至的戈壁心窝里成了彻头彻尾的乡下老奶奶；依旧写草原，但主角海力布生活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没有一个汉人、只有羊陪伴着的最荒凉的牧场上。如果说新疆表达本是“边缘”，那么这次，红柯有意将主人公们放逐到“边缘”的“边缘”，在那个自足的世界里，他（她）们一样活得有滋有味。
这应该是中年红柯对浮嚣日上的文坛充满自信的一击。长久以来，新疆的作家和评论家惴惴又耿耿于自我文坛身份的模糊和尴尬、写作的寂寞和冷遇。80年代“西部文学”的兴起一定意义上也产生于“边缘”写作的自我想象和命名需要，并由于一度得到“中心”的关注而一味投合“中心”的文学趣味，失去了体认自我的深度和力度，因此，了了收场的“西部文学”是“一次巨大的、主宰性的想象热情的终结。”⑥但“西部文学”思潮的大幅度滑落和降温却积淀和培养了西部作家的耐心和定力，他们以“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自勉，在崎岖坎坷的文学路上艰难前行。主流文坛前几年还明显表现出对狼的热衷和偏好。贾平凹的《怀念狼》和姜戎的《狼图腾》使“狼文化”一度成为学术界、文化界、商界、体育界甚至教育界集体建构的有力武器，大家终于在温顺中庸安静的中原文化的“肌肤”下，发现自己体内原来还流动着强悍狂傲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血液，并在全社会沸沸腾腾扬起关于“羊性”和“狼性”之争。其中，不断有创作者借羊（如路生《怀念羊》）和犬（如杨志军《藏獒》）与狼的比较（见上述两本书的序言和作家访谈）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提升作品的关注度。在文学包装和消费快餐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当然无可指责，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疆作家，这个极有资格言说狼的群落，却集体的缺席和沉默了。
或许是因为，新世纪文坛的新问题对新疆文学来说已成旧事。红柯的很多早期散文曾酣畅淋漓的描述过西域草原文化的元气万象，比如他说李白“把王朝最有生机的部分，与中亚胡人的气魄成功地焊接在一起，从而成为盛唐之音中最绝妙最精彩的篇章。”⑦周涛等也常将边疆对中心的影响比喻为源源不断的输血和强心针。今天“中心”对“边缘”的理解和接受并没有跳出历史言说的窠臼。
或许是因为，新疆作家既无心于关注狼，也无意于“崇羊抑狼”，因为任何一种对“狼”的肯定或否定只不过是一次向“中心”的陷落和注目。所以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新疆文学的新世纪写作中，从来不将“羊”与“狼”并置，如果说与狼“你死我活”的生存哲学对照的是羊“我死你活”的生命哲学，那么，红柯对“永生羊”的描写，无疑超越于存在之上，是以形而上的神学反思将羊与人与草原与戈壁与长生天息息相通的关系予以提示。
或许更因为，《狼图腾》等只是将边疆文化作为一种自我想象和自我替代物，边疆文化只是存在于“中心”文坛的话语和需要中，一切是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代码，真实的边疆在权力的缝隙里呼吸和坚持，并努力重建真正的边疆叙事。对羊的惯性描写，是对新疆常态和底色的尊重；对“向死而生”的羊的重复叙述，是对新疆民族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图示和再现；对“边缘”生活的赞美和肯定，是对“中心”叙述的一次突围和胜利。
红柯在新作《大漠人家》中有一个小小的寓言，作为全校第一位回答北京老师提问的学生，孩子说：“北京好，就是太偏僻。”⑧这不是禅语，而是对新疆文学亦步亦趋向“中心”看齐过往的自嘲和对现实最本色和清澈的自信。新世纪初的新疆文学，应该不会再以率性和血性矫正“中心”的萎靡和失血，而会以常态和本色质疑“中心”在失衡和焦虑中对边疆的理解和认同。“中心”并不真正了解“边缘”，“边缘”也无需按照“中心”的想象为自己命名，“边缘活力说”（杨义）固然是支持新疆文学的一大理由，但或许，现在进行时中的新疆文学实践已无所谓“边缘”而只谈文学本身。90年代末，刘亮程以个人化和本土化的乡村叙事无意间闯入了“主流”的视野，而今天，即使无人喝彩，我们也不必着急，沉到新疆文化的深处，混着泥土、羊奶、花香、地气的泉水自会汩汩而流……
注释：
①参照《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依本书界定“与新疆有关的内地作家创作”的分类原则，本文也将已定居陕西十年、作品基本取材于新疆的红柯作为新疆作家的代表。
②红柯：《乌尔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原话是“燕子：好了，大姐把你救活了。朱瑞：你把羊也救了。燕子：算你娃聪明。”
③［美］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文学批评方法手册》，姚锦清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④［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4页。
⑤［加］弗莱：《批评的解剖》，转见《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⑥韩子勇：《西部汉文学：文化的接触和影响》，《西部》1995年第7期。
⑦红柯：《天才之境》，《阳光大坂》罗文斌、董立勃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⑧红柯：《大漠人家》，《小说月报》2007年第6期。韩子勇讲过同样的故事，见何英、韩子勇：《对话中国西部文学》，《西部》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