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与企业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文化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差异和冲突而发生的企业价值取向问题，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动有关。这不仅因为后者是制约前者的宏观环境，而且因为在这种多元文化冲突中，宏观社会文化能否整合以及如何整合的问题，同时也是中观企业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最终能够整合，那么无论中观还是宏观的冲突最终都能克服；而如果不能，如全盘西化论、全盘抛弃论或“南辕北辙”论所论证的，则不同文化的整合最终只能是徒劳的。由于这问题涉及经济全球化中文化的走向，涉及我国社会文化价值的取向，也涉及企业层次上的文化整合问题，因此有必要展开讨论。本文将首先结合我国目前有关讨论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提出这问题，然后基于我国目前社会文化和企业价值取向的变动提出一种文化发展模式，最后还将应用这一模式于企业价值取向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文化问题在中国重又引起争论。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随“西力东渐”和“西学东渐”，有过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始终主题的东西文化论战，因被我们称为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而引起。目前面临的这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是第二次，在我国同样引起了文化问题争论。
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毛泽东曾说过：外国资本不进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9页。）。被称为“最后儒家”的梁漱溟则认为， 在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土壤上，资本主义不可能滋生茁长（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这一分歧不仅涉及社会发展是否遵循同一规律，而且关乎对中国文化的评价问题。马克思晚年曾谈到：不能把他关于西欧的历史概述变为一般历史哲学，即认为一切民族不管所处历史环境如何，一定要走西欧的路，这样理解，勿宁是对他的侮辱。马克思的话可这样理解：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其他非西方民族并非一定走西欧的路。因此关键是历史环境，即一国发展所处时代经济方式的趋向怎样（注：参见陆晓禾《历史环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毛泽东哲学思想》1993年第1期。）。 就中国而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显然对中国社会的转向起了重要作用。腐朽的清王朝恰正碰上了处于帝国主义阶段扩张成性的列强。按我国学术界的划分，当时正值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尽管伴随列强炮舰的还有文化侵入，但列强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利益，并非文化沟通。如马克思当时所评论的，英国商人对天朝施加的一切暴行旨在扫除野蛮政府设置的人为障碍，推进商品输入。而对中国来说，最终注意到的是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乃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在当时发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中，众所周知，除马克思主义观点外，主要有四种文化反应：（1）中体西用， 主张“器变道不变”；（2）全盘西化，主张“西方文化本身是体系， 故只能全盘接受”；（3）中国本位文化派， 主张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融合中西文化；（4）现代新儒家观点，主张“全盘接受， 根本改过”。即采用儒家态度，全盘接受西方科学民主。这四种文化反应可看作为当时中国寻求的四种解决方案、四种发展可能性。但结果是，十月革命展示了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纪主潮流，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与上一次不同。从我国说，是我们自己主动打开了国门，对外经济开放。“文革”十年后，我们再次震惊地发现中国落后于世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提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选择？应否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或者改走西方现代化之路？有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确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条道路，也因此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成员。但由此引起的文化撼动则是深刻而巨大的。
市场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一个层面。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实际上并非限于市场体制，而是在保持公有制主导地位下的全面经济制度改革，对所有制、协调体系和激励机制都作了一系列重大变动，体现了与过去经济制度的连续性和变革性。同时，从世界经济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也是目前正在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全球化，说的是一种运动，一种过程。主要讲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世界经济趋向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等。”（注：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从我国经济看，从1979年到1997年，中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31万个，外资协议6514.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486.5亿美元。国际大跨国企业500 家有100 家落户中国（注：《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国际化外贸和外资已成为重要国际力量》，《新民晚报》1998年10月5日。）。事实是， 中国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
从70年代末迄今，伴随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来的是或高或低的文化“热”。80年代有过文化大讨论，特别是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90年代由于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问题重又提起。在市场化大潮冲击下，与市场经济相关，涉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50年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而随东亚经济崛起形成的儒家文化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200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正所谓“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与过去仅论及宏观层次不同，这次的讨论还在中观层次上展开。
宏观层次上的讨论达致的一个共识是社会转型论，基本观点如下：目前我国社会是从农业社会、前现代社会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社会、现代社会转变；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由这种变动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只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环节或方面；社会转型同时是文化转型（注：廖晨白、孙春晨主编：《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社会伦理与道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态度有三种观点：（1 ）重建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异质型经济，因此对过去的道德体系需推倒重来。（2 ）重构论：社会经济结构只发生某种程度变型，因此伦理道德只应作某些结构性变动。（3）重振论：转向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变更， 因此不需作根本修改，而应是过去价值的弘扬与振兴（注：刘申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重构，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论文》， 1998年5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用来支持所有这些论点。所不同的是，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态度不同：全部否定、部分否定或全部肯定。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如果社会转型是文化转型，如果经济变化要求文化相应变化，如果世界发展都无例外地经历同一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首先又是西方走的话，那么包括文化在内的西化似乎就是无可避免的。台湾大学乌昆如教授因此说：“西洋科技文明社会制度输出到全球各地，经交往融通，大有成为人类文化或地球文化的架势。”（注：转引自《在台北召开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第77页。）由此看来， 随全球化而来的文化西化问题仍然存在。
由于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大地上，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又成为讨论的中心。有三种观点：（1）抛弃论：认为儒家文化是目前市场经济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 因此走市场经济，必须对文化传统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抛弃儒家文化。 （2）重建论：认为绝不能再从封建社会推演当时的仁义礼智作为今日道德原理，更不能推演当时的忠孝节义等作为今日道德规范。必须从今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社会中去找今日的道德原理和规范。（3 ）借鉴论：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表现出的对人的精神境界提升方面的关注，对价值取向的规整，对社会和谐的倾心，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此次文化讨论更有意义的是在中观层次上展开。因为企业正处在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冲击和震荡的中心。一方面，如上所述，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我国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作为大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在其中运行的企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市场开放，经济全球化主要在企业层次上展开。无论是请进来后建立的“三资”企业，还是走出去发展的跨国企业，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都是交叉文化活动，而不止是技术和资金层面的问题。如德国马堡大学Zimmerli教授所指出，当公司穿过文化边界时，面临通常将导致价值和规范冲突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固然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误解，造成公司与其关民即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沟通隔阂，影响公司的效率（注：据Walther Ch.Zimmerli 给作者的论文提纲： CulturalValues and Future of Economy,Nov 1998,Cermany。）。
在论及公司价值取向问题前，我想先对价值作一简要界定。不同文化的区别在于价值系统不同。同文化一样（我在下面将论及其定义），价值的定义也有很多。按我的理解，价值是主体在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中所肯定的东西（注：参见陆晓禾《论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价值取向是主体在这种过程中所选择并作为目标追求的价值。它与价值的区别在于，价值是主体所确证的东西，是已被主体以某种方式肯定的东西。而价值取向是主体作为目标来追求的价值，是主体所选择并竭力实现的某种可能性。它通常以应当获得来表述。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指的是作为主体的某一社会所选择并作为目标追求的价值。同样，公司价值取向指的是作为主体的公司所选择并作为目标追求的价值。
按文化，我国企业主要有三类：民族企业、三资企业和我跨国企业。后一类涉及客国社会文化环境，将另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前两类企业。它们都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企业的主要关民：雇员、消费者都是中国人；对这些公司来说，都有文化际问题。所不同的是，三资企业是直接意义上的文化际企业，民族公司是间接意义上的。尽管后者不存在跨文化问题，但因处于几乎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内市场，企业行为互相影响，相遇的是文化际供应商和竞争对手，面对的是与异域文化的强力渗透一起的进口或三资企业产品，因此同样发生企业价值取向问题
许多文章注意到中西文化在企业价值取向上的分歧。例如“中美合资企业的管理文化剖析”一文分析，中美在企业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上存在很大分歧（注：周德孚等：《中美合资企业的文化管理和文化剖析》，《世界管理论坛——’97世界管理大会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即便在同属“亚洲文化”的中日合资企业中，据我了解， 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因此影响这些企业的效率。所有这些对合资双方都是问题：合资企业应取何种价值取向？不同价值取向能否融合？如果能够，又如何融合？
不止是三资企业价值取向发生问题。“联想”人提出了中国企业普遍碰到的问题。陈惠湘谈到，面对美国化的年轻求职者，我们感到力不从心。既不满意过去假道学，也不满意纯粹物欲主义。而如果一味物质刺激，如同罚人吃肉，结果只有外国企业才供得起（注：陈惠湘：《联想为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0页。）。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基于企业层次文化价值取向问题提出的观点，也有三种：（1）移植论，认为三资企业不单是技术问题， 还是文化问题，因此仅移植现代化工厂不行，还要移植与之相联系的文化； （2）融合论，有三种理解：求同存异、扬强弃弱和精华融合；（3 ）资源论，主张对传统文化报平和的心态，将其作为资源，从中开发出与现实世界相适应的成果来。
回顾经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历程，可看到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即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也因此有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同文化是否不同经济的原因，或者不同经济才是不同文化的原因？采取某种不同经济方式是否意味着连同采取它的文化因而必须摈弃原有文化？不同文化能否融合或只能裂变？这些问题都很大，本文不可能展开讨论。但因与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有关，我想在下面论及文化发展模式涉及这些问题时作些简要讨论。
二、有根的文化综合创新模式
我想先从梁漱溟的论点谈起。尽管他的下述观点在50年前做出，仍值得我们今天注意：（1）从内容上看，文化是人所依靠的一切， 应是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经济为人生基本之事，在全部文化中影响很大，经济变而后文化不得不变，但不能说它在文化中片面具有决定力，中国生产方式2000余年不得进步，说不定正是受了中国风俗礼教的影响。（2）从取向上看，一文化原是一态度或一方向， 因而难免有偏，但无所谓好坏区分，所以并没有合两种文化优点而后产生一种新文化。好比不同树上枝干分出横生，不同文化结合无异于南辕北辙。因此结合而产生一新枝是不可能的。（3）但与生物种与种之隔绝不同， 因国与国是相通的，世界大交通以来，彼此刺激，互相引发，各处文化愈益相接近，可能最后通为一体，有所谓世界文化出来。即不同文化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交通，可互相引发而创造出接近的文化，最后殊途同归（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0页。）。梁漱溟的看法可说是对上述问题的某种回答。可取之处是：比较准确地描绘了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向、不同活法，认为难免有偏，但无优劣之分。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论证也直接引证马克思，看来很辩证。但问题是：（1）外因论，认为，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 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几百年、上千年，亦断不会有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民主产生出来。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资本主义和民主，而是已不能进于这些。但如果两种文化路向完全不同，如何能互相引发、接近而最终殊途同归呢？引发不最终仍要诉诸内因？接近是否包含融合？（2）将不同文化的偏向或特征绝对化， 如他说：“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分向两方走去，开出两种相反文化。”问题是，如果中西文化的结合是南辕北辙，双方又如何走到一起，在哪里走到一起？因此，梁漱溟的问题的意义是，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又在推进不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如上所述在我国发生的，但如果采取梁漱溟的观点，那么结论依旧或者是南辕北辙，或者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全球化。
我在这里尝试提出并论证一种“有根的文化综合创新模式”，同时指出我与梁漱溟观点的异同。
（1）文化在我国有三种理解：文治教化；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也专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机构；一般知识。我取最广义的理解：总和即人化成果。作为人化成果的经济，属于其中一部分。一方面由于主体的生理特性、所遇到的自然条件、得到的现存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特性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主体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驾御能力不同，生产方式和活法也不同。与生产和生活交织一起的观念意识，后来由于分工的发展而逐步系统化、理论化、意识形态化，但观念意识依旧同生产交织，并不会因其升华而从此与生产剥离。因此经济本身也是文化，只是与文化其它部分发展的路向不同，达致的形态不同。经济文化有如树杆，从它开发出各种分支，它与分支一起生长，互相支持。经济文化的变化（它本身也是其他文化部分交互作用的结果）会使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发生某些变化，但它不是直接的，需通过整个文化的解释、吸收、消化和转换过程。因此有一个重构协调过程，即我们称之为的适应过程。在民族文化的树干树枝生长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之树的根也在生长，并同树干树枝互相支持。不同文化的树枝可以嫁接，果实可以改良，因而变味，但都需要根的支持。它是人化的结果、积淀，难以被取代或连根拔掉。
（2）如果将世界不同路向的文化比作不同的树， 有特点就有不足和狭隘性。但这不是文化本身的优劣问题，正如价值不存在优劣高下一样；也并非南辕北辙的分叉，而是特别发展的领悟、能力、积累、依凭。如同专业化的发展。个人因生存时间短暂，难能全面发展。而民族则可能。因此不存在如种族隔绝那样的南辕北辙。
（3）经济联系的世界化、全球化和文化的碰撞交流， 为一民族摆脱这种狭隘性提供了条件。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必须的，建立普遍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才可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种个人是包含个性特殊性于自身的个人，是普遍的或卢卡奇所说的具有类属性的个人。他同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具有全面依存关系。通过这种碰撞对话，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会逐步看到过去所排斥、不予承认的对立因素的光彩，如《国家竞争力》一书作者所说，“所谓的‘差异’其实也没多大不同，通常只是潜意识中压抑的东西而已”（注：查尔斯·汉普登—特纳、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例如所谓“中国文化在最近未来的复兴”，毋宁是指西方文化对其忽略方面的发现。恰如中国“对个人的永不发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通常是在不同文化接触和碰撞中发生的，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历程。
（4）经济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为了解不同文化创造了条件。 能否融合以及如何融合，关键看能否在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为以前所排斥的对立因素找到位置，吸纳为自己文化的构成因素。愈是能将对立因素接纳到自己体系中的文化愈有生命力。而“无法试着从竞争者手中学到重要的教训，也将永远受困于自己的文化偏见”（注：查尔斯·汉普登—特纳、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5）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价值体系，只是由于地域、 民族和历史的局限性，有的方面充分甚至畸形发展了，成为绝对价值。在同其他价值体系接触碰撞时，否定的将是这种极度发展的价值的绝对地位。这并非说各民族文化因此而一体化。由于不同文化的区别在于发展的路向和基本态度不同，又由于文化的区别在于侧重的价值不同，因此不同文化仍将保持其基本特点。不过这种侧重不再是绝对排斥的，而是包容对立于自身的，因此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仍起作用。人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已获得的文化价值，正如人们不会轻易放弃已获得的生产力一样。
总之，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将对立的不同文化因素包容于自身，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价值并非绝对价值，有赖于同对立因素的依存关系。不同文化的发展就在于这种依存关系中，它一方面使文化的认同得以成立，不同文化因素的吸收得以可能，同时又显示出丰富的文化个性。这就是我所谓的“有根的文化综合创新模式”。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我们将来的新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汇合，有个根，但要考虑把多种文化吸收进来，丰富我们的文化，而且世界其他民族都有他们的价值，我们不能要求都以儒家文化作他们的根，因为这是不现实的。”（注：《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0期，第53页。）
以同一文化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发展为例。例如儒家在海外华人中的发展。与梁漱溟的论断不同，利益追求倾向并非在儒家文化中已萎缩荒废了，而只是受到了压抑。当海外华人在西方社会环境中，置身于不同于原先那种蔑视商人的氛围时，其生存与逐利行为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并在儒家文化中因与义的结合而获得了肯定，同时也通过儒家的义利观吸取了西方许多经商经验。如储小平所说，海外华人用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过程推进了古老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重构了富有生命力的东方经济伦理的进程（注：储小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策5期。）。
再以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文化发展为例。对我国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调查分析表明，在这次经济全球化中反映出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仍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特征，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对立价值因素。概括说来，就是2000年和50年的主要价值取向依旧，只是放弃了绝对和独占的地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使我们认识自身文化的问题和不同文化的长处，为我们提供了机遇，充分吸收这些文化因素来重构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从目前对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调查看，发生了如下变化：在义与利价值取向上：从纯精神的义到承认利；在集体与个人价值取向上：从集体主义倾向到包容个人主义；在德与才取向上：从重德到开始重才；在个体生活和道德价值取向上：仍然普遍重视传统道德品性价值如正直、善良、诚实，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守信、责任感、正义感、宽容等对现代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总之，是包含对立因素：法、利、才、现实、个人于自身的重情、重义、重德、重理想、重义务、重集体取向。从目前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变动看，原被排斥的一些对立因素已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了它们的位置。如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结构有两部分，属于基础、低层次或外围的是：平等、竞争、开放、自主、功利、效益取向；属于较高层面、核心和主导的是：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和为人民服务。中国现阶段的文化价值体系因此变得更丰富了。从对现实价值取向的分析中可看到，只有这些包含对立于自身的价值传统才具有认同性因而具有生命力。
最后以在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企业价值取向为例。在被认为具有“市场统一规则”的领域中也发生着同样情形。以“联想”为例。该企业研究了中外企业文化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的企业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它们是：正当利益、求实、进取、使命感、人才、服务社会、集体英雄主义、事业目标激励等。尤其是企业对于民族的使命感，体现了基于民族文化精神之根的综合创新趋向。我认为“联想”代表了中国企业价值取向的方向。因为它有强大的传统根基，符合目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企业本身看，在其行业中也成功地名列前茅。这说明，文化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决定论、社会形态论或南辕北辙的不同路向论来解决。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实际接触、了解因而吸收对立因素提供了机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唯中国文化独尊，都失诸偏颇。无论哪一类企业，如要做到整合管理的话，就不应走极端，而要在反思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既坚持自己的优势，同时吸取对方的长处，达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三、混沌管理模式和精确管理模式
公司管理中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被我国许多学者理解为两种不同管理文化模式的结果。例如苏勇指出，由于中国三资企业内部人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伦理观念，由此带来的冲突与分歧时常困挠着企业的正常经营与发展。他认为，三资企业伦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外方依旧处在西方传统管理阶段，大部分采用科学管理方式，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精神、相互尊重与宽容态度不相称（注：苏勇：《三资企业中的伦理问题》，引自同上《世界管理论坛——’97世界管理大会文集》。）。
袁闯的《混沌管理》一书，进而将中国传统管理模式与西方科学管理模式分别表征为混沌管理与精确管理。所谓混沌管理，指的是无法完全清晰和规范化的管理。由于注意到人性、人的行为及其境遇的不确定性，中国人发展出了这种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混沌管理。它要求有限规范、模糊界限和人文人伦的方法。因此它又被称为人本管理。相比之下，以逻辑、数量化和分析方式为主的西方科学管理即精确管理，在充分发展了所有这些确定性方面后，注意到，在人的参与下，科学管理的精确化、规范化和最优化很难达致，因而对东方的不确定性管理产生了兴趣，开始转向人本管理（注：袁闯：《混沌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文化际企业价值差异和冲突都归之为这两种模式。但袁闯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两种模式的特征。而且许多差异和冲突确实可归之于两种管理模式的差异。这里，令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对待这些差异，两种模式碰撞时已经或将产生什么结果。
从实践看，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方面，一些民族公司盲目模仿或照搬外国公司的做法。例如也搞工资单保密，实际上，不仅难以保密，而且在员工中频生许多猜疑。另一方面，一些外国公司“入乡随俗”，例如其招聘广告居然也明示聘用有门路或客户关系者。尽管中国人至今仍重情，因而讲关系，但现在更倾向于依法办事，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因此外国公司如此周到地“随”我们的陋“俗”，如一在外企中工作的朋友所说，只会招致我们蔑视。这样看来，上述两种偏向都难以解决企业价值取向的分歧问题。
而从一些比较成功的三资企业看，起作用的正是上述有根的文化综合创新模式。例如，据一些三资企业我方管理人员的价值取向看，仍看重关系，尤其亲友关系，同时主张不要违法维护这种关系；仍支持服务取向，同时肯定正当赚钱的合理性；仍欣赏人本管理，同时肯定结合科学管理的必要性。从一些外方管理人员的价值取向看，也都在坚持本国文化和企业价值取向的同时，注意吸收和容纳客国异己甚至对立因素于其自身价值体系。如他们在企业管理和价值取向上，采取科学管理与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行为规范与标准化管理结合、重视个人成就与鼓励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结合、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存等综合创新价值取向。
1934年，当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在由帝国主义扩张造成某种程度的全球化环境中，天津“永久黄”企业团体提出了作为其价值取向的“四大信条”即：相信科学；发展实业；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服务社会。这些信条昭示了“永久黄”创办人的爱国情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民族气节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实业救国为目的，以事业成功为其团体价值取向，因而感召了大批有志之士，产生了强大的企业凝聚力。同时这些信条又充分肯定人才、智力和科技的作用，“避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力分离、重义轻利的倾向。“永久黄”的这四大信条不仅“为我国早期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的巨大活力”（注：参见张克生“我国早期企业文化的结晶——‘永久黄四大信条’”，《道德与文明》1994年第2期，第15～18页。），而且从今日联想、 海尔等公司的价值取向中也可看到它们在新条件下的延续发展。例如联想集团喊出的“扛起微机民族工业大旗”的口号，就体现了“永久黄”那样的民族忧患意识，其强调事业目标激励、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同时又充分注意尊重和满足个人的成就感和物质要求等，也都克服了传统文化德力分离、重义轻利、“个人之永不被发现”的片面局限性。在“永久黄”以及今日我国优秀公司价值取向中的这种发展还将继续，因为它扎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世界文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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