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三德”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农论文,民工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4-0028-05
一、农民工“三德”建设的现状
我国农民由于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大多具有朴实无华、吃苦耐劳、 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三德”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在进 城农民工身上尚存在着许多与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不相符合的观念和行为，对于全 面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社会责任意识差
社会公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而社会责任是社会公德的核心。不同的社会角 色在社会化的今天，都应承担起共同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生活中除个人权利自由之外还 有社会公共责任。这就是说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权利时，要履行其应尽的义务。这个义 务，就是社会责任。如果背弃社会责任，就突破了社会公德的底线，就是不道德，甚至 是违法的。农民工的身上沉淀了许多与城市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而这 些观念和行为很难被所在城市或市民所接受，甚至被歧视、被排斥。农民工社会责任感 意识淡薄的现象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缺乏公共意识，包括公共卫生意识、公共秩序意 识、公共法律法规意识等等，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和城市卫生，导致违法乱纪甚至犯罪 行为的发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北京地区的罪案中，外来人口现行罪案比例在40%左 右，外来人口聚居区更高，达70%以上；在广州市近年来抓获的各类刑事犯罪人中，有8 0%是外来暂住人口，这些人中有90%以上落网前集中在各大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中[1]。 他们这种越轨和犯罪行为对于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和破坏性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将此 作一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因外来移民而形成 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冲突，直到今天还是城市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例如，美国的黑人聚 居社区，环境恶劣、房屋破旧、公共设施缺乏、孩子失学等等，这种长期的社会不平等 现象，导致各种犯罪率上升，成为美国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城市生活，农民工自身也感到矛盾、彷徨和不适应。置身于工作没有保障、权益 得不到保护、生活简单清苦的城市生活中，城市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成就感 ，更没有依附感和归属感，这种感受极易促使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对城市产生出一种 复杂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城市过客心理。正是这种过客心理，导致他们对所在 城市缺少“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进行全方位的 互动；不愿意主动地吸纳城市文明，而对之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愿意积极承担 城市建设的责任，只是处于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临时状态。这不但会严重 阻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而且会加剧他们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从而增加了城市 的不安定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公德建设的进程。
2.职业道德方面表现出“爱岗敬业”不够、“诚实守信”缺乏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精神内核 。它要求人们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用诚实劳动获取合法利益；讲信用，重 信誉，信守诺言，以诚为本，以信立业；平等竞争，以质取胜，童叟无欺，反对弄虚作 假、坑蒙欺诈、假冒伪劣。唯有如此，才能在职场和商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 就不可能生存与发展。
应当肯定，农民工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但是一些障碍的明显存在，影响到他们的职业道德。诸如：户籍的障碍，目前农民 工中的大多数人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不是城镇户口；身份的障碍，农民工在城市既不具 有正式市民的身份，在单位也不具有正式职工的身份；素质的障碍，农民工自身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缺陷制约着他们难以摆脱落伍的命运和有机融入城市生活的能 力等原因，即使农民工在岗位上干得最好，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任用、培训、升迁，更谈 不上在工厂里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在很多方面享受不到正式工人的同等权力。所以 ，大部分农民工出于生存的考虑，虽然基本能“敬业”，但很难做到真心“爱岗”，更 谈不上“爱厂如家”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经商 过程中缺乏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大到不严格履行经济合同、做假账、偷税漏税，小到 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等等，特别是制假、售假案件的频频发生，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3.家庭美德方面表现出子女失教、老人失养、婚姻失和
孝敬老人、教养子女、夫妻和谐，这是家庭美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而进城农民工的家 庭生存状态一般不太稳定，有关资料表明，80%以上的农民工是独自在外打工，长期无 法与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其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相对淡薄，对家庭的关爱显然不够 。
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据调查，一半以上的适学子女只能就 读于条件简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民办学校；而有相当数量的适学子女无书可读，浪 迹社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还有少数“留守子女”只能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单 亲(父亲或母亲在外打工)家庭或借居在亲戚家，有的甚至无成年人监护，其就读条件和 家庭教育均十分艰难。
进城农民特别是外来女工的家庭、婚恋生活像经不起摔打的玻璃花，给许多家庭带来 负面影响。近年来，广州市妇联受理的包“二奶”非法同居、第三者插足、重婚案件呈 上升态势，其中女方当事人90%以上是外来打工妹[1]。对于许多到了婚嫁年龄的外来工 来说，婚姻是一道不敢跨越的门槛，他们大都把对异性的情感压抑在心底。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白天在外面劳动，晚上挤在十多人、数十人的集体宿舍里 休息，能把家属子女接到城市来居住的，还只是少数几个有了住房的。对大多数农民工 来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租或买居所，就谈不上家庭团聚和子女在身边教育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老人也只能留在农村，有些尽管处于高龄，仍需下地耕作，操持农活。
二、农民工“三德”教育的症结
当前，农民工“三德”建设已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瓶颈，个中原因很多，但 主要表现在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和社会体制不健全两个方面。
1.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
一是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农民能否转化为市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 整体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它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文化素质 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 方面又容易融入城市，形成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得到市民认同。但我国农民工的 文化素质一般都比较低，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年龄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文 化程度大多为初中毕业[2]。由于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所受的教育有限， 在对于事物现象、本质的认识上都较不完全、不充分，这无疑会阻碍其人际交往。他们 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城里人在许多方面都难产生相同的认识，造成沟通上的障碍。他 们所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对于城里人来讲大都是滞后的、非主流的，甚至是愚 昧的，在具体事情的操作上往往也是笨拙的、呆板的，甚至是错误的[3]。由于文化素 质低，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接受新知识和新观念慢，制约了他们的生存 空间和生活质量。
二是农民工的思想意识比较陈旧和保守。中国人具有很强的亲缘、地缘和业缘意识， 反映到实际社会生活中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人比较重感情。相对而言，农村人比城市 人更注重和依赖于这种感情。所以农民工在采取某种社会行动时往往以感情作为一种重 要的衡量标准，是感性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是一种情感行动[3]。正因为他 们的行为大部分是一种传统性的行为即以传统的行为规则为指导的行为，所以他们的个 人自主性较弱，容易产生一种由单一群体组成的社区，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 ”等[4]。这种社区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限制该社区居民生活机遇的障碍。生活在这种 社区的居民，人际互动限于狭小的区域之内，相对封闭。当这种社区的居民是由生活在 城市底层的农民工群体组成时，一方面有可能导致长久的或永久性的社会不平等，甚至 产生对抗社会主流文化的群体亚文化，从而成为骚乱或其他形式集合行为甚至犯罪的发 源地；另一方面，严重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原有的习性没 有因为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也没有因为拥 有一定的资产，成为雇主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存在，强化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亚社会 生态环境，保护或助长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其结果必然是他们 的发展被局限在狭窄的时空临界点上，严重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束缚了思想 意识的更新与进步。
三是农民工的角色自律性迷失。马克思明确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若没有自律，就没有道德可言。在农民市民化角色转换过 程中，由于一些农民工准备不足，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原有的道德行为发生失范(即 自律性丧失)，加之缺乏他律弥补，越轨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通过对流动人口、打 工一族犯罪的调查发现，占88%的违法犯罪人员在原籍的表现并不差，没有堕落的苗头 和轨迹，有些甚至属于尊老爱幼、乐于助人一类。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工在城市这个 全新的环境中，对期待角色的真正内涵把握不准，新环境又没有提供期待角色的范本， 并且他律性不足。所以说，自律性迷失已构成农民工角色转变失败的重要因素[5]。
2.种种不合理体制的制约
政治待遇上不合理。尽管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且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始终没有得到市民和工人的身份，不能享受到正式市民和工人 同等的权利[6]。据调查，农民工只有11.9%的人加入城市的一些组织[7]。他们在异地 基本谈不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这对于农民工的主人翁精神的建立和社会责 任感的确立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障碍，严重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打击了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参与性。
经济报酬上不合理。农民工与正式工人虽同工但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6] 。而且在地方经济或所在企业效益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却增长迟缓 甚至负增长。据深圳市有关部门统计，镇村企业外来工人2002年的月平均工资不足600 元，低于80年代末的水平。而东莞、晋江等地调查显示，外来务工者的月平均收入不足 50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实际收入明显降低[1]。并且在低工资水平下农民工 工资还经常被克扣或拖欠。
培育成长机制不合理。教育缺位，是目前农民工成为城市化建设中“问题群体”的一 个最突出的问题。尽管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大，但却没有出现一 支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没有形成农民工素质得以提高的培训成长机制。2002年底 有关部门评选全国101名工人“技术能手”，其中竟找不出一个农民工[1]。目前，全国 还没有建立健全有关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技术培训机制，农民工的整体思想素质 和技术素质比较低。据了解，大部分农民工从未经过任何职业教育或培训，就直接进入 了城市生活和企业工作；在一些特殊行业，少数农民工也只能接受短期岗前培训，就上 岗就业。这也是导致目前我国许多产品质量低劣、服务质量上不去、生产安全事故频繁 发生的主要因素和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保障体制不合理。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是：农村把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市，而城 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回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养病疗残等社会负担都 抛给农村，抛给农民，让为城市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农民工自己独自承担，默默忍受 。到目前为止，农民工绝大部分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用工单位对农民工的管 理基本停留在“不出事就行”的观念上。由于城市中完全没有针对农民工的保障体系， 他们一旦出事(例如失业、生病、意外事故等)，除了违法几乎没有出路，对城市社会构 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此巨大人口的不稳定，已成为全社会不稳定的源泉和一个十分严峻 的社会问题[8]。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基本上都抱着一种临时心态，作为一 种短期行为，对城市建设不太关心。
资源占有与竞争机制不合理。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在拥有社会资源和发展竞争 机会方面明显占有极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已经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他们将大量 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视为异类或二等公民，认为农民工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和文 明生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如职业歧视、教育歧视、人格歧 视等等，使得农民工在资源占有和竞争机会面前总是处于劣势。这种不平等现象，使农 民工在精神上感受到被歧视和地位卑微，形成自卑心理，促使他们疏离市民，游离城市 ，成为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这从社会心理上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阻 碍了农民工对城市和市民的认同、靠拢与融入。
三、农民工“三德”教育的对策
农民工的“三德”教育，其目的是使之祛恶扬善，具有明显的主体性、自觉性特征。 应该改变一直沿用的以说教、灌输为主的方法，也应有别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思想道德教育”。否则，将导致“三德”教育及其实践的形式化和政治化，收效甚微 。就其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注重教育手段的创新性
在教育手段上，首先，不能沿用高谈论阔、道德说教的方法。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知识 和理论水平相对比较低，对于那些高深的道德理论问题，他们无法在短期内搞清楚，而 且在日常道德实践中也不需要搞得很清楚。对于农民工的“三德”教育，如果仅仅停留 在理论问题的说教上，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无法接受。而要想办法使形而上的理论问题 转化为形而下的具体规范，采取生动、活泼、有趣的授课形式，使他们学起来容易懂， 做起来容易行，这样，他们才有兴趣、有能力学好和做好，才能取得实效。否则就难免 悬在空中，找不着落实处，而流于形式。
其次，不能采取生搬硬套、道德灌输的方法。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都已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德灌输方法所必然产生的教育主客体的不平等和教育者的救世主 心态，在以高扬主体性和追求平等、公正、自由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显得十分 无力和苍白[9]。战争时期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特殊道德教育方法是怎样对待 生与死的考验所需要的方法。和平时期，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所面对的主要是怎 样处理好物质利益分配的一般道德教育方法。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三德”教育， 则是要使农民工从精神到物质蜕变成城市市民过程中正确处理一系列关系的特殊道德教 育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体育、 民俗、健身活动，形成以帮带教，寓教于乐的学习局面。让农民工在最普通的娱乐活动 中受到道德教育，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始展开道德实践，从而促使“三德”的养成。
再次，要坚持用非道德手段解决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道德教育最 重要的是坚持用非道德手段解决道德问题，即通过消除产生不道德的社会根源来遏制不 道德现象的产生[10]。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不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源首先是贫困，因 此有利于帮助农民工发展生产和摆脱贫困的手段和观念都具有积极的道德意义。至于农 民工身上各种丑恶现象的发生，诸如造假售假、流窜犯罪、异地卖淫等等，决不简单是 封建思想的遗毒或资产阶级思想消极影响的结果，因而也决不是通过利他主义的道德教 育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丑恶现象，在现行经济、政治体制中有其成因和基础，因而是 需要通过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社会公正才能解决的问题。
2.明确教育内容的侧重点
毫无疑问，城市农民工“三德”教育应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三德”建 设内容为根本要求。但根据农民工目前特殊的生存状态，城市现代化建设对他们的“三 德”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三德”建设的侧重点和特殊性已日益凸现。所以，教育 内容的选择上，切忌面面俱到，大而无当，高不可攀，不可捉摸，无法操作。应根据农 民工目前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和在“三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重点、有 选择地进行提前教育、分类教育和重点教育。目前，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注重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现代社会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的社会公德就是社会责任， 即每个公民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应以不影响 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更不应造成社会危害。社会公德维系着正常的社会秩序，本 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对进城农民工来说，社会公德建设应以为人民服务、对 社会尽责为核心，引导他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 的道德目标。从基本要求来说，主要是应自觉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讲究 文明礼貌、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注意公共卫生等，特别是树立社会公共责 任意识。
二是强化诚实守信品德教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诚实守信既是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点，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诚信不是一个空 洞的概念，而是一种资本、财富和竞争力。它的基本要求是：重承诺、守信用、诚恳老 实、有信无欺。在实践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农民工的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等 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把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细化为具体的行动规范，使 他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能得到具体的规范指导，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得到具体的规范调节 。目前，弥漫于社会的功利化价值取向和社会信用严重缺失的社会环境，对于农民工的 “诚实守信”道德观教育是一大障碍，如何优化社会环境，改良诚信教育赖以顺利进行 的土壤，最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种社会信用保障机制和奖惩机制，用制度来保证社会信 用的建立，为农民工诚信教育提供健康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经 过日积月累，使“诚实守信”内化成他们做人和做事的一种品质。
三是抓好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必须克服由于长期分居所造成的 重重困难，尽力孝敬父母，抚育子女，关心和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子女创造 求学上进的条件，特别是要把抓好未成年子女的培养教育作为家庭美德建设的重点。最 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 中强调指出：“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 地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保护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流出 地政府要积极配合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 重要的作用，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担负起农民工子 女的教育责任，使他们真正能从社会回归学校，做到人人有书读、个个读好书，成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
3.加强社区载体建设
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社会的“具体而微” 。随着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单位体制”受到强有力冲击后逐步 松动，单位开始成为职工主要进行社会劳动的场所，原来的一些社会职能已逐渐向城市 社区转移[11]。农民进城打工，大多数分散在各个城市社区，就职于非国有经济企业， 用人单位对于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学习几乎处于失控或不闻不问的状态。社 区则成为了他们道德观念赖以形成和成长的根基，而社区教育则成为了他们思想道德素 质和文化知识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加强社区载体的建设，发展社区合作精 神，发挥社区整合功能，通过社区活动、市民学校等载体，在异中求同，使不同的构成 要素在某种一致的基础上结合成一个整体。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合法的社区成员，纳入一 种规范的社区环境中，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权力，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促进其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
4.形成“齐抓共建”的社会氛围
道德教育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与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培养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它要求形成一个道德教育的环境系统，要自始至终形成合力，不能相互抵消，相互制 肘，不能光靠教育者个人说教，而要形成一个新的道德环境，依靠道德教育系统对人们 产生综合影响[12]。农民工群体“三德”素养的养成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全社会各 类人群“三德”范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组成形式 ，家庭、学校、用人单位和城市社区要形成联动，从政府管理、政策保障、规范指导、 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关怀、爱护和帮助，形成“齐抓共建”的社会氛围。 社会群体，包括社会精英(公共管理者、科学家、企业家等)、公众人物(文体明星等)、 教育工作者和传媒要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将其 一言一行对社会公众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使农民工群体学有榜样，行有规 范，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收稿日期：2004-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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