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法华信仰
赵晓星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摘要： 吐蕃统治时期（781—848），法华信仰在敦煌仍旧流行。除了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吐蕃时期的《法华经》写卷外，敦煌石窟还保存了这一时期的六铺法华经变，莫高窟第361窟还出现了莲花塔式的多宝塔。这些都说明，中唐时期敦煌的法华信仰非常流行。此时的法华信仰，除了延续盛唐时期的功能之外，还增添了密教色彩，展现出法华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唐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法华资料的梳理，总结出法华信仰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特点。
关键词： 吐蕃；敦煌；法华信仰
一 中唐敦煌流行的《法华经》
汉文《法华经》主要有三种译本，即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和隋阇那崛多共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鸠摩罗什译本，敦煌文献中现存《法华经》数量巨大。根据方广锠 《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敦煌文献P.3807和S.2079是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1—848）的《龙兴寺藏经目录》［1］，其中收存了四种法华经典，即《法华三昧经》（一卷）、《法华经》（七卷，大乘重译经）、《正法华经》（十卷，大乘重译经）、《法华论》（一卷，大乘论）。说明当时敦煌的官方寺院龙兴寺中，保存有鸠摩罗什翻译的七卷本 《妙法莲华经》和竺法护翻译的十卷本《正法华经》，此外还有刘宋智严译的 《法华三昧经》一卷和作者不详的《法华论》一卷。
在实际流通和应用当中，当时以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和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为主。敦煌文献P.3432《龙兴寺器物历》，原卷起首题写“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字样，说明此中所书经名均为吐蕃时期龙兴寺供养用的佛经，其中就有七卷本《妙法莲华经》，证明此经曾被用于供养经。中唐敦煌文献P.3010某年九月一日之后新写藏经入藏目录中记载这一年新入藏的经典有十卷本的《正法华经》。敦煌文献S.5676《点付历》中出现“正法花”和“法花经”字样，应分别指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译本，根据末尾所书“巳年七月十四日取蕃汉经本各第一袟足付令狐安，安”字样，为吐蕃时期交接经书的证明，同时说明《正法华经》和《妙法莲华经》的确在实际使用。敦煌文献S.6515《妙法莲华经》为鸠摩罗什译本，末书“丑年闰四月五月廿四日写了”，也说明了此时七卷本《法华经》最为流行。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7件古藏 文 《法 华 经 》，编 号 为 P.t.0572、P.t.1239、P.t.1262、No.190① No编号请参照日本东洋文库チベット研究委员会编《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语文献解题目录》（东洋文库，1977—1983年）核对原始编号，以下同。 、No.191、No.192、No.351.Ⅰ，说明此经在中唐时期应有汉文本和藏文本同时流行，也就是说很可能受到汉人和吐蕃人的共同信仰。
为了解多媒体教学在高中英语课堂中的使用情况，本课题组设计了《高中英语多媒体教学现状》问卷，以南京市三所不同级别的学校为样本，进行调查。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肇庆分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公司在肇庆开设了一个水上经营部共有7条水上加油船，自平安西江建设以来，在肇庆海事局的大力支持下，其公司积极配合，今年省公司专批了42万的费用下来，目前每条水上加油船都新设了交通艇和更新了围油栏，助力肇庆市水上突发溢油事件的应急处置。
二 中唐敦煌壁画法华经变
关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法华经变的研究，主要有贺世哲《敦煌石窟全集·法华经画卷》［2］和下野玲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法华经变〉小考——以莫高窟第159窟为中心》［3］，二者均以莫高窟第159窟法华经变为中心，讨论中唐时期敦煌法华经变的特点。特别是贺世哲先生，经过对中唐诸法华经变细节的分析，指出中唐法华经变重视经义的重要特征，并在书后的附录一对法华经变各品进行了统计。中唐时期的敦煌法华经变现存6铺，包括莫高窟第 154、159、231、237、472、144 等窟，具体描绘经中各品的情况如表1② 本表根据贺世哲 《敦煌石窟全集·法华经画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附录一：敦煌石窟法华经变各品统计表”制作。其中，莫高窟第472窟现存画面太过残破，实际上无法真实反映原貌；莫高窟第144窟的时代为中晚唐交接之际。 ：
表1
续表1
多宝塔的北侧为骑狮文殊并眷属，南侧为乘象普贤并眷属，这两处画面是无法在佛经中找到直接依据的。这种将文殊、普贤携眷属分置于多宝塔两侧的图像在莫高窟最早出现于初唐第331窟，“画师还加上许多出于其他品甚至其他经的菩萨，对称安置在法华会的周围。例如左侧的骑狮文殊和右侧的乘象普贤，便不是出于《序品》的。文殊是参加法华会的首席大菩萨，但现存三种汉译本《法华经》中，均未提及他骑狮。文殊骑狮是源自初唐译的《陀罗尼集经》，可见法华经变的部分内容出自其他佛经。赴法华会的十八位大菩萨中，也没普贤菩萨，普贤乘象的形象是见于《法华经》的《普贤菩萨劝发品》的。该品记载释迦佛说自己涅槃后，如果有人读诵《法华经》，普贤菩萨即乘六牙白象前来守护。可见画师往往根据布局需要，将其他品的内容糅合在一起。 ”［2］41-42
三 莫高窟第361窟密教多宝塔
有关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对称的问题，孙晓岗在《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一书中已有讨论，其中提到《陀罗尼集经》“金轮佛顶像法”中记载过这种配置［5］。多宝塔两侧配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应与对称的文殊变与普贤变的流行有关。华严高僧澄观称：“况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 ”［6］“文殊主智、普贤主理”是当时世人认同的一种观点，即文殊为智慧，普贤为实践，两者结合即可“万行兼通”。文殊与普贤之间主尊不仅可以是释迦佛，也可以是其他佛，甚至于晚期的观音菩萨，这可能都与两者结合可“万行兼通”的观念有关。多宝塔两侧配以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及眷属，也可能带有这样的意义。
2）不准分立面拆架或在上下两步同时进行拆架。做到一步一清、一杆一清。拆立杆时，要先抱住立杆再拆开最后两个扣。拆除大横杆、斜撑、剪刀撑时，应先拆中间扣件，然后托住中间，再解端头扣。所有连墙杆等必须随脚手架拆除同步下降，严禁先将连墙件整层或数层拆除后再拆脚手架，分段拆除高差不应大于2步，如高差大于2步，应增设连墙件加固。
第361窟中最为独特的是多宝塔的形制，与经变画中的非常不同，是以带有更多曲线的莲花塔的形式出现的。此塔形制特殊，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称：“壁画窣堵波式塔还有一些变体，如在前举中唐第361窟中，除了画有一座木构二层楼阁塔广用曲线曲面以外，还画有一座单层砖石窣堵波塔也是这种密宗风格。虽为砖石造作，其繁缛富丽，并不下于木构。”［7］郭祐孟《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以莫高窟360和361窟为题》说：“中心主塔从下到上计有：莲花饰带须弥圆座、莲花台（正前方开一御道）、上端收分的圆筒塔身（其中二佛并坐）、圆梁、斗拱、莲花形承檐、装饰着部分吐蕃纹样的攒尖汉式圆屋顶、塔刹（包括：覆钵、垂花饰件、三重露盘、月牙、摩尼宝珠）。这曾被敦煌建筑学者视为‘卒堵波式塔’，具有密宗塔的特殊美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承载塔身的须弥圆座，做成‘八叶莲花’形，与盛唐以来的方形多宝塔（譬如莫高窟31窟窟顶西坡）和圆形塔（譬如莫高窟217窟南壁东侧）等主流样式不同。检阅日本东寺宝菩提院本法华曼荼罗以及《图像抄》的图例，可发现361窟的多宝塔整体造型与法华曼荼罗的中院完全相同，反映着释迦多宝并八大菩萨的‘法华中院’结构；对于富含密教气味的361窟来说，这也是完全吻合的。 ”［8］
图1 莫高窟第361窟东壁门上多宝塔 中唐（赵晓星绘）
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与盛唐相比，这一时期的法华经变擅长描绘佛经细节，已经能够把《法华经》诸品有序地组织进同一画面。此时出现了在经变下部加绘屏风画来补充经变内容的新形式，而且如莫高窟第159、231、237、144等窟附有屏风画的经变绘制的内容，的确比莫高窟第154窟无屏风画的经变要多出数品。中唐时期的法华经变画面相似度非常高，这种几成定式的法华经变底本在晚唐时期被继续使用。这些能够更多有序描绘《法华经》诸品的经变，在图像上反映出中唐法华信仰注重经义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唐时期，法华经变往往与华严经变对称出现，并成为相对固定的组合，展开了此后敦煌法华与华严并行的传统。
除了法华经变之外，中唐晚期莫高窟第361窟东壁门上还绘制了此期敦煌唯一独立出现的多宝塔 （图 1）。整个画面大小 91.0cm×（58.0—90.0）cm，最中心为多宝塔。《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是《法华经》义理中最重要的一品。多宝塔从地踊出是对正法的一种见证，“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踊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4］因多宝塔升入空中，并有十方世界诸分身佛前来集会，这一图像也被称为“虚空会”。
画面的最下角，两侧各有一身菩萨，双手合十礼拜多宝塔。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身小菩萨与上方前来赴会的佛与菩萨不同，其他圣众都是乘云而来的，而单单这两身菩萨的身下没有祥云。因此，这两身菩萨很可能是刻意要区别于虚空会的大众，而说明他们可能是从地或从海踊出的。将整幅画面与同时代的法华经变相比较，可以看出第361窟的这幅小画面很像从较大的中唐法华经变中单独裁出了虚空会的部分，并以这个最具代表性的画面来代表法华之义。
一直以来，二佛并坐于多宝塔中的图像都是《法华经》的象征。莫高窟第361窟东壁门上不单有多宝塔，多组赴会佛及文殊、普贤赴会画面，下方还有涌出的菩萨，因此这一组图像甚至可以称为一铺法华虚空会的缩略图，其背后所代表的甚至可能外延到整个法华经变。图中多宝塔内二佛并坐，北侧佛伸左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右手置于胸前掌心向内；南侧佛左手平置于腹前，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可见，塔内释迦、多宝二佛还是略作了区别的，只是现在还无法断定哪一尊为释迦或多宝。释迦与多宝二佛并坐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时空关系，释迦为现在佛，多宝为过去佛，二者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内就带有了释迦生而不生、多宝灭而未灭的特殊时间概念。换句话说，释迦与多宝并坐于同一塔内代表了过去与现在两个时间概念的统一，使时间在这一画面中变成了一条连续永恒的直线。塔的上方两侧共有六组一佛并二菩萨从空中飞来，这是表现十方分身诸佛来赴虚空会的情景，十方佛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佛。结合释迦、多宝所表现的时间概念，这一小小的虚空会画面中已涵盖了空间的十方、时间的过去与现在的时空概念。
现在，虽然对合作社没有直接的考核任务，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干部和扶贫干部出于政绩宣传的考虑，仍热衷办合作社。
《法华经》不仅在大乘显教中地位突出，在汉传密教中也受到重视。《法华经》经文中也称自己是“诸佛如来秘密之藏”［4］39，更有学者认为金胎两部密法中的金刚界源自华严，而胎藏部源于法华［9］。 唐代，《法华经》还被作为“护国三经”之一。对河西密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师不空，一生重视以密教来护法护国，以密教的三密法修持法华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之一。不空为修持《法华经》，翻译《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择地建坛一如胎藏法和持明法修持。不空对《法华经》的重视，为法华信仰添加了密教特性。
佛教中一些忏仪，也将多宝塔认为是忏悔成就的证明。《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称“净眼根已，复更诵读大乘经典，昼夜六时胡跪忏悔。而作是言：‘我今云何，但见释迦牟尼佛分身诸佛，不见多宝佛塔全身舍利？多宝佛塔恒在不灭，我浊恶眼，是故不见。’作是语已，复更忏悔。过七日已，多宝佛塔从地踊出。”［10］莫高窟第361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晚期的代表性密教洞窟。多宝塔在东壁门上，是全窟最后一部分看点。也就是说，当众人在窟内行完法事之后，最后都会将目光投向东壁门上的多宝塔。而多宝塔既然作为成就的见证，也就说明所有人最后看到了多宝塔，代表所进行的法事圆满完成了。因此，此处单独出现的多宝塔具有明确的仪式性功能，这是与盛唐以前多宝塔图像最大的不同。
四小结
综上所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仍然延续北朝以来的法华信仰传统，无论在经典或图像上都能找到法华信仰的痕迹。此时，最为流行的《法华经》应是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和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从图像上来看，这时的法华经变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图样，并对晚唐以后的法华经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莫高窟第361窟出现了带有密教特色的多宝塔，说明此时法华信仰的密教化，反映出法华信仰在中唐时期的重要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44-480.
［2］］贺世哲.敦煌石窟全集：法华经画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90-105.
［3］下野玲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法华经变》小考——以莫高窟第159窟为中心［M］//樊锦诗.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201-212.
［4］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 4［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32.
［5］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45-49.
［6］赞宁.宋高僧传：卷五：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05.
［7］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62.
［8］郭祐孟.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以莫高窟360和361窟为题［C］//敦煌研究院.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136-137.
［9］大村西崖.密教发达志：卷二［M］.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211.
［10］昙无蜜多，译.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391.
The Lotus Sutra Belief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in Dunhuang
ZHAO Xiaoxi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Dunhuang Academy,Lanzhou,Gansu 730030）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Tibetan Occupation from 781 to 848,belief in the Lotus sutra remained popular.In addition to manuscripts of the Lotus Sutra written during the occupation and preserved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six Lotus sutra illustrations were preserved in Dunhuang caves,including an ornate lotus-shaped pagoda in Mogao cave 361.Thi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Lotus sutra belief was very popular in Dunhuang in the Middle Tang period and inherite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Buddhism during the High Tang while also exhib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esoteric Buddhism,which indica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lasting influence of Lotus sutra faith at the time.By examining relevant materials from Dunhuang documents and murals of the same period,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tus sutra belief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Keywords: Tibet;Dunhuang;Fahua belief
中图分类号： K879.21；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9）02-0040-05
收稿日期： 2018-11-14
作者简介： 赵晓星（1980－ ），女，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研究。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标签：吐蕃论文; 敦煌论文; 法华信仰论文;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