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9-0080-05
一
本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近30年的历史。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谈一下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改变，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认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10年“文革”结束，我与许多处于“迷惘”中的年轻人一样，急急忙忙地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以使自己的一生能安定下来。我是个大学教师，是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关键是要选择好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决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领域。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具体地说，我是为了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躲”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小天地”之中。我自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者是如此陌生，离开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现实又是如此的遥远，自己可以非常“安全”地在这个领域里自得其乐。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这一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我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投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呢？难道仅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吗？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实际上，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人类关怀和现实关怀。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决不是为了使自己回避而是更好地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要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所建树，就绝不能仅仅把此视为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当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文章，越来越淡薄“纯学术”的色彩，而代之以充满着力图开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的强烈意向。
正因为当时我是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下开始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确实也走了一段弯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不是立足于从整体上去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热衷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甚至是某一代表人物的某一著作、某些理论观点的引介和剖析，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能对这一代表人物、这一代表人物的某一著作、某些理论观点应付裕如、彰明较著，但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依然不明不白、如坐云雾，甚至还会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错误。后来我意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做整体性的研究，即着眼于通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局和基本学术取向，即使是对个别代表人物，个别代表人物的个别著作、个别理论观点的研究，也必须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中来加以剖析。
其二，不是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而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开始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圈子”内你显得满腹经纶、自成一家，但“圈子”之外的人则完全可以对你不屑一顾、兴味索然。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有多少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瞄准这些重大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鉴于自己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训，我终于在学界率先发出了“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的呼唤。
其三，不是以问题为切入点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只是按照流派、人物和著作这一顺序“循规蹈矩”地进行研究。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以流派、人物、著作入手加以考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去做的，后来我发现这样去研究作为一种“初级阶段”的研究或许有它的价值，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启示”这样一个研究目标。于是我自己向自己提出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的要求，即以问题为切入点，在浩如烟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著作和理论观点中，紧紧抓住他们的著作和观点确实有着重大创见，并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其四，不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价值评价，而只是停留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一般性的介绍上。当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之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著作，以及一些基本思想介绍进来，是完全必要的，也确实曾经受到了欢迎。本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事。但后来我知道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其职责绝不仅仅在于“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要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我深深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难度，不仅仅在于通过阅读他们的外文原著来了解他们的思想，而且应正确地用中文把其表述出来，更在于如何运用正确的判断标准，对这些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
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改弦易辙，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翻然改图。实际上，我是带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与“框框”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的。这些“成见”与“框框”主要来自于当时能读到的国内外的一些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是首先通过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而主要是借助于这些“第二手”的著作。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佩里·安德森的这一著作尽管篇幅不大，但思想容量极大，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对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手不释卷、滚瓜烂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主要是根据佩里·安德森的眼光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通过不断调整与端正自己的研究态度与方法，我才慢慢地从佩里·安德森的“成见”与“框框”中走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以下若干变化：
其一，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与带引号的“左”联系在一起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由于佩里·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于“左倾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加上这一思潮在上世纪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中也确实被“新左派”利用过，再加上作为这一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的思想刚一露头就被列宁批评为“‘左’得很、坏得很”，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是与带引号的“左”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经过“心平气和”的潜心研究，逐渐认识到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戴上这样一顶“帽子”是非常不合适的。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截然有别的一种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它是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中的一种思潮和流派，是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中的一种解释和研究，它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由于各种原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远逊于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事实深深地告诉我，草率地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戴上一顶“‘左’倾激进主义”的“帽子”而又简单地加以否定，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不相符合，又严重地影响着研究的成果。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摆脱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先入为主的“成见”的过程。
其二，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前我顺着佩里·安德森的思路，抓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关在高楼深院里的学者教授这一点大做文章，对其“脱离实际”和“经院性”大加鞭挞。后来我认识到这样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太穿凿附会了，甚至还有点“指鹿为马”。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身份和他们表述理论的方式而言，这一思潮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然而，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就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着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关怀。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我这样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隐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的珍品一下子显现在我的面前。
其三，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局限于哲学和美学领域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断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其主题已发生了转换，即从经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哲学、美学领域。佩里·安德森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认定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其力量也在哲学，从而他们致力于所做的也就是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于，佩里·安德森的这一判断会把人们引向两个极端的认识：一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局限于哲学领域，对其他领域则毫无顾忌；二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孤立地研究哲学，而并不是把哲学的研究与对其他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我本人长期以来正是持有这样两个极端的认识。后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整体的”研究启发，才认识到既然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整体的”研究，就意味着他们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除了哲学与美学的领域之外还有着其他的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关键在于他们要求不能孤立地在各个领域从事研究，而应把各个领域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后我就尝试着按照这一新的认识去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喜出望外的收获。
其四，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热衷于把现代西方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调和、折衷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把注重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的结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特征。我曾从佩里·安德森的这一说法引申出去，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搞“折衷”、“调和”。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不能这样简单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结合在一起，用现代西方思潮之“长”补充马克思主义之“短”的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有着十分卓越的见解。他们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而且在整体上也胜过现代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向现代西方思潮，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开放”，吸收其一切优秀的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如果把他们的那些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新实证主义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放到他们的这样一种认识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不可能给予全盘否定，并横加指责。最近几年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吸收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来发展自身，而现代西方思潮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认识出发，去重新评价佩里·安德森所归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征的。
其五，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致力于破坏和否定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有双重含义：一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二是说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文明，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的研究者还常常把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以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问题在于，我们又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批判性”与“消极性”扯在一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否定一切的立场，因此他们尽管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始终拿不出一套如何改变这一社会的建设性方案，从而他们的这种批判与否定从根本上说是“消极”的。后来我认识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有没有提出如何改变这一社会以及有没有设想过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通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著作，我们只能对前一个问题持否定的回答，而对后一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既然这样，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对其所谓的“批判性”必须加以重新认识。
其六，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佩里·安德森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现代西方特有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这里有一个要害问题需要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只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贯穿于其理论发展始终的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不是只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只对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有启发作用？这涉及当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何在以及有多大的意义这一更重要的问题。我原先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十分模糊，我受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背景的论述影响很大，长期以来总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强调我们国家还处于向现代化过渡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现代化的弊端所展开的批判，对我们国家并不适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还会干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后来通过研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通过探索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终于认识到这样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于是我在各种场合大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我的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之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等对现代性的批判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批判的宗旨是要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觉地趋利避害，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另一方面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我们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获得启示：西方的现代化事业出了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时间不长但同样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必须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那样，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不能熟视无睹，
最后根据我的切身感受我认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十分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必须时时面对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的压力，他们总认为我们所研究和推崇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一直把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的传播者而不时地排斥我们。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那些根本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他们看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所以他们因为我们现在还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嘲笑和蔑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左右两个方面都不受欢迎，左的方面因为我们研究的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欢迎我们，而右的方面则因为我们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夹缝中生存。我认为，面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重重压力，我们要使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作为研究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立场：第一，我们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和排除那些来自于右的方面的压力；第二，我们必须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和排除那些来自于左的方面的压力。
值得高兴的是，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不仅学界，就是在政界和企业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也是耳熟能详。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面对我们日益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要吸收各种理论资源，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我们只要细细地研究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内容，就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影响；同样我们只要细细地研究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也不难发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其中也有某种推动作用。应当说，目前是我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时期，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基于目前我们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资源具有强烈的需求。
如果说以徐崇温老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代，那么当今不仅有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还出现了第四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今天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当年所不能相比的。我觉得，要使自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不落伍，跟上时代的步伐，关键在于要不断地把自己的研究置于新的“语境”之中。我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键不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的了解和理解上，而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站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点上，对其做出评判。而这种理论标准和理论基点我认为应当是与时俱进的。
［收稿日期］20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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