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创业倾向性生成机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性论文,机理论文,大学生创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5)11-0117-07 一、创业倾向影响因素分析及假设提出 Phillip H.Phan(2002)和Franke(2003)研究认为，大学生创业倾向是指大学生自主选择创业的可能性[1][2]。本文认为：创业倾向首先提示了潜在创业者未来创业的可能性，是驱动未来创业实践活动的个体心理趋向，体现为心理意愿和创业可能；其次，创业倾向还表现为创业能动性，即在创业心理倾向驱动下拟采取的创业行动准备，如打算或正在拟定创业计划、想要接收创业教育、拟开展市场调研等。本文拟从以上两方面对大学创业倾向进行研究，并设创业倾向为因变量M1。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罗森尔塔期望效应理论以及社会交换理论等对动机与行为取向的关系分析，个体行为趋向取决于行为动机和成就需求，大学生成就动机理论会对大学生创业倾向生成存在显著影响，据此，设置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个人成就动机为自变量Z1、社会成就动机为自变量Z2。 Schumpeter(1934)认为创业无论其本质还是手段其实就是创新，创业是新的产品、工艺、组织及其市场的某种组合[3]；Shame(1974)从过程论角度提出创业是全新的单位或公司建立，或者是全新的某种产品以及某种服务供给市场的动态过程[4]。Woodman和Schoenfeldt(1990)认为创造力是个体较为恒定的一种特质[5]。据此本研究设置创新个性特征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自变量Z3。 1997年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启动，2002年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成为我国创业教育试点高校，目前我国高校已经建立了各种创业平台，创业教育进入高潮，促进了大学生创业意识的提高。陶书中(2008)提出创业是大学生为追求独立，将通过创业教育获取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创设某种企业的过程[6]。据此分析，本文将大学生接收创业教育与实践设置为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自变量Z4。 高建伟(2007)认为创业是学生在社会政策与形势影响下，基于其知识与能力，充分运用政策资源以及其他相关要素，创造新的产品以及服务的过程[7]。国家、地区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以及创业文化环境对大学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行动提供了条件支持，因此国家与地区政策与文化激励对大学生创业有促进作用，设置国家及地区政策与文化激励为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自变量Z5。 高校除了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创业教育，还制订种种鼓励创业的政策和措施，如设立创业基金、建立大学科技园和创业平台等，激励大学生积极投身创业。陈震红(2006)提出创业是对环境政策与潜在机会的把握，是运用某种组织形式，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活动[8]。学校是大学生生活、学习中对其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学校政策及创业激励影响着大学生创业倾向，在此将学校政策与激励设为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自变量Z6。 同学、朋友、父母、亲戚的鼓励与帮助是大学生能直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20世纪60年代社会支持理论受到心理学界关注，Cassel和Cobb(1976)将社会支持作为专业概念在精神病学文献中首次提出，此后很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讨。Sarason等(1991)提出，社会支持是获得社会帮助的期望在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他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或能感知到的，可与他人交流并在需要时能够得到的帮助[9]。基于以上分析，父母、亲戚、同学、朋友的鼓励带来的群体效应，即大学生感受到的积极社会支持是大学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社会支持与鼓励设为自变量Z7。 大学生由于长期在高校生活、学习，社会认识、社会经验往往缺乏，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会经验对创业的影响，认为大学生往往因为缺乏社会经验而存在创业畏难情绪。Stuart和Abetti(1990)发现如果大学生社会经历较为丰富或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实践经验，那么其参与创业的表现会更加积极、主动；另一方面，社会活动促进了大学生社会认知、社会成熟、社会经验积累，这种综合性的社会认知、社会经验和社会素质，反映了大学生的社会成熟度。社会经验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成熟度是学生创业倾向性生成的因素之一，本文将社会经验与成熟度设为自变量Z8。 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大学生创业倾向生成的一些影响因素：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地区文化与政策Z5、学校政策与激励Z6、社会支持与鼓励Z7、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创业倾向M1产生影响的理论依据。 本文拟进一步关注：第一，理论分析的影响创业倾向M1生成的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能否得到验证。第二，因素间生成演化机制在创业倾向生成过程中如何表现。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创业倾向单因素影响，因素间生成机制研究却鲜有关注。本文提出相关实证模型(见图1)，并拟通过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观察以下假设能否得到验证。 H1：Z1-Z8各单因素与创业倾向M1正相关； H2：地区文化与政策Z5与学校政策与激励Z6、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等因素的生成正相关； H3：学校政策与激励Z6与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社会支持与鼓励Z7等因素的生成正相关； H4：社会支持与鼓励Z7与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等因素的生成正相关； H5：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与创业教育与实践Z4因素的生成正相关； H6：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与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生成正相关； H7：创业教育与实践Z4与创新个性特征Z3的生成正相关。 地区文化与政策Z5 个人成就动机Z1 创业倾向M1 学校政策与激励Z6 社会成就动机Z2 社会支持与鼓励Z7 创新个性特征Z3 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 创业教育与实践Z4
图1 本文实证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变量与观察指标选取 第一，个人成就动机Z1和社会成就动机Z2的观察指标。Suzuki对美国硅谷与日本新创企业(高科技类)创业动机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企业创业家较多着眼社会认可度，寻求社会导向需要；美国硅谷新创业企业的创业者更多关注个人成就需要和个人财富积累等方面。Kuratko(1997)[10]等将经费激励与股份赠与等外部奖励、内部控制及成就需求等内在激发、独立与自我控制、家庭保障等概括为四因素结构创业动机模型。这些研究针对的群体是创业企业家，本文研究的创业群体是在校大学生，根据这一特点，本文对大学生创业个人成就动机Z1潜变量观察指标选取了实现个人目标(SXGRMB)、追求独立与挑战(ZQDLTZ)、赢取社会认可(YQSHRK)三项，社会成就动机Z2潜变量观察指标选取了贡献社会(GXSH)、服务国家(FWGJ)两项。 第二，创新个性特征Z3的观察指标。林佳慧、郑晋昌等认为具备独立挑战性特征的人员能够积极、独立地开展相关工作和挑战困难；精干性特质的人员长于思考，能够处理复杂情况，有很强的自我效能感、自豪感；求知性特质者会有更强的好奇心、学习动机，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因此本文选取创新个性特征Z3的观察指标为勇于创造(YYCZ)、精干果敢(GGCS)、自信进取(ZXJQ)三项。 第三，大学生接收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观察指标。杨萍(2009)通过调查认为，大学生创业最缺乏管理知识与管理经验，这是他们创业的最主要劣势。大学生接收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学习创业知识、获取创业经验，因此本文设置创业教育与实践Z4潜变量的观察指标为经济管理知识(JGZS)、创业实习经历(SXJL)、对外交流经验(WJJY)。 第四，地区文化与政策Z5观察指标。参照高建伟(2007)、陈震红(2006)的研究，本文选取了国家与地区政策(GDZZ)、文化鼓励(WHGL)、服务配套(FWPT)三项。 第五，学校政策与激励Z6的观察指标。本文选择学校政策(XXZZ)、文化气氛(WHQF)、学校影响力(XXRS)。 第六，社会支持与鼓励Z7观察指标。Malecki等(2002)认为，社会支持是为避免环境对个体的危害和提高个体适应社会的能力而获得的外部支持[11]。Brown将社会支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非正式社会支持，来源于家人、亲戚、朋友、邻居、社团朋友及工作中的同事等；第二类是正式社会支持，来源于政府、学校、福利机构、卫生机关等。本文中已将正式社会支持如地区、政府、学校支持等设置为独立因素，专门研究其对创业倾向性的影响，这里所涉及的社会支持指非正式社会支持来源，因此社会支持与鼓励Z7观察指标选择家人帮助与鼓励(JRBG)、亲戚帮助与鼓励(QQBG)、同学朋友帮助与鼓励(TPBG)。 第七，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指标。因为大学生长期生活于学校，最为缺乏的就是社会经验，社会认知往往趋于片面，社会成熟度较低，因此本文研究社会经验与成熟度采用反向题目，选取是否缺乏社会经验(QFJY)、是否缺乏社会经历(QFJL)、社会成熟度是否不足(CSBZ)三项。 第八，创业倾向M1指标。费恩提出创业倾向是个体选择创业的某种可能性，向春、雷家骕(2011)认为创业倾向分为客观事实与主观意愿两个维度[12]，Bird(1988)指出新企业的成立需要投入时间制定详细的计划[13]。因此根据动机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本文对创业倾向M1潜变量选取创业意愿(CYYY)、创业计划(CYJH)两项指标。 (二)样本调查与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调查样本选择江苏省某高校大学生，数据获取主要依托高校同行鼎力帮助和大学生积极配合。调研过程中，教师将调查问卷向学生进行客观介绍、讲解，然后大学生自主填写。调研结束后，分两组同步录入全部数据，再通过软件对双份数据进行比对，将两组数据录入有差异的数据剔除，同时去除含有缺项的数据，然后再将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审核，共得到有效数据188条。调查结束后，进行调查数据的信、效度检验。 可靠性和有效性检验按照吴明隆(2010)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步骤进行[14]。首先运用AMOS18.0进行CFA分析，观察因子载荷与T值显著性，检查构念聚合效度，其次计算平均萃取方差AVE，各变量测量指标及因子分析结果参见表1。根据Tabachnica et al.(2007)建议，社会科学研究量表因子载荷以0.55为标准[15]，本研究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P＜0.001)，超过了可接受水平，信度较高。 运用SPSS16.0进行EFA分析各潜变量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结果参见表1)，表明其内部一致性符合统计学要求；效度检验方面，检查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方面，本文各调查表均借鉴已有文献、问卷并结合大学生特点综合而成，并在正式调查开展前进行了预测试，然后对初始调查题项进行了修正，说明调查内容具有较好效度。结构效度分为收敛效度、判别效度两个角度，参照Anderson & Gerbing检验方法，通过CFA分析，各测量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平均萃取方差(AVE)均超过标准值。应用SPSS16.0软件检验，得到KMO值为0.78(标准KMO＞0.5)、Barlett检验P＜0.0001，两者都表明收敛效度较高。
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研究运用AMOS18.0对图1所示实证分析路径模型进行验证，以审查理论模型与实测数据的拟合情况，通过分析得到各假设路径系数值。在模型拟合度检测方面，我们选取了CMIN/DF、NFI、1IFI、CFI、TLI、RMSEA等指标值，经检验各指标实测值均符合标准值要求，说明整体模型拟合情况良好(参见表2)。
四、结果与假设验证 (一)单因素直接效应值及相关假设验证 经过对理论分析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后，得到各路径直接效应值以及总效应值(参见表3)。由表3可知，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地区文化与政策Z5、学校政策与激励Z6、社会支持与鼓励Z7、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与创业倾向M1的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20、0.23、0.16、0.22、0.04、0.34、0.11、0.04，除地区文化与政策Z5、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的P值大于0.05，达不到显著水平外，其余各自变量与创业倾向性M1的路径系数的T值都达到显著水平。 以上表明H1假设部分得到支持(H1：Z1-Z8各单因素与创业倾向正相关)，即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学校政策与激励Z6、社会支持与鼓励Z7与创业倾向M1直接正相关；而地区文化与政策Z5、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与M1不直接相关。 (二)间接路径系数与多因素组合生成机制的假设验证 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不仅进行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单因素分析，更重要的是研究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并分析因素组合生成机制对大学创业倾向的作用。具体包括：一是地区文化与政策Z5、学校政策与激励Z6、社会支持与鼓励Z7、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在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等因素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对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影响；三是创业教育与实践Z4对大学生创新个性特征Z3形成的影响；四是在前3项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组合生成机制对大学生创业倾向M1的影响。 第一，地区文化与政策Z5方面，由表3可知，地区文化与政策Z5对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学校政策与激励Z6的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0.3、0.15、0.40、0.55，均达到显著水平，同时由表3可知，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学校政策与激励Z6对大学生创业倾向M1的直接路径系数也都达到显著水平。根据中介变量的规定，如果中介变量前测、后测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中介变量作用成立，其变量组合生成机制对因变量M1存在影响作用。因此地区文化与政策Z5对大学生创业的个人成就动机Z1生成、社会成就动机Z2生成、创新个性特征Z3形成以及对学校政策与激励Z6的形成都有直接作用，进而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性。H2假设得到支持。
第二，学校政策与激励Z6方面，表3结果表明，学校政策与激励Z6对大学生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社会支持与鼓励Z7的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0.28、0.33、0.18、0.36、0.70，均达到显著水平，同样说明大学生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社会支持与鼓励Z7等在学校政策与激励Z6与创业倾向M1之间的中介变量作用成立，学校政策与激励Z6对大学生创业的个人成就动机Z1与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以及对社会支持与鼓励Z7的形成都有直接作用，并在中介变量因素的组合生成机制的作用下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性M1。H3假设得到支持。 第三，社会支持与鼓励Z7方面，表3显示，社会支持与鼓励Z7对大学生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0.26、0.40、0.20、0.21，均达到显著水平，也表明大学生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等在社会支持与鼓励Z7与创业倾向M1之间存在中介变量作用，同样说明社会支持与鼓励Z7对大学生创业的个人成就动机Z1、社会成就动机Z2、创新个性特征Z3、创业教育与实践Z4以及对社会支持与鼓励Z7等因素的形成都有直接作用，并通过这种因素的组合生成机制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性M1。H4假设得到支持。 第四，个人成就动机Z1与社会成就动机Z2方面，表3提示，个人成就动机Z1与社会成就动机Z2对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直接路径系数分别达到0.12、0.24，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较高的个人成就动机Z1和社会成就动机Z2会提升大学生愿意接收学校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机会，从而促进大学生创业倾向Z1性的生成。H6、H7假设得到支持。 第五，创业教育与实践Z4方面，同样由表3可知，创业教育与实践Z4对大学生创新个性特征Z3的直接路径系数为0.24，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创业教育与实践Z4会促进大学生创新个性特征Z3的生成，从而促进大学生创业倾向性M1。H8假设得到验证。 第六，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对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直接路径系数-0.16，表明社会经验与成熟度与创业教育与实践Z4之间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表明社会经验与社会成熟度越是不足，大学生接收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机率越低，反过来讲，社会经验与社会成熟度越高，接收创业教育与实践Z4的机率越高。H5假设得不到验证，两者关系是负相关的。 五、结论、启示、贡献及局限性 (一)结论与分析 本文分析了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创业倾向多因素组合生成机制及其演进机理。根据实证结果，对原假设模型进行了修正，得到验证后的结果模型。修正后的模型及变量生成演化关系见图2，并得到下列主要结论： 地区文化与政策Z5 个人成就动机Z1 创业倾向M1 学校政策与激励Z6 社会成就动机Z2 社会支持与鼓励Z7 创新个性特征Z3 社会经验与成熟度Z8 创业教育与实践Z4
图2 本文结果模型 注：实线表示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虚线表示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个人成就动机、社会成就动机、创新个性特征、创业教育与实践、学校政策与激励、社会支持与鼓励等独立因素对大学生创业倾向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地区文化与政策、社会经验与成熟度等独立因素对大学生创业倾向直接影响不显著；地区文化与政策有利于成就动机生成、创新个性特征与学校政策与激励的形成，其对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是通过促进大学生成就动机、创新个性特征、学校政策与激励等因素的生成而实现的；学校政策与激励不仅对大学生创业倾向有独立的、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个人成就动机与社会成就动机、创新个性特征、创业教育与实践以及对社会支持与鼓励的形成都有直接作用，并在这些中介变量因素的组合生成机制的作用下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社会支持与鼓励对大学生创业倾向有独立、直接的作用，同样对大学生创业个人成就动机、社会成就动机、创新个性特征、创业教育与实践等因素的形成都有直接作用，并通过这种因素的组合生成机制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大学生如果具有较高的个人成就动机和社会成就动机，既会直接影响大学生创新倾向，又会通过这种高成就动机，提升其接收学校提供的创业教育与实践的机会，进而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性生成；创业教育与实践会促进大学生创新个性特征的生成，从而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社会经验与社会成熟度不足，会降低大学生愿意接收创业教育与实践的机率；社会经验与社会成熟度越高，反而会促进大学生接收创业教育与实践，从而影响大学生创业。 (二)研究启示 一是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因素较多，其作用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二是大学生创业倾向生成呈现因素生成组合机制，这种机制的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 三是多因素生成机制及其演化机理的路径依赖特征对提高国家及地区创业政策制定与创业环境建设的指向性、针对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 (三)本研究的贡献及局限性 本文在分析大学生创业倾向性生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独立变量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不同路径生成机制及其演化机理。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研究样本局限于江苏省某高校大学生，由此带来了外部效度问题；二是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很多，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着大学生创业倾向，它们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样的，这些均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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