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0)03-0054-05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体现了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融合。人类社会，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经历了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根据联合国1974年提供的报告，1925年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1％，1950年为28％，1975年为39％，2000年为50％，2025年则为63％[1]。另据联合国《城乡人口增长类型》英文版提供的数字，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城市化的前列，200多年前的180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3％，到1930年为41.6％，1950年为51.8％，1980年为78％，2000年为80.3％[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但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至2004年的41.8％，增长了23.88％，年均增长约0.92％[2]。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带来了社会经济方面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此引发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如终身学习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同时，城市化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农民市民化问题等。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给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转型。因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城市化与职业教育是交互作用的，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参与，不论是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农民市民化等社会问题，还是满足人们终身学习的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城市化水平都需要职业教育的参与；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社会性、职业性特点要求其必须适应城市化的要求，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转型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职业教育难以适应城市化的要求
尽管城市化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受传统政策或理念的影响，当前职业教育并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首先，“立足农村、面向三农”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观，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假设是：农村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所以要大力发展教育，尤其要“立足农村、面向三农”发展职业教育。为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将“立足农村、面向三农”作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指导性政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对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发展观若不做出调整，则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就业吸纳能力，“立足农村、面向三农”可能使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无法就业或无法在专业对口岗位就业，造成“技术浪费”；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广大农村劳动力自然向城市流动，城市成为农村青年主要的就业目的地，“农”味十足的农村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三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向非农产业转移，显然以“农”为主的农村职业教育难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立足农村、面向三农”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应该适当做出调整，赋予新的内涵，使农村职业教育既能符合城市化的要求，又能真正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事实上，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农村职业学校也在不断自我调整，农业类专业越来越少，但农村职业教育的调整不在于盲目减少农业类专业，关键在于如何适应人才需求的变化，更好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含适龄学生和失地农民)转移服务。
其次，以城市为中心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不利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长期坚持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可能使这一目标旁落。虽然国家希望职业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对许多城市家长来说，上职业学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更希望学校能够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学校为了满足“顾客”(政府、学生及其家长)的需要，只好两条腿走路，既开展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教育(满足政府要求)，也开展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高中教育(满足学生及家长的需要)。实际上，将职业学校办成了综合高中，而且在办学过程中，一些职业学校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普通高中教育当中。面对职业学校办学的“偏差”，理论界与政界都持批评态度，并总是呼吁职业学校要正确定位。但学校为了吸引生源，为了生存，又不得不满足学生及其家长升学教育的要求。另外，职业教育针对的就业岗位往往相对更加艰苦，需要从业人员更具吃苦精神，对于城市独生子女来说很难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学生不太珍惜学习机会，从而增加了学校的教育难度，很难将他们培养成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再次，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办学思想，造成职业教育功能缺位。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要求职业教育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失地农民总数约有4 000—5 000万人[3]，另据测算，到2012年中国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大部分土地的农民将达近1亿人[4]，要实现如此庞大的失地农民再就业离不开职业教育；又如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都市农民”(系指城市化后，居住在城市的传统农民)面临市民化转型，即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5]，农民市民化也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参与。但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往往强调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培训，强调职前教育，忽视职后培训，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再就业、农民市民化培训的要求，难以满足人们终身学习的需要。另外，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的效率不高。在一些传统的经济领域，产品的更新周期较长，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生产技术相对成熟，对于这类经济岗位，从业人员只要掌握生产某种产品的具体技能就能胜任工作，而掌握这种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并不用太长，长者几个月，短的几周就可以了，而职业学校对这类人才的培养却要花几年时间，不但教育效率不高，而且毕业生与农民工相比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竞争优势，不论是就业岗位、还是工资报酬基本上与农民工相差无几，这使得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其实，农民工不是没有经过培训，而是在实践中培训，边工作边自我学习。这种实践中培训是以低生产率、高次品率和更多的工伤事故为代价的)。二是人才培养的质量难以适应企业的需求。在一些新兴经济领域，产品更新周期更短，知识、技术的更新都非常快，而学校教育难以克服的滞后性弱点，使得职业教育始终与社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人才培养质量与企业需求不适应。
第四，以数量指标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掩盖了质量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仅表现为“量”的需求，更表现为“质”的要求，要求职业教育真正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出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然而，不论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里，都习惯性用数量指标来说明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学校数、在校生数、招生数、普职比等，但对质量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单纯以数量指标衡量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科学，数量往往掩盖了更重要的质量问题。虽然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共有14 767所，在校生达到2 056万人，年招生规模达810万，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国务院关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16期)。但不是每一所学校都是合格的职业学校，不是每一位学生都接受了合格的职业教育。其实有不少学校根本不具备举办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如有些学校甚至没有一名相关专业教师，没有一台数控机床，竟然开设数控专业。试问：如此条件，学生能接受合格的职业教育吗？另有些学校由于缺乏专业教育条件，只好与条件好的学校合作，学生第一年在本校学习普通文化课程，第二年去合作学校学习专业课程，第三年到企业实习。试问：只能提供普通文化课程的学校能称为职业学校吗？另据调查，目前不少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和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高中教育并行。试问：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能称为职业教育吗？由于缺乏对职业教育质量的关注，单纯的数量也变得没有太大意义。职业教育的发展未能从根本上缓解我国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矛盾，企业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依然求贤若渴。由此造成人们对职业教育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的能力产生怀疑，甚至认为技能型人才不是职业学校能够培养的。另外，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分流教育，最受社会诟病的地方就是有违教育公平，特别是当前作为一种终结性教育，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观点，这种教育复制了社会的不平等。但这种教育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其前提是尊重了教育的效能原理，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就业安全网，能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然而，如果学生不能受到合格的职业教育，不能获得就业安全网，不能成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那么这种职业教育显然不仅有违教育公平，也违背了教育的效能原理，造成更大的教育不公平。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转型策略
我国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认为，“社会性是职业学校的本质，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6](P227)社会性就当下的职业教育而言，就是要实现自身的转型，以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首先，突破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职业教育发展观，破解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困境。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落后，尤其是职业教育落后，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立足本地发展职业教育。
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决策的主要依据。但该理论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如美国教育学家非洲教育问题专家福斯特(P.T.Foster)对当时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巴洛夫(T.Balogh)为代表的主流职业教育观进行了批评，他通过对加纳的研究发现，投资职业教育并没有取得发展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效果，接受职业教育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相反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进入政府公共部门工作，而大部分面临无业可就的局面，从而造成“技术浪费”。由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职业教育实践并没有取得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福斯特的职业教育理论取代了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相关决策的主要依据。笔者认为，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职业教育实践之所以没有成功，关键是忽视了经济基础。没有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对职业教育的支持能力、对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与此理论不无关系，虽然看到了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基础，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现实需求。因此，当下农村职业教育应该突破这一理论框架，不应局限于“立足农村、面向三农”，而应“立足市场、面向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当前尤其要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
其次，突破以城市为中心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兼顾效益与公平。
正如前文所述，职业教育对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独生子女缺乏吸引力，由此造成职业教育目标旁落。笔者认为当下职业教育重心应该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面向更广大的农村孩子，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益，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一是有助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益。因为对于出路非常有限的农村孩子而言，城市优质的职业教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对有保障的就业安全网，使他们不至于失业或从事工资极低廉的职业，有助于改变他们的命运(相比，条件较差的农村职业教育难以为他们提供就业安全网)。另外农村孩子一般更具吃苦精神，更能够认同相对艰苦的技能型工作岗位，更具成为技能型人才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对于人才培养是极为重要的，有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使职业教育真正承担起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历史使命。二是有利于教育公平。
当前农村孩子如果不能升学，就只能在农村务农或外出打工，只能身处社会的底层。这种状况当然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但造成这种社会分层的直接动因源自教育，源自教育分配不公。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往往是既不能受到良好的精英教育，也没有优质的职业教育，只能重复着父辈的命运，难以向上层社会阶层流动。如果将优质的城市职业教育资源向农村孩子开放，为他们提供就业安全网，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利于教育公平。此外，将职业教育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还有助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比较突出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和农民市民化问题。对此类问题，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是采取事后补救措施来解决。然而，此项工作我们完全可以提前进行，因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身处农村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孩子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失地农民，也会面临再就业、市民化的问题。如果城市职业教育面向广大的农村孩子，把他们培养成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不仅提前解决了下一代失地农民问题，而且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再次，突破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办学思想，拓展职业教育办学功能。
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要已经不再局限于适龄学生的职前学历教育，而且还要求职业教育为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因此，要适应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克服“学校本位”思想，加大职业培训力度。事实上，知识经济时代，“一次受教育，终身受用”已不可能，终身教育已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非学历培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客观上要求树立大职业教育观，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克服学校教育滞后性引起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不适应。
第四，克服单纯以数量指标衡量职业教育发展的片面观点，构建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标准。
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评价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目标的实现程度，即职业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数量与质量的需求情况，绝不仅仅在于数量。当前，要保证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前提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标准，包括职业教育机构的认定标准、职业教育课程标准、职业教育教师标准、职业教育学生评价标准等等，使得每一所学校都是合格的职业学校、每一位教师都是合格的职业教育教师、每一门课程都是合格的职业教育课程，唯有如此，每一位学生才能接受合格的职业教育，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三、统筹发展是职业教育转型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五个统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城乡统筹发展作为我国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重要发展战略。党的统筹发展理论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思路，也是破解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困境，实现职业教育成功转型的重要保障。
首先，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
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反映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同时也渗透到了职业教育领域。城乡二元分割的职业教育是与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与城乡人口极少迁移的二元社会相适应的。这种职业教育强调既要突出城市(以城市为中心)，又要稳定农村(立足农村，面向三农)，即城市职业教育服务城市、农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并为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准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通过计划手段使职业教育适应城乡二元的社会要求、对城乡孩子的出路做出制度性安排已经不可能。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定位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既要正视城乡二元的社会现实，又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如果不正视城乡二元的社会现实，任凭职业教育自由发挥，城乡的差距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如果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就会使职业教育陷入发展困境。然而，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职业教育往往会面临两难选择。对于城市职业教育而言，虽然市场要求其重心转向农村，面向更广大的农村孩子，但受体制影响，城市职业学校只能以属地招生为主，以服务城市为中心；对于农村职业教育而言，虽然市场要求其面向城市培养技能型人才，但又与国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矛盾，只能在“立足农村”和“面向城市”之间摇摆。因此，笔者认为，要实现城乡职业教育转型，就必须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城乡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共同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其次，突破地域限制，走区域统筹发展之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合作”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通过“合作”，各取所需，实现共同发展。正因为如此，全国各地都加强了区域合作力度，如香港、澳门和内地9个省(区)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同样，职业教育要成功转型，实现健康持续发展，也必须突破地域壁垒，走区域统筹发展之路，建立区域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当前，尤其要加强东、中、西部之间的统筹，大力开展劳动力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的农民工培训合作。受体制影响，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工很难接受职业培训。劳动力输出地认为针对本地外出农民工的培训是为经济发达地区输送人才，本地受益不大，因此，不愿承担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责任；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受户籍制度的影响，职业培训往往只针对具有本地户籍的人口，无法将广大外来农民工纳入培训范围。由此一来，大量的农民工很难获得职业培训机会，他们在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显然是职业教育功能的缺位。因此，有必要建立区域统筹机制，区域之间通过协商，合理分担农民工培训的责任。
再次，突破条块分割，走行业与地方统筹发展之路。
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逐步将行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划归地方管理，但职业教育“三足鼎立”的局面始终没有打破。即劳动部门所属的技工类学校、行业部门所属的行业学校(主要是过去的老中专)和地方教育部门所属的职业高中。受管理体制的影响，三类学校长期以来各自为政，标准不一、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等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因此，要制定统一的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标准，确保职业教育质量，就必须打破这种条块分割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实现三类学校的统筹发展。
第四，发挥各自优势，走“三教”统筹发展之路。
“三教”统筹是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教育改革结合起来，为当地建设培养迫切需要的初、中级适用人才[7]。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三教”统筹应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其功能也将更加丰富，不仅适用于农村地区，而且城市也需要“三教”统筹发展。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需要培训再就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大量的“都市农民”需要市民化转型，如此巨大的教育培训任务仅靠职业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三类教育应该发挥各自优势，统筹协调，分工负责；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突破这种局限性，实现职业学校教育转型，与企业培训机构合作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而这种合作不应只是校企间的偶然行为，而应是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统筹发展框架下，有计划、有步骤、全面、深入、可持续的合作，使职业学校能够真正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人才培养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