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政治文化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列宁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思想史上，列宁首先明确使用“政治文化”概念，并就政治文化的一般性及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本质与特点等问题有过系统论述；在其理论生涯最后阶段，对俄共(布)政治文化面貌及其执政制约的思考，甚至成为“政治遗嘱”①的聚焦点。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对此却缺乏深入研究。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政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范例。敏锐的政治眼光、宽广的文明视野，再加上领导执政的地位及其实践经验，使列宁的政治文化思想具有非常独特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一、政治文化：内涵、本质特性及其在俄罗斯
在列宁文稿中，“政治文化”概念见诸1920年11月3日列宁的一次有关国民教育的讲话②。由于没有具体阐述“政治文化”的含义，并且这很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使用，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始终没有从学术层面或学科意义上重视列宁的“政治文化”提法，甚至有人认为“其含义相似于‘政治教育’”③。然而在文章中：第一，列宁明确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教育”并列；第二，其中对当时社会风尚及旧的习惯、习俗等所造成的政治危害的阐述，也远非“政治教育”范畴所能容纳。如果再联系形成这一提法的背景及其晚年有关文化问题的大量论述，可以认为在列宁思想中，存在着明确且颇具现代学科蕴含的“政治文化”学说。
所谓“政治文化”，简单地说，亦即文化及其功能在政治层面的展现与认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总是和一般文化相联系。仔细阅读《列宁全集》，“文化”问题经常被突出地提出，特别是在列宁晚年信件与文稿中，“文化”几乎成为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我国理论界过去主要从普及国民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层面来理解列宁著作中的文化命题。其实这既不准确也不全面。“文化”的多话语性(multi-discursive)特点决定其在不同语境中，能够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在列宁著作中，“文化”至少出现于三种不同语境并由此产生内涵差别：一是在宏观阐述十月革命必要性以及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条件时，如《论我国革命》中“文化水平”之“文化”，泛指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所获得的、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在内的全部文明成果；二是在论述俄国居民识字状况、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素质时使用，大致等同于受教育程度、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三是在分析俄国过去历史对共产党执政及未来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时，例如《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及的“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主要指旧的传统习惯、民族心理方面内容。应该承认，第三种用法最为接近当代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概念。我们知道，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然而，主导性观点认为，政治文化应侧重体现为国民对政治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尤其表现为由历史积淀于人们的心理层面而以不同方式获得表现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政治的价值取向等④。这也正是列宁晚年文化思想的中心内容及其着力点所在。比较注意从习惯、习俗或民族心理层面阐述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性质、特点，是列宁对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进行文化分析的思想前提。
与可以通过传授方式直接获得的政治知识、系统化了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是，任何民族政治文化的心理层面内容主要“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⑤，是该民族过去的生产方式及政治、文化生活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积淀。对于政治文化的这种历史性特征，列宁是非常清楚的。1920年5月列宁的一篇讲话指出，俄罗斯民族在小生产条件下形成的“那种钩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恶劣风气”，“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就如同“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在现实中是很难轻易获得改变的⑥。这种观点的形成可能与荷兰民族学家安·潘涅库克著作的影响密切相关。1912年底至1913年初，列宁曾认真阅读过安·潘涅库克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并留下大量批注。安·潘涅库克在书中写道：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不仅“是实在的现实的产物”，而且也是历史的产物，“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比较持久地生活在这个精神世界中”；后者久而久之“便具有了传统的性质”，传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对其他人发生影响，因此常常具有大的甚至很大的力量”。列宁赞成作者的观点，不但反复以下划线、旁侧线以示重视，而且作批注道：“确实，是的，是的……”但在文化传统的生成主要由哪些因素所决定的问题上，列宁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安·潘涅库克认为：“民族的生动的精神世界，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共同的生活经验、它作为经济统一体的物质存在的抽象概括。”列宁批注道：“生活和经济，而政治到哪里去了？”⑦与安·潘涅库克比较，列宁更主张通过一个民族历史上的经济尤其是政治形态及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综合考察，确定其政治文化传统的性质与特点。由此在俄罗斯政治文化本质问题上，列宁特别强调其农民属性。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农民性根源于经济的“土壤”。十月革命前，俄国主要是“一个农民国家”⑧“小农占居民的绝大多数”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占主要比例⑩。这是列宁自十月革命前直到逝世始终坚持的、对俄国社会经济性质的基本判断。于是在政治文化方面，不能不表现为农民性质占主体的情形。马克思曾经以法国农民为例，对因生产的分散性、自然经济属性所导致的政治文化特点有过深刻的揭示。然而与西欧国家又有所不同的是，在寒冷森林地带的严酷环境中，俄罗斯农民历来是以封闭的、“同外界很少联系”的村社共同体形式活动的，村社制度成为广大农民生活中“自然形式的古老传统”(11)。故而在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农民性质不但意味着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而且体现为深厚的宗法关系、农奴式的“因循守旧、愚昧无知”和以不思进取为特征的“奥勃洛摩夫精神”的普遍化(12)。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如此描述俄国的“政治文化”景象：“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本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不也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13)由于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及文化的历史惯性，“农民文化”作为一种亚政治文化，其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乡村和农民。历史上俄国城市人口的文化构成与西欧国家有很大不同。城市工人与乡村之间密切的血缘和家庭关系上的联系，造成在近代俄罗斯，“都市中的农民文化”氛围一直非常浓厚(14)。列宁深知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这一特性，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俄国，“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马克思著作中的无产阶级，“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15)。农民文化深厚而广泛的政治性表现，是奥勃洛摩夫精神的社会普遍化：“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16)。
一定的政治文化固然与经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更加受制于国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并且后者往往使政治文化表现出充分的民族特性。在俄罗斯历史上，长久的沙皇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模式造成其“农民政治文化”具有浓厚东方专制主义的“民族特色”。
俄国哲学家尼·亚·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在地理上邻近西方，但“就精神结构而言，俄罗斯人民是东方的”(17)。列宁持有与之大体相同的观点。1912年，列宁在把俄国和中国作比较后得出结论：“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18)在俄罗斯一千多年的历史上，由于13世纪蒙古的入侵，金帐汗国以残酷强力、极端专制的方式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余年；蒙古人之后到1917年二月革命，广大人民始终生活在沙皇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不断地对外征服，沙皇专制统治与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相助成长、相得益彰。这些因素通过对民族近千年的熏陶、滋养与内化，最终使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不能不带有“真正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情绪”(列宁)。当时列宁就指出，在古代俄国，农奴制与沙皇专制制度存在着二位一体的关系；在本质上，沙皇专制制度是“一切野蛮行为最强有力的支柱”，是“最大的农奴制度残余”，它不但“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而且阻碍着整个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进步，“是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19)。在批评托尔斯泰主义内含“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时，列宁就曾指出：“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后来《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也以相同的语言，论述旧价值体系对革命胜利后人们“心理和情绪”的重要影响(20)。
二、旧政治文化传统在俄共(布)党内的表现及其执政制约
当一定形态的政治文化以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的方式存在时，必然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惯性；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旧的政治文化非但不会随着旧历史时代的结束而结束，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生长与发生作用。列宁非常形象地阐述道：“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遗害我们。”(21)基于对历史惯性的深刻认识，列宁晚年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22)，仍然会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共产党执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政治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关系问题上，列宁的分析视点发生过三次大的转移。
第一次转移：从乡村农民到城市工人
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是站在大体与马克思相当的现代无产阶级立场上，批评乡村农民的文化劣根性，但革命后短暂的建设实践使列宁敏锐地发现：“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23)
第二次转移：从普通群众到共产党员
广大农民、工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又缺少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受到旧政治文化传统较大程度的影响。那么，共产党员的情况如何呢？革命时期或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英雄气概”曾经有力抵制了旧文化的侵蚀，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就具有永久的“免疫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期，列宁越来越注意到旧政治传统在共产党内的广泛存在：不但普通党员会演变为“奥勃洛摩夫们”，而且由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很可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他明确向大会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疑问：莫斯科的“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支配呢？”(24)所谓“别人的文化”，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政治文化。
第三次转移：从一般党员到中央领导及高层执政部门
1922年，连续发生于党和国家机关内部与俄共(布)中央高层领导中的一些情况，引起列宁的高度警觉：一是国家政府部门和党的各级机关尤其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察院，官僚主义现象日益严重；二是同年5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向中央提出让地方检察长接受“双重领导”的草案并获多数票通过；三是在准备建立苏维埃联盟过程中，围绕民族“自治化”问题，俄共中央上层表现出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四是由外贸垄断制争论及其他事件，反映出斯大林等人独断专权和对行政力量的过分迷恋。这些表面上属于在少数党的高层领导或某些领导机关内部发生的具体事务，根源却在于旧政治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25)
作为习惯、习俗或民族心理而存在的这类文化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又经常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按照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具有集体无意识特征。口述于1923年3月2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生前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专门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文章中，列宁针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种种弊端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26)
综观有关论述，列宁认为旧政治文化在俄共(布)党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共产党有效执政构成了消极影响与制约：
首先是奥勃洛摩夫精神。由于国情特点及革命历程的特殊性，俄国历史上的“农民文化”必然深刻地存在于共产党内。列宁晚年多次列举和痛斥俄国中世纪性质的“农民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其中尤以奥勃洛摩夫精神为典型。奥勃洛摩夫精神本质上是在异常落后封闭的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人生态度与文化心理，表现为因循守旧、懒散怠惰、整日沉湎于幻想和办不成任何具体实事。如果参照阿尔蒙德所提出的政治文化类型分析，它大体属于“区域-服从型”，这与共产党人积极进取、主动参与、不断创新的政治要求显然大相径庭。因而列宁对党内的奥勃洛摩夫精神或习气是深恶痛绝。1922年2月，他在批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着拖拉作风时，指出“这在我们这个‘奥勃洛摩夫’共和国里是司空见惯的”(27)。同年3月，他在一篇文献中大声疾呼：“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28)
其次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传统。在历史上，“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民族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空前肆虐的国家”(29)，如列宁所分析，“许多世纪以来……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30)。列宁一贯主张民族平等，强调“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31)然而极为不幸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心理，早已“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列宁)，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是不容易获得克服的。1922年底在筹备建立苏联过程中，以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拟定了要求乌克兰等民族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草案并在中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这种做法实际是历史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祟。列宁愤慨至极，发誓要同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就在正式宣告苏联成立那天，抱病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促使列宁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格鲁吉亚事件(32)。事件本身并不奇怪，但使他分外震惊的是，斯大林、捷尔任斯基这样身份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处理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对奥尔忠尼启则打人行为的纵容姑息。列宁从文化根源上分析：“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由此担心“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针对中央少数高层领导的这一政治文化倾向，列宁愤怒指斥道：“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33)
再次是官僚主义习气。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34)。在这样的国家里，必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革命胜利后，无论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还是苏维埃国家各部门，理应是实行民主并能够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公仆”性质的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日益严重：官僚习气泛滥，体现不出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特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极低；整天忙忙碌碌，思想品质有余而管理能力缺乏……(35)列宁要求俄共(布)中央建立工农检查院的本意，是为了监督各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运行，同各种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但成立不久，斯大林亲自领导下的工农检查院却同样染上了“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毛病，甚至“官僚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列宁深深感叹道：“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官僚不仅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在列宁著作中，甚至还出现过“苏维埃官僚”和“党官僚”的提法(36)。
第四是缺少法治精神，过于迷恋个人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力量。列宁在对共产党执政效果的文化分析中，不免要涉及领导人素质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对斯大林个人品质、人格的评价。除《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的“太粗暴”外，还有“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处理格鲁吉亚民族矛盾过程中，竟然发生了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行为，列宁将奥尔忠尼启则比作“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37)。列宁借用旧政权时代的政治文化典型说明：“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38)1922年5月，列宁在一封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39)与缺少法制相伴随的，必然是对个人能力和权力的极端推崇。由于旧政治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列宁认为俄共高级领导人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最主要的缺点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同时“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和“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40)。
主要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认识与思考，列宁最终意识到旧文化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影响与制约，已不再是纯属皮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带有全局性、根本性。
文献表明，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注意到文化落后会使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发生扭曲。例如1919年初，他在俄共(布)八大政治报告中曾经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41)由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低，不能够实际地参与在法律上允许并“按党纲规定”的国家管理工作，而只能由占人口少数的共产党员“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由此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性质不能获得充分体现(42)。1920年以后，列宁对共产党执政中形成的官僚制度及官僚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领导执政的实践使他进一步“深深知道”：“官僚制度复活”及官僚主义泛滥的文化根源并不仅在于工农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而且还在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员民主意识淡薄以及缺乏现代行政的本领。列宁曾经比较过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在俄罗斯与在西欧国家(例如德国、英国)之间的差别：后者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官僚机构及其政府官员“受过充分的”现代政治的“训练”，因而还能够积极地、负责任地做事；而在俄罗斯，却是与农奴制、封闭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等联系在一起，这就不仅意味着文牍主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而且还会与民族沙文主义、人治传统结合，通过执政的制度、方式、原则及政策等深刻影响政权的根本性质。可以说，列宁逝世前深陷于对俄共(布)执政前景的忧虑之中，而引起忧虑的最主要根源正在于共产党自身文化上的落后：
——列宁晚年经常强调，官僚主义是影响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祸害”，是生存于苏维埃制度内部的“脓疮”；特别是在发生了格鲁吉亚事件之后，列宁进一步认识到党内普遍的官僚主义与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执政集团上层过于迷恋行政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正是党的主要危险所在。1922年初，列宁得出一个结论：在巨大的文化惯性作用下，“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43)。
——1922年初召开的俄共(布)十一大，是列宁生前亲自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大会政治报告中，列宁以相当多篇幅和异常认真的态度阐述文化落后可能产生的严重政治后果。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民族一度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因自身文化落后最终又成为“被征服者”。列宁引用这类教训警示全党：如不注意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就有可能导致执政的失败(44)。
——1922年3月23日，在就十一大政治报告给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一封信中，列宁认为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成就之后，“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因而“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45)。
三、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与改造问题
众所周知，在是否应该进行十月革命问题上，俄共(布)党内外始终存在争论，反对者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由于俄国文化落后，共产党执政后不能够按照马克思的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既然历史已经将政权送到布尔什维克面前，就应该伸出手来将它接住。然而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和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困难，列宁越来越“深深知道”文化落后“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同破坏国家机器的需要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和建设的任务与要求却是“不相容的，根本不相容的”(46)。由此形成了有关俄罗斯文化建设与改造的系统论述。文化建设在政治层面的落脚点，就是如何确保共产党的有效执政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首先存在着一个定位问题，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应该建成而且能够建成什么性质的政治文化。
自十月革命初起，俄国形成了一股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文化思潮：以波格丹洛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其主要特征是突出文化的阶级性而否定民族性，认为俄共(布)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也比较多地强调在全社会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即使在1920年的《青年团的任务》和《论无产阶级文化》中，也只是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当时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学习共产主义”(47)。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体在1922年初。1922年3月，列宁在为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提纲》中，提出了“脱节”的重要观点：“‘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48)“任务”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但所面对的国情却是双重“贫困”。物质贫困的原因在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而文化贫困则意味着“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仍然成为社会文化甚至党内文化的重要方面。这一观点的形成源于列宁对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发展与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任何政治文化，反映于传统、习俗、民族心理或“情绪”层面，无不是经由历史长期积淀而成；要使之获得彻底改变或重建，有赖于大规模深刻的政治变迁，以及新的经济形态的长久支持和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列宁逝世前明确肯定：与西欧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十月革命导致俄国的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与文化革命(49)。在革命前并没有能够在全社会广泛形成符合革命性质要求的政治文化；俄罗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也就是8个月，并且革命酝酿短促、波及范围狭小，爆发和胜利都很容易，因而对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甚微；革命又只是推翻了旧的政治统治机器与乡村地主，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的依附关系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结构更新的任务远未完成。这就决定了在十月革命后，在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显型层面，虽然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共产主义性质的思想道德等，但主要局限于少数共产党员；就整个社会而言，特别是从政治文化的隐型层面考量，占主体的还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即如列宁所坦承，是“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通常情况下，由于惯性抵抗作用及别的原因，精神文化的变迁时常慢于制度变革和社会其它方面发展，从而产生文化学上的“文化滞后”(culture lag)现象。国内也曾有学者套用“文化滞后”概念指称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文化落后(50)。但“文化滞后”主要体现为对社会发展常态下不同部分变化快慢关系的概括(51)，相比之下，“脱节说”则意味着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存在阶段性差距。按照列宁的观点，“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属于“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而无产阶级文化或共产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后的文化，介于二者之间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特点在于：既存在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一面，同时又受其自身继承和发展规律的制约。《论我国革命》一文再次重申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已经将取得革命胜利与实现社会主义作了严格区分：革命的意义只在于为落后的俄国建立起“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用于进一步创造和发展文明的制度条件，并非立即着手建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52)。文中反复强调的文明或“西欧文明”，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化、现代化。与此相一致，列宁在文中明确反对“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53)这说明在十月革命后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列宁提出的“文化革命”就其本义并非立即实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或无产阶级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围绕政治文化现代化，列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由于现代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落后国家的政治文化转型或建设必然存在双重价值指向：一是适应一般意义上政治现代化的需要；二是有助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矛盾与冲突，协调的关键在于，一定时期内只能以其中某一方面为侧重点，同时兼顾另一方。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主要以后者为目标，但从1921年下半年尤其是次年初开始，列宁逐渐倾向于根据普遍意义的政治文明要求进行文化建设，同时提倡其社会主义方向。例如在《日记摘录》中，列宁根据当时俄国近80％的文盲情况严正指出：“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54)文中“普通文明国家”，无疑指当时英国、法国等一些已经初步实现政治现代化或现代政治文明已达到一定水准的国家。革命成功后，俄国有比西欧国家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然而从政治文明发展的总体水平衡量，却“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55)。因此，文化建设只能首先从“启蒙”这一“繁重的工作”做起，然后才能够逐步“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即建设真正符合社会主义要求与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在考虑如何提高国家机关工作质量时，列宁主张“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列宁承认或许“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与此同时，在政治社会化问题上，列宁反对“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认为“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56)。
以“启蒙”为重点，为了使整个社会尽快摆脱“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57)，首先要靠“学习”。列宁有区别地对各类不同人员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广大工人、农民做到“人人识字”，有“足够的”的政治“见识”和能够“读书看报”(58)；对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要进行现代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教育与培养，使之“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59)；而中央委员必须“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努力克服“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应着重加强科学修养，具备“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要学会依法办事，避免对权力的滥用和“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60)。知识与科学的学习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要不断提出“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的任务，以达到使“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正是隐型文化的显著特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需要通过以教育、学习等直接方式进行，另外一方面更需要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为基础。其中首要前提是实现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根本变迁。无论是奥勃洛摩夫习气还是缺乏法治和科学精神、对行政权力的过度崇拜等，都是与分散落后的小农业经济、自然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列宁在谈到需要通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来完成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时，认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列宁要求人们学习做一个“文明商人”，即不是“按亚洲方式”而是“按欧洲方式做买卖”(61)。这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要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来实现对旧文化根本改造的主张。
对在长期封建专制和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文化心理或传统习惯实行根本改造，这在本质上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所谓“革命”，并非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全部传统文化彻底“打倒”。文化建设的内容是革命性的，方式方法却应是平和的与渐进的。文化变迁特别是隐型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是不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方式获得的。“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人的事情”(62)；而对社会上与党内大大小小的“奥勃洛摩夫”们，也“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63)；列宁特别强调，“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64)。
列宁文化建设论述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实现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有效执政及其事业的胜利，重点则在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文化建设。从后来苏共执政情况及最终走向失败的结果考察，一些预言式的警示不幸成为事实。由此表明，列宁有关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重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与改造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深刻记取与学习。
注释：
①关于列宁“遗嘱”具体所指，存在两种不同提法：主流意见认为，包括列宁从1922年12月23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直至1923年3月初所口授的一切内容；但一些西方学者坚持所谓列宁“遗嘱”就是指《给代表大会的信》(参见[俄]尤·阿·布拉诺夫《被篡改的列宁遗嘱》引言部分，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法]莫西·莱文《列宁最后的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本文持第一种观点。
②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以下凡引自《列宁全集》，除特别注明外均见同一版本)，第404页。
③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42页注1。
④国内外有关“政治文化”的定义性解释，主要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2章“政治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⑤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⑥《列宁全集》第39卷，第100～101页。
⑦以上引文及阐述，参见《列宁全集》第59卷，第362～364页。
⑧《列宁全集》第29卷，第90页。
⑨⑩(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490、690页。
(1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章第1节“徭役经济的基本特点”，《列宁全集》第3卷。
(12)《列宁全集》第3卷，第283、502、530～531页；《列宁全集》第6卷，第194、319页。
(13)《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6页。“奥勃洛摩夫”是俄国著名作家伊·亚·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后来成为消极无为、庸碌懒惰、思想守旧的俄罗斯文化典型。
(14)金雁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6)《列宁全集》第43卷，第12～13页。
(17)[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8)《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6～427页。
(19)《列宁全集》第6卷，第194、415页。
(20)《列宁全集》第17卷，第34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291页。
(21)《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22)(24)(25)《列宁选集》第4卷，第784、680、702页。
(23)《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8页。
(26)(30)(31)(33)《列宁选集》第4卷，第784、100、101、756～757页。
(27)《列宁全集》第52卷，第270～271页。
(28)《列宁全集》第43卷，第12～13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29)[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2)1922年10月初，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成立苏联的决议。该决议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不是直接加入苏联；此条款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要求直接加入苏联。但是，以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他们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相当严厉的高压政策，奥尔忠尼启则甚至还动手打了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详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238页注。
(34)[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5)参见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
(36)(38)(39)(40) 《列宁选集》第4卷，第784、792、756、755、702～703、745、751页。
(37)杰尔席莫尔达是果戈理《钦差大臣》的沙俄警察形象，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
(41)《列宁选集》第3卷，第766页。
(42)《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5页。
(43)《列宁全集》第52卷，第300页。
(44)《列宁选集》第4卷，第679-680页。
(45)(48)《列宁全集》第43卷，第63、404页。
(46)参见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47)参见1920年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青年团的任务》、《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
(49)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
(50)参见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
(51)参见S.Welch：The Concep of Political Culture,St Martin' Press,New York,1993,p 31；[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06～107页。
(52)(53)(54)《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784、762～763页。
(55)(56)(58)(59)(61)(64)《列宁选集》第4卷，第763、765、770、788、770、784页。
(57)《列宁全集》第43卷，第26页。
(60)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
(62)《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
(63)《列宁全集》43卷，第12～13页。文中黑体字为原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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