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东方理论——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歌论文,东方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相继在国内有关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论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1]。当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拙文，属于上述系列论文之一。
一、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出发论述东方观点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上个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极为严峻和复杂，提出科学的、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党的实践，是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着眼于东方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着眼于东方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他的东方观点。这一理论大体有下述内容：
第一，高度评价苏共和苏联的事业，主张加强中国与苏联两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十月革命以后，苏共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12月，即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他在抵达莫斯科机场时的书面演说中指出，苏联政府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废除了沙俄时代对于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并且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对此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2] (P31)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他在有关文件中论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时指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益处。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 (P38)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在有关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并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3] (P314)“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3] (P318)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第二，充分肯定东方其他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主张加强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组成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美帝国主义者。1951年1月，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4] (P130)毛泽东一贯主张中国加强同印度之间的团结和友谊。1954年，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有过几次谈话。他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2] (P361)他还说，“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这有点像我们成都附近的情况。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2] (P370-371)1959年，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中再次提出，“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4] (P66)
第三，深刻认识东西方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历史的发展过程总会有一些转折点，如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也是一个转折点，即德国法西斯走向失败和苏联红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由此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3] (P321)接着，他以十个证据，论证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1)美英求助于苏联的力量打败法西斯。美国和英国为了求得苏联的帮助打击德国法西斯，忍痛将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划为红军的进攻区，使这一大片地区脱离了它们的体系。它们因为“吃不下日本”，又请苏联帮助，在许多问题上又做了忍痛让步。(2)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当1949年国民党遭到军事上的惨败时，美国不能也不敢出兵相助，坐视蒋介石逃到台湾，说明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3)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4)法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到失败。二战结束后，法国军队侵入越南。越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击，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将大半个越南划归越南民主共和国。(5)由于苏联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反对，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遭挫折。(6)美帝国主义企图进攻叙利亚，由于苏联的抵制，不得不放弃计划。(7)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而此时美国“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8)英国侵略者从亚洲、非洲许多国家退走。(9)荷兰侵略者从印尼退走。(10)法国侵略者从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退走，在阿尔及利亚陷入困境。在做上述论证之后，他再次提出：“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被抛到后面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3] (P327)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东方压倒西风的论断及思想，是着眼于政治力量对比而提出的结论。
二、从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实际出发论述东方观点
毛泽东一生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的是围绕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展开的。由于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具有东方国家的主要特点，可以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是围绕着东方的社会实际而展开的。他从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实际出发，阐述了东方观点。其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过程绝不是短暂的，它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许比西方国家要晚些。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作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我国革命的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5] (P115)1937年，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做两篇文章，民主革命是上篇，社会主义革命是下篇，只有做好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他还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5] (P276)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已经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前发展，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民主革命的过程不是短暂的，它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较长的过程。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时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绝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6] (P183)这里，毛泽东表达的思想，即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绝不是短暂过程的思想，体现出空前的务实性和哲理性。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艰难性和长期性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 (P390)
第二，东方国家搞建设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东方国家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搞建设时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科学成果。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1944年，他同外国某记者谈话谈及必须吸收中国的文化遗产时说：“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6] (P192)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更明确地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6] (P43)在他看来，对外国文化、科学、技术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同对此不加分析地一概加以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960年，他在会见东方某国客人时再次说：“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4] (P159)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十分科学的和难能可贵的。当时，东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帝国主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包围、孤立和封锁，力图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必然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自己并使自己尽快强大起来，另一方面必然要求抵制西方所有的对我们不利的东西。
第三，东方国家搞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新中国建立时，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所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认识这一点。1958年，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3] (P453)在讲话中，他回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国家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1921年春以后曾经提出发展商业，因为当时苏俄的经济陷入困境，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流近乎中断。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毛泽东要求省委、地委级干部认真地研究斯大林的书，掌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当时，党内有的人怕商品生产，主要的是怕发展了资本主义。毛泽东就此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3] (P439)他还说，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表示那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同斯大林有关的思想一样，存在着许多缺陷，如认为国家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商品交换主要地表现为国家与人民公社之间的交换等等。但他提出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是十分正确的，对于中国以及东方其他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1938年，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比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的情况。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候，基本条件是国内没有封建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没有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有的只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西方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并且以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鼓动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他说：“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7] (P542)他还举例说，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1924—1927年领导和推动了反对军阀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1927—1936年领导人民进行了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它又领导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由此出发，他郑重提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7] (P543)斯大林过去曾经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8]。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来说，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来说，还是对于抗日战争来说，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人民。“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7] (P544)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既是针对中国提出的，也是针对东方一些同中国国情大体一致的国家而提出的。1956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外宾提问，《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谈武装斗争，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而说的，还是指所有的国家？毛泽东回答说：“那不单是说中国问题，也包括外国。”[3] (P15)外宾再问，现在是不是还那样说，要不要修改？毛泽东回答：“现在也还是那样说。”[3] (P15)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外国，主要是东方那些同中国国情大体一致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它们还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第五，中国国情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此问题。他提出，中国国情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若干个近代式的工商业都市和停滞不前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的所谓中央军和各省军阀的杂牌军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脚走的路以及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红军的敌人是国民党及其军队。它的人数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武器和军事物质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同上一个特点形成尖锐的对比。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因为进行土地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威力，能够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造成很大的困难。他说：“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5] (P191)这里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点，红军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但是它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红军及其武装斗争需要长久地坚持下去。他的这个思想，正确地反映中国国情的特点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5] (P193)他认为，根据以上的思想和规律，在武装斗争中，进攻时要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要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要反对逃跑主义；既要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又要反对游击主义，既要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又要反对阵地战和承认运动战；既要反对击溃战和承认歼灭战，又要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和承认一个拳头主义；既要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和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又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对中国革命具有直接指导的意义，而且对东方类似于中国国情的一些国家进行革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六，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搞经济建设不能剥夺农民。在旧中国，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他们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具有革命的要求和愿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讲话中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6] (P305)他提出，作为共产党人，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了，但是不能忘记农民，如果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力量。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以后，仍有一个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国家不能剥夺农民，而应该通过商品生产来团结农民。他说：“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5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3] (P438)意思是说，国家必须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产品，这样的政策才能为农民所接受，才能起到团结农民的作用。
上述毛泽东的有些观点，是明确地针对东方问题而言的，如关于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关于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既针对中国也针对外国的观点。他的有些观点似乎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即使是针对中国而言的观点，也具有东方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国情和条件同东方许多国家类似。如同毛泽东1954年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2] (P362)这里所谓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包含东方国家共同的发展条件、共同的命运以及可能的共同道路。这说明，在毛泽东意识中，由于中国和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针对中国而阐发的理论观点，必然具有东方意义。
三、对毛泽东东方理论的评价
笔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1]。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东方理论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产生了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地域上看，东起朝鲜半岛，西到易北河，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5％。从人口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70％。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个国家相互支持，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说，这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期。毛泽东的东方理论，如关于加强中国和苏联两个东方国家团结的观点，关于加强中国和东方其他正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团结的观点，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关于东方国家搞建设要学习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关于搞经济建设不能损害农民利益的观点等，均产生于这个时期(尽管他的若干理论观点在此以前已经产生)，所以说他的东方理论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这个提法的含义在于，毛泽东的东方理论反映了当时东方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特点和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正确地把握了当时世界政治形势的主流。二战后不久，以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东方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力量的“冷战”，并且“冷战”不断升级。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讲话，号召所有讲英语的国家实现联盟，反对和制止“俄国人的侵略”。1947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深刻体现“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决定立即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扶持那里的反革命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同年6月，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主张美国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而使美国在经济上控制西欧国家并联合它们同东方社会主义势力展开较量。此计划马上付诸实施。1949年4月，以美国、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签署协议，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一个以反对和攻击东方社会主义势力为目的的军事组织。于“冷战”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展开了直接的战争。1950年6月，美国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军事攻击，并且美国海空军直接投入朝鲜战争，“掩护和支持”李承晚集团的军事行动。随后，美国纠集15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投入朝鲜战场。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帝国主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它除了在中国的东部边境朝鲜发动战争以外，还命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武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1954年，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发展武装部队，美国可以在台湾、澎湖以及周边地区部署陆、海、空军。同年，在美国的策动下，美国、英国和东南亚的若干国家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从而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77年该组织解散)。该条约表明，建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以共同的力量反对“共产党的侵略”。可见，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集团。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未能也不可能得逞。在当时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十分巩固，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日益强大。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帝国主义的“冷战”以及各种军事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结果是，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处处碰壁，它在国内的统治力和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点，提出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对当时世界政治形势主流的正确判断和说明。它有利于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增强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更有力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第二，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对各国共产党人的要求。面对帝国主义的“冷战”和各种挑衅，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团结，特别是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团结，协调行动，一致反帝。正是基于这一点，1957年11月，在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隆重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全世界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齐聚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在此期间，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举行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分别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提出，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与挑衅，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的最基本的保证。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加强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思想，提出了加强中国与正在革命斗争中的东方国家之间团结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世界政治形势对各国共产党人的要求。
第三，它探索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很快转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1946—1950年，苏联提前完成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苏联执行并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1953—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2％，粮食产量完全达到五年计划的指标，全国职工的工资平均增长36.8％，农民的收入平均增长24.3％。与此同时，东欧和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探索和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以利于实践的进展。所以，斯大林这一时期发表了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进一步探索。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深入总结和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代表作。正是在此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东方人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中，他提出了东方国家搞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提出了搞经济建设不能剥夺农民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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