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奴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屠各部人刘渊在并州起兵反晋（注：《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刘渊为南匈奴单于於扶罗之嫡裔。但《魏书·卫操传》载卫操《颂功德碑》称刘渊为屠各匈奴。当代不少学者都怀疑刘渊出自匈奴之别部屠各族。刘渊所以冒充南单于后裔，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和树立威信。详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397-403页。），建国号曰“汉”，先都离石，后迁都平阳，历刘渊、刘聪、刘粲三世，公元318年农历8月灭亡，共15年。
匈奴汉国建国之初，其部众不过5万（注：《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二旬之间，众已五万”。），而其倚重的核心力量，乃是并州南匈奴五部之众，不过2万余落（注：《资治通鉴》卷85惠帝永兴元年八月条记刘宣语：“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史文虽没有明确指出是二万落呢，还是二万人？然揣摩前后语气，当指二万落为是。）。如果仅凭借这部分民众，欲使政权巩固，当然不可能。所以，刘渊建国之初，摆在他面前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广泛团结南匈奴五部以外的广大各民族群众，使他们参加到汉国政权中来。换言之，汉国的民族政策如何制定，乃是刘渊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刘渊的民族政策简而言之，有三个层面：倚重南匈奴五部之众，作为核心力量；团结其他胡族，作为准核心力量；同时广泛吸引和团结晋人（汉族），争取他们支持汉国政权。为了吸引和团结晋人支持汉国政权，刘渊力排众议，定国号为“汉”，以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祖先，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以怀人望（注：《太平御览》卷119引《前赵录》：刘渊“元熙元年(304)，迁于左国城。晋人东附者数万。”“晋人”一词，《资治通鉴》作“胡、晋”，意思相近，《晋书·刘元海载记》作“远人”，误，当依《前赵录》。可见刘渊起兵之初，其民族政策尚能得到数万晋人的拥护。）。这是人们熟知的史事，详《晋书·刘元海载记》，兹不赘述。为了以南匈奴五部为核心，团结其他胡族力量，310年刘渊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任儿子刘聪为大单于。单于台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用部落军事制的方式来管理六夷。所谓“六夷”，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巴蛮（注：《资治通鉴》卷89愍帝建兴二年胡注：“六夷，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桓，非巴蛮也。”）。其首长是大单于，副长官是单于左、右辅。其下设都尉，万落置一都尉，共管理六夷20万落。同时建立左、右司隶，管理汉人，每万户设一内史，共统治汉族43万户。地方行政建制，以“万落”、“万户”为单位，这明显带有胡族文化色彩。匈奴刘氏始创此制，后赵羯石氏沿用之。周一良说：“刘氏倡此制，石氏因之。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此刘氏、石氏之所以成功也”（注：周一良：《乞活考》，《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27页。）。这一制度后来多被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继承，形成当时政治之特点，即“胡汉分治”。这也是人们熟知的史事，兹不赘述。
引起笔者兴趣的是匈奴汉国中的氐、羌族（特别是氐族），他们在汉国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呢？这个问题似乎前人还未做过专门的研究。换句话说，本文的视角从五胡内部切入，着重考察汉国内部的匈奴与其他胡族之民族关系，这正是前人研究所忽略的问题。
匈奴汉国单于台统辖下的“六夷”，未可等量齐观。南匈奴五部之众，约2万落，每落以5人计算（注：落：少数民族户口单位。《新唐书·常山王承乾传》：李承乾喜好突厥风俗，“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匈奴亦当如此。），共约10万人。毫无疑问，这是汉国倚重的主要力量。当时的鲜卑族，主要分布于以下区域：拓跋鲜卑在并州北部，此部从来与匈奴汉国为敌，当然不在其统辖之下；东部鲜卑（包括慕容部、段部等等）在辽西、辽东，与汉国无涉；陇西鲜卑居陇右地区，也与汉国无涉；惟有今陕北的鲜卑诸部与匈奴汉国有关。史载，公元308年7月，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降于刘渊，但日后未见其部有所活动。又有白部鲜卑，名义上附于汉国，但并不受其统治。并州的羯人，后多投靠河北的石勒。所以，汉国内的鲜卑和羯这两部分人，虽然不能说没有，但人数寥寥无几，可以不论。至于巴蛮，此族源出于巴郡。汉、魏时多有北徙者，居于关陇地区，亦有部分民众徙居并州（注：《资治通鉴》卷90元帝太兴元年胡注：“魏武平汉中，迁巴氐于关中，其后种类滋蔓，河东、平阳皆有之。”），但人数不多，也可暂时不论。汉国中的氐、羌两族，根据史载，人数众多，竟达十余万落（注：《晋书·刘聪载记》：刘聪杀北部王刘乂，“氐羌叛者十余万落”。），占单于台所统“六夷”的二分之一，远远多于南匈奴五部之众。所以，汉国倚重的主要力量，除了匈奴之外，便是氐、羌，当无疑问。而氐、羌之中，又特别倚重氐族。刘渊起兵不久，氐族酋帅单徵降于刘渊（注：《晋书·刘元海载记》作“氐酋大单于徵”。《资治通鉴》卷86怀帝永嘉二年七月条作“氐酋单徵”。《通鉴考异》：“《载记》作‘氐酋大单于徵’。按当时戎狄酋长，皆谓之‘大’。徵，即光文单后之父。‘于’，衍字也。”是。），刘渊署其官爵。
310年春正月，刘渊做出一项决定，《刘元海载记》：“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皇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单皇后即氐酋单徵之女，刘乂是她的儿子。刘渊娶单徵之女为妻，无疑是一种政治行为，目的是为了笼络氐族豪酋。但立单氏为皇后，却是非常之举。因为半年以后，刘渊去世。所以，刘渊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自己身后的政治安排。刘和是刘渊前妻呼延皇后之子，为嫡子，是血统纯粹的匈奴贵族。立刘和为皇太子，继承帝位，不仅意味着屠各刘氏在汉国的最高领导地位不可动摇，也意味着匈奴族是辅佐王室的第一依靠力量。刘渊立单氏为皇后，则意味着自己百年之后，一半匈奴血统、一半氐族血统的刘乂，将以嫡子的身分出现在汉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不仅是匈奴与氐族政治联盟的象征，也意味着氐族乃是仅次于匈奴的第二辅佐力量。刘渊的这一政治决定，奠定了汉国日后的政治格局，含义可谓深远。
但刘渊死后，尸骨未寒，汉国便发生了一场政变。新即位的刘和，被刘渊第四子刘聪所杀，刘聪登上了帝位。这一政变，打乱了刘渊生前的政治安排。如果不发生政变，刘和继续做皇帝，刘乂是不可能觊觎皇位的；倘若刘和逝世，皇位自然应该由刘和的儿子继承，无论从名分或血统上讲，刘乂也无法与之竞争，这就保证了匈奴汉国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屠各刘氏手中。然而政变之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刘聪虽然战功卓著，但他是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并不高。他的母亲张夫人，不过是刘渊的侧室（注：《资治通鉴》卷86怀帝永嘉六年三月胡注：“张氏，渊之侧室。生聪。”）。刘聪以庶子的身分即位，可谓名不正言不顺。而刘乂则是单皇后之子，为嫡子，刘和被杀后，按理应该是他继承皇位。这样一来，匈奴汉国的最高领导权便有可能转移到一半匈奴血统、一半氐族血统的刘乂手中，接着而来的政治权力再分配，也有可能是氐族与匈奴平分秋色，这当然是掌权的匈权贵族绝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出现了。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呢？最初，刘聪不敢马上即位，而是做出姿态，让位于刘乂。《晋书·刘聪载记》：“聪初让其弟北海王乂，乂与公卿泣涕固请，聪久而许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平，祸难尚殷，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祗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复子明辟。’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虽然刘聪终于登上皇位，但这是有条件的：第一，他公开做出承诺，今后将皇位让给刘乂；第二，这个承诺有制度的保障。史载，刘聪即位，以刘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所谓“皇太弟”，相当于储君太子。而“大单于”，如上所述，是统领“六夷”的首长，手握重兵，权力极大。总之，“皇太弟”和“大单于”由刘乂一身兼之，就从名义和制度上保证了刘乂今后的政治前途。由此可见，刘聪的做法并未化解这一危机，只不过将它推迟了。
除了政治权力之争，匈奴与氐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造成了双方的隔阂和矛盾。《刘聪载记》：“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单即乂之母也，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后知其故，乂之宠因此渐衰。”刘聪烝单氏，即匈奴“报后母”婚俗之体现，不足为怪。但史籍却未见氐族有此类记载，蒋福亚说：可以肯定氐族没有此类婚俗（注：参见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9页。）。婚俗不同，又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以上诸事，不仅关系刘乂与单后个人之命运，更影响到匈奴刘氏与氐族之关系，由此造成氏酋的疑虑和不满：刘和被杀，继立者本应是嫡子刘乂，但刘聪却以庶子身分越次继位，此其一；刘聪烝后母，造成单后之死，此其二；刘乂失宠，此其三。《太平御览》卷121引《前秦录》叙略阳临渭氐酋苻洪，“刘聪遣使拜平远将军，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群氐推为首。”刘渊起兵，单徵降之；刘聪招抚，苻洪拒之：其中微妙的政治利害关系，值得玩味。《资治通鉴》卷97怀帝永嘉四年正记此事于刘聪越次登位之后，可谓有识。
刘聪的皇后呼延氏劝他除掉刘乂，刘聪说：“然，吾当徐思之。”这表明刘聪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必须耐心等待。311年6月，汉国军队攻陷西晋首都洛阳，俘虏晋怀帝。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刘聪的威望大大提高，政治地位愈发巩固，具备了向刘狭义狭乂发起挑战的实力。其间的政治斗争，俱见《晋书·刘聪载记》，此不细述。最重要的一次是314年正月，刘聪以其子刘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1月，又命刘粲任大单于（注：《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汉主聪以晋王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大单于原为皇太弟刘乂所领，刘聪剥夺了他的职务，改授刘粲，形势变得对刘乂非常不利。
316年11月，汉国军队攻陷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刘聪在位期间，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俘虏晋怀帝和晋愍帝，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威望也达到了顶峰。现在，他可以腾出手来，最终解决自己的政敌刘乂了。
317年4月，酝酿已久的政治图谋终于实施。《刘聪载记》：
刘粲使王平谓刘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注：按《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建武元年作“衷甲”。胡注：“甲在衣中为衷甲。”衷甲，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楚人衷甲”。《资治通鉴》是。）。粲驰遣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围东宫。粲遣沈、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聪谓沈等言曰：“而今而后，吾知卿等忠于朕也。当念为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废乂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
氐羌酋长十余人，与刘乂有何关系而遭逮捕？《资治通鉴》卷90元帝建武元年四月胡注：“乂为大单于，氐羌酋长属焉，故皆服事东宫。”氐羌酋长遭到逮捕酷刑，屈打成招；又坑士众15000余人，多是刘乂所统精兵（注：据史载，刘乂掌握的精兵在2万人左右。《晋书·刘聪载记》：太弟太师卢志曾替刘乂谋划政变，但刘乂不从。卢志说：“四卫精兵不减五千”，“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四卫”，《资治通鉴》卷89愍帝建兴三年胡注：“谓东宫左、右、前、后四卫率所统兵也。”），故氐羌叛者十余万落。
刘聪处心积虑，用了8年时间，终于消灭了自己的异母弟刘乂，除去了他在政治上的一个隐患。刘乂被杀，胜利者自然是刘聪。但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刘聪却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他摧毁了其父刘渊苦心积虑建造的政治格局。刘乂被杀，氐羌叛者十余万落，宣告了匈奴与氐羌政治联盟的彻底破灭，氐羌从第二辅佐力量沦为被镇压的对象，这标志着匈奴汉国民族政策的彻底失败。
如前所述，刘渊的民族政策有三个层面：倚重南匈奴五部之众，作为核心力量；团结其他胡族，作为准核心力量；同时广泛吸引和团结广大晋人支持汉国政权。刘聪统治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吸引和团结晋人的政策遭到失败。《刘聪载记》：316年，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投奔石勒。317年，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晋将赵固三万余骑。匈奴贵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导致刘乂被杀，伤害了氐、羌（特别是氐族）的利益，最终失去了氐、羌的支持。匈奴汉国既失去了晋人的支持，又失去了氐羌的支持，只剩下了南匈奴五部之众，孤掌难鸣，不亡何待？
318年7月，刘聪死，其子刘粲继位。8月，汉国发生内乱，靳准杀刘粲，发掘刘渊、刘聪之墓，焚烧其宗庙，匈奴汉国灭亡了。刘渊的族子刘曜消灭靳准，迁都于长安，建立“前赵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变中，石勒乘机进攻靳准于平阳，“巴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注：《资治通鉴》卷90元帝太兴元年十月条。），这充分说明了刘渊制定的团结其他胡族作为准核心力量的政策彻底破产。
史家历来多以为，汉国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刘聪本人和匈奴贵族的荒淫腐化，政治黑暗，战争频繁，阶级矛盾激化等等，这自然是对的。而民族矛盾的激化，也是其中重要原因。分析民族矛盾时，以前史家往往多谈胡汉之间的矛盾，即五胡与晋人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五胡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没有深入分析汉国内部匈奴族与氐、羌族的矛盾，没有分析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汉国政治造成的重大影响，因此是不够全面的。笔者以为，在匈奴汉国的政治斗争中，匈奴族与氐羌族失和，二者政治联盟宣告破灭，这是匈奴汉国内部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匈奴汉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推而广之，十六国时期在中原立国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如何妥善处理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政权是难以巩固的。这也正是十六国史研究中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