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及其道德教育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难题论文,理念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遭遇的基本课题。教育是受全球化冲击最直接和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教育首先必须探索的课题是：在教育哲学尤其是道德教育哲学的层面，应对全球化的合理价值理念应当是什么？
也许，作为哲学理念，这一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难言真正解决。可以尝试着从另一个纬度寻求突破。这一纬度就是：“全球化”的冲击，可能并且已经在人们的价值理念尤其是伦理精神的价值理念中导致哪些教育难题？为了合理地解决这些难题，应当确立怎样的价值理念？
一、以何种价值导向应对“全球化”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教育的价值导向面临的首要课题是：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
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性辩证互动的文化立场，代表着对全球化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批判的积极成果。这一立场的基本内核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坚持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多元性。全球化既是一个浪潮，同时又是一股思潮。浪潮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自然过程，思潮则体现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的文化企图和价值故意。面对“浪潮”和“思潮”的纠结，面对“自然过程”和文化企图的双重本质，应对全球化的基本智慧，是在事实与价值的双重纬度上寻求全球化与多元性的辩证互动，从“实然”的事实判断深入到“应然”的价值追求。不难发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文化多元性，不仅代表一种理性，一种价值，还代表一种信念。在全球化的冲击面前，人类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如果不这样，世界文明将会由此导向毁灭。
笔者认为：坚持全球化与多元性的辩证互动，坚持和发展文化多元性，是人类必须确立的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文化立场。
中国的道德教育如何坚持这一文化立场？理论前提是确立全球化背景下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的价值理念。
全球化使世纪之交的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逻辑地存在两种基本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即所谓“普世伦理”或“普遍伦理”；相对价值观，即所谓“特殊伦理”或“地域伦理”。普世主义的价值观与全球化浪潮直接合拍，甚至可以说本身就是全球化思潮的一部分，是全球化冲击下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的新思潮，我们必须对其深刻反思。
“普世伦理”能否作为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合理的价值理念和价值选择？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应当肯定，“普世伦理”作为对全球化浪潮的学术回应，作为寻求各种文明形态的伦理精神之间相互沟通对话的共通语言和共通价值的努力，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面对全球化浪潮，“普世伦理”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如果作为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特别是作为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普世伦理”就不仅不合理，事实上也不现实。
在理论上，“普世伦理”的主张有许多问题难以逾越，即使勉强得到“辩证”，“普世伦理”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彻底的落实。“普世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当严格限定于伦理的范围中时，“普世伦理”的追求是神圣的，也有一定可能，然而一旦将伦理学家们所概括或提倡的所谓“普世伦理”，与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相联系，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它就变得十分虚幻。全球化不能消解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和文化差异，脱离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和伦理传统寻求所谓“普世伦理”，高则高，圣则圣，然而却没有现实性，因为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太缺乏约束力，反而会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弱势国家的自慰剂和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出售的精神鸦片。
所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只以所谓“普世伦理”为价值理念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现实后果，其情形多少有点类似于童话或神话。在童话或神话中，人与猛兽之间的亲和关系富有美感和感染力，然而，一旦儿童将此付诸实践，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与其向学生讲述天真的童话，不如引导学生重温“农妇和蛇”的寓言。当然，进入21世纪，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普世品质，但是，在全球性的道德共识没有形成之前，执着培养学生所谓“普世伦理”品质，只能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基于对全球化的理性反思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民族所处的特殊文明情境，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的价值理念，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德教育的价值导向，不是普世价值观，也不是相对价值观，而应当是生态价值观。
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悟。只要对这一觉悟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辩证把握，就会发现，生态觉悟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觉悟，而且是整个人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觉悟；生态觉悟不仅是技术文明的觉悟，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将生态觉悟、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作方法论的提升，就可以逻辑与历史地演绎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就是生态价值观，生态方法论。
所谓生态价值观，概要地说，就是伦理内在精神生态，以及在伦理与经济、社会、文化的生态关系中理解、建构、确证、把握伦理价值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生态价值观以“生态”为伦理及其价值的存在本质，认为，不仅伦理价值，而且伦理、伦理精神，本质上都是生态的存在；生态价值观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的价值观，它把伦理生态的合理性，即由伦理参与并有效发挥其文化功能所形成的伦理—文化生态、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明的整体生态的合理性，作为伦理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和合理性标准；生态价值观是互动的、批判的价值观，它在伦理与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和确证伦理价值，认为伦理的价值合理性存在于伦理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健康互动及其所形成的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之中；生态价值观是在文明冲突中追求合理性的价值观，它强调伦理价值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由此突显民族性，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和肯定普适性，追究伦理精神的普遍的文明内涵和文明本质。民族性、多样性、民主性、批判性，是生态价值观所内在的价值合理性的四大品性。据此，文化冲突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就是合理的价值生态的建构。（注：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1,(1).樊浩.价值冲突中伦理建构的生态观[J].哲学研究，1999,(12).）
也许，至今还难以有足够的根据确证生态价值观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最合理、最现实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价值观可以更有力地回答和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诸多难题，也能够更有解释力地扬弃内在于普世价值观和相对价值观中的诸多理论局限，相对来说，它是现代中国伦理和现代中国道德教育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比较合理和比较现实的价值观。
根据全球化提出的文明难题和可能出现的文明陷阱，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道德教育的合理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在理论上必须完成三大课题或应对三大挑战：在文明观和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标准方面，消解价值霸权；在诸文明形态和诸伦理精神形态的关系方面，抵御文化帝国主义；在坚持民族伦理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合理性的策略理念方面，扬弃文化相对主义。
二、文明观的教育课题：消解价值霸权
在文明观方面，中国道德教育应对全球化的课题是：消解价值霸权。
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在最广阔的范围内以最直观的形式凸显，它使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成为各民族特别是那些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生存攸关的课题。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推动，在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中都可能存在一种现实的价值偏向：将本来在文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国家发展中处于优先地位的经济，在文明理念和价值体系中不恰当地夸大，成为价值霸权，所谓“经济的价值霸权”。
纵观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经济的价值霸权曾经造成严重后果，后现代思潮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价值霸权的消解。在伦理和经济的关系方面，价值霸权集中表现为伦理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它将“经济决定伦理”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机械地移植到价值观中，在单一的经济标准下使伦理沦为经济的附属和附庸。在文明观和价值观方面，价值霸权否认经济与伦理在价值上的平等的和互动关系，以经济价值为价值体系和文明体系的核心，甚至以经济价值消解和取代伦理价值。消解价值霸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更是现代中国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
价值霸权对现代中国的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突出表现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以及由知识与德性分离而造成的人格的畸形发展，直至导致人文精神尤其是伦理精神的失落。价值霸权不消解，这些问题就难以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得到真正解决。
消解价值霸权，必须确立以社会文明的整体合理性和有机合理性为内核的文明理念。为此，必须以生态价值观超越某些潜隐着价值霸权的现代性的文明价值观，特别是那些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和权威的文明价值观。现代中国伦理和道德教育哲学应当完成两大课题：一是超越韦伯主义的文明模式和伦理价值观；二是超越从哲学本体论中演绎出的关于伦理与经济关系的价值观。克服韦伯主义和本体论主义，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伦理发展和道德教育消解价值霸权必须实现的自我超越。
生态价值观是有机的和整体的价值观。有机的和整体的价值观既是对以经济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和价值霸权的超越，也是对韦伯主义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模式的超越。韦伯以“新教资本主义”的著名命题，揭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秘密，说明现代西方文明的合理性，其重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向经济主义泛滥的西方社会，有力地论证了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揭示了一种新的文明发展理念和文明发展模式。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韦伯所竭力向人们展示的乃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准确地说，是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价值观方面，虽然它由功利主义的经济本位向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本位作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拓展，然而这种关系本位的实质仍然是以经济为绝对价值，以经济为伦理的价值合理性标准，它所追求的根本目标，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合理性，其理论中深藏着，还是经济的价值霸权，是发展了的更高形态的经济价值霸权。正因为如此，在韦伯主义挺进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西方，霸权主义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由经济霸权走向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应该说，这才是韦伯主义、韦伯命题的本质。
生态价值观是平等的和民主的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拒绝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价值霸权，就像现代生态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平等与民主是生态价值观的文化品质。生态价值观将关于经济—伦理关系的形上思辨与经济—伦理关系的价值合理性相区分。经济价值霸权的方法论根源之一，就是将哲学思辨中关于经济第一性，伦理第二性的本体论追究，简单移植到价值观中，由经济决定论的具有真理性的哲学理念，不恰当地演绎为经济霸权的价值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经济和伦理之间确实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然而在价值体系中，经济和伦理应当具有平等的文明价值。生态价值观的平等原则和民主原则，要求超越文明价值观方面的本体论模式和本体论错位，在文明因子平等关系中追求价值生态的合理性。
生态价值观是互动的和批判的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所追求的生态合理性，通过各生态因子的辩证互动实现。在经济和伦理的关系方面，生态价值观执着这样的信念：作为价值生态的基本因子，无论经济还是伦理都不具有先验的价值合理性，经济的基本价值合理性受伦理引导并由伦理赋予，伦理的价值合理性以经济为基础并由经济确证。正像马歇尔、韦伯、贝尔、阿马蒂亚·森等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的那样，人的行为有两种动力，即经济冲动力与道德冲动力，（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前者被称之为最强的动力，后者被称之为最好的动力。人的行为及其由此所导致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的合理性，取决于这两种冲动力之间的合理互动，不是经济，也不是伦理，而是经济和伦理辩证互动所形成的合力以及这种合力的状况，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形成社会文明的基本合理性。因此，生态价值观消解经济与伦理抽象分析，消解道德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要求在互动的和批判的意义上实现伦理精神和经济发展的价值合理性。
三、文明心态的教育课题：抵御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化在文明心态方面所导致的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是：文化帝国主义。
在世纪之交的世界文明体系和民族关系中，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具有逻辑可能，而且已经是一个应当特别正视的文化现实。事实上，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新的霸权主义形态。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后，美国奉行得最成功、最深刻的不是经济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而是文化帝国主义。可见，文化帝国主义已经不是理念，而是事实，是伴随全球化浪潮而生成并得到膨胀的新形态的世界霸权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价值霸权在诸文明形态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形成的文明心态中的演绎。从逻辑上考察，文化帝国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存在，必须具备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条件。外因是一些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价值故意，内因是另一些国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观认同。当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在文明体系和文明观、价值观中将经济或科技的价值地位推向极致乃至取得价值霸权地位时，它对在经济、科技方面处于发达地位的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甚至趋同就难以避免了。因此，文明观和价值观方面价值霸权的存在，是文化帝国主义滋生蔓延的内因和主观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帝国主义的蔓延也与道德教育的偏失有关。价值霸权不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就难以得到真正的和有力的抵御。
“普世伦理”的理念能否有效地抵御文化帝国主义？至少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因为，无论普遍理性、公共理性，或自由、平等和宽容的文化态度如何在理念中被提倡，一个事实总是更有现实可能：每一种文化都试图将自己的基本伦理价值和伦理原理说成是普遍的和共通的，最后究竟那些价值和原理被推崇为普遍的，最有力的根据可能还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状况，准确地说是经济的、科技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的强权。人们有理由担心，发达国家可能会借助经济、科技和政治的力量，通过将自己的基本伦理价值上升为“普世伦理”，强制性地在全球推行。现代西方国家所强力推销的所谓人权价值观就是如此。那些已经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全球性的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等，显而易见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事实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具体内涵，往往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会变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生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在不同文明形态和伦理形态之间关系方面的分歧在于，生态价值观认为，各种文明形态的伦理精神之间的沟通、比较、对话，不是对某些伦理普遍性或普遍的伦理价值观念如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的抽象和演绎，而是伦理精神的生态理解、生态对话。有理由相信，生态价值观可以更有解释力地抵御文化帝国主义。
为了抵御文化帝国主义，21世纪的中国伦理应当确立两个基本信念，21世纪的中国道德教育应当培养两种基本品质：“生态对话”，“生态理解”。
生态价值观坚持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它认为，每一种文明、诸文明形态和伦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生态关系，离开特定的生态，任何一个因子，即便是这个生态中被认为是最合理的因子，都难以获得现实的合理性。因此，文明形态和伦理精神形态之间的比较，应当是生态有机体之间的比较，而不应当是个别价值因子之间的比较。文明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的价值合理性标准，不是抽象的经济发展或科技进步，而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程度，它取决于生态有机体内部各价值因子之间合理互动的状况，取决于与诞生它的那个民族的发展相适应的状况。各种文明形态和伦理精神形态之间的沟通，不仅应当是平等的对话，而且应当是生态的对话，是有机生态之间的对话。“生态对话”的真谛是生命对话，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伦理生命之间的价值对话。只要承认诸民族的文化生命是平等的，就应当承认这些民族伦理精神之间的对话的平等性。显然，在生态对话中，文化帝国主义没有存在基础，因为生态对话在起点和终点上都是对平等、民主、宽容为特质的多元性立场的贯彻。
生态对话的文明品质是“文化理解”，（注：樊浩.“文化理解”与价值冲突[J].学海，2001,(1).）准确地说，是“生态理解”。“文化理解”不同于“文化了解”和“文化解释”。现代解释学认为，历史文本和作品文本的真义必须通过“理解”而不是“解释”获得。“理解”把握“意义”而不是“含义”，因而比“解释”更深刻。伦理精神之间的生态对话是“文化理解”的“意义”对话。“文化理解”是整体的生态把握，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文化生命的沟通和平等对话。一般说来，“文化理解”必然是生态理解，但以生态价值观为形上基础的“生态理解”更凸显文化理解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生态理解”是“文化理解”的理念与生态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在价值品质方面，“生态理解”理论上既消解在经济上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中所存在的“强势文化心态”（杜维明语），这种“强势文化心态”导致对发达国家的非理智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趋同，导致传统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也消解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
四、文明认同的教育课题：扬弃文化相对主义
在全球化冲击下，文化相对主义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扬弃文化相对主义，是现代道德教育在文明认同方面面临的课题。
基于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作为霸权主义的反动，可以对全球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矫枉，在反对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和积极意义。但应当承认，文化相对主义在理念和思想武器方面，总体上是防御性和“不合时宜”（阿尔都塞语）的，它既不能真正有效地扼制价值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也难以在全球化浪潮中主动、积极地推动本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发展。
“伦理精神的生态发展”，可以作为中国伦理和中国道德教育应对全球化的比较合理的文明理念。生态存在、生态合理性、生态对话的理念，已经从逻辑上演绎出生态发展的概念。生态发展的基本内核是：以有机的文化生命形态，平等的文化心态，开放的文化胸怀，不断积极地融摄其他文明形态的伦理精神的合理因子，将其消化为本民族伦理精神的生命养分，改善和提升中国伦理的价值生态，在与其他伦理精神形态的共生互动中实现中国伦理，也实现世界伦理的合理的和生态的发展。生态发展是伦理精神有机生态的生命发展，是整体的和互动的发展，它所形成的世界伦理的发展景象，是多样性伦理精神的和平发展，而不是被动或主动地趋于某种“普遍”的生存竞争式的发展。生态发展的前途，不是归于某些基于经济、政治的利益驱动和价值趋同而达致的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在保持和回归伦理精神的多样性，归于具体的和合理的生命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的过程中，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道德教育中，“生态发展”的理念通过一个辩证结构和辩证过程扬弃文化相对主义。(1)在“生态”的意义上坚持和发展伦理精神的民族特色；(2)以“生态”的理念和模式推动伦理精神的发展和个体品质的建设；(3)在生态发展中扬弃相对主义，积淀和积累人类伦理精神的普遍性。
“生态发展”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传统。解决这一难题在道德教育方面需要作出的理论突破，我认为不在于所谓传统理性，而在于对待传统的价值态度和文化情感，确切地说，是培养对待传统的合理的价值态度和文化情感。
经过20世纪长达百年之久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应该说中国人、中国学术界对自己的传统理性的清算是漫长而充分的，但结果似乎总难以达到预期目的，20世纪三次文化热中的反传统思潮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进入新世纪，有必要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思路提出质疑。可能需要换个视角，从非理性的角度，具体地说，从关于传统的信念和对待传统的态度方面进行突破。理论突破所要扬弃的对象，一是固守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二是极端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逻辑很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一面理论旗帜；而对于传统的过分抽象的理性追究，则是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任何传统，只要成为真正的传统，就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因为是历史的，所以很难对它进行完全准确的“文本”“解释”，只能进行意义“理解”。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许多民族对自己的传统尤其是源头性的传统，并不采取一味的理性的态度和方法，而是在相当意义上虚拟出一个美好的源头性的传统。传统，尤其是源头性的传统，因其不可“解释”，首先应该是人们认同的对象，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理性反思的对象，对于它们，包括对日后一些产生过深远而复杂影响的传统，合理的态度应当是“理解”，甚至是“同情”、“敬意”的理解。
中国传统伦理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就在于它的生态发展。追源溯流，中国传统伦理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乃至可以说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的潜质。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景象，是各种形态的伦理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互动发展，当时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因为儒家伦理与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家—国一体背景下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课题，并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所以在汉武帝时期才被定为一尊。汉以后，儒家伦理“一尊”地位之所以被保持，基本原因是它在开放中不断推动自己的生态发展。魏晋时期，儒、道合一，形成玄学伦理。隋唐以后，又吸收佛学，将儒家伦理与佛家伦理结合。至韩愈的“道统说”，李翱的“复性论”，儒学正统地位回归，到宋明理学，形成儒、道、佛三位一体，以儒为主干的有机的伦理精神结构。可以说，中国传统伦理最成功的方面，就在于它的生态建构和生态发展。在生态发展中，它获得了活力，也获得了普遍性。难题在于，这样一个高度成熟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结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革命性地实现自己的生态转换和生态发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所谓世界主义或普世主义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这一幻想很可能将我们引进一个文明的圈套。可以借鉴的思路，就是从古老的伦理智慧中吸取养料，实现中国伦理精神的世纪性的生态转换和生态发展，在生态转换和生态发展中，扬弃文化相对主义，也扬弃抽象的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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