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建构对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意义
施 丹，温 波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利用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同样十分重要。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应处理好时代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要妥善处理中外文化的冲突，寻找两者的共生点，树立文化自信；要加强网络环境的管理，依托互联网增强文化创新的活力；要提高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创新性，更加关注党性和人民性。
关键词 ：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凝聚力；引领力；文化自信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发表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重要论述，其中包括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不竭的精神力量。在所有的重要论述中，习近平又着重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因为意识形态决定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进程。那么，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意识形态，构建意识形态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有何意义，是本文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第二，马克思最基本的理论之一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同样适用于死刑制度的废除。在社会意识当中囊括了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包括需要和利益两个层面。就需要而言，包括民众的安全需求与公正需求；就利益而言，利益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主客观条件的概括。当死刑制度废除时，也会深层次改变民众的观念。民众反对死刑制度的废除，无非是畏惧自己的安全需求与公正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自己的利益无法得以实现。当死刑制度的废除能够满足需求和利益的条件时，民众的观念自然也就发生了改变，这就需要在制度上采取更加合理有效的措施，比如建立社会安全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等。
一、意识形态的建构
虽然我们在一般意义上都认为意识形态在哲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中，但实际上意识形态的概念是随着近代哲学的发展才有了雏形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他的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只能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1]。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特拉西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旨在研究认识的起源和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中最为基本的问题的一种“观念哲学”。在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学说之后，却被拿破仑赋予了贬义的色彩，在当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意识形态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运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这一现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一味地持否定态度或者片面地将意识形态划归政治范畴，也反映了当时这些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概念的认识是存在很大的缺陷的。到了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这部著作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叙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理论著作，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并使之成为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带领我们拨开了意识形态谜团的阴云，使它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类面前。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困境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2]，的确，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建设。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如何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构建更稳固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厘清目前我国意识形态构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来自各国的新鲜的文化血液涌入我国，必定会给我国人民带来思想上的冲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民最重要的情感是家国天下的情怀，存在于我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标准和准则，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以他人、国家和社会为中心的。西方的传统文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之一。从客观上讲，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思想有其存在的优势，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鼓励他有自己的思想，对个人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具有更强的个性、自主意识以及创造力。但是也不能片面地看到它的优势，姑且不说我们自己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肯定是有其合理性的，这样一种新的外来思想也是有其弊端的，它包含的一些消极因素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潜入我们内心，这外在地表现为现在的年轻人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比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思想。这些消极的思想观念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破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更要去权衡的是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并将两者的优点用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正道上来，而不是过快地对新鲜事物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或是因此而全盘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
为了避免伪回归，建立VAR和面板数据模型前，需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17］。本文采用相同单位根假设的LLC方法和不同单位根假设下的IPS、ADF-Fisher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3种检验都通过，则认为数据是平稳的。在Eviews8.0的辅助下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平稳性判定如表2所示。表2的结果显示，4个变量的检验结果的P值都小于0.1，都通过了3种单位根检验，故4个变量序列都为平稳序列，且均为 I（0）序列。
3. 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在我国是被大多数人认可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非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因为利益目标的不一样而反映在思想上的一种形态。从客观上讲，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不都是错的，它具有多面性。如普世价值观，它是一种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一种事关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政治主张[3]。宣扬“普世价值”的根本用意在于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是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对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不应该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一方面，它确实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才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有机性得到增强，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
4. 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国目前在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中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重理论而轻实践，这就势必导致在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会面临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而且，在宣传普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上有时候也显得太过生硬死板，不够贴近群众。“脱节”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意识形态的构建之路才能扎实地往前推进。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和人民性。坚持党性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不动摇，坚持人民性就是指切实把人民的利益诉求放在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位置，以人民为宣传工作的导向，努力克服与人民群众“脱节”的问题。
(二)如何走出当前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境
1. 树立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和骄傲，它是我们民族发展下去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在当今社会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坚定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推进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 加强网络环境的治理和净化。网络环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包括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所以要将网络环境安全管制纳入国防安全范围。另外，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网络环境的整治不仅要靠政府制定法律，执法人员严格地执行法律，也要靠广大网民提高自身素质。要提高广大群众对网络上意识形态论争的辨识能力，做到心中有杆秤，根据实际情况和舆论环境做出正确的反应；要加强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共筑思想基础，传播正能量的中国特色的文化；要加快培养网络技术型人才，为我国的网络安全防范领域输入高端的技术型人员，这是事关国家发展安全的长远之计。
1.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文化的属性是多样化的，从其外在的多样化的物质载体如教育文化、市场文化、政治文化、历史文化等就可以看出，文化涉及的领域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属性是十分丰富的，意识形态性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它的地位应该是指导性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指导、规定着其他属性，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去认识文化的这一属性，片面地只看到或只承认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而否认文化的其他属性，就会造成文化建设上的巨大障碍。如果忽视或者轻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也会造成文化建设的失序。所以要保证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既不能盲目片面的夸大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也不能忽视轻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众所周知，在大石油公司检查中，如果二副驾驶台航行安全工作出现问题，基本上是高风险的项目，想通过检查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因而怎样监控好驾驶台工作，对船长来说显得非常有必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进行监控，不是简单的对二副说说要好好把工作干好，首先船长也必须与时俱进，努力学习新版体系，VIQ等等业务知识，要非常熟悉二副业务，只有这样才能对二副的驾驶台工作起到真正的监控。
(三)增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创新性
上文在阐述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时，已经充分表明了它的动态有机性。所以我们在做宣传普及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它的这一特点，作出一些形式上的改变，如结合当下一些主流的、新鲜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更富有表现力的舞台形式等。“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2]就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上的改变与创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这个意识形态体系从高高的不可触摸的神坛上走下来，转化成大众熟悉的亲切的话语形式，更深刻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体系向亲民话语体系的转变，实质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普及的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多。宣传工作的创新性，有助于缩短主流意识形态普及的时间长度，有助于拓展主流意识形态普及的广度和深度。
3.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即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也存在许多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在面对冲突时，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主流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这方面的思想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要呼吁民众认清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自觉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死板的教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会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发展不断更新自己。因此，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这样一种不断更新的充满活力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建设才能同样充满活力。
二、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
3. 处理好文化建设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文化建设中，精神性的建设指向文化的提高，物质性的文化建设指向文化的普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建设中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就是精神性建设与物质性建设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文化建设一般都是采取先普及再提高的方式。先普及必然会导致很多地方存在问题，要即时纠正快速发展带来的文化上的一些低俗媚俗的倾向。在提高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自身作出改革和提升，因为这一步对文化建设中起精神领导作用的成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即文化的精神性建设。如果说文化的普及过程是文化中的一些物质建设成分在发挥主要作用的话，那么，文化的提高绝不是仅仅依靠文化的物质建设就能完成的。
1. 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生点。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不能够采取逃避的姿态，而是应该深刻而理性地去分析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合理地取舍，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使两者能够在中国的当下环境下和谐共生，焕发出新的活力，助力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理性思辨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不足，也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相融合，在指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时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多认为是一种T细胞依赖抗体介导的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1],它的发病与胸腺有着密切的关系。胸腺瘤约1/3合并MG。胸腺瘤按WHO组织学分型分为A、AB、B1、B2、B3型，其中B2型胸腺瘤合并MG的发生率最高。本研究观察了重症肌无力合并B2型胸腺瘤患者胸腺生发中心中CD4+CXCR5+Foxp3+Tfr和CD4+CXCR5+ICOSmedianTfh的细胞的情况，旨在探讨Tfr细胞和Tfh细胞与MG发病的相关性。
2. 推动文化创新。我们在意识到了要通过树立文化自信来稳固文化建设的精神根基后，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树立文化自信，在这个过程中，就少不了文化创新这一剂良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有继承和改造两个方面。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合理的成分，舍弃其中消极的不合理的成分，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光要考虑传统文化本身，同时要结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来作出取舍，保证被继承的文化是能够与当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符合的。改造过程就是主要依从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背景，对被继承下来的优秀的合理的传统文化作出相应的改造，使其能够更好地契合于当下的环境，助力当下我国的文化建设。
2. 我国网络领域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紧跟着全球化步伐的是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互联网加快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在这个网络技术已经普遍用于国家间相互制约甚至是相互攻击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加强民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在使用网络时做有素质的中国公民，主动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和形象。但事实并不如理想的那样，网络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手段，具有传播高效性、操作隐蔽性、覆盖广泛性、形式多样性和破坏强大性等特点，网络已成为一些虎视眈眈的国家在国际上破坏中国形象和制造中国内部分裂的工具。所以，要想保障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从科技、制度以及人民自身做起。
文化建设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精神性的文化建设，另一个是物质性的文化建设，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外来文明的传入使国人的文化自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应当树立文化自信，使我国的文化建设拥有更优秀的建设者。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同时，推动文化创新是重中之重。
三、意识形态建构对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把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指隋·禹庙碑。碑文为隋朝著名书法家史陵所书。至宋，赵明诚《金石录》称“此碑文字磨灭，隐隐可辨，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南宋时施宿任绍兴府通判，交工匠以椎剔刮，摩洗污垢得字224个。拓为碑谱，重刻庙碑置于庙堂。“无字碑”可能是当时民间对此碑的一种称呼。
2. 意识形态的文化性。文化性是意识形态的天然属性。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文化这个载体发挥作用，又反过来指引文化的建设，所以意识形态与文化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意识形态以一种精神上的领导指引、规定着文化在物质方面的表现，文化又演化为在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的某种时代发展的精神产物，而这种由新的物质形态演化而成的某种时代发展的精神产物对原来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元素、新的成分，那么，意识形态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必然要为此作出一些新的发展改变，将文化演进的产物融入自己原本的精神内核中，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意识形态才能继续为文化的建设提供指引护航的作用。
3. 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意识形态的构建是文化建设发展中的灵魂工程。“灵魂工程”一词一方面反映出意识形态构建的非物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意识形态的构建对文化建设来讲是一件首当其冲、为基为本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组关系中，必须发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把握彼此发展的节奏，共同稳步提升。从某个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孕育于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来源于文化中被大众普遍认可的那一部分，而又因为文化自身拥有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孕育出的意识形态天然带有现实性和历史性。这有点类似于母子体关系，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母子体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在被孕育出来后又会反过来指引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这不是单向不连贯的影响，而是双向连贯性的影响。
(二)关于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1. 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5]因此，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利用好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意识形态孕育于文化之中，意识形态天然带有文化性，所以在发挥它的凝聚力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意识形态的比较生涩难懂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易于民众理解的较为平易的文化话语体系，这是发挥它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第一步，只有使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甚至外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才能真正发挥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某高速公路全长36.15km，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km/h，养护维修技术采用聚丙烯纤维微表处，在K53+200—K54+200桩号范围内铺筑1000m长试验段。
2. 利用好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整合作用，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价值观是目前文化建设的中心，它对协调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自觉抵制国内国外错误的思想潮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发生的存在的问题，还要有能够应对这些问题的核心思想。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又集中体现在文化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在文化的多维结构中，处于众多影响因素中心的是核心价值观，它是文化的灵魂并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所有中国人的美好愿景，对我们驻守文明理想、坚守价值追求和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提高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此来培育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发挥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中的作用，推进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创新。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带动下，网络文化也呈现出一片繁荣之势，但是在这个表象之下，我们应当看到互联网这把双刃剑的两面性。互联网这个传播媒介的特点是高效、隐蔽、范围广，这些特点是它的优点，但如果运用在错误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可怕的弊端。目前我国的网络环境还不够安全完善，存在诸多漏洞和缺陷，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隐患。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我们更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抓住关键环节，牢牢占领网上舆论阵地，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同时，更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突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注重加强重要阵地管控，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和科学技术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给了我们这样几点提示：文化是多元的，我们应当利用互联网的效应加快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文化是平等的，我们应当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推动世界文化平等地发展；文化是包容的，我们应当利用互联网的力量促进世界文化融合发展。文化的多元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正好与互联网的特点是兼容的，所以，我们国家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化经历了上千年岁月的洗礼走到今天，传承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但是新的环境必然是要去适应的，对于传统文化来讲也是一样。传统的传播媒介是纸质书等，其效率已经远远比不上新兴的互联网，加上传统文化走到今天必然是疲惫的，要想提高传播的效率肯定要搭乘互联网这辆新时代的快车。目前我国将互联网与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的例子已经很多了，比如腾讯正在尝试与艺术大师合作：比如邀请音乐大师谭盾担任首席音乐顾问，让观众用微信一起参与交响乐的演出；邀请“非遗”继承人吴百锁、王占忠用木版画和剪纸描绘在网络上广受好评的动漫形象；比如与故宫合作，让明朝皇帝走进年轻人喜爱的表情包，等等。这些将文化与网络相结合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手段已经比较成熟。当然，我们要秉持着网络和文化共同进步发展的原则，去激发更多的网络人去传承与创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会是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值得更多人为之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贤卿．国外意识形态传播新路径探析：基于后现代编码/解码理论的视角[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9)：73-7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7-02(1)．
[4] 沈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区别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5(3)：115-120．
[5]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5-03-17(1)．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a ’s Cultural Construction
SHI Dan， WEN Bo
(School of Marxisim，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China)
Abstract ： The leading role of ideolog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requires us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cohesive force and emotional appe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we need to address the inevitabl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irst of all，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as the ideological guiding line; Secondly，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establish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buil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ird，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through cultural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et; Finally， we need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propaganda， pay more attention to highlight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our Party and serving our people full-heartedly.
Keywords ： ideology; cultural development; cohesive force; emotional appe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6873( 2019) 05- 0041- 05
收稿日期： 2019- 08- 05
作者简介 ：施丹(1994-- )，女，江苏南通人，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温波(1970-- )，男，江西九江人，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9．05．115
〔责任编辑：朱 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