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理念与语言对比研究中的话语策略
——兼议潘文国的语言对比思想及其启示
尚 新 李 芳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201306)
摘要 :近代以降，西方语言理论在“普世价值”和“科学主义”的话语策略下，通过“西学东渐”路径，实现了西方语言研究话语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造成了中国语言对比研究长期“跟着转”的被动局面。而要突破这一西方“藩篱”，中国语言对比学界的首要任务在于，重塑中国文化自信理念。本文以梳理潘文国的语言对比研究思想为依托，阐述其在继承中国传统，展示中国形象，推动中国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同时，也积极诠释和呈现了根植于其学术思想深处的中国文化自信理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新时代中国语言对比研究跳出西方语言话语体系的话语策略，即走“中国特色理论”之路，行“人文科学”之道，其中又包括六项具体方略，并指出该话语策略既有其针对性，也有其历史阶段性。
关键词 :文化自信，语言对比，话语策略，话语体系
1. 引言
自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1898年)以来，20世纪初以降，中国语言研究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西方语言理论引进浪潮。在持续引进的浪潮中，我们深陷于西方语言研究的话语体系而不能自拔。吕叔湘(1987)曾慨然道，“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潘文国(2000)的四万字长文“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总结出20世纪中国语言研究的四大失误：“普世语法观”、“语法中心论”、“重语轻文和重音轻字情结”以及“‘科学主义’迷信”。这种被动局面的出现，“四大失误”的形成，与百年来的文化自轻、文化虚无密切关联。正是文化自轻思潮在中国的弥漫，使得中国语言学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沦为持续不断地引进西方理论，并为证实西方语言学理论而做好汉语研究的注脚，甚至乐此不疲。
在这种被动的语言研究局面里，也有如徐通锵、潘文国诸公者，坚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理念，并在这种自信理念的感召下，奔走疾呼，践行合一，力图摆脱西方语言理论的话语权控制，提倡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坚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①语言理论建构理念，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语言研究的一抹亮丽风景。有鉴于此，本文以探析潘文国的语言对比研究思想为依托，阐述文化自信、话语策略以及语言对比研究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论述发展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理论所应备的话语策略及其建构途径。
2. 语言理论中的话语权及话语策略
术语、体系、理论，总起来可以叫作“话语”(潘文国2012a)。提出一套话语，别人认可你这套话语，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话语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别人讨论相关话题非得使用你的话语不可，你就有了“话语权”，“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话语权”。话语权形成于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的建构又来源于一套基于文化自信的话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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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极端形式，有时体现为一种倾向性特别明显的语言霸权主义，比如洪堡特等把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看作处于原始阶段，而根据西方语言现阶段的曲折形态性质研究，自定为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又如，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里，根据西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表音关系，将文字定义为“符号的符号”，从而排除了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合法地位，构建了一种语言研究体系，进而形成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而类如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语言，在没有被充分考虑和研究的情况下，就被迫落入这套话语体系里，从而使中国这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字研究传统和优势的国度里，谈“字”色变，以至于深陷西方的话语霸权而不能自拔。倒是江枫(2009)敢于挑战西方话语霸权，不承认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针对性地提出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结合”的关系(参见潘文国2009a)，而不是“符号的符号”的关系，从而为类如汉语的表意文字正名。
第一，对传承中国传统的态度。即“尊重传统、研究传统、继承传统、发扬传统、让传统融入现代、融入世界，是振兴中国语言学不可回避的第一重大使命”(潘文国2006a)。在他看来，我们的“老祖宗有着丰厚的遗产”，只是我们没有去努力加以发掘，以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长期受到忽视。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掘，而没有中国传统的参与，中国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做出贡献也就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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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语言理论的话语策略及其话语体系的形成
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话语策略及话语体系，根植于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即“语言工具论”和“语言世界观”。“语言工具论”来自于经验理性传统的哲学思想，以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de Condillac)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为代表。他们断言，语言是人类开发出来用以编码和传达信息的工具。“语言世界观”则反映的是语言与其特定文化群体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以及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等为代表。2016年，泰勒出版《语言动物：人类语言能力全貌》(The Language Animal :The Full Shape of the Human Linguistic Capacity )一书，对语言工具论进行了抨击。泰勒认为，语言绝不仅仅是在叙述，也是在构成意义本身，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类的经验；语言由文化产生，也由文化塑造(参见高曜 2016)。这两种语言观虽然针锋相对，可视为西方内部争夺语言理论的话语权，但在形成西方语言理论话语策略、建构西方语言话语体系，对其他非西方世界行使话语权等方面，二者并无二致，即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长期的、强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了西方的强势文化思维特征，成为“科学主义”和“普世价值”等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动力源泉。
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盛行，以压倒性的优势充斥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科学主义”的口号下，欧美语言研究一路高歌猛进，宣扬其语言研究以“科学性”而获得了所谓的“普世价值”，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以同质性的欧美语言为研究样本的概念、术语、结构体系在“科学主义”、“普世价值”的话语策略下逐渐形成了其话语体系。西方语言理论的强势话语权地位，典型体现在索绪尔的“语法中心”论、洪堡特的“语言进化论”②，以及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论”③等(参见潘文国2000)，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成为中国学者的学习样板和理论源泉。即便是在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化自信的今天，还是不乏以验证西方语言理论、做好汉语注脚为宗旨的语言研究案例。
4. 西学东渐与西方语言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国化
20世纪初以来，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弥漫，在西学东渐潮流里，中国的“去传统化”学术体系逐步确立，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门现代学科都染上了浓厚的西方色彩。先“引进”再“结合”，西方“翻新”我们就“跟着转”，成为汉语研究、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基本套路。长期以来，我们深谙此道，甘愿置身于西方语言理论所标榜的“普遍性”话语权控制之下，自适于用汉语的语料去验证不断翻新的西方语言理论。西方语言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学术视野唯西化”、“体系移植本土化”以及“研究局面被动化”三个方面。
(1) 学术视野唯西化。体现在以西方语言学家为核心，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宗旨。每当欧美有新的语言学理论思潮，不论其科学性和理论价值如何，总有国内学者第一时间介绍引进，稍有推进者，则试图用汉语语料加以验证，助力其在汉语世界的推广。然而西方语言学家们所崇尚的，是根据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来建构相关概念和术语以及形形色色的语言理论，如结构主义理论、生成语法理论、系统功能理论等等，并附之以普遍价值，从而形成了以西方语言学家为核心的语言研究话语体系。世界上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研究，就按照这个话语体系来进行，否则就作为异类而不被接受，不被认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国学术界的唯西化视野，言必称“西方某某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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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局面被动化。西方语言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国化，造成了我们长期依赖和应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使我们形成并习惯于一种“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1985：6；徐通锵1994a)，而兴起的汉语拼音化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参见潘文国2001a，2009a)，归根结底，是对自身文化不自信进而对汉语言、文字的不自信，最终形成了“跟着转”的被动局面。针对这一局面，朱德熙(1985：ⅲ)曾谓之为“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
5. 文化自信理念下对语言对比研究的反思与探索
5.1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概念最早是胡锦涛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论及中国传统文化。2015年5月4日他与北京大学学子座谈，也多次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参见冯鹏志2016)。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下定义的角度讲，“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张友谊2017)。
在国内语言学界，最早对“文化自信”进行解读并与汉外语言对比学术研究融合的非潘文国莫属。在2015年上海举办的全国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上，潘文国即以“文化自信与学术范式转型”为题，首先解读了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强国战略包含的四个内容：一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二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关系；三是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四是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潘文国提出，“文化自信”信念的确立，必将带来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从本质上看，就是改变学术研究的立足点，由一百多年来的“由西向中”变为“立中观西”，从中国文化出发来观察世界文化，由此推动新的世界文明建立。他还框定了20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国学术研究的三个文化阶段：文化回归期(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特点：重新感知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引起了比较的兴趣)；文化自觉期④(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十年，特点：重新感知到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并指出这是“字本位”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自信期(21世纪初十年至今方兴未艾，特点：不仅感知到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还看到它的优越、强大和辐射力)。潘文国指出，“‘文化自信’，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强音，它必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是从事各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宏大背景。”他预期在“文化自信”视阈下，学术研究也必然会出现巨大的甚至“逆转”性的变化。实际上，“8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言学论争和21世纪初以来的字本位论争，却已带有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色彩”(潘文国2016，2017a)。
从近年来国家对文化自信理念的强调和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来看，潘文国是先觉者，他超前一个时代就论述了国家和社会目前在践行的文化自信事业，特别是对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充分自信和客观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我们在语言研究、语言对比研究中应该努力的方向。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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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3顺序位为进口套泊作业的集装箱船舶。将套泊作业船舶安排在最后进港，其他船舶则无需等待作业时间较长的套泊作业完成，有助于缩短进港平均等待时间。
争取学术话语权，是中国学术研究的轴心之一。语言研究、语言对比研究以及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因而应采取相应的话语策略。“一个成功的理论往往有其自身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往往有其自身专门的一套术语”(潘文国2012a)。怎样实现语言对比研究的话语权？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局面下，我们应采取的总话语策略是走“中国特色理论”之路，行“人文科学”之道。可阐述为六项具体方略：
果桑是以产果为主、果叶兼用型桑树的统称，其果实桑椹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花青素含量极高，抗氧化功效明显，具有促进造血细胞生长、降血糖、降血脂等药理作用，被卫生部列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名单［1，2］。桑椹除直接食用外，目前已开发出果汁饮品、桑果酒、桑果酱、桑椹膏及花青素等产品，表现出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3，4］。 然而在果桑产业发展过程中，桑椹菌核病来势猛、发病快，发病率高达30%～90%，有些果桑园甚至绝产［5］，桑椹菌核病已成为限制果桑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隋书·经籍志》的“道家”分类中收录了正统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也收录了由道家学说发展而来的玄学家思想，如王弼、嵇康、阮籍等人的关于道家思想的著作，另外还收录了一些受道家影响深刻的非正统道家思想家、文人的著作，如王充的《论衡》。所以，本文也将记载的此类书籍纳入参考底本之内，考察《文》一书对道家思想的引用(化用)情况。
第四，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的关切。“中国语言学者要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和气概，要有魄力和能力来完善、改写现在的那种并不‘普通’的普通语言学”，“我们既要立足汉语，又要胸怀世界，不仅要强调汉语汉字的特色，更要着重发掘这一特色的普通语言学意义”(潘文国2006b)。这种自信也体现在潘文国不时发出的疾呼里，“让世界三大语言研究传统之一的汉语传统放出现代化的光彩”(潘文国 2006b)。
5.2 反思与探索
在批判中反思，于自信中求索，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语言学界反思和批评的代表学者潘文国、徐通锵等的重要特征，而潘文国以反思的全面性、批判的深刻性著称，其代表性著述包括：“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潘文国 2000)、“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潘文国 2002a)等论文以及专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潘文国 2002b)等。他们在反思的同时，愈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充满了自信，对中国特色语言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什么是字本位？“字本位就是通过汉语一音节一汉字的特点认识到汉字的特点和它对汉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汉字出发的汉语研究”(彭泽润、潘文国 2010)。在潘文国看来，字是汉语中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天然单位，传统小学的三个部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此为中心建立起来，抓住了汉语的特点。“从汉语出发，20世纪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必须还汉字以应有的地位，必须尊重汉字作为汉语的‘第二语言’的地位和特色”(潘文国 2000)，他提出“文字可以表意，实际上就是对‘符号之符号’说的否定”(潘文国 2009b)。“从‘字’出发，确实是企图从根本上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尝试”(潘文国2002c)。他指出，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而要将汉语中的“字”引入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首先要解决好语言的定义问题，于是潘文国在梳理了68种不同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语言和文字的实际，提出了语言的新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潘文国2001b)。这一定义将汉字或者说文字纳入了语言定义的范围，给予了文字和口语同样的地位，使文字摆脱了“符号的符号”(索绪尔1980: 47-48)的尴尬境地，冲出了自索绪尔以来将文字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的藩篱。字本位理论正是这种新语言观下的汉语研究新范式。从方法论上看，其最大特点是转换了研究者的眼光或者说看问题的角度，变从印欧语出发为从汉语出发(潘文国2002c)。字本位理论是自《马氏文通 》引进西方语法学理论以来“第一个真正本土化的汉语语言学理论”(潘文国2006b)。潘文国断言，“任何想回避汉字或汉语书面语来研究汉语的理论都是自欺欺人的理论”(潘文国2006b)。
(2) 体系移植本土化。这一特点体现在概念的引入、术语的套用、理论体系的移植等多个方面。自马建忠以《马氏文通》开启“盲目引进”之路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就一直致力于建成一个西方语言式的汉语语法体系，虽然也确立了“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五级语言单位的汉语研究体系，但却没有一个单位能够得到准确定义和区分。“词”这一术语的引入就是典型的一例。“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徐通锵1994a)。再如，现在通行的“主语、谓语、形态、及物、不及物”等概念和术语，也都是从西方语法移植过来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本地化过程，这些在汉语研究中已然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元素，然而却总是方枘圆凿，与汉语扞格不入。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移植的本土化具有相当的彻底性，以至于有些语言研究以“寻找汉语例证，做好西方理论注脚”为己任，一旦找不到汉语例证，就会将“零主语”、“零××”等生搬硬套到汉语上，使得汉语成了学习和研究的累赘。
一、反思深刻，勇于批判。在潘文国看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向来有其优势方向，如传统上的小学和文章学，而西方的优势在语法学。20世纪初以来，我们抛弃了传统优势，一味跟着西方转，是没有出路的。通过对20世纪的中国语言研究的观察，他评论道，“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冲击下，……，结果导致了整个汉语研究传统的没落”(潘文国2001a)；“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放弃传统、无视传统、贬低传统为代价的。因而，古今汉语、古今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始终处于断裂的状态。对于一个有悠久历史、有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这是不正常的”(潘文国 2006a)。他对汉英对比研究中的不自信现象进行了批判，“把英汉对比研究或者‘英汉比较’的目标降格为‘用汉语的事实来检验以英语为蓝本的当代西方语言理论’，甘心充当别人的附庸，这比‘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吕叔湘语)的态度更不符合当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需要”(潘文国 2006c)。这一反思极具重要意义，它让我们正视汉语研究的传统，它使中华文化自信得以确立起来，同时，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要与语言研究的本土意识、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贯通结合(潘文国2007b)。
二、换一种眼光，从汉语出发。“文化自信下的对比，是在了解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后，去观察西方的文化并加以比较”(潘文国 2016)。“文化自觉”使我们注意到必须重视汉语特色，“文化自信”更使我们看到汉外对比研究必须改变思路，从中文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出发，以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为参照，才能真正发现汉语的特色，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潘文国 2016)。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潘文国就开始探索以语言世界观为引领，建构和发展对比语言学理论及其学科体系，早在1996年发表的题为“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和学科体系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他就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对语言对比研究的重要意义，“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洪堡特与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沃尔夫，都是把语言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语言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语言的民族性，强调民族深层文化、民族思维方式对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表层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从某种角度看，语言对比就是不同民族的‘世界观’的对比，这就注定任何真正的语言对比，都必须有文化的参与，都必须渗透进文化的因素”(潘文国1996)，他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汉英语对比纲要》中，率先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本体语言观”的主张，“没有建立自己的本体语言观，因此对于外来的东西，不是体系的套用就是只注意方法的引进；没有一个以我为主的坚实的基础，对外来理论就必然缺乏鉴别力和抵抗力，‘洋为中用’就只能变为一次次的程度不同的‘西化’”(潘文国1997a：21)，而建立“以我为主”的“本体语言观”，其前提必然是对自身传统和文化的充分自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文国一直坚持用“汉英对比”的表述方式，提出了从汉语出发进行汉英对比的思想，这与国内学界常用的“英汉对比”的表述方式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一思想在其“换一种眼光何如？——关于汉英对比研究的宏观思考”(潘文国1997b)一文中得到进一步明确：“汉英和英汉的孰先孰后，并不只是无谓之争或只是具体应用上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和不同的对比研究方法论。我们主张从英汉对比的观点和方法转到汉英对比的观点和方法，实质上是主张从根本上换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和处理问题的手段。”因此，这一思想的提出，旨在提振汉语在语言对比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地位，而汉语的这一地位，自五四运动、汉语欧化以来便呈现江河日下的局面。为了使学界对这一尴尬的局面有清醒的认识，2002年潘文国发表了“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一文，总结了一百年来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八大趋势”⑤，既肯定了这一学科发展在理论意识、主体意识，从微观到宏观的走向，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者知识结构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毫无保留地批评了百年来对比研究中“跟着转”的被动局面。这些思想在2006年出版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潘文国、谭慧敏2006)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提炼和升华。
三、提出了“字本位”研究思想。从汉语出发进行汉英对比研究，与汉语研究应以“字”为本位的思想具有统一性。20世纪70年代末，语言研究中的“本位”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先后出现了“句本位”、“词组本位”、“语素本位”、“字本位”、“小句本位”、“复本位”等等，每一种“本位”观的出现，都深刻地影响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影响着汉语特点的认识和发掘。在潘文国看来，语言作为记录人类生存经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熔铸民族精神与灵魂的载体，其意义远远不只是 “交际工具”或“符号系统”(潘文国、杨自俭2008)。在深入分析每一种“本位”观出现的历史背景、理论意义及其局限的基础上，潘文国指出了“字本位”与其他“本位”观的最大不同⑥，“在于转换了研究者的眼光或者说看问题的角度，变从印欧语出发为从汉语出发”(潘文国 2002c)。
PGC模式是专业生产内容。这个模式更注重的是内容的质量，在内容的编排上更为注意专业性，内容更加耐人寻味。在UGC模式下带来的内容纷杂的状态下，很多短视频平台请了大量的PGC达人入驻，使UGC模式与PGC模式相融合，最后UGC取代PGC。之所以运用PGC模式，是因为想让生产内容更加专业化，从而打造良好的品牌。
潘文国的汉英对比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过微观、中观层面研究的尝试，最后他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宏观对比研究上，从更高的层面立意，来把握语言对比研究的全局。他的《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a)一书章节的编排就表明了他希望通过对比，解决语言观、语法观、汉语观、结构本位观、句子观、对比方法论、词序论、虚词论、语篇论、语言心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该书被学界誉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汉语言对比领域影响最为深广的一部专著”(余澄清2000，转引自杨元刚2007)。他在世纪之交的著述，大体上围绕上述层面和目标展开系列论述。本文择其要旨，分述如下：
第三，对语言对比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主张。在其题为“英汉语篇对比与中国的文章之学”(潘文国2007a)一文里，他主张从中国传统的概念、学说、观点以及理论出发，加强同西方相应语言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这是继《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之后，他从汉语出发进行对比研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在这一方法论之下，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平等的比较”，另一方面，能够看到中西方各有强项。例如，他论述道，“如果语言研究可以分为词(汉语是‘字’)以下、词与句之间、句以上三段的话，那么，西方传统语言学的强项是在中间，而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强项是在两头(即‘字’以下和句以上部分)”(潘文国2007a)。因此，中国人完全不必因西方语法发达而“自惭形秽”。“字”以下，东汉时期的《说文》之学独步天下；句以上，南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其篇章学思想已非常成熟。
四、根植于中国传统，提出文章学翻译学构想。语言对比与翻译是密切相关的两个临近学科。在潘文国看来，在语言世界观指导下，从汉语出发进行语言对比研究，可以建构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这种自信，也体现在他对构建中国特色翻译学的憧憬之中，“我们相信，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并跟外国译论作比较，就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潘文国2012a)。由于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汉语中有着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因而“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中国文化特色(潘文国2012a)。因此，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必然带来对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自信，继而必将带来语言对比研究中的话语策略的转变。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也有同样的功效。他在多家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和接受访谈，为弘扬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寻找对策和方略。比如，他充分肯定在现实条件下“译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只要我们刻苦磨炼，练好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功，我们就有可能在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潘文国2004)。谈到中译外时，他主张“要从文学翻译突破到文化翻译，文化翻译关键是术语，因为术语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7a)。他主张译者“树立文化自信，做无愧于时代的译事”(赵国月、周领顺2017)。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上，他主张国内学界基于中国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加强与国际译坛对话，“理直气壮地建立起中国气派的译学理论和译学学科体系”(潘文国 2002d)。
6. 建构中国语言对比研究话语体系的话语策略
第二，对待中国语言研究现实的判断。他在题为“哲学语言学——振兴中国语言学的首要之务”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21世纪成为现实。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面临着历史上最好的机遇，这就是，汉语受到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正在加快，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要求加强对汉语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潘文国2006a)。
一、立文化自信。只有具备了文化自信的素养和理念，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才能做到不唯西方马首是瞻，才有可能对西方的学术研究、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等，采取批判性思维，主动构建和争取中国学术的话语权。
二、从汉语出发。就是要从汉语的语言实际出发，不搞削足适履，“重新回归中国语境来思考问题”(潘文国2012a)，致力于“寻找自己家里的‘竹夫人’”(潘文国2012b)，如文字学传统、文章学资源等，真正给汉语同英语平等的地位。
三、发扬中国传统，让传统融入现代。“尊重传统、研究传统、继承传统、发扬传统、让传统融入现代、融入世界，是振兴中国语言学不可回避的第一重大使命”(潘文国2006a)，“西方两千年的语言研究体现了语法学传统，而中国两千年的语言研究体现了修辞学传统”(潘文国2012b)。
Y市魔芋种植历史悠久，是魔芋产地、粗加工及魔芋精粉配送的中心位置，被誉为“魔芋之镇”。2014年，Y市还被中国魔芋协会评为全国九大“魔芋工业基地”之一，并且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称号。多年来，Y市当地农科院、加工企业与省市技术部门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魔芋的种植研究，包含魔芋高产新品种的选育、主要病害生态学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使得Y市魔芋种植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科技含量高。
四、优先求异，突显汉语特色。提倡语言对比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人文科学”性，应成为当前“普世价值”、“科学主义”学术环境下的中国话语策略。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突显汉语特色的理论概念、观点和理论体系，比如“汉语式话题”(陈平2017：18)、“音义互动律”(潘文国2002b：246-264)等，以及徐通锵(1994a,b)、潘文国(1997a，2002b)等提出的“字本位”理论。这些业已成为突显汉语特色研究的典范探索。我们赞成戴浩一的求异观点，“我们要善于使用汉语独有的语法特征作为指引，来揭示汉语独有的观念原则”，“我们着重汉语和英语的异，并不意味着否认语言共性、否认探寻共性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相反，我们要通过系统地穷尽语言的特殊性，从容、谨慎地采取归纳的方法来达到语言的共性”(戴浩一1990)。
五、以中国文化元素构建术语体系。术语体系建构无疑是话语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话语策略走的是中国文化元素表征路线，运用中国文化中的术语、概念、哲学思想及表达法，形成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理论体系，也就是用中国特色的“名”的体系来构建自己的“道”的体系(潘文国2010)。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对比话语体系将建立在“字”、“句”、“章”、“篇”等语言层级单位、“话题-说明”、“流水句”、“音义互动”、“量词”、“语气助词”、“音韵”、“四声(调)”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之上，最终实现“建立汉语自己的本体语言学”(潘文国2000)。
平时孩子们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昨天放学后，我一眼就看到了校门口茫茫人海中的妈妈，妈妈也马上就看到了我。”我想孩子们已经真正地深层次地理解了“茫茫”这个词。
六、以中国英语传播中国语言对比研究话语体系。关于“中国英语”(Sino-English)的译法和内涵及其与“中国式英语”(Chinglish)的区别，潘文国(2004)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处不赘述。目前以及将来一段历史时期，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主要媒介性质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如何建构“中国英语”(就如同“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等)，使之涵盖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并被国际社会接受，并以之传播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话语体系，将是建构中国特色语言理论体系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也将是话语策略的重要一环。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理论”之路，行“人文科学”之道，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语言研究跳出西方语言话语体系的话语策略，既有其针对性，也有其历史阶段性。首要的是，中国语言对比研究要跟上文化自信理念，走继承传统(如“字本位”主张)、弘扬自我(如从汉语出发)、践行传播之路(如汉语教育国际化、典籍外译中国化)，运用中国文化元素介入、建构新话语体系等综合性、立体化的基本方法论，开辟“中国英语”的传播渠道等。
7. 结语
自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的口号下，欧美语言研究一路高歌猛进，宣扬其语言研究成果以“科学性”而具有所谓的“普世价值”，以同质性的欧美语言为研究样本的概念、术语、结构体系在“学科主义”、“普世价值”的话语策略下成功建构了其话语体系，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成为中国语言研究者从事语言对比研究的理论源泉。西方语言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国化，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引入、术语的套用、体系的移植等多个方面，从而造成了我国语言研究长期依赖和应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使我们形成并习惯于“印欧语的眼光”，并在西方语言理论“翻新”时我们“跟着转”的被动局面。
本文提出，要突破这一来自西方的“藩篱”，应对新时代里“中外语言、中外文化的碰撞”(潘文国2017b)，积极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对比语言学界的首要之务，必须跟上“文化自信”的理念。通过对潘文国著述的梳理，发现根植于其学术思想深处的正是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理念，其学术思想在继承中国传统，展示中国形象，推动中国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身份建构的同时，也积极诠释和呈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坚持中华文化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是我国语言对比研究领域乃至其他学术研究领域走出“欧化”，建构与西方平等语言研究和平等学术对话的前提。要建构中国对比语言学话语体系，本文提出的新时代语言对比研究话语策略是：“走“中国特色理论”之路，行“人文科学”之道。具体包括，立足于中华文化自信理念，走继承传统、弘扬自我、传播特色之路，运用中国文化元素建构新话语体系，开辟“中国英语”的传播渠道，使得立足于汉语本体论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融入现代语言对比研究的发展趋势，走向世界。
附注
① 在“‘字本位’理论的哲学思考”一文中，潘文国主张“字本位理论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潘文国2006b)。
②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最早将语言按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进行划分，并认为屈折语最高级，尤为推崇梵语，而把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看作处于原始阶段。他认为所有语言都是从低级(孤立)逐渐向高级(屈折)阶段进化。把达尔文学说引入语言学而创立语言谱系学说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也认为语言是从孤立语到屈折语三段式发展的。
③ 乔姆斯基(Chomsky)的普遍语法认为，了解语言共性的最好方法是对一种语言(实际上是英语)作详尽的研究(参见潘文国 2000)。
④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来的。他将“文化自觉”定义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参见费孝通 1997，2000)。
⑤ 这“八大趋势”包括：(1)学科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2)学科的理论自觉意识越来越高；(3)从微观走向宏观；(4)微观研究的深入化；(5)积极引进和运用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6)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7)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的关注；(8)汉语主体意识的觉醒。
⑥ 根据潘文国(2002b)的研究，提出“字本位”主张的学者包括王艾录、徐通锵、王洪君、潘文国、汪平、鲁川等。潘文国则明确提出了“字本位”的汉语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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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9)01-0005-12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9.01.001
作者简介 ：
尚新，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义学、汉英对比与翻译、海事语言及应用。电子邮箱：xinshang@shmtu.edu.cn
李芳，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海事语言及应用。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汉英事件报告句的句法-语义比较与翻译研究”(编号2013BYY006)的部分成果。本文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三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8英汉语比较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宣读。感谢李葆嘉、罗选民、严辰松、周领顺等诸位先生的修改建议。
引用信息： 尚新、李芳.2019.文化自信理念与语言对比研究中的话语策略——兼议潘文国的语言对比思想及其启示[J]. 当代外语研究 (1)：5-16.
(责任编辑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