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流通观的理论特征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实意义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在经济学上考察“流通”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从静态角度考察，一种是从动态角度考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留下的方法，即将社会再生产区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要素，探讨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简称“四要素说”，代表人物是萨伊；后者是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共同组成的统一体，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动态联系与相互影响中探索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可简称为“两过程说”。一般认为，马克思在其经济论著中抛弃了以往仅仅停留于静态要素分析的做法，而着重从后者出发考察“流通”。[1]因为“四要素”的分析方法具有两大弊端：一是这种分析会抹杀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四要素会采取不同的社会形式。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四要素”的社会形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孤立地研究四个要素，会割裂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因为在社会再生产中，四要素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2]
这里的问题在于，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动态发展中来考察流通的，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确实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并针对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不变的“一般生产”的观点，马克思提出并论证了“生产一般”的内涵，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3]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构造的“生产一般”与《资本论》中对“流通过程”规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四要素说”与“两过程说”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厘清马克思流通观的内涵与理论特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对于理解流通理论的现代发展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流通观的两个“面相”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考察，以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二、马克思流通观的方法论前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先批判了对于生产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规定的“一切生产的一般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这种规定不过是“浅薄的同义反复”。[4]另一种是一般人们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造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即认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5]马克思认为，这种三段论是一种极为“肤浅的联系”。[6]针对前一种观点，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7]这里所说的“可以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正是马克思所抽象的“生产一般”。而针对后一种观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环节，在这个总体中，生产的地位是独特的，因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8]但不同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作用。
马克思在方法论上之所以能够抽象出“生产一般”，是因为有一个“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作为前提，“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是只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切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9]而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移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10]这种典型的社会形式，显然是美国。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用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11]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2]正因为任何种类的生产劳动都可以同等地看待，因而可以被构造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抽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坚定的现实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一般”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割裂开的或者肤浅联系在一起的“生产”了，它是某种包容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总体生产”。在这个总体中，既然交换也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按照这种逻辑，“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13]那么，流通也包含在生产之内，“生产一般”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流通一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流通”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流通一般”的研究。而“生产一般”的抽象显然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四要素”被有机地统一在一起。[14]
基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获得理解马克思著述的另外一条线索。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曾多次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六册展示自己对社会经济运行的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是把流通作为研究社会经济运行的主线的。而在《资本论》中，资本一般即是流通一般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阐述了以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内容的资本一般，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中资本流通的一般规定性，这里的“资本一般”实质上就是以资本的周转与循环为主轴的流通的全过程。
三、马克思流通观的复数体系
如上所述，马克思首先抛弃了以往仅仅停留于静态要素分析的做法，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由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共同组成的统一体，并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动态联系与相互影响中探索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直接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不断相互贯通、互相渗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15]就社会经济总过程来说，“流通与生产本身一样必要”。[16]这是因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于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17]但是，当马克思在探讨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时却又指出，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是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18]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两个过程是否存在矛盾？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在一个“复数的体系”而不是“单数的体系”中思考“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关系的。如果只是单一体系内部思考的话，货币不过是单纯表示价值交换的媒介而已。而马克思所谓的交换，是在不同的体系之间进行的，而且是不知道自己与谁交换生产物的那种交换。古典派对劳动价值说的肯定与新古典派对劳动价值说的否定，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单一体系之中思考。事实上，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所言，当在一个复数体系中思考的时候，“货币会在不同体系之间的交换中转化为得到剩余价值的资本”。[19]在这个复数体系中，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似乎出现了分离：“流通过程之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两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20]
正是由于“复数体系”的存在，马克思不仅在生产过程，而且在流通过程中考察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在他看来，与商人资本不同，产业资本发现了商人资本所不知道的某种商品，即劳动力商品。产业资本购买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商品，并通过将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劳动者自身而获得剩余价值。即“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只能存在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并且作为消费者买回其生产物这一广义的流通过程”。[21]这里出现的“时间差”正是产业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源泉。而商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则来自于他们对地区间价格差的机敏和奔赴遥远地方之冒险精神的正当收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两者是互相连接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甚至从某种意义说，离开了流通过程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实现都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22]事实上，资本家只要能够获得剩余价值，至于这种差额来自哪里，采取哪种方式获得，都是可以不顾的。如19世纪英国的产业资本从印度买入棉花进行机械生产，再输出到印度，由此而获得利润。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正如国内学者在论及流通中介存在的原因时，论及生产与消费存在的空间矛盾、时间矛盾、信息矛盾、所有权与价值之间的分离等，实际上，这些矛盾的存在既是流通中介存在的原因，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紧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流通观中对剩余价值来源的阐释，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在这种复数体系中很深刻地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
四、马克思流通观的现实意义
上面我们从“生产一般”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流通观的方法论前提，批判了“四要素说”的局限性，然后从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角度揭示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性，认为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分别依靠“时间”与“空间”的复数体系来获得“差额”。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流通观是有机统一的。由于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如何恰当地理解马克思的流通观，自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下我们仅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教训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发展两个方面入手来考察马克思流通观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设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即用暴力的方法，摧毁旧的经济关系，“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23]而苏维埃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24]这实际上就是要用行政的方式消灭流通，很显然并没有把握马克思流通观的实质，而实践也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是不成功的。而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重视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认为“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和大生产者”，而“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要货币或者在短时期内代之以新货币，是根本不可能的”。[25]新经济政策通过利用市场、商业与货币流通来巩固工农联盟，并在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之后，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不同，其实质上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建立起相对多元的复数关系，有力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但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将生产关系区分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形式。由于斯大林将所有制放在生产关系的首位，并认为其可以脱离生产发展及其产品分配、交换而独立存在，这就否定了产品与商品交换，只承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互换劳动。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混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脱离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排斥、否认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的错误理论。我国在建国初期完全吸收了苏联的这种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而邓小平同志冲破了苏联模式的长期束缚，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趋势下，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一体化大流通，实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制的综合改革与协调发展。“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不会变了”。[26]要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使我国生产力发展与流通国际化趋势相结合，使生产要素加入到国际流通体系中去，分享国际流通的巨大利益。这实际上是坚持了马克思的流通理论。
一般认为，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对流通理论的研究出现了抽象与淡化的趋势。[27]确实，自英国启蒙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出版《英国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将流通视为“财富的源泉”以来，重商主义就重视金银货币、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多卖少买、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众所周知，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生产与交换联系起来，指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分工的前提是交换，因为交换使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斯密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分工与交换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而古典微观经济学产生之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脱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转向对市场均衡的一般性研究。流通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淡化，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与领域。如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以折衷主义的方式把供求论、边际效应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在此之后，无论马歇尔还是凯恩斯、萨缪尔森或者斯蒂格利茨，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很少提及“流通”，于是很多人据此认为，马克思的流通观已经“寿终正寝”了。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导致流通理论貌似缺失的原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经济学假设—推理两阶段的公理性研究方法，决定了其理论研究基于对现实的抽象，而抽象难免会导致某些经济现象的剥离。为了分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市场完全竞争、供求自动均衡、市场自动出清，从而舍弃了客观上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媒介要素——流通。[28]二是在西方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任何理论问题都在这个场域中展开，即“流通”已经成为一个“日用而不知”的客观事实，因而也是任何理论研究的前提。基于这一前提，西方经济学研究生产者行为与消费者行为时，有系统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市场理论等，却没有专门的流通理论。实际上，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也主要是从生产的角度切入的。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劳动力的消费，像其他任何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最后秘密一定会暴露出来”。[29]
综上所述，马克思流通观的现实意义不仅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得以彰显，而且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也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理解与掌握马克思流通观的方法论前提与理论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