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水平的测定：理论与实证研究——闽粤赣边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工业水平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平论文,经济区论文,理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2）02－0045－008
当前为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需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国内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服从于缩小与世界发展水平差距这一总体目标。为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将中国沿海经济增长带的潜能全部释放。位于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长江三角洲（下称“长三角”）之间的闽粤赣经济区是南中国经济增长带中的“断层”地带。在区域经济划分下，其既未归入长江三角洲，又未划进珠江三角洲，属于两个成长三角的边缘区。闽粤赣经济区由福建西部的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广东东部的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梅州市，江西南部的赣州地区、抚州地区、鹰潭市等分属三省的十三地市所组成。该区与台湾隔海相望，还是著名的侨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经济发展较落后，是南中国经济增长带中的薄弱环节。从发展的态势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着力点。地处南中国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如何实现南北响应、相得益彰、共创繁荣是一个关系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全面分析研究闽粤赣区的工业化状况，特别是在与珠三角、长三角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差距，提出合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缩短该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变“断层”为“桥梁”，让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相隔遥远的发展极融会贯通，使南中国的海岸线上崛起一条由长三角、珠三角和闽粤赣经济区这三个成长三角所贯通的新的经济增长带，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
一 工业化水平的测定理论研究述评
目前，我国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由于所运用的理论不一样，在判断同一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时，往往得出相差甚远的结论，并由此提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在判断闽粤赣经济区工业化程度之前，对主要的工业化水平测定理论进行评析是十分必要的。
工业化水平是判断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重要指标。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多种工业化水平的测定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1.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说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1913年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1］（P35）一书中，对1880－1929年产业革命以来50年间的20多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来，其在1958年出版的《工业经济的成长》［2］（P35）一书中，又根据以后工业化的实践资料，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化各阶段工业部门结构变动状况，得出了工业化四阶段的经验学说［3］（P60）。（如表1所示［3］（P60））
表1 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指标
工业化阶段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
第一阶段 霍夫曼比例=5(±1)
第二阶段 霍夫曼比例=2.5(±0.5)
第三阶段 霍夫曼比例=1(±0.5)
第四阶段 霍夫曼比例<1
霍夫曼关于工业化四阶段的测定理论，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因为，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相比，具有资本、技术密集的特点，同时资本品工业比例增大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深化，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比例扩大。所以，霍夫曼比例越低，说明资本品工业规模越发展，相应地消费品工业比重越小，工业结构乃至整个产业结构高度越高。霍夫曼比例在测定工业化程度时，具有简便、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因此被我国不少学者所使用。
但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说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仍处于重化工业发展的前期，由于受观察面、时代和研究手段的限制，霍夫曼比例测定法仅适用于工业化初期或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换期。同时，该测定法仅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来分析工业化的全过程，也不具有全面性。对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第三产业的兴旺和发展，可能出现霍夫曼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化却在持续推进和深化的情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信息产业突飞猛进，许多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跨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直接由发展轻纺工业跨入发展信息产业的阶段，用信息产业来改造传统的轻纺工业。因此，笔者认为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说仅适用于特定条件和特定环境，仅是一种经验法则，不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说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20世纪60－70年代利用现代统计体系，通过对各国历史史料进行深入的挖掘，概括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一般会经过五个发展阶段。他在考察中不仅运用劳动力的部门分布指标，而且还利用产业所创国民收入的比重指标，揭示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产业重心转移过程，以及三次产业产值变动与就业构成的相关变化。库兹涅茨根据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处理结果，整理出1958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不同基准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同时，他还根据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进一步考察了59个国家1960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所占份额，得出工业化五阶段说（如表2所示）。
表2 工业化五阶段产值和劳动力比重（％）［4］（P118，21－211）
库兹涅茨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准点的价值份额，考察了总产值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分布结构的变动，比较精确地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总方向，即劳动力资料和产值贡献具有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用劳动力和产值在三次产业的分布来划分工业化程度，比霍夫曼单纯依据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产值之比的划分，更全面、更系统一些。
但是，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说与霍夫曼法则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是通过对各国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实证考察，进行了一种直观的归纳和总结。这种直观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作为标准化理论来指导实践的。
我国部分学者用工业化率即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来衡量工业化水平，该比值越大，工业化程度则越高。还有的用三次产业产值的比例来做判断。这种方法也是简单易行，比较直观。但这种测定方法不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经过了一个盲目过度地发展工业的时期。当时流行的口号就是“无工不富”，不少地区出现“村村办厂”、“户户冒烟”的景象，“五小工厂”遍地开花。“1996－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年平均比重以当年价格计算为49.3％，以不变价格计算达54.7％，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的一般模式相比要高出10－20个百分点，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亚洲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的一般情况相比大概也是这样”［5］。过度工业化的后果则是低水平的过剩经济、经济复苏乏力。 因此，在我国用工业化率来测定工业化水平容易导致高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引起误导。
在工业化测定理论中，笔者较为赞同钱纳里的工业化结构转换模型。20世纪80年代钱纳里等人在库兹涅茨等人经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世界银行的多国统计资料，从低到高确定出不同的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的经济发展阶段，系统考察了各国各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平均的变化过程，建立了其工业化六阶段模型。由于其理论具有全面系统性，特别是他们从库兹涅茨等人的国别经济史的直接根据，深入到各国平均的标准的系统考察。这样的研究方法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其提出的模型被称为“标准工业化结构转换模型”。
3.钱纳里等人的标准工业化结构转换模型
该模型把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经济的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分为6 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基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标志（如表3所示）。
表3 经济增长的6个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P56－104）（单位：美元）
时期 1964年 1970年
1982年1994年
第一阶段100-200 140-280 364-728946-1893
第二阶段200-400 280-560 728-1456
1893-3786
第三阶段400-800 560-1120 1456-2912 3786-7571
第四阶段800-1500 1120-21002912-5460 7571-14196
第五阶段1500-24002100-33605460-8736 14196-22714
第六阶段2400-360033360-5040
8736-13104 22714-34070
按钱纳里的说法，上表所示的六个经济增长时期中，第二、三、四、五属于工业化阶段，其余两个时期则分别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钱纳里等人还特别指出，由于结构转换并不存在明显的间断点，因此更确切地说，上表只是大致给出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分界限，而并非是精确的起点或终点。
钱纳里等人关于工业化特征的描述是建立在对二战后工业化进展较为迅速的国家的考察基础上的。在这之前即可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则不在样本国家之列，这对于把工业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来说，自然是一个欠缺。不过他们所描绘的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贸易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还是能够反映大多数工业化的基本经验或趋势，因而他们对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经济结构的不同特征的描述，成为迄今多数工业化理论和政策研究所参照的一种似乎最具典范意义的“标准结构”。
二 三大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测定
由于钱纳里模型较具科学性，本研究报告用各地人均GDP， 依照钱纳里标准进行研判：（一）闽粤赣经济区处于钱纳里工业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初级产品生产阶段，长三角、珠三角为钱纳里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三大区域中仅有深圳、珠海、惠州市区处于钱纳里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上海、广州、东莞处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转换期。单纯采用工业化率指标，认为闽粤赣经济区整体上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判断，是高估了其发展阶段，是与其经济发展现状相悖的。（二）三大区域中，闽粤赣经济区相对落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长三角的43％，珠三角的34％。因此，闽粤赣经济区应采取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战略。（三）闽粤赣经济区工业化水平落差较大，厦门的人均GDP为赣州的11倍。闽粤赣经济区是全国唯一的包括老区、山区、 边缘区、贫困区、特区的多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并与台湾隔海相望，具有多层次生产力，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历史上有浓厚的血缘、地缘、人缘、业缘关系，产业协作基础雄厚，互补性强。因此，该区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工业化的目标和任务。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1999年三大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闽粤赣边经济区
城市人民币美元城市人民币美元 城市人民币美元
南京16816 2033广州30265 3660厦门 34735 4200
无锡26294 3179深圳35896 4341漳州 10927 1312
常州15834 1915珠海23638 2858泉州 14488 1752
苏州23592 2853佛山25490 3082龙岩 7326 886
南通8523 1031东莞27561 3333三明 9012 1090
扬州9552 1155江门13567 1641赣州 3152 381
镇江15664 1894中山20809 2516抚州 3234 391
杭州19961 2414惠州市区31410 3798鹰潭 3900 472
宁波19405 2346惠阳市 17263 2087汕头 10488 1268
嘉兴14297 1729惠东县 11995 1450汕尾 5042 610
绍兴16364 1979博罗县 9976 1206梅州 3402 411
舟山10293 1245肇庆市区19572 2367潮州 7639 924
湖州13439 1625高要市 15009 1815揭阳 7046 852
泰州7380 892 四会市 13056 1579
上海31078 3758
平均值 18726 2264平均值 23569 2850平均值8102 980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7月。上述“平均值”为各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该值是考虑了区内各城市总人口权重计算出来的。
三 闽粤赣经济区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
自18世纪西方国家实施工业化以来，工业化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就曾对当时欧洲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震荡、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欧文还在新拉纳克开办了著名的乡村合作社，希望它成为非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样板。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20世纪印度总理甘地及追随者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大规模工业化。他们在印度推行大规模建设乡村政府、乡村自助、家庭手工业和提高富人的道德文化水平等纲领［7］（P23）。20世纪70年代梅多斯等人严厉批评了无节制的工业化行为，建议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增长为零的全球性的均衡［8］（P1）。
但是工业化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便意味着实现工业化，这一命题是经济学家们的共同信念。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在其著名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中，明确指出：经济落后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9］。
究竟什么是工业化？传统理论一般倾向于把工业化定义为生产工具或资源配置的转换。如库兹涅茨认为：工业化，即“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10］（P1）吕贝尔特认为：“只有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1］（P1）上述定义的缺陷是只概括了工业化过程中的个别特征和现象，只看工业本身的发展，缺乏全面性。
笔者比较赞同张培刚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发生连续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12 ］（P190－194）。张培刚教授的定义反映了工业化的本质：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包括社会人力资源、技术进步、人类文明等发展变化。该定义深刻地揭示了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及其所推动的持续、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变革。循着此种思路，笔者认为闽粤赣经济区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1.工业化发展的重心：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目前，闽粤赣经济区正处于钱纳里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传统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技术结构是以中低技术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刚刚起步。该区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支撑本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不能一提大力推进工业化就是要不顾条件和基础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当然，信息化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该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定位在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挖掘其对现有产业改造的潜力上，在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过程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该区传统产业比重巨大，产业改造升级的任务繁重。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将给高新技术带来巨大的需求和市场空间，从而促进高新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一是从技术改造中寻找对高新技术的需求，优先发展能满足这种需求的高新技术；二是从传统产业的产品更新换代、转轨、技术改造中，扩散和渗透高新技术，使高新技术同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加速产业高级化。
2.产业素质升级要分四个不同层次分别确定主导和支柱产业。
第一层次，鉴于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工业化，正全面实现信息化，目前正致力于进行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结构升级调整。该区作为其得天独厚的腹地，必须抓住机遇，发挥地缘优势，承接台湾地区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层次，沿海七城市，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漳州、厦门、泉州，是该区最发达地区，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可以重点发展海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战略性先导产业。第三层次，中部三地市，包括梅州、龙岩、三明，是该区过渡性地带，起经济承接作用。相对内陆，要积极创造条件向沿海地区靠拢，尽快步入发达地区行列；相对于沿海地带要发挥腹地作用，更多地承接沿海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该地带要加强基础工业发展，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努力发展第三产业。第四层次，内陆三地市，包括赣州、鹰潭、抚州，宜主攻工业、优化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式。
3.充分利用台湾对本区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随时掌握台湾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及其趋势，促使该区产业素质不断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大力推进产业素质升级，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高科技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1998年已达43.7％，迈入了制造业全方位科技化的新阶段。其科技实力在全球的排序1998年已上升为第7位。其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和资金密集型产品占全部出口的90 ％以上。许多产品在全球均占领先地位。如台湾的PCB产值已占全球的8％，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台湾产业越升级，其面对的竞争状况越激烈。台湾产业发展正全面步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直接与“国际主流板块”短兵相接。而台湾是个小小海岛，基础研究欠发达、科技后劲不足、市场容量小。台湾不少商界人士意识到大陆拥有广阔的市场、雄厚的基础研究队伍、充分的消费能力和潜能，纷纷将眼光投入大陆。台湾的台塑、和信、远东、长荣、力霸等大型上市公司近年先后西进大陆。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西迁大陆刚刚开始。邻近台湾的本区在产业升级中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的台商直接投资热。
4.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产业素质升级的方向和目标。
本区在南中国经济增长带中处于夹缝地带，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实力较弱而战略地位重要。产业升级中应十分注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目前，区内人地矛盾突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关联、生态环保等方面不协调问题很突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存在较大梯度。产业素质升级应始终围绕着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这一总目标和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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