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社会时代划分与新时代开启的依据
莫岳云 严云山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41）
摘 要： 近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多依据论”和“一依据论”。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外在集中表现，社会基本矛盾的质变和显著量变都外在体现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主要任务和主要特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时代划分和开启的基本依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大时代的开启皆因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质变，外在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a-b 式转变。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生部分质变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a-a’式转变，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关键词： 时代划分；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及学术梳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命题以来，人们思考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何以由“新时期”进入“新时代”？ 划分时代的依据是什么？ 学者们有的含糊其词，有的甚至将新时代与主要矛盾逻辑关系倒置，如郭国祥认为，新时代科学论断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依据［1］。新时代开启的依据问题不解决，就难以理解“新时代”及其“新思想”“新任务”。
（一）新时代开启依据的梳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依据，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六依据论”。梅荣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有充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依据”［2］。
“四依据论”。邓纯东认为，进入新时代科学依据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主要任务发生了新变化”，“党的指导思想和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有新变化”［3］。朱佳木认为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由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变化、国际地位变化、理论新成果、目标新布局四个方面构成［4］。刘景泉、肖光文从时代依据、实践依据、矛盾依据、理论依据进行分析，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基于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新变化、 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基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基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即产生了新思想［5］。
“三依据论”。韩庆祥、陈曙光认为，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有充分的根据：一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二是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三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进一步认为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必然产生历史性影响，最鲜明、最根本的影响就是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6］。王静认为新时代的提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据；以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展所引起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历史依据； 以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深刻总结为现实依据［7］。
“二依据论”。包括重要依据和根本依据。杨雨林认为，迈进新时代的“重要依据”是世、国、党三情变化，“根本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8］。
“一依据论”。主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开启的依据。李君如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依据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9］。王立胜认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10］。张三元、严书翰、汤顶华、丁文阁、张莉都持此观点［11-1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有封建主义性质，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上就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频繁交替，所以，应从两对主要矛盾整体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般情况下，当资本—帝国主义直接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内部各阶级基本能够暂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都如此。当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时，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其次，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反对这个同盟，斗争矛头主要直接指向封建政权。太平天国战争、辛亥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内革命战争都是如此。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资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统治时，外国侵略势力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太平天国后期清军“借师助剿”就是此种情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27］633。
（二）新时代开启依据论评析
上述“多依据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依据，同时，都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的依据之一，为人们认识新时代的开启提供了多维视角。
在“多依据论”中，存在着依据与标志混同的误区。不少论者分别将新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新任务、新战略、新思想、国际地位新变化等因素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一起作为新时代开启的依据，这不严谨，也不合逻辑。新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的同位语，不能作为新时代开启的依据；而新任务、新战略、新思想、新布局、新要求等，是由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必然。同时，不是新思想开启新时代，而是新时代孕育新思想。这些可以作为新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但不宜作为新时代开启的依据。正如可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时代开启的标志，但不能将其作为时代划分的依据。时代划分依据有其基本因果逻辑，不能用时代开启的结果作为时代开启的依据。
把国际因素当成新时代划分依据的理由亦不充分。国际环境发生新变化不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际社会虽然属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各自主要矛盾不相同，各自发展阶段不完全相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有重大影响，但不是影响时代划分的关键因素。毕竟，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国际社会的新时代。因此，只能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状况来判断。
宋诗如山谷、后山，最为一时所宗尚。然黄之横拗生硬，陈之瘦劲严苦，既乖温厚之旨，又乏逸宕之致。[2](162辑金昌协《农岩杂识》，P375)
“一依据论”者主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立论依据，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党的十九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里“已经转化”而非刚开始转化［16］10，说明了矛盾转化与时代开启有内在逻辑关系，为我们理解划分新时代的依据提供了钥匙。“一依据论”成果中，大多只作肯定性的判断与表述，未做具体深入的论述。以下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具体论证：新时代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新矛盾。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作为时代划分基本依据的理论逻辑
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方法论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发生a-a’的转变，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分析人类历史演进也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矛盾关系入手。马克思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的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然后马克思将精力放在满足人们“吃、喝、住、穿”的需要方面，十分重视“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28］601，进而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再进一步考察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从而发现了掩盖在供给与需求之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曾从社会需求侧和社会供给侧分析社会矛盾，并且指出了这对矛盾具有可变性，“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30］73。习近平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是这对哲学的矛盾形式在经济领域具体运用。他说：“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34］252。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34］251，没有将对立统一观点贯穿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始终，更没有跳出经济领域小框框，与马克思主义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决然是两码事。
（一）各种社会时代划分依据评析
历史上，赫西俄德以“神创人”为标准，将社会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半人半神的英雄时代—黑铁时代”［17］5-7；柏拉图以国家政体形式为标准，将人类社会描绘成“贤人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的堕落过程［18］314；黑格尔以“自由意识”的发展阶段为标准，将人类历史划为“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老年时代”，结合地域分别对应“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并认为“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的时代［19］107-112。上述的“神创人”标准是将人类历史看成神创史，以西方神话传说中宙斯先后创造黄金族、白银族、青铜族、英雄族、黑铁族为依据，分成五个时代。神话传说本质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反映。以歪曲的反映划分人类历史，必然得不出科学结论。国家政体形式标准坚持“理念”是社会历史本质，将人类历史分成脱离社会存在的五种政体形式的逐渐堕落过程，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划分依据也不科学。另外，政体形式与国家性质也不完全一一对应，同一种国家性质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政体形式。以“自由意识”发展阶段为标准坚持“绝对观念”为社会历史本质，将人类历史看成脱离社会存在的精神发展史，以“自由意识”的发展阶段划分人类历史时代，会让人们陷入脱离社会存在的无限争论中。中国古代思想家邹衍提出了“五行生胜”标准，将社会历史按照五行相生相克标准而划分出不同的时代，并且周而复始。这或许可为中国古代政治家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但在社会历史进化成为共识的今天，此标准缺乏客观性。总之，以上各种标准，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指导，把社会时代划分标准置于上层建筑的某具体方面之上，没有抓住本质综合的东西。虽然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会体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但是以非关键的局部甚至歪曲的现象代替整体，容易导致对整体发展阶段的误判。
在当代，有的学者以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为时代划分依据，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将整个人类历史分为1 500年之前孤立时代和1 50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且占优势的时代；有的学者根据生产力状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铜器、铁器、机器、信息等时代；还有的根据生产关系将人类社会分为五大社会形态的五大时代。人类交往方式依据，在划分世界历史方面，可以摒弃“三分法”的争论，有利于人们从世界整体考察人类发展史，但划分太粗略，不利于我们认识各个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生产力依据生产关系依据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单纯的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可以划分大时代，如铁器时代、社会主义时代，却不能划分出大时代中的小时代。另外，单纯的生产力标准，也有“唯生产力论”之嫌。总之，人类交往方式标准、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都是客观的标准，分别从不同角度划分了人类时代。但是划分标准太大，不能划分出各个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时代。
（二）社会基本矛盾变化是社会时代划分的根本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从社会基本矛盾变化中寻找时代划分的最根本依据。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20］408“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1］29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性质变化，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质变。马克思以社会基本矛盾质变为依据划分出四大不同性质的社会大时代：“亚细亚”时代、“古希腊罗马”时代、“封建”时代及“资产阶级”时代［22］3。恩格斯也认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质变划分出不同性质的大社会时代，他认可摩尔根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及“文明时代”的分期法，此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23］29。有的学者将此法归为“文明依据划分法”，其实确切来说应该为“生产方式法”或者“社会基本矛盾质变分期法”。此分期法划分出的时代，恩格斯认为其“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23］35。
选取我院收治的38例患者都是疑似结核性胸膜炎的患者，他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都自愿接受了B超和CT的检查，其中有18位女士和20位男士，研究人员在本次对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B超影像学的表现极其诊断价值中将这些患者当作研究的对象进行观察。研究对象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首先已经确诊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其次在进行研究以及资料的公开之前都将整个研究过程告知的患者并且经过了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同意，这些患者年龄20～80岁，患者在知道所有事项的情况下资源接受超声和CT等有助于研究的检查，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都是十分完善的，最后本次研究经过了相关国家机构以及医院的批准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
社会时代有大小之分。时代划分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时代划分只能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24］408。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指出，时代“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25］144。列宁明面上遵循的“阶级划分时代法”，实则属于社会主要矛盾划分时代的思想，因为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把握了阶级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把握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把握住了“时代的中心”［25］143，所以在该文中，列宁认可将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社会大时代划分为三个小时代：“资产阶级崛起时代（1789—1871）”、“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的时代（1871—1914）”和“帝国主义时代（1914—？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社会时代划分的基本依据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开始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是个非独立社会形态的“革命转变时期”［28］445，是“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27］685。是个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一化三改同时并举的特殊时期。这个快速转变期十分不稳定，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时代，从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大时代。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看，生产力水平虽然比较落后，但通过三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变革生产关系，以尽快恢复和提升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看，先是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官僚资本收归国有，然后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造，分别通过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两种过渡经济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和国有经济。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政权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掌握。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处于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由此说明，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中，工人阶级力量异常强大，主导着主要矛盾发展走向，有条件有能力将“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通过恰当处理，“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29］206，能够迅速地改造资本主义和消灭资产阶级，并在改造过程中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内容最终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当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矛盾时，不管它是否属于对抗性矛盾或阶级矛盾，都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阶级矛盾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矛盾。列宁认为阶级本身就是个经济概念。如果社会主要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那么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更趋同，因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之所以是社会的内在规定性。社会没有了异化的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将会回归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方面。在原始社会里，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低下的生产力与公有制和平均分配为特点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也逐渐失去政治统治职能，社会主要矛盾回归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中。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国家消亡，消灭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主要矛盾完全回到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方面。当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矛盾时，社会主要矛盾内容仍然最终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不过，这个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基本矛盾，已经跨过国际边界。从矛盾着的各个国家来看，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它的基本矛盾与国内社会基本矛盾在本质上一样。当国际矛盾成为某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时，国际社会基本矛盾是决定性因素。
其次，社会基本矛盾显著量变也会导致主要矛盾转化。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给主要矛盾的定义可知，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场域内现存多种具体矛盾中最突出的一种，是某一时间段某社会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多重矛盾综合较量的结果，它“规定或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6］320，但它又由社会基本矛盾规定和制约，因为这里“其它矛盾”中不包括更深层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显著量变时，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出现由a 矛盾到b 矛盾的情况，也可以出现a 矛盾到a’矛盾的转化情况，因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的转化才是决定力量，但是无论哪种转化类型，无论看起来有多大转化，从其根本性质来讲，都是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显著量变，同时又都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相适应，从而外在而灵敏地反映着基本矛盾显著量变。另一方面，从社会基本矛盾显著量变来看，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26］314在社会历史领域，“根本矛盾”实指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的“长过程中”，各种外在具体矛盾，包括其中的重要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26］314，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转化可能性，使大时代中“显出阶段性”。在大社会时代的初期或者晚期，社会基本矛盾最容易出现显著量变。比如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从性质上来看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最后，社会基本矛盾质变，社会主要矛盾必然转化。质是一事物区分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也有相对性。社会基本矛盾是比社会主要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质变是社会基本矛盾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或者说，社会主要矛盾质变相对于社会基本矛盾而言只是显著量变。社会基本矛盾质变，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社会各矛盾也会质变，其中社会主要矛盾也必然转化。社会主要矛盾无论是由a 转到b，还是由a 转到a’，都是发生质的变化。反过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社会性质不一定变化。
以上论述的逻辑结论是：社会基本矛盾变化是划分时代的根本依据，当社会基本矛盾整个质变时，必然开启不同性质的大社会时代；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特殊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会质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质变，成为社会时代（大时代）开启的依据；当社会基本矛盾显著量变（非质变）时，大社会时代中的小社会时代的开启的依据也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无论不同性质的大社会时代开启还是大社会时代中的小社会时代开启，皆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所以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时代开启的基本依据。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作为时代划分基本依据的历史考察
以中国近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开启为例。
（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近代）的开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1840年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一个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畸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两对交织交替的主要矛盾，开启了持续110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中国近代。
首先，半殖民地性质的形成源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一方面，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一系列西方列强入侵行动，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一步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并辅之文化渗透，导致中国社会无论政治上层建筑还是观念上层建筑都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主权开始不完整，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也受到西方冲击。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尤其是中国人民顽强持久地抗击外来侵略，避免了沦为完全殖民地，最终形成了帝国主义、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畸形国体。社会基本矛盾变化集中体现为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其次，半封建性质的形成源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变化，重点在经济基础的变化。在外力长期入侵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列强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被强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27］626，促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同时，西方列强利用自身拥有的先发优势和获取的经济政治特权，抑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广阔，农民比重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的根基还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27］630，中国经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基本矛盾这方面的变化集中体现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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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Anti-breast cancer activity of ebracteolatain A
工序块中关键工序的类型包括块首工序、块内工序和块尾工序3种，跨机器移动关键工序时，不考虑关键工序的类型。如图9所示，工序块上的一个关键工序为w，跨机器移动工序w时，采用直接利用机器空闲时间的方式。由于工件的工艺路线要求，工序w的可用机器空闲时间查找范围限定在其工件前序工序JP[w]的最早完工时间cE(JP[w])，和工件后续工序JS[w]的最晚开工时间sL(JS[w])之间。关键工序w能否跨机器移动，取决于移至位置的空闲时间大小，只有当式(2)满足时，跨机器移动关键工序w到x和y之间才有可能减小最大完工时间。
总之，这两对主要矛盾交织交替于整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始终，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质变，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及主要特征。
（二）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启
时代划分标准虽多，但科学划分时代须选取客观标准。社会基本矛盾质变是划分出不同性质的大社会时代的根本依据。当社会基本矛盾显著量变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划分同性质的小社会时代的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划分法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变化外在具体而灵敏地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1956年，随着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大时代。
首先，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质变。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的基本矛盾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30］72。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30］71。二是虽然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30］72。三是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30］73。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但其也存在不完善方面和生产力发展不协调的不足之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国家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相适应，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的缺陷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
微课教学作为现代教学工作实施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教学形式，体现在整个教学工作的规划中。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应该将微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进行重点阐述，让学生明确整个教学工作规划中应要完成的学习内容。同时教师在教学工作的布置中，以微课作为主要性教学布置方案能够满足小学数学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分层次教学需求。作为小学数学教师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要做的就是针对教学中的微课课堂构建分析，保障在其教学课堂的构建过程中，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小学数学教学工作的科学性规划。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逐步消灭了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又采用对产业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结合的方式，加速了我国资产阶级消亡。另外，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宪法的制定和颁布，让人民当家作主有了制度遵循和法律保障。此时的人民已经不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所以党的八大判断指出我国主要矛盾由以前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的供需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1］341。毛泽东也认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向自然界开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根据当时国情做出的正确判断，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增强物质基础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
(2)M=m′∪Part∪Component∪Element，其中：Part表示部件节点的集合，Component表示组件节点的集合，Element表示零件节点的集合。整机由多个部件组成，部件由多个组件和零件组成，组件又由多个零件组成。
党对于八大的正确判断坚持不长，转而将主要矛盾误判为阶级矛盾，以至于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偏离了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其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2］83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推动国家快速摆脱贫困状态，生产力快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富起来”的总体目标已基本实现，主要矛盾被逐步化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
以上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与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启，皆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四、新主要矛盾划分新时代的现实剖析
“新矛盾”是开启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a-a’式转变，开启了新时代
如前所述，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a-b 型转变，是主要矛盾内容与形式都变化，往往由社会基本矛盾质变引起，发生社会性质的改变，即由一种社会形态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是a-a’型转变，是主要矛盾内容变而形式不变，往往同属一种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矛盾不再以阶级矛盾形式反映，而是以供需矛盾突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类型属于后者。
工业通信作为工业4.0的核心之一，服务于工业体系，为其提供通讯服务，它可以将人、系统、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实现实时和高效的信息互通。在未来，工业通信一定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统一的工业通信协议将会出现，其中，OPU UA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同时OPC UA能实现从传感器到云端的数据传输，IT与OT将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数据信息的存取将更加快捷方便。
供给侧：“落后的社会生产”转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总体发展迅速，多方面社会生产能力世界排名靠前。经济总量自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来，仍然以中高速发展，2018年突破90 万亿人民币，大约是日本的三倍。按照目前速度发展，预计会在2030年从总量上赶超美国，成为第一。“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16］11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之间，不管是公共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物质生活水平等硬件方面，还是民主法治建设、文化教育质量、社会福利保障等软件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几亿农民工大军在夹缝中生存；有资产过亿的城中村、拆迁村、科技村，也有四川凉山的“悬崖村”；2015年我国36 个主要城市中，GDP 前五之和是后五之和的16 倍［33］。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为东中西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各省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015年我国GDP 排名第一的广东省是排名最后的西藏自治区的70.94 倍［33］。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经济领域与其他四大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各领域内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平衡。从我国近年基尼系数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值长期处于高位。从2012年到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依次为0.474，0.473，0.469，0.462 和0.465，均高于“0.4”警戒线［35］。
社会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变化升级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升级。这对新主要矛盾制约着我国当前各方面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比如先富与后富人群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各阶层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各种矛盾的有效化解，都依赖于新的主要矛盾的化解。当今中国总体布局和总体战略都只能在化解新的主要矛盾中取得成功。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36］7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倒逼我国深化改革，否则，会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掉入“拉美陷阱”。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供给侧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供给侧不是一回事，与西方供给学派所说的供给侧更不能混为一谈。此处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人类社会活动永远存在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构成一对矛盾形式，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在各种历史时代，它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诸多表现形式中地位不一样。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供给与需求则作为次要矛盾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供给与需求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形式。
化学哲学是以化学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化学基本运动和化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是架设在化学与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13]。德国著名化学家肖莱马曾说：“化学的发展是按辩证法的规律进行的。”
社会时代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a-a’式转变，开启了新时代。
需求侧：“物质文化”转为“美好生活”。“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16］11。2012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2，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3，城乡均迈入相对富裕的阶段［33］。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6］11。人民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希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的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人民法治观念显著增强，希望依法治国能全面落实，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希望有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实现机会平等、教育公平、收入分配公正合理；人民面临传统安全威胁与新安全威胁交织的社会，希望出行更安全、上网更安全、居住更安全、工作更安全、学习更安全；人民不仅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34］393。
（二）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的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37］如果说，中国从1957年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话，那么，经历了1957 到1978年的曲折发展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到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不是什么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性质没有变，仍属于社会主义时代，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38］364。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39］196。毛泽东又将社会主义阶段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40］116。邓小平进一步将“不发达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1］252，这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42］13。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它的长期性，“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42］12。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尽管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的这次a-a’式转变，不足以支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变化，离“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比较远。应该说，新时代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中最接近“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小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依然艰巨。
再次是建立预算管理过程的信息化控制。设计合同、预算、资金三个维度的控制要素，将协同办公平台与其他系统对接，设定多节点审批流程。以预算和合同管理作为第一层控制策略，以预算审批流程作为第二层控制策略，使费用报销符合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两个层面的控制策略相结合，使整个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在内控制度下。
（三）新时代呈现出与前不同的特征
新时代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但新时代是一个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的时代，与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期包括改革开放新时期相比，新时代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新特征：
一是经济总量居前与经济平均水平落后同时存在。经济总量居世界前茅，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居于中等偏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但发展质量不高；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但“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34］254；社会物质财富总量增加迅速，但区域间、城乡间、产业间、职业间等收入分配差距明显。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形成与民主实现机制不健全同时存在。民主法治制度建设全面加强，搭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并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但具体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16］9。
三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加强与文化价值多元化同时存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更加稳固，中国梦得到民众深刻认同，中国精神进一步提振。但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16］9，多元文化并存，多元价值同在，良莠不齐，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的日常生活。
于是，赏云大戏帷幕再开，尽管这里已不是巴林草原、贡格尔草原，而逐步替换成锡林郭勒草原甚至张北草原，但是“草原云景”依旧是多姿多彩、相跟相送，害得我们直到出行的最后一天，都不得不一路时不时停车拍照、拍照，既拍草色亦拍云态，更多是草色云态交相互映，真像李白一句诗中所说：应怜故乡水，千（万）里送行舟！
该平台能实现目标客户群可以浏览行业讯息、交流，经销商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日常进销存的管理，生产商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新产品、新工艺的信息发布，同时能直观获取各个经销商的经营状况，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动态调配资源，减少库存量，生产线能有针对性的生产，建立精细化营销运营体系。具体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四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民生领域不少短板同时存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获得感显著增强，但阶层利益固化严重，社会流动渠道不畅通；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在量上基本得到保障，但在安全和质量上有待提升；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但群众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新旧问题仍交织叠加。
五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同时存在。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突出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环境破坏带来的危害将长期存在。
从目前的监督工作情况看，人大监督活动的主体通常由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和被视察单位的人员组成，广大群众的参与度有待提高。公民是社会的构成主体，通过人大对社会事务进行监督，应当成为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受主观上参政议政的意识不强、客观上缺乏必要的机制保障等因素制约，公民参与人大监督工作尚有诸多障碍。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实践，努力创造条件，多方位吸引公民参与。
上述五个“同时存在”，是新主要矛盾的具体反映。而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不断解决过程，也就是新时代走向结束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两步走”战略安排。在新时代，需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变”与“变”［43］，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解决不充分问题的同时，妥善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妥善地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一般情况而言，新的主要矛盾化解为次要矛盾之时，就是我国迈进“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日。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a-a’式转变，开启新时代。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方能正确划分社会时代，及时破解时代课题，制定新目标与新战略，方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塔西坨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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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ussion on the Evidence of Social EraDivisionandNew Era Initiation
Mo Yueyun Yan Yunshan
（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64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re are “multi-evidence theory”and “single-evidence theory”in terms of“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is the outward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with both qualitative change and significant quantitative change of basic contradiction being represented as the change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decides the main task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is the basic evidence for the division between old era and new era and for the initiation of new era.The initiation of significant eras of both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and socialist society is resulted from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 is the a-b type shift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the society).When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m society experiences partial qualitative change and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presents a-a’ type shift,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ould be ushered.
Key Words: Era division;Basic evidence;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New Era
基金项目：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社科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研究”（x2sxN9180120）。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9-0049-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9.005
作者简介： 莫岳云（1955—），男，汉族，广西南宁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与统战理论。严云山（1983—），男，土家族，湖南湘西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
（责任编辑：文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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