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处理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在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了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这是毛泽东在探索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和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对这一理论本身探索得并不彻底，并且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然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都是一定的时代和实践发展的产物，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也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回答。
195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从国际上说，苏共二十大采取不正常手法大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混乱。接着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也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和忧虑。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一些人还不习惯，再加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工作过粗过急，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
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形势，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社会主义社会还存不存在矛盾？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为解决这些矛盾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总结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教训，从哲学角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必然性，并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严肃地指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将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升为“一门科学”，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飞跃。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完整形成的标志。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许多国家的报刊相继转载，并纷纷发表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法国《世界报》分别发表社论，肯定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较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真理报》、匈牙利的《人民自由报》、波兰的《人民论坛报》、民主德国的《柏林日报》、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周刊等，也纷纷发表社论或评论文章，肯定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认为毛泽东的论断，走出了中国的国界，引起了思想共鸣，具有“普遍国际意义”，毛泽东是健在的一位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集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之大成，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第一，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2] 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和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3]。毛泽东在这里对“人民”和“敌人”这一对概念所作的科学规定，实际上也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界限的科学规定。毛泽东认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4]，是非对抗性矛盾。
关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转化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5] 比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反之，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总之，“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6]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掌握矛盾转化的规律，创造条件，促成矛盾向有利的方面转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动员一切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特别是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整个社会矛盾中的比重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7]，阶级斗争虽然还存在，“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和大量的，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占据主要矛盾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着眼点和出发点，来认识和处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要把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仅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的角度提出来的，也是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角度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8]。也就是说，重点应当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毛泽东深刻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9]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是为了采用正确、恰当的方法去解决这两类矛盾。与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敌我之间矛盾不同，毛泽东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规定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和方法。这就是坚持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对如何运用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是：在解决政治思想上的矛盾时，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主张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强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0]；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方针；在处理利益关系时，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等。
三、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失误及其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但是也应该指出，自1957年以后，毛泽东和我们党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正确理论，甚至发生了像10年“文革”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社会动乱。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导致毛泽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理论原因——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以及不能完整地把握社会主义的矛盾体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由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各种具体矛盾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这些不同的矛盾，由于其地位、作用不同，在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其中，处于第一个层次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处于第二个层次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处于第三个层次的是各种具体的社会矛盾，这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以及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的矛盾，另外还有广大人民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社会主义社会多层次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居于主导的和中介的地位，是基于基本矛盾与各种具体矛盾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主要矛盾在基本矛盾基础上产生并受它制约，同时又规定和影响着其他各种具体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同时它又决定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矛盾中，虽然还要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但是大量地、突出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敌我性质矛盾只是少量的、次要的。这一社会矛盾状况正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的反映，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之间存在着最直接关联。因此，只有完整地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正确认识处于不同层次上诸矛盾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在认识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才可以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
但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把握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完整性，这就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专门以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著作中，没有一处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憾。尽管书中毛泽东也提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从而表达了同党的八大相同或相通的思想，但是这些说法显然不能代替关于主要矛盾的定义式的概括。
如果这只是表明此时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么在反右扩大化以后，他的认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左”的错误。这就是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基本上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与之完全不同的表述，他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提出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错误，正是导致我们党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第二，实践原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中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阶级斗争扩大化，又必然会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是导致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失误的最直接的实践原因。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根本变化的正确认识，毛泽东才提出“两类矛盾”这一全新的概念，形成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全新的理论。本来，他完全可以用这种包含着阶级斗争观点，又比阶级斗争观点更全面的新概念、新理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影响下，毛泽东过于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从中得出了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并且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样也就决定他要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不恰当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中发生了一连串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在实践中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非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界限，把大量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都当做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处理。我国在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有：
(1)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当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是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逐步升级，“双百”方针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而是通过政治批判运动，把正常的学术争论也当做严重的阶级斗争来看待，混淆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界限，结果不仅严重挫伤了科学、教育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给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2)党内斗争扩大化问题。这主要发端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彭德怀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了正确批评，结果不仅被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而且上纲到“里通外国”，并被毛泽东认定为“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就严重地混淆了党内属于工作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界限。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论断，并且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3)经济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在经济领域里的确出现了一些干部的贪污盗窃、生活腐化和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十分痛恶，并主张严厉打击。为此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四清”，后来又决定了把它们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刘少奇认为这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则认为出现这些腐败现象，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官僚主义阶级，结果把党的大批干部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
第三，体制原因——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实行具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与采取专政的方法来处理敌我矛盾不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其中一个主要的失误就是忽视了民主制度的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民主应该首先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1]“民主”仅仅是达到“集中”和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既然是手段，就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与此相关，毛泽东还忽视法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重大作用。实际上，毛泽东在治国方略方面更倾向于“人治”，而不是“法治”，实行了一套具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条件下，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往往离开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缺乏应有的制约机制，这样使得党和毛泽东的错误，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纠正，最后发生了10年“文革”这样严重混淆两类性质矛盾的全局性错误。
通过对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的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毛泽东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都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对这一理论本身探索得并不彻底，并导致实践中一些严重失误。第二，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贡献、经验，还是失误、教训，都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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