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高技术发展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与和平论文,世纪之交论文,高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起始于本世纪70年代、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以亘古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了爆炸性的突破和进展。90年代以来，各类高技术及产业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高技术已成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经济、政治、军事竞争的焦点。世界各国都把高技术发展当作经济上的生产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和战斗力、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高技术发展究竟会给国际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摆在世纪之交人类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十分重大且非常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科技进步与军事变革几乎同步进行，有时是科技带动军事，有时则是战争需要导致科技进步，并呈现军事技术领先于民用技术的态势；二是科技发展不仅从未消弭战争，反而使战争的强度和烈度增加，范围扩大，而且难以控制。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新近出版的《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把武器的作战距离、运行速度和杀伤力视作“致命的三结合”，认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武器在这三个方面都已达到了极限。从武器射程上看，“即使抛开以太空为基地的武器潜力不谈，洲际导弹、航空母舰、潜水艇、空中加油远程轰炸机，或由此类武器与其他作战系统相结合的攻击系统，从理论上说，地球上已没有一处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从武器的运行速度来看，新研制成功的阿尔法激光器“能产生100 万瓦的电力，……只要瞄准正确，它能以目前人们认为最快的速度——光速拦截对方导弹。”从杀伤力来看，“今天的非核武器的杀伤力，比数百年前蒸汽机和工厂开始改变世界时的武器杀伤力，平均增长了10万倍。”（注：阿尔文·托夫勒、海迪·托夫勒：《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8-29页。）
而世纪之交的高技术发展新趋势给战争与和平带来的影响，既有历史的沉积和延续，又冲破了传统的样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世纪之交高技术的发展，使当今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有可能第一次走出“科技越进步战争越发展”的历史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世界大战的爆发。
90年代以来，人们在谈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时，多是从两极格局的终结、多极化的趋势、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寻找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但如果追根溯源，70年代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特别是80、90年代高技术的普及和加速发展，是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层原因，并间接作用于世界和平。同时，高技术还对国际安全具有直接的影响。比如，当核武器这个高科技产物把人类的战争推向彻底毁灭自身的顶峰时，反而成了无法真正使用并抑制大战爆发的有力因素。
一般认为，战争的基本动因是利益矛盾和权力争夺，所以高技术不可能消除战争的根源，但却可能抑制战争的规模，改变战争形态，避免现代战争升级为世界大战，这是由高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所决定的。
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这就大大增加了现代战争的成本，如果预期成本超过预期利益时，战争规模就有可能得到控制。海湾战争留给人们的启示之一，就是高技术战争往往意味着高消耗、大破坏，不用说世界核战争，就是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其耗资之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大规模战争不仅使各方在政治经济上难以承受，而且后果不堪设想。这就促使对抗国都力求把军事冲突保持在一个有限、可控的范围内。
高技术发展也为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规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装备和手段。以往，由于获取情报和信息传输手段的落后，对仅有的信息又缺乏及时的交流，因而形成了困扰军事行动的“战争迷雾”，极大地阻碍了军队作战效能的发挥和指挥官对战争进程的控制。军事高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它不仅能为指挥官提供准确、近实地战场信息，而且能提供进行指挥和控制的手段。比如，在未来的数字化战场上，遍布战场的各种传感器，可传达战场各方面的实时情报信息，只要将战场前沿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与计算机联网，就能保证部队近实时地传递文电和图表，及时交换和使用数字化信息，分别满足指挥官、战斗人员和战斗支援人员的需要，使作战进程几乎与决策同步进行，降低了因误判和人为因素而使战争升级的危险。
同时，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出现的高技术跨国合作的趋势，将巩固它们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防务上业已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西方大国的矛盾会演变成一场军事战争的迹象。
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各国谋取国家利益的途径和手段更加多样化了，战争选择将更为慎重。过去主要通过军事行动或战争才能实现的国家安全利益，如使用军队来捍卫领土、主权不受侵犯，资源不被掠夺等，现在可以主要通过外交、经济特别是科技的手段就能够达到目的了，而且正在成为经常的和有效的手段。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也给面临能源枯竭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信息技术不仅是当今美国等发达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将成为下个世纪世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将对全球经济起到重要的“防护屏”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选择战争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时将会更加慎重，“积极防御”、“合作安全”、“威慑”、“预防性外交”将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美国军事专家曾运用多种方法做过论证，认为在未来各种类型的战争中，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是50%，而小规模常规战争和“非战争”形态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则达100%。 （注：1998年1月16日《中国国防报》。 ）很多学者对这一预测的准确性表示异议，但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问题上认同者较多，而高技术对世界大战的制约力应居于多种制约因素的首位。
第二，高技术的发展将使未来战争可能更多地局限在地区和一国国内，战争的社会化以及国家之间战争的非军事性成为新的趋势，并具有高频率、突发性和不确定的特点。这种意义上的局部冲突更易于爆发，也更难以把握。
从冷战结束后局部冲突或战争频率居高不下以及分布的特点来看，在其直接原因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的因素。据统计，90年代头7年，世界各地共发生地区性冲突193起，年均28起，超过冷战40多年地区冲突190起的总和，更远远超过年均4起的平均数。（注：李忠诚主编：《跨世纪的世界政治》，时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85 页。）这说明冷战后的国际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也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两极有利于和平还是多极有利于和平的再次大辩论。这种辩论源于60年代以后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它却给人们一个启示，这就是看待冷战后的局部冲突，不能简单地把它放在多极化中去理解，与其说它是多极化的产物，不如说它是格局转型期大变动的结果；与其说它是格局变动的结果，不如说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在欠发达国家造成的巨大反差和冲击的副产品。
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分布在东亚、中亚、南亚、中东、南欧巴尔干和非洲大湖等六大地区。表面上看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恶果，历史积怨、民族、宗教矛盾的尖锐和浮出，种族纠纷、党派争权斗争的不可调和是冷战后局部冲突或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实质上它深刻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以科技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矛盾的日渐突出，经济科技发展问题愈来愈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根源，同时也是这些地区的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没有形成重大影响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上述的冲突客观上是这些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和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社会内部整合。不幸的是，这一过程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内战的方式来被动地实现的。（注：孟祥青、江凌飞：“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的四大特点”，《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 第13页。）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种战争将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将是基于各种复杂动因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战争形式，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高技术发展不会使战争消亡，却能使未来战争的动因、载体和样式发生新的变化。信息正在使世界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村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可能使原本并非直接相关的利益成为引发战争和冲突的动因。也就是说，未来战争既可能由传统的谋求领土、利益、资源的重新安排而触发，也可能因超越直接利益只是出于对国家宏观战略因素考虑而引起。由军队进行的维护和平、反恐怖、反犯罪、反走私和缉毒等准战争行动，以及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非战争行动将更加频繁。核生化武器和其他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小型化和可能的扩散，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等，使战争的发动者不仅限于国家，企业、宗教团体、恐怖组织、贩毒集团和犯罪团伙均可能拥有发动各种形式战争的手段和能力，使战争更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测性。特别是未来战争向政治、经济、科技、社会领域的扩展，将最终导致“战争”与“非战争”作战行动之间界限模糊不清。
第三，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战将是未来冲突和战争的新形式，它不仅模糊了战时与平时的界限，而且使战场结构和作战思想、原则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战争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革命的浪潮，最终给人类带来一个信息流高度畅达、高科技造福社会的网络化世界，这已是必定无疑的了。然而，和社会发展史上历次科技革命总有自己的伴生物一样，与信息网络相伴而至的是“黑客”的滋生和蔓延。这群精通电脑技术的不速之客，凭着对编程语言异常熟练的操纵，像老鼠一样在网络中蹿来蹿去，或破坏程序、制造病毒，或窃取密码、摧毁系统。近年来美国国防部屡遭电脑“黑客”袭击的事实，至少给世人以两点启示：一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可以使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顷刻间陷入瘫痪状态。美国官方已有人发出警告：“一场电子战的珍珠港事件正在等待发生”，“要特别注意信息恐怖突击队”。（注：阿尔文·托夫勒等著：《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8 年1月第1版，第171页。）二是带有明确政治或军事目的（而非出于好奇）的电脑“黑客”的袭击不仅限于战争时才发生，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到来。而这样的袭击应被视作“非战争状态下的战争行为”，由此模糊了战时与平时的界限。
由于信息技术装备广泛渗透到军事机器的各个环节，并构成日臻完善的作战“神经系统”，核威胁条件下的信息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并给传统的作战思想、原则和战法带来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了战争力量结构的无形因素，战争力量的运用趋于网络化，赢得战争的标准大大提高。
传统的战争力量主要由军队和武器装备等有形因素构成，但信息时代军事力量中的最重要武器将不是高性能的战斗机、坦克、战舰，而是由信息系统涌出的庞大数据洪流。计算能力、通信容量和可靠程度、实时侦察能力、计算机模拟能力等信息因素将成为衡量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军事力量的对比，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信息武器系统的智力和结构力所带来的无形的、难以量化的巨大潜能。以往根据陆海空人数、武器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等静态标准来评定军事力量强弱的方法显然受到重大挑战，无形的信息在战斗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战斗力和力量倍增器。同时，从战争力量运用角度看，传统战争可称作运动型战争，而信息武器系统和以信息为主导的武器系统，则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武器在射程、速度、距离等方面的局限，它通过其智力和结构力的运用，把第四维空间的无形物质联成一个巨大的全维作战网络。在这个无形的网络下，它能以宇制空、以空制地，从而控制整个作战空间，近实时地进行一切活动，所有作战武器系统、作战部队都不再是只能占据局部空间、实施单个分解性动作，无论相距多远，都是一个严密而有序的整体，它们常常无需转移或机动，就能知晓所有战场情况，并实时地作出反应，从而形成“陆、海、空、天一体”的立体化新型战争。也正因如此，赢得战争的难度增加了，农业时代那种打败敌方军队即可获胜、工业时代那种打败其军队并摧毁其基础设施就可获胜的标准已不能适应信息战争的要求。在信息时代，除了要达到上述目标外，还必须摧毁或控制敌方的信息系统，这是衡量信息战胜负的一个新的标准。
二是改变了战争的纵向层次关系，确立了纵深作战地位，超越了传统的攻防思维模式，使未来战争不再有明显的前方和后方之分。
由于从大洋深处到茫茫太空都布满了天罗地网式的侦察和监视系统，使纵深地域不再有不受侦察的“掩蔽部”，精确打击系统使纵深作战不再有“孤军奋战”的巨大风险，全纵深突击成为可能，并使战术打击可以瞬时直接达到战略目的，战略指挥可随时介入战术层次，战略、战役、战术大大压缩甚至重合，三者间纵向层次界限日趋模糊，从而使那种将战争固定在有明确阵地和两军对垒的相对稳定的战场，并使进攻、防御的内容泾渭分明的传统攻防模式以及明确的前后方划分失去了其普遍意义。无论进攻或防御，抢先实施信息电子攻击来瘫痪敌方信息系统，夺得制信息权，就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三是突破了以往的基本作战原则，增加了一系列新的战法。
由于信息战的超时空、全纵深、远距离、信息主导的新特点，带来了作战原则的新变化，过去的一些基本作战原则将被突破。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作战原则中的“有生力量”就应包括先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集中兵力原则”将变为分散、疏开配置兵力兵器、集中火力的新原则；“以近距离作战为主”的原则正在被同时实施近距离作战和纵深作战的原则所取代。与此相适应，类似“瘫痪战”、“非直接接触作战”、“不停顿的打击战”、“小部（分）队机动作战”等一些新的战法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高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既能造福于人类，也能毁灭人类自身；既能给世界和平增加新的安全系数，又能造成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既能控制世界大战的爆发，又能引起更广泛意义上的各类局部冲突；既可以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规模，又有无法把握和难以驾驭的一面；既能使战争变得异常残酷剧烈，生灵涂炭，又可使战争成为“无硝烟、看不见、不流血”和没有时间限制的无休止的“和平”争斗；既可以将战争限制在军人之间展开，又可以把战争立刻转向社会、转向平民，成为一场新形式的“人民战争”；既可使战场成为高科技杀伤性武器较量的试验场，更可以使战场变成争夺制信息权的电子对抗基地。
高技术的发展将以上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使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战争形势异常复杂，在很多方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特别是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将来的局部战争又不可避免并可能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的情况下，来估价眼前的高技术发展给国际安全带来的祸福之比（是福大于祸还是相反？）就更为困难了，国内外学术界、政界都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并且各执一词。
有人说，“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掌握在爱神手里，可造福人类，掌握在魔鬼手里，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灾难。”（注：沈伟光：《新战争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76页。）但问题在于， 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它难以保证只掌握在“爱神手里”。高技术发展正在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如民用产品超过军用产品，为提高生活质量而服务的高技术产业多于用于军事目的的产业，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大于纯军事技术的投资等等，充分说明人类发展高技术的和平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但不管怎样，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判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科技本身，时代背景以及国际社会的运行机制对科技的属性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比如，国际军控和裁军领域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多极格局加速形成，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并占主导地位，大国关系经历的深刻调整，合作、对话、不以武力解决分歧的共识达成等，所有这些高技术发展的外部因素，既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高技术发展的性质和方向。世纪之交的高技术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总体和平中不断获得进步的，也必然会继续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技术发展的和平性一面更加突出了，21世纪人类的安全应该得到更多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