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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的中国经济现在又一次到了把握时机的关头。中国将面对眼前的全球挑战，从而应对世界商业周期中的下行阶段
中国同时改变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在短短的30年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从经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并且站在了新兴繁荣的浪尖上。在国有体制“对外开放”的驱动下，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一个日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其成果只能用非凡来形容。在经历了近30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9.5％的年均增长之后，中国现在的人均年收入水平超过了2000美元，比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上升了五倍有余。更让人惊奇的是，如此爆炸性的整体生活水平增长，竟然是发生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即强烈地依赖对外贸易及其伴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投资，而正是这些投资支撑了中国强大的贸易出口平台。幸运的是，中国对于这种外部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投入，恰好遇上了新全球化时期的欣欣向荣和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个意外的结合因素把中国推到了一个让世界嫉妒的位置，因为其可能是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在享受这些利益的同时，风险和责任当然也会随之而来。放眼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发现当前的中国面临着许多风险和责任。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中国领导人第一个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发展来自内部需求支持的经济增长上，尤其是在私人消费方面。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还把中国过度地置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中。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一波五年增长之后，中国现在是时候要好好留心一下由美国引发的世界GDP增长减速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还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到了令人担忧的反全球化准星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中国必须解决人们眼前的顾虑。总之，作为当代历史上最为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正面临着艰巨的全球挑战。
中国的外部倾向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中国已经把这种方法的运用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中国从1982年经济开始腾飞至今，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已经上升了八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亚洲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可比时期内所达到的数字。与中国最接近的是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小龙”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即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新加坡。如果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合计，包括两个城市型的国家/地区，他们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经济集体腾飞后的二十五年内上升了五倍。尽管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表现，但是与中国的成就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而对于发展迅速的东盟四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可比的二十五年时期内只仅仅上升了两倍多一点。
与日本这个亚洲最大且长期最具统治力的经济体之间的比较尤其让人印象深刻。时间回到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腾飞的1955年，在随后的25年内其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7倍，仅相当于中国在经济腾飞之后的二十五年可比时期内所得贸易比重增长的约20％。日本一直以其超凡的贸易能力而闻名，但是推动其经济的外部力量跟中国相比也只能相形见绌。印度的情况也是一样，其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1990年经济开始腾飞之后才翻了一番。毫无疑问，亚洲享受了当代历史上最外向型及贸易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好处，而中国在这方面更是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
从2000开始，中国经济尤其迅速地向外部倾斜。在那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番。对于中国来说，这次经济加速向外倾斜来得正是时候，它正好遇上了一波特别强劲的世界GDP增长。在2003-2007年这段时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以来最强劲的一个五年增长期。对于靠外部驱动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机会就像“上帝的恩赐”一样，占世界贸易比重的急速增长正好准确地赶上了全球增长强劲加速的时期。单凭这个原因，中国就已经足够成为当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最大受益者了。
双刃剑
全球化赐予一些东西，同样也会带走一些东西。从全球商业周期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从全世界集体致力于全球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正确的。在日趋不受约束的跨国贸易、资本、信息和劳动力流动中，中国所获得的利益比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多。但是如今，顺风很可能将变成逆风。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既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
最近几年，上升的全球商业周期一直在友好地向中国展示微笑。在2003-2007年期间，世界GDP以年均大约5％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日趋强大的出口机器已经无法再要求更多了。同样在那五年期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0％，这几乎是整体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8％的四倍。
然而现在，全球商业周期的面目要开始转向狰狞了。由美国引发的全球衰退越来越可能成为现实，这是因为美国感受到了其巨大的房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全面压力。所谓的次级债危机只是泡沫后衰退时期的一个表征，但是这还没有完。最大的危机在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持久力上。感谢永远上升的房价，加上简单又相对低廉的房屋抵押贷款项目，美国消费者在过去的六年里变成了资产依赖型的消费机器。在2000-2005年期间，从住宅房屋资产中剥离出来的抵押资产净值，由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3％上升到了近9％，充分有余地抵消了看似长期停滞不前的劳动力收入增长。
在这个收入短缺、资产依赖的时期，美国的宏观经济支持变得面目全非。在2003-2007年期间，以收入为基础的个人储蓄率急降，并且美国国内净储蓄率降到了仅占国民收入1.4％的历史新低。缺少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美国不得不从其它国家引进剩余的储蓄来保持其经济增长，这要求美国制造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贸易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因此，不仅资产依赖型的美国消费者在房产泡沫破裂后入不敷出，美国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且同样不可持续的国际财政赤字中。
由于受罕见的全国性房价下跌的影响，以及次级债危机蔓延限制了房屋抵押贷款，收入短缺的美国消费者失去了房产和信贷泡沫的支持，而这将很可能使支撑整体美国经济的消费转向衰退。随着2007年个人消费支出创纪录地占到实际GDP的72％，而如今房产和信贷泡沫又双双破裂，房产依赖的美国经济想要在2008年避开即将到来的衰退将变得十分困难。从七年来的第二次泡沫后经济衰退中能看到的一线希望是，美国可能就此减少其经常项目的逆差。为了在房产泡沫后的气候中重建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率，美国消费者将削减开支。随着消费者开支的减少，美国对国外储蓄的需求也将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全球再平衡的道路上十分重要且期待已久的一步。
来自美国消费者和经济的支持将可能急剧减弱，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为这一点付出代价。尽管很多人对“全球脱钩”的可能性充满信心，即一种世界免受美国经济衰退影响的美好格局，但是那种结果在这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外部导向型的发展中亚洲并不是全球脱钩的理想候选人。
同样的，在美国消费可能出现下降的情况下，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亦似乎不太可能受到特殊照顾。2006年，中国国内消费仅约占其GDP的36％。缺少来自内部需求的自主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经济衰退造成的外部冲击将对灼热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带来下降的压力。中国的出口占到其GDP近40％，并且其中有21％流向美国。这样的数据实在是让人们无法想象其他的结果。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得到了美国终端需求市场的强大支持。而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来说，与美国脱钩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当经济衰退从美国经济中最不全球化的房屋建设活动，转移到美国经济中最全球化的个人消费上来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
如今进入2008年初，这种调整的初步迹象已十分明显。在1月和2月，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长率减速至16.8％，比起2007年的25.7％显著下降。尽管这些数据可能因同时受到农历新年和雪灾天气的影响而出现偏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最具影响力的那股力量正开始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美国货运量的显著下降。2008年2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与上一个月相比下降至-5.2％的水平。按2008年前两个月的平均值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本质上并没有增长，这相对于2007年14.4％的增长来说是一次大幅减速。反映出这次出口大幅下降影响的还有工业产量增长，今年初1月和2月的平均值下降至15.4％，而这与近几年1 7％的增长相比亦是一次显著下降。随着如今美国经济衰退的持续，估计中国这部强大的出口机器还将进一步向下调整。对于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远没有免疫。
对于有通货膨胀倾向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随着今年2月消费物价指数(CPI)猛涨至年同比8.7％，中国当局已经强调增长需要减速，从而冷却过热的经济。在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方面，除了人民银行不停地运用货币紧缩措施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政策牵引出现。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部需求的下降可能比这些措施更具冷却经济的效果。考虑到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严重，经济冷却带来的结果将成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困境中的一线希望。
全球化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外向型中国经济的忧虑也是日趋强烈的反全球化信号。这一点在越来越趋向保护主义的美国国会方面表现得最为尖锐。在过去的三年中，国会山收到了至少45条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措施的法律提案。与前些年不同，其中的两条措施实际上已经在2007年于关键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通过了，且两条措施同时都是以两党绝大多数票通过的。而如今次级债危机看上去好像把国会的注意力从这条制裁攻击线上转移了。这减小了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如果我是对的，且美国的经济在2008年进入衰退，那么失业率就会上升，而这将使华盛顿新政府在2009年掌权时，更多地面临来自保护主义方面的压力。
在当前这个时候，一个更疲软的美元只会加重保护主义的呼声。自从去年八月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广泛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实际价值已经下跌了7％(截至今年3月)，导致从2002年8月至今的六年里累积贬值了24％。在中国货币依旧紧盯美元的情况下，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并且，随着最近美元的疲软，尤其是对欧元的严重贬值，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加入了抵制中国，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队伍。中国，现在正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政治家们的相同抨击。
不论有多不合时宜，政治上反对全球化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发达世界中的富裕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经历了一次严重恶化。在G7经济体中，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就在同一时期，资本持有者表现在公司利润上的收益比重却创历史新高。在美国，这个问题尤其让人伤脑筋。美国十多年来生产力增长迅猛，但是中层工人的实际每小时工资却几乎停滞不前。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一个基本前提，即工人的薪水最终由其边际生产力贡献来决定。
当美国的贸易逆差巨大，并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双边逆差来自中国时，美国中产阶级产生的忧虑就点燃了打压中国的导火索。对此，我怀疑的是，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对中国的打压可能只会给美国带来更坏的结果。就像我在2007年早些时候三次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发现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理论或经验上的辩论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替罪羊政治已经在华盛顿掀起了一阵风暴。在欧洲，反华的呼声也日趋高涨。不幸的是，中国正承受这次地域政治反击带来的冲击。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这种情况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只是一个周期
正确地观察这些发展非常重要。世界还并没有走到终点。在整个事件中，商业周期是由美国经济衰退驱动的，而经济衰退之后恢复必然紧随而来。因此，以时间闻名的商业周期依然在发生作用。然而每个周期都不一样，这一次将很有可能比早些时候发生的那些轻微衰退都要严重，尤其是因为其继承了一轮严重的杠杆失衡，和少有却严重的美国消费者疲软，而美国消费者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引擎。但是这仍然仅仅是个周期罢了。现在，它的深度、持久力、和恢复特征都成为人们辩论的热点。
不论有多痛苦，周期性的调整亦是一个机遇。就像这一次，中国、美国乃至更广泛的全球经济都将获得良好的机遇。中国方面，其最近和未来的外部市场发展动向突出表明了其经济增长动力向私人消费转移的需要。随着美国，这个中国外部需求等式中最重要的一环开始趋软，发展内部消费需求以冲销美国经济的疲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然而中国不能指望结果马上能令人满意。缺乏安全保障网，即发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保障的养老金、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中国的家庭将很可能继续注重“预防性储蓄”。但是从中国领导人通过加速建设安全保障网来应对外部需求减少的行动来看，向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对于美国来说，这里同样有一个打破其错误的并且日趋不稳定的资产依赖型增长模式的好机会。在每一个连续的资产泡沫作用下，杠杆作用的雏菊链和资产导向型增长的过量都已经变得相当危险。而当前是美国经济重新回到以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和储蓄上的好机会，这能减少其巨大的并且日趋不稳定的经常项目逆差。这样做，美国还能为美元建立一个支撑面，从而缓和这个世界金融市场中最不稳定的力量之一。由此可见，这个周期对于全球再平衡来说亦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因为它将减低世界经常项目逆差国家和顺差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没有人希望看到周期性经济衰退，尤其是中国。对于努力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国领导人来说，经济衰退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大的威胁。利好消息是，在进入全球商业周期可能出现的下行阶段时，中国拥有庞大的增长缓冲。即便美国的需求冲击带来了最坏的结果，并使中国的GD P增长率由11％下降到8％，这也不可能成为一场灾难。而不好的消息将可能是，中国或美国均固执己见，浪费了这次商业周期性转变带来的再平衡机会。
我很期待中国抓住这次机会，并且把注意力加倍地集中在改革上，尤其是在那些能为需求已久的消费导向型增长提供支持的改革上。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很好地利用了周期性衰退，以使其宏观经济保持协调有序。我预测这一次也将是这些例子中的一个。外向型的中国经济现在又一次到了把握时机的关头。中国将面对眼前的全球挑战，从而应对世界商业周期中的下行阶段。
本文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