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老会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以后，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活动的哥老会是在清朝衰退时期发展起来并促使清朝灭亡的民众势力。它们的出现及其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下层阶级依靠长期的中国民间传统（结会、拜把）生存与斗争的过程。
在哥老会出现前后，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天地会、青莲教等各种教、会十分活跃，并进行着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且，当时哥老会主要在湘军内部传播并通过其散兵游勇扩散。因此，晚清地方官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留下了关于哥老会的多种记录。到了辛亥、民国时期，政治家和一些研究者为了政治目的也作了一些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有关资料。但是，正因为记录繁杂，众说纷纭，对于当今的研究者来说，梳理哥老会起源之迷仍然是比较难的课题。本文将对清末以来关于哥老会起源的观点与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与此同时，对有些问题提出笔者的想法。
一、清人的描述
在咸丰九年(1859)制定的湘军营规中，有“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注：曾国藩：《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营规，岳麓书社，1994年，第466页。）的条款，这是至今公认的关于哥老会的最早记录，它象征着在太平天国以后以解散的湘勇为主体的哥老会的历史源头。那么，咸丰以前，哥老会是在何时何地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而出现的呢？
在同、光时期的史料中，对哥老会起源的观点大致可划分为两种。第一，认为哥老会起于川、黔；第二，认为哥老会始于湘军。另外，还有极少数人认为太平天国结束后才有哥老会的出现，但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咸、同、光时期关于哥老会起源的各种说法，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表1。
表1 清代关于哥老会起源的记载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各地人士都按照在当地能观察到的前后情况对哥老会起源作出判断。最初咸、同时期开始谈论哥老会问题的是湖南地区的绅士，其中大部分人认为哥老会起于川、黔。尤其是同治五年(1866)《来凤县志》的内容很值得注意，其中记录着：
邑与川南接界，红钱、黑钱（即啯噜—引者注）诸匪，往往窜入境中。……此风肇于嘉庆，炽于道光，自军兴以来此类不多见矣，非有所畏而不为也，盖有所归也。又有一种匪徒，邀结朋党，歃血拜盟，为哥弟会，其渠不以齿序，以能结人之多而为群丑所服者为首，名之曰老帽，又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等名，其称不一。大率祖红钱之余习，变而加厉者也。邑向无此种，自咸丰辛酉以来，盛行于湖南，后经龙山获其渠魁，其风稍息。（注：同治五年，《来凤县志》，风俗志·民风，第4a-5a页。）
这一记载直接描述了在川、楚交界地区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源流关系。另外，要注意的是左宗棠的说法。因为，他曾经在咸丰年间在湖南致力于镇压太平军，所以，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八年(1882)之间，他的有关哥老会起源问题的观点，也跟较早时期的湖南官吏相一致，并强调啯噜与哥老会之间音韵上的讹传问题。
另外，从同治末到光绪年间，在管辖长江下游与华南的地方官眼里，哥老会起于军营。因为，这些地区的哥老会是随着湘军而来的，而且主要由散勇来扩散，所以地方官员根据这种情况来推测其起源。他们认为哥老会从湘军内部异姓结拜之风发展而来。何璟奏称，“各营兵勇向有结盟拜会之事，初时愿为战阵之际互相救援，迨纠众太多，良莠不一，遂有哥老会名目”（注：何璟：《两江总督何璟等为报各营兵勇结拜哥老会事片》，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同治年间哥老会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第41页。）。而刘坤一说，“各省勇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队兵员弁，另给旗帜号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注：刘坤一：《哥老会匪及早改悔示》，《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公牍，卷2，第33a页。）
二、辛亥、民国时期的研究
这时期的秘密社会研究主要是在于政治需要，即为了通过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而动员大众进行的。当时研究者都是以秘密社会内部文献为依据，而且大力强调其起源的反满传统。所以这个时期，在秘密社会文献，尤其是天地会文献的发现及研究、出版方面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
那么，当时留传下来的哥老会文献有哪些？与天地会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入地追溯。最早的一部哥老会专著是刘师亮1935年出版的《汉留全史》。有关著述目的与根据，他说明，“以我有组织有统系之汉留，惜无精确之记载。但组织既广，每多散漫天稽，既无典籍可循，复无记录可按，即各家笔记，亦东鳞西爪，今仅昭昭在人耳目事实可按者，成沿革一章，以资考证焉”。（注：刘师亮：《汉留全史》，中外印刷公司，1935年初版；台湾古亭书屋编：《秘密社会丛刊》，1975年影印本，第3、6页。）传说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郭永泰发现的《海底》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以后散佚了。（注：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清代哥老会档案里，《海底》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光绪十七年(1891)，但其具体内容现在不可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8辑，中华书局，1995年，第407页。）但陆曼炎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线索：“哥老会的文献，有《江湖海底》、《江湖汉流宗旨》、《江湖紧要》、《汉流外事》一类的书。”（注：陆曼炎：《四川的哥老会》，《大风》，第80期，1940年11月，第2599页。）卫聚贤还提到，在道光年间出版的《救世针砭》和《纸糊灯笼》是被汉流常常传抄引用的书籍。（注：卫聚贸：《中国帮会》，重庆说文社，1947年9月新4版影印（初版194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篇，第1章，第1页。）但是，据笔者所知，在这些书籍中，现在能看到的很可能只有《江湖海底》一种。
这时期的帮会著作大致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天地会为中心的叙述，另一种是以哥老会为中心的描述。这些倾向都多少与对起源问题的解释有联系。其中有关哥老会起源的描述，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哥老会是天地会的支派。（注：在民国时期的著作里，洪门的概念可以分成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洪门是被认为以明末遗老为始祖的所有帮会的总称，狭义的洪门则是作为一个团体名或者天地会的别称而使用的。）同治《浏阳县志》中记录着“或曰哥匪倡自黔、蜀，为天地会遗孽”。但是，这种说法在同、光时期的记录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到了辛亥前夕，革命派人士欧榘甲在《新广东》杂志上提出了天地会“闽粤以南则名三合、三点，扬子江七省则名哥老会”（注：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三联书店，1978年（1960年初刊），第296页。）的看法。以后，在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注：罗尔纲说：“教会源流考，原书于民国纪元前二年，由章太炎等合组教育今语杂识社印行”，见《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7年（1943年初版），第75页。）、萧一山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平研究院，1935年初刊；中国书店，1993年。）、李子峰编的《海底》（注：李子峰编：《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940年初刊）。）、戴魏光的《洪门史》（注：戴魏光：《洪门史》，和平出版社，1947年初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和卫聚贤的《中国帮会》等书中部采用了同样的说法。但是对于哥老会出现的具体时间，则各有不同的看法。陶、戴、卫主张太平天国末期说，李子峰主张乾隆说。
第二，乾隆起源说。这种说法最初在1910年山口升的报告中提出。（注：山口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近代史资料》，第75号，1989年。）其后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在这本书出版的同年(1912)，他还用古研氏的别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内容相同的《中国秘密会党记》。），1917年发行的《清稗类钞》（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96年（1917年初刊），第3658-3659页。）基本上都阐述与山口升的报告同样的内容。
第三，哥老会在明末清初由明朝遗老组织。在这种说法里，哥老会意味着包括天地会在内的一般帮会的总称。这类著作大部分在抗日战争以后在以四川为主的哥老会活动中心地区出版。沙铁帆在《四川之哥老会》中提到：“哥老会之通江之名称，……以是该会在两湖称‘江湖’，在直隶称‘混混’，在浙江称‘洪帮’，在广东称‘三点会’，在云贵及吾蜀，则称‘工口’。此外与江西之洪江会，亦为哥老会之分支，亦有名标哥老会。”（注：沙铁帆：《四川之哥老会》，《四川月报》，第8卷，第5期，1936年5月，第237页。）与此类似的看法还有陆曼炎的《四川的哥老会》（注：陆曼炎：《四川的哥老会》，《大风》，第80期，1940年11月，第2599页。），西北研究社编的《哥老会与清帮概况》（注：西北研究社编：《哥老会与清帮概况》，西北研究社出版社，1941年，第2页。），傅况鳞主编《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注：傅况鳞主编：《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成都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1940年刊本；台北古亭书屋编：《秘密社会总刊》，第2辑，1975年影印本，第2页。）等。
另外，在民国时期一些有关帮会的著作当中，我们经常看到“汉流”这一名称。（注：“汉流”、“汉留”或者“汉刘”，均包含“汉人之流”、“汉族之遗留”、“取汉室刘关张之义”的意思。）根据笔者的调查，这一名称在清代的记录里没有出现，从辛亥、民国时期才开始通用的。在当代人的印象中，汉流就是哥老会，可是仔细分析民国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对汉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汉流是洪门的起源。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提到汉留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在台湾的金台山会盟，其系统连续着康熙九年(1670)四川陈近南的精忠山，洪门则是以后出现的。朱琳在《洪门志》中也说：“洪门起于汉留”。（注：朱琳编：《洪门志》，中华书局，1947年版（1940年初刊），第5页。）以后，在刘膺遐编著的《汉流组织研究》（注：刘膺遐编著：《汉流组织研究》，上海益民社，1947年。）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第二，由于其名称本身的广义性，作为所有帮会的总称而使用。赵郑在《中国汉流团体改进论》中说：“其所称汉流者，盖以示汉族人之结合。……现今洪门会、三合会、哥老会、青帮、红帮等，均系汉流团体变态之别称”。（注：赵郑：《中国汉流团体改进论》，四川文心实业社，1942年，第11页。）
第三，将哥老会与汉流并列于洪门的支派。戴魏光在《洪门史》中说，哥老会在太平天国末期从天地会中诞生，而汉流是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永宁郭永泰开始的。（注：戴魏光，1991年，第147页。）
但是，从上述有关汉流的专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说的“汉流”山堂主要分布在以四川为主的长江流域，这跟哥老会的分布地区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叙述的内容也是以哥老会为中心的。
总之，在民国时期的著作里，由于地域的差别或者著者的立场，洪门、哥老会、汉流的个别名称常常被当作整个帮会的总称。
三、当代的研究
在当代，有关哥老会起源的研究已经从以前的神话传说中脱离出来，是根据清代史料展开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让我们更接近哥老会本身的面貌和它的真实历史。虽然当代学者们对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起源与性质问题还是异论纷纷，但“反清复明”不再是有关哥老会起源讨论中的重点。学者们更热衷于清中期以来各种秘密社会在哥老会出现过程中的影响问题。
1、啯噜与哥老会：啯噜是自乾隆以来在四川移垦社会中出现的游民无赖团体，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它们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边邑僻路，或水路船只，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嘉庆初川陕楚白莲教叛乱时，在四川教军队伍里，有大量的啯噜成员参加，或者纷起响应。太平天国时期，啯噜李永和、蓝大顺响应太平军起事。（注：一些研究者认为李、蓝起义属于哥老会起义。但当时的史料表明它们属于啯噜，而不是哥老会组织。咸丰十年正月癸未，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曾望颜奏：……滇省界内老鸦滩、黄毛坝、柿子坝、豆沙关、一里坝、两河口等处，有匪首马沅声、韩大耶、楚老五、陈大耶、李偏胡子、简大耶、叶二大耶，各聚众数百人，在横顺一带地方盘踞，均距川甚近。并牛皮寨有匪首罗四板枷率众百余人，伙同各匪，欲窜川疆。又井底坝
匪罗新大耶带匪二千余人，欲赴青山合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编》，卷2，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页。）清末哥老会出现以后，啯噜仍然存在，直到20世纪初。关于啯噜活动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学者们有几种不同的看法：1)农民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注：张力：《啯噜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胡昭曦、霍大同、杨光：《“啯噜”考析》，载《四川史学会史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注：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K3，1982年，第2期，第5页。）；3)具有反清倾向的互助团体（注：何一民：《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载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4)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掠夺型异姓结拜组织。（注：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Szechwan",Late Imperial China,vol.6,No.1,June,1985.；吴善中《啯噜简论》，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史学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在啯噜成分与活动特点问题上，酒井忠夫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解释。他认为啯噜“不仅仅是寄生的无赖集团，而且也是把生产流通经济兼营的单帮民众（即小贸易营生、肩挑负贩的人群—引者注）作为基础的生产、流通合一的经济共同体”。（注：渡辺惇著，苏智良译：《日本最近哥老会研究新成果》，载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篇论文简略地介绍了酒井忠夫的著作《中国民众と秘密结社》，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虽然嘉、道时期，啯噜不仅参与贩卖鸦片，还与私盐集团相勾结，但目前我们很难解释关于啯噜与一般单帮之间的具体关系。另外，近来有一篇论文提出了在川江（从重庆到夔州一段长江）上充当木帆船水手、纤夫的啯噜演变为哥老会的观点。（注：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第71-73页。）笔者认为，尽管川江沿岸大量水手、纤夫的失业、流氓化促进了啯噜集团的强化，但这并不能说明水手、纤夫中的啯噜与哥老会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哥老会是通过湘军而发展起来，以散勇为主体的团体。为了了解啯噜成员的职业成分，刘铮云曾进行了一项统计分析。在乾嘉时期的59伙啯噜计165人中，63.8%是失业者，21.7%是雇工者，另外还有水手、小贩、商人、和尚、手工业者等。（注：Cheng-yun Liu,1985.,p.60.）这份统计表明，啯噜成员主要是失业游民群众，而不是小贩或水手。
当代早期研究中，陈湛若、胡珠生早期主张“啯噜”是“哥老”的音译，以为它们是同一个团体。（注：陈湛若、胡珠生：《哥老会起源初探》，《新史学通信》，第12期，1952年。）后来蔡少卿指出哥老会是以啯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其他秘密社会的某些特点而出现的。两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比如，两者都是异姓结拜组织，有红、黑之分，两者在组织内部头目曰帽顶或老帽，并有老么等称呼。但是，啯噜一般不设堂口，而哥老会多设山、堂，其内部组织结构、开山仪式、会规条例以及暗号隐语等，比啯噜复杂得多。（注：蔡少卿，1982年，第4页。）
有关哥老会名称的出现问题上，有些学者主张“啯噜”与“哥老”之间的音转说。比如，庄吉发倾向于左宗棠所说的“讹传”说。（注：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徐安琨认为“在尚未传至湖南和湘军时，哥老之名并末出现，直到流传过去后，因为方言上的差异，啯噜之名遂转而为哥老”。（注：徐安琨：《哥老会的起源及发展》，台湾省立博物馆人文科学丛书，1989年，第24页。）另外，刘铮云虽然也承认啯噜与哥老会之间系统上的一致性，但是否定它们之间存在直接的溯源关系。他说“当时所谓的‘哥老会起于四川’的看法应该指的不是哥老会本身，而只是哥老会组织名目的来源”。他根据刘坤一的说法主张哥老会起源于湘军中的兄弟兵。（注：刘铮云：《湘军与哥老会—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6年。）
在笔者看来，啯噜转变为秘密会党的前提是其参加成分社会基础的扩大，而其转折点是“山堂”体系的出现。从目前的史料来看，道光以后，在四川出现了一些地方文武势力参加啯噜的现象。据《巴县档案》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三不肖子弟或且尤而效之，甚至助银入伙，名曰捐帽顶”（注：《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重庆府正堂札》，《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道光二十二年(1842)，朱坚奏称，在四川彭县，“文武生员及差役人等，俱各与贼（啯噜—引者注）相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摺·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124胶片，2721-31，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朱坚奏。）到了咸丰年间，啯噜组织成员社会基础的扩大现象更加明显，并且出现了山堂体系。咸丰末年张刘文写的《上骆吁门制军平匪三策》中记载：“川中啯匪，游手少年，百十为群，夜聚昼散，始劫烟泥，继拉富室，城垣僻野，在皆有之，非一日矣。……兵勇千百，白昼插盟，某山某堂，公然牌识。……昔之啯匪，全属游手，今之啯匪，半属良民矣。昔之啯匪，犹在乡闾，今之啯匪，全在营伍矣。”（注：张刘文：《上骆吁门制军平匪三策》，载《秉唐遗稿》，文集，卷2，光绪四年刻本，第7页。）这一史料说明咸丰年间很多啯噜成员加入到营伍，在营内竖起山堂组织。这充分表明咸丰年间四川啯噜已经具有秘密会党的特点。同治年间李榕记载：“本司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注：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载《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1922年成都迪毅书社铅印本，第17页。）它也证实，咸丰年间“啯噜会”成员大量流向行伍之间，这成为哥老会在男营中盛行的关键契机。
由啯噜演变为哥老会，只是后者长期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同光年间，哥老会内部组织体系继续变化。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最初哥老会只设“山、堂”，而内立“香、水”名目在同治十年的史料中才出现。早期哥老会组织有上四脾、下四牌之分，直到光绪中期出现了内、外八堂体系。（注：《湘粤剿灭哥老会文稿》，载《近代史资料》，总67号，1987年，第76-77页。）在哥老会开山仪式、口号、内部规则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变化。
2、哥老会与天地会：当代学者研究有关哥老会与天地会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
第一是坚持哥老会的天地会起源说。朱金甫基于档案史料的分析，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注：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1979年，第71页。）他的看法是根据光绪二年(1876)江西巡抚奏折中“仁义会即哥老会”的内容（注：刘秉璋：《江西巡抚刘秉璋为报查获会党活动各犯审明办理事片》，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第3期，第49页。），和嘉庆时期福建地区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的资料（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第2822卷，转引自朱金甫，1979年，第69页。）。对此，蔡少卿已经提出质疑，实际上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仁义会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组织，前者是属于天地会系统，而后者从开山立堂、封授职号等内容看是哥老会的变名。（注：蔡少卿，1982年，第7页。）庄吉发虽然承认两者组织系统上的不同特点，但还是主张广义的天地会，可以包括哥老会。他说：“川楚早期会党是闽粤系统或天地会系统的派生现象，哥老会是川、楚晚出的一个会党，以天地会为‘源’，而哥老会为‘流’，是说得通的”。（注：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第287、290页。）最近胡珠生提出，“哥老会的直接前身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边钱会”。（注：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275页。）但对边钱会的系统问题，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注：秦宝琦、周育民、吴善中等研究者认为嘉庆年间贵州边钱会不属于天地会系统。）
第二是哥老会在出现过程中受到了天地会的影响，但哥老会与天地会组织结构和活动地区不同，不属于天地会系统。嘉庆以后，天地会的活动范围涉及到川、黔、两湖地区，从而这些地区的啯噜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发展成哥老会。但学者们在确定具体时间与空间问题上各持自见。酒井忠夫注重分析清初以后客家人移民四川的现象和嘉庆时期四川天地会的活动。（注：酒井忠夫，1992年，第75-76页。）蔡少卿更注意在道咸年间川楚地区教、会相互交流、融合的现象。（注：蔡少卿，1982年，第6-7页。）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有关清代哥老会史料中能发现的天地会的影响有：1)“堂”名的使用。2)供奉“洪世祖武”。光绪十八年(1892)，江苏哥老会首高德华供述，“所敬的神，是洪世祖武。凡哥老会，都敬此神，不知来历”。（注：张之洞：《札各属严密防范会匪》，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张之洞全集·公牍》，第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23页。）3)“五祖洪门”、“反清复明”印记。同治十一年(1872)，江苏哥老会头目谭启思供述，“五祖洪门木戳收在身边”（注：张树声：《两江总督张树声为查拿哥老会头目事片》，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同治年间哥老会史料》，《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光绪六年(1880)，在贵州哥老会内发现“天道复明”印记（注：岑毓英：《扑灭桐梓县会匪摺》，光绪六年十月二十日，《岑襄勤公（毓英）遗集》，奏稿，卷16，第11b页。）；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华容哥老会首周迎椿收藏“没清福明”四方图章一颗。（注：张之洞：《札南臬司、岳州府前往覆审刘先祥》，光绪十九年二月初八日，《张之洞全集·公牍》，第4册，第3092页。）4)光绪六年(1880)，江西哥老会易丰亭供述，“会内人俱称为洪家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124胶片，2727-30，光绪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李文敏片。）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清代哥老会在供奉对象、价值观念与天地会是类似的。而前述学者之间两种不同的观点则是由于分析出发点上的差异而引起的。前者关注于哥老会内部的天地会因素，后者的判断标准则放在其组织结构上。
3、教门与哥老会：清代秘密社会之间互相融合交流是长期的普遍的现象。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清代哥老会的出现影响较大的教门是白莲教与青莲教。由于笔者对教门的了解有限，在这里只介绍个别研究者的一些看法。早期的研究者注重探讨白莲教对啯噜的影响以及与天地会接触融合的现象。蔡少卿指出从啯噜到哥老会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从此以后，啯噜组织开始设立山堂字号（注：酒井忠夫也认为，哥老会的山堂组织，是啯噜与白莲教活动时期的山寨战的经验以后出现。酒井忠夫，1992年，第102-103页。），内分红、黄、蓝、白、黑五旗，这种五旗制的分派是从白莲教中效法而来的。第二阶段是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哥老会逐步形成起来，而他认为青莲教是白莲教的支派之一。（注：蔡少卿，1982年，第5-7页。）但是，以后的研究者更强调青莲教对哥老会的影响，而且青莲教发源于江西。周育民认为，青莲教在嘉庆初年即与闽赣地区的天地会发生融合，成为一支具有天地会色彩的教派。道光初年，青莲教十二祖袁志谦到四川传教之后，青莲教迅速在四川地区传播，也与啯噜发生了融合。（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哥老会的开山立堂之风是直接从青莲教借用而来的。青莲金丹道多有山名，如峨眉山、老万山等等。与青莲教相融合的啯噜会开山立堂，是啯噜会转变为哥老会的标志。（注：周育民，1993年，第113页。）吴善中也在他的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哥老会在组织结构上受到的青莲教的影响。（注：吴善中：《从啯噜到哥老会》，《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上的研究倾向表明，学者们对哥老会与教门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分岐，正处于继续深化的过程之中。
4、哥老会与边钱会：边钱会名称早在乾隆年间就在福建福安县出现，因用半边钱为记而得名。（注：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到了嘉庆、道光时期，边钱会主要活动在江西、贵州地区。咸丰年间在湖南地区也有边钱会的活动纪录。它们的组织结构在地区与时间上具有不同特点。嘉庆十年到道光初，江西边钱会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结构，即首领为头肩或老大，以下二肩、三肩等依此排列，最小者称为老满。（注：请参考胡珠生，1996年，第262-263页。）对此，秦宝琦已说明，“嘉道年间江西曾出现过边钱会，但仅属一般会党，并非天地会系统。咸丰年间江西的边钱会，完全采用了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与暗号，已属天地会之分支”。（注：秦宝琦：《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1页。）嘉、道年间，贵州边钱会的内部组织名称跟啯噜类似，而更加系统化。譬如说，嘉庆二十一年(1816)贵州孝义会又名为边钱会，“设立坐令、平令、行令三项名目”，分别负责号召传人、处罚、通信，此外有“大五、大满、小满”等分职，（注：朱批奏折，贵州巡抚文宁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奏。转引自吴善中，1997年，第37页。）其中“大五、大满、小满”等分职名称与啯噜一致，其他的内容是啯噜所没有的。由此看来，贵州边钱会确实具有比嘉庆年间的啯噜有更加发展的组织形态。
如此相关，胡珠生主张哥老会的前身是边钱会，而边钱会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其主要依据在于两者都以半边钱为凭据。“在四川和贵州的天地会组织已经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嘉道间的啯噜和边钱会通过接触而相互融合”，形成哥老会。（注：胡珠生，1996年，第262页。）
对胡珠生的看法，笔者想提出一些意见。首先，胡珠生对比嘉、道年间四川啯噜和贵州边钱会组织形式，认为“小满、大五、小五”等名称是边钱会独有的。（注：胡珠生，1996年，第275页。）但根据笔者的调查，这些称呼早在乾、嘉年间就在啯噜成员之间出现了。据《巴县档案》记载：嘉庆十八年(1813)，“川省五方杂处，匪徒最易溷迹。……号称大五、小五、帽顶”。（注：《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巴县团首牌甲条例》，《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第279页。）这还是比边钱会更早的纪录。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组织内部的称呼方面，是贵州边钱会受到啯噜的影响。据此，笔者认为，贵州边钱会是在啯噜组织形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秘密会党之一。其次，我们要考虑“用钱为记”的传会方式是否在清代帮会里的普遍现象。因为很多不同组织结构的帮会，如天地会、边钱会、担会、红黑会、哥老会等团体中都能找到“用钱为记”的纪录。再举个例子，嘉庆二十二年(1817)湖北巡抚张映汉奏称，随州、安陆、归州、江夏、咸宁等地拿获歃血拜盟犯80余名，多系积贼与流窝乞丐，尚无私立会名，“以绒线缠钱，分执为凭”。（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124胶片，2723-38。）虽然这些组织“用钱为凭”，但并不是天地会或边钱会系统组织。因此，笔者认为在判断某一种团体的系统时“用钱为记”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素，而更重要的是组织结构方面的考虑。
总而言之，清中期以来，在啯噜与各种会、教组织的交流与融合中出现了哥老会。清代哥老会在供奉对象，价值观念等方面传承了天地会。但会党的发展过程中地缘性因素影响着会党之间类似的组织与活动方式。自清中期到清末，从四川、贵州、两湖等地扩散到各地的游民无赖团体与秘密会党之间，我们能发现这种迹象。它们之间有一种共通的称呼，就是首领叫帽顶、老帽，而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啯噜。由此，学者们一般用“啯噜系统”的概念来与其他组织相区别，这里包括啯噜、贵州边钱会、英雄会、江湖会、哥老会袍哥等。它们以啯噜组织结构为胚胎，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组织系统。
［收稿日期］20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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