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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5-0016-07
社会科学自诞生以后，就并非“铁板一块”地具有清晰的边界和一致的认同。它无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在方法论、价值论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反映出其特性上的模糊性，也使得对它定义性的规定和学科的划定上一直都是不确定的和变动着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辑戴维·希尔斯(David L.Sills)就认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最终的答案，因为社会科学的视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如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但是，该书的编者们还是将典型的社会科学专业归结为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而爱德温·瑟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通过将社会科学区分为三个类别来解决其边界的模糊性问题：一类是“纯粹社会科学”。如果按历史顺序，最早的“纯(粹)社会科学”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较晚的纯粹社会科学有人类学、刑罚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一类是“半社会科学”或“准社会科学”(semi-social sciences)。这包括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等。一类是“具有社会含义的科学”或“社会关联科学”(sciences with social implications)。这包括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语言学和艺术等。①这种变动性和模糊性也恰恰表明，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其实是超越的历史——超越视界的局限，超越学科的藩篱，超越“划界”的限制；或者说，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既是分化的历史，也是融合的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在走向“大科学”的新时代。在这种超越和融合的进程中，人们既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如何处理学科关系(科学与人文)、方法关系(实证论与建构论)、时代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可以从中获知社会科学的若干当代特征。
一、超越科学与人文
如果说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现代知识可以分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类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处于两种文化中的什么位置”显然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从“文”与“理”的角度上划分，它无疑是属“文”的，因而应归入“人文”的范畴；由于社会与人文之间具有难以割清的关联性，“社会科学”常常又用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社会科学”之所指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的指谓中，将“科学”作为后缀至少表明了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是用“科学方法”(严格地说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学科，与“人文学科”只是严格的文、史、哲之类以体悟和表达人的内在精神为主的“柔性”的文化领域明显不同。此时的“社会科学”是以外在的社会现象和“刚性”的社会结构与规律等为研究对象，其代表性学科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军事学等等。当然，也有“折中”的处理办法，如将前者称为“广义社会科学”，后者称为“狭义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最初是从道德哲学之类的人文研究中分化出来的，似乎具有典型的人文特征。但自从它形成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系统群体之后，它的对象就从人的个体的内在面转到了群体的外在面，从精神生活世界转到了事实世界。从对象上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世界”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文学科所研究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或者说，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文学科不同于以整体性、抽象性、客观性等为特点的社会科学。当社会科学面对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进行研究时，其非个体性、现实性等是必然的要求，这就明显地区别于人文认识在表达和抒发个体内在精神时以及对人性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关怀、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体悟性和教化性。换句话说，由于人文研究只限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因此它不可能包容和代替社会科学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极为广泛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
于是，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看社会科学，就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社会科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信，“普遍性是一个有价值的合理目标”，“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则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人们可以对社会成就进行测量，并且能够就测量的结果本身达成普遍的同意”。②于是，像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从一开始就模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把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可预言性作为目标和准绳。这种用自然科学的尺度衡量社会科学的做法也造成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对还不符合自然科学标准的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这就是实证主义者们(如孔德、约翰·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等)曾经从事过的“伟大作业”。美国学者华勒斯坦分析了社会科学追随自然科学方法的原因：在社会科学诞生之初，“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19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③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被要求用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即使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也要把主观性的东西(动机、意图、主观意义、价值选择等等)客观化，当做对象性的存在，当做社会生活的条件、过程和过程的结果来研究，并且力求达到客观性的认识。④
然而实际上，社会科学并不能完全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其一，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的即使是外部行为也是受内部思想支配的，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二，像观念、价值、文化等社会构成性因素，人的主体性因素，以及人的活动及其模式，是社会本体的必然构成要素，对这种主观因素介入极深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不能够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预见性和自然科学一般规律那样的普适性。其三，从手段和方法上，自然科学有显微镜、望远镜、成套的实验设备和研究工具，社会科学则没有；自然科学侧重于精密的分析的方法，多处理可以精确定量的现象，社会科学侧重于历史的整体的方法，多研究非确定性、随机性的对象，长于处理历史性的(一次性的)演化过程。⑤由此看来，虽然有所追求，但社会科学迄今还远未成为“标准的”科学——它在解释社会现象、预测社会动态、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等方面还做不到提供确定性知识，甚至从本质上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要求社会科学。正是社会科学不能进行预测(如股票涨跌)，也不能进行真正的实验(如停电)，使得“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科学”成为一个问题⑥，从而难以避免地会带有“人文”的深厚痕迹。
于是，在19世纪，两种文化的分裂使“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彼此不同……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⑦。由于“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认识论立场，而被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巨人的争斗所撕裂”——倾向于人文学科的，使用所谓的描述性认识论；倾向于自然科学的，使用规范性认识论。⑧
在两种文化分裂的背景下，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由于被排斥在有国家做后盾的专家文化之外，社会科学发现它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也面临来自文学的竞争。由于害怕被文学破坏了其向往科学身份的渴望，社会科学宁愿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发展，而非沿用文学和人文科学的模式。而且，当时的反启蒙运动的力量和保守的、浪漫的思想家联合起来，支持人文导向的社会科学而反对以科学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科学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而在英国，自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成功之后，文学比科学得到了当时教育体制更多的重视。⑨于是，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又出现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折中主张，即在某种意义上把社会科学视为“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⑩。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化与人文化也提供了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性，从而成为自己在方法论上的独特之点。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因素正在得到不断的强化。以经济学为例，一旦将虚拟经济纳入自己的视野，那么，由于广义虚拟经济中人的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就使得这样的经济学的“人文性”大为增强。而且，人与社会之间是互相交织的。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人也是社会现象，社会也是人文现象，以至于“人文”与“社会”是否可以整合为一个概念都是值得思考的。这就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那种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完全分开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社会科学家正在跨越旧的学科之间的疆界。不仅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甚至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11)这种趋势反映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现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那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12)
这表明，社会科学既要科学化，也要人文化。这也是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客观的社会，也是人的意志、情感、愿望等主观性介入的社会，因此是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性”存在，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集合体。换句话说，社会科学一方面不能完全主观化，成为与人文毫无区别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不能搞“非人化”，不能绝对地追求所谓“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成为纯粹的“事实描述”、毫无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冷冰冰”的命题集合。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科学既广泛地使用着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实验的方法、数理统计及定量分析方法、严密推导方法，也使用着人文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法，如解释学方法、发生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等等；它既要靠计算，也要靠信念，有时还要靠博弈(如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的差距等)等，从而在方法上经常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既是科学，也是人文，兼具两类文化的特性，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过渡地带和结合部，是两者交融的产物。这样一来，人类文化的科学与人文二元区分就既是确定的、有效的，也是可超越的、模糊的。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模糊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两种文化对立的智力领域。
二、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
社会科学知识作为社会认识的成果，究竟是对“社会实在”的一种准确再现，还是在主观性深度介入下的一种建构性产物？这成为对于社会科学之本质观上的“实在论”与“建构论”长期聚讼不已的话题。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其实就是社会科学中的实在论，而实在论与实证主义是相通的。在实证主义者孔德和穆勒看来，自然科学是唯一能够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各个领域中的知识，人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模仿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由于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都“服从不变的规律”，社会科学只有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去研究社会才可能是成功的。所以，他们一直是把社会科学看做是一门可以采取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实证科学。按照穆勒的说法，“如果我们成功地列举和证明了科学的一般方法，那么适用于伦理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必定已经得到了描述”(13)。这种观点随着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日益加强而得到了当今一些学者的呼应。例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就认为，1940年以来的社会科学，“随着尖端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14)
自从建构主义兴起后，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后，将知识的本质视为一种主观性和相对性极强的建构论知识观随之兴起——“不管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自然都重新成为一个新主题。自然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科学不再能够假想自然的客观性是不变的本质。换句话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已经消失。”(15)如果自然知识都可以被视为是建构的，社会知识就更是如此了。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是社会科学的建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它建构了它的对象。很明显，对象、社会现实独立于社会科学家之外，但是社会科学自身还是在知识形成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哈贝马斯和阿佩尔联结知识与旨趣的理论也假定：在部分科学上存在建构。(16)
实在论与建构论在社会科学知识观上所形成的对立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实在论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建构论认为科学并不独立于其研究的对象，而是建构了其研究对象”(17)。又如，社会科学要研究大量的“社会问题”或“社会事实”，在实证论看来，社会问题被看做是既定的或给定的，是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我们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等科学研究方法去清楚地认识它，并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给出对策建议；而在建构论看来，一个社会事实或一种社会状态是否“有问题”，能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能否进入政府“社会问题清单”等，取决于人们对相关社会状态与事实的界定，不同人群对同一社会现象的建构可能完全不一样，具有话语权的人在认定和建构社会问题时会占据主导地位。建构论认为“科学是自我指示的；现实是由科学认知体系建构的；民主议程可能会影响科学知识的走向等等。实在论则相当强调现实的外在性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客观性”(18)。再如，实在论以及实证主义通常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社会的客观事实的再现或准确反映，其中排除了主观的干扰；而建构论则认为科学是一种具有重要的文化维度的理智的事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有效性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嵌入于文化背景的智力实践”。(19)
总结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两面性”：一方面，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是由人及其行为活动所构成的制度化组织，这些社会事实和社会存在具有规律性和客观性，需要“科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研究传统；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直接面对有意识的人及其行为，社会的有秩序运行不仅要研究制度和规律，还要探索作为主体之人的情感和意志，从而构成了社会科学的解释学或反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20)这也正是社会科学的独特之处：“它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它是对社会行为、结构、关系进行反映的符号体系；另一方面，它也是维护社会权力结构的符号体系。”(21)
就“社会问题”来说，其中就不仅有事实要素，也包括主观态度和价值因素。美国学者默顿有关“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表明，一种虚假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最初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结果。(22)故社会问题或社会事实具有实在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问题不再仅仅是某种特殊的、不公正的或不道德的客观状态或客观事实，而是在某种问题事实的基础上，对被认定为不公正和不道德的“社会问题”的社会建构结果。
在21世纪，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要将实在论和建构论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其实，建构论者与实在论者的争辩在很多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与混淆同时存在于争辩的双方，“建构论者—实在论者之间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23)。而合理的视野，就是要将社会科学中必要的实在性和建构性加以整合，也就是将社会认识过程中的“反映论”和“主体能动论”加以整合，使得社会科学的认识成果是一种对社会对象的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消极的反映或能动的歪曲。
三、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社会科学诞生于现代社会，因此与“现代性”具有天然的联系。正是现代性，造成了“学科”的林立，反映在社会科学上就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现代性主导的社会中，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的社会科学，其内部也在继续分化，形成不同的社会科学内部的种种学科，一方面取得了对社会各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更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领域之间的隔阂，“经济学家坚持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只关注政府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了的‘新兴’社会—文化领域”。(24)这一特点反馈到社会中，则是将本来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切割成互不关联的一个个“孤岛”。于是，我们看到，不满足于这一状况的学者力求抵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东方”研究彻底地抵制了现代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免于科学精神的浸染。较之历史学家，从事“东方”研究的东方学家对社会科学更没有好感，认为它毫无价值。他们严格地避免与这个领域发生任何关系，更喜欢将他们的学科看成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25)
抵制现代性的同义语就是走向“后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后现代性无疑要不断冲击上述的学科界限，模糊那些学科之间的划界，使得社会科学中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不断出现，使得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跨学科、“杂交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在当前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
关于对社会的认识，现代性视野和后现代性视野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尤其是关于社会发展是否有规律、社会系统是否是一个非决定论系统、社会发展有没有必然趋势的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对立的观点。现代性视野强调社会的确定性与客观性，强调社会的必然规律；而后现代性视野则强调社会的主观性，认为不可能对社会未来作出精确预测，对社会的研究也不能采取数学的方法、公理的方法、预测的方法。由于社会中被主观精神所影响从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比比皆是，甚至日益凸显，使得社会科学中即使最“客观”的学科也带上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色彩，被纳入了后现代分析的范式之中。
这里仍以虚拟经济的兴起对经济学的特征所产生的冲击为例。由于虚拟经济中各种“产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包括信心等)，使得经济活动的本质也在发生迁移——从一种客观性很强的活动正在变成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也使得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越来越要与人的心理规律相结合。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物质性的刚性的方面日益多地渗入信息性的柔性的方面。另外，在生产能力过剩的“冗余时代”，由于需求决定生产，信心决定需求，金融决定实体经济等，导致信息资产支配货币资产，信息资产按照自己的逻辑创造自己的市场和财富，于是，也使得“财富”的增长依赖于信心的增长，依赖于信息的功能，从而构成为经济学信息主义的解释力。正是经济的主观性、信息性或虚拟性，随着信息经济的出现在增强。或者说，经济越发达，这些特性就越增强(原始经济几乎没有这些特性，而古代经济则较少有这些特性)，才导致经济学在今天被视为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不只是具有“硬科学”的现代性，更具有“软人文”的“后现代性”。
从一种超越性、整合性的眼光看，一方面，社会科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关于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现代化”、“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虽不能说现代性是社会科学单向的或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无疑是塑造社会科学这一知识和学科体制的重要力量。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是与现代性过程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客观性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在强调社会科学的独立性的同时，维持其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学科、方法和范式之间保持丰富的想象力，是后现代话语带给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念，也是创新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26)
在谈及社会科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英国学者德兰逖写道：“我的一个核心关注是：社会科学一直不乏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现代性不断削减。不确定性成了这个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无尽的危机，相反，还可能明示一些可能的途径以帮助社会科学找回原有的批判意识。……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社会科学当前所面临的情形，我们都不能否认，在21世纪，公众合法性将会增加，而不是衰减！”(27)这种全面的要求，就是要让社会科学既能“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复兴和批判的素材”，又能“经受住越来越剧烈的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考验”(28)。表现在对社会有机体的把握上，就是看到社会作为必然与偶然、规律与随机的结合体，看到社会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受动性与意志自由的连接，以及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愿望与条件、目的与结果、理想与现实、预见与反馈、因果关系与偶然突变、预言自适应与社会测不准之间的种种辩证关系。
社会科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它仍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整合的途中。社会科学的危机究竟是来源于对现代性的过度追踪，还是来源于后现代主义对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科学的“解构”，还是过于专业化后的“脱离社会”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科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结构性问题”，有待于在对社会科学功能的不断拓展中加以更有效的发挥。
总之，在“超越”的视界下，人们无疑可以读出一种“多面体”的社会科学，读出一种时间性的社会科学，并为人们提供种种智力上和智慧上的启示。例如，社会科学寻求两种文化融合的努力，就为人们成为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兼备的人提供了智力上的濡养。从这个意义上，“社科教育”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教育的结合，从而是人在文化上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又如，社会科学在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平衡，也为人们在方法论甚至本体论上更具“兼容并包”的眼光，这就是看到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在“实事求是”与“发挥主体能动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平衡点。可以说，在社会的生存中，做人和做事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寻求到这类“两极性现象”之间的平衡点。再如，社会科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联结，也有助于人们从动态性中、从差别性与一致性的整合观中去了解社会的全貌。“现代性”对社会领域的“切割”所造成的“专业领域”在实际中是与其他领域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而存在的，由此决定了超越性地把握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知识应该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成为社会人”的必要训练。而实现了“超越”境界的社会科学无疑可以在社会发展的伟业中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Bernard Cohen,Edited:The Natural Sciens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Some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p.XXX.,C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
②③[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53-54、10页，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④⑤景天魁主编：《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第75-76、194-1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⑥[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第209页，范岱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⑦⑩(12)[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11、15页。
⑧[美]华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第206-207页，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⑨(11)[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第17-18、“引言”第9页，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13)夏禹龙：《社会科学学》，第1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4)[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第2页，范岱年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5)(16)(17)[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引言”第6页，第126、9页。
(18)(19)(23)[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引言”第10页，第127、147-148页。
(20)殷杰：《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21)梁孝：《社会科学的双重维度及其向意识形态的嬗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6)。
(22)[美]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第8页，林聚任等译，香港，三联书店，2001。
(24)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载《南方文坛》，2000(1)。
(25)[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26页。
(26)朱红文：《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社会科学》，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2)。
(27)(28)[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引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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