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意义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伟大的、别具特色的文化，它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将为新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此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两者相辅相成，发展不仅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建立国际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合作关系，而且需要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稳定，政通人和，化解矛盾，解决冲突，造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服务于改革开放，保证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发展。而作为中华人文精神精髓的和合文化则可为此提供一种卓越的思想和可供选择的价值评判标准。可以说，研究、弘扬和推广中华和合文化，对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也可使中华和合文化在解决人类的冲突中，走向世界，并使世界认同于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
一、中华和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连用。《易经》和字凡两见，有和谐、和善之意，而合字则无见。《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外理，合指相合、符合。
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连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1〕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的思想，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4〕认为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
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5〕。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6〕，把人和视为超过天时、地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7〕。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8〕的观点，认为万物化生、事物的运动变化、天下的治理，都是和合的结果。事物不能离“合”而存在。
从上可见，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已得以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表明，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由此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流传和发展，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较能够反映和合文化的本质，而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天人）之间，都可以用“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来加以概括。
秦汉以来，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吕氏春秋》就是融合百家九流之说的产物，思想文化的融合与统一，反映了天下统一这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人们的共同愿望。
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实儒术独尊，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由此，董仲舒崇尚“和”，指出：“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9〕以和作为天地间最普遍的原则。
魏晋玄学亦是以道为主，儒道和合的产物，同时亦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和合文化得以发展。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道教《太平经》重视阴、阳、和三者和合，三分而合。指出：“无阳不生，无和不成，无阴不杀，此三者相须为一家，共成万二千物。”〔10〕阴、阳、和三者合一，万物得以生成。
佛教则讲因缘和合，比如“五众和合因缘故名为人”，认为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众因缘和合而产生，而无实在自性的生，“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法；有法无故，名有法空”〔11〕。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仅道、佛二教讲和合，而且佛教、道教之间，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宋明理学实乃儒、佛、道三教和合的产物。
宋明理学家一方面批评了佛、道二教忽视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解决哲学思辨欠缺的问题。于是，他们和合三教，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之长，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并促进了中国文化继先秦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的到来。
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12〕的思想，认为人与人是同胞手足的关系，人与物是一种朋友、伙伴的关系，整个宇宙如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
以上可见，和会思想自产生以来，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二、中华和合文化研究概况
正因为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故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许多海内外人士对中华和合文化作了深入地研究，以图揭示其内涵、本质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探讨了其影响和现代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先生多年来从事中华和合文化的研究，在海内外演讲、介绍中华和合文化，共发表研究和合文化的学术论文十数篇。在此基础上，他于近期出版了78万字的研究专著《和合学概念——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一书，此书标志着他的和合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张立文教授在他的和合学研究中，对中华和合文化的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对和合与和合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对和合学的体与用作了详尽的论述，完整地展现出他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理解。为今天的人们了解、研究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3〕
台湾学者钱穆先生对中华和合文化深有研究和心得。这位国学大师并不否定文化冲突和文化变异，但他所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他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4〕并指出：“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15〕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钱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亦都喜欢合。”〔16〕认为喜欢合而不喜欢分，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钱先生晚年对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和合观念作了深刻论述：“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了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17〕直接以和合精神来论述天人合一观，并以此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可见其对天人合一和合观念的高度重视。并主张以此精神为指导，“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18〕。
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19〕认为天人合一既讲结合、统一，又不否认区别，对立双方既彼此相异，又密切相联地结合在一起。这反映了和合文化不抹煞矛盾、对立的性质。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张岱年先生认为，要以《易传》的天人调谐说为理想；并指出天人调谐说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既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应该肯定，这种学说确有很高的价值”〔20〕。天人相互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重要内涵，张岱年先生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对当前开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张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近来许多同志宣扬‘和合’观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按‘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训‘和’。……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21〕。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对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22〕并认为印度文化所说的“梵我一如”，“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我个人认为。这种思想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23〕季先生把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体现和代表，认为“天人合一”是东方的主导思想，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及其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体现了中国及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而与西方主张征服自然的指导思想不同。面对地球上存在的生态危机，季先生提出要“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24〕。季羡林先生在这里提出的以“天人合一”思想来挽救人类面临的危机的见解，正是中华和合文化在化解人与自然冲突中无穷魅力的体现。
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十分重视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展”。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关系。同时也要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25〕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由四个方面构成，“这就是说，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的观念”〔26〕。关于“自然的和谐”的观念，汤先生指出：“老子、庄子的思想均以‘自然之和谐’为基础。儒家同样把自然（天或天地）看成一和谐的整体。”〔27〕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汤先生认为，“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于不把人和自然看成是对立的，是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28〕。汤先生并指出，在道家的思想中，同样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照庄子看，天本来是一和谐的整体，如果人不去故意破坏自然的和谐，‘无以人灭天’，而是顺应自然，这样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29〕关于“人与人的和谐”，汤先生指出，儒家以“礼之用，和为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关于“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汤先生指出，“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既然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30〕“安身立命”就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言行符合天道的要求，至于衣、食、住、行等等都不能对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正是宋儒所追求的“孔颜乐处”，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的和谐。汤先生认为，“道家则与儒家不同，它要求通过顺应自然、超越自我，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31〕
通过对上述四种和谐论述，汤一介先生认为这四种和谐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即是“太和”观念。所谓太和，《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这就是汤先生对“太和”观念作出的解释。并认为中国文化的这一“普遍和谐”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将为在21世纪建立和平的、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可视为中华和合文化现代意义的体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程思远先生为了弘扬和普及中华和合文化，撰写专文《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程思远副委员长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连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32〕认为一般说来，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把“和”与“合”连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并指出，“和”与“合”连用的这种文化传统，应在我国不断被弘扬光大。
程思远先生指出：“中华民族讲‘和合’，主要用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强调要使这些关系保持和谐统一，形成合力。”他强调：“我想特别指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程思远先生主张，“弘扬中华和合文化，需要澄清国内国际的不正确认识，以保证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得到完整的继承和弘扬。”他指出：“国内一直有一种看法和说法，认为提和合就是抹煞矛盾，抹煞斗争。一提到‘和’或‘合’，就自然联想到不搞斗争，就将其与矛盾、斗争绝对对立起来。说得严重点，这是‘文革’遗毒的表现。事实上，和合文化不仅不抹煞矛盾和斗争，而且本身是矛盾学说和斗争学说的展现。”认为正是由于有相异物质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事物的产生。和合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矛盾的斗争和融通过程，这两者不是对立的。
程思远先生还非常赞同建立中华和合纪念碑的设想。他说：“美国用自由女神像作为自己的精神象征。我则希望中华和合文化纪念碑能够把中华和合文化物化为建筑，成为中华和合文化精神的象征和标志，昭示后来人，要永远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此，程思远副委员长衷心希望全国人民能够继承和合文化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国际和平事业努力奋斗。
《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执委会主任委员邢贲思教授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现实意义。他说：“面对我们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大联合、大团结，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最近一批新闻单位和学术机构发起和开展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这个工程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认为，深入开掘和研究中华和合文化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发挥其文化凝聚力，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平；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有助于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价值评判标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33〕邢责思教授指出，“将‘和合’连用，除了强调团结、协作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凝聚的含义，特指事物与它所处的环境和相联系的总体结构实现融会统一”。邢贲思教授概括和合文化的精髓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将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和合的统一体；第二，他们强调人与自然要保持“和合”的关系，这方面最著名的论述是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第三，我国思想家最主要的贡献是将和合文化运用于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强调社会要保持和合的整体性，这方面最著名的论述是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指出“和合文化的上述整体系统观念对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人际关系方面弘扬和合文化的优秀内涵尤其有着必要性和紧迫性。”
邢贲思教授还强调：“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和合’，并不否认事物的本来矛盾和进行必要的斗争。”认为“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会领域的“无冲突境界”，而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即和合状态。从这点上说，和合文化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矛盾并正确掌握斗争的尺度。我们推动事物的矛盾转化，正是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状态的产生。
以上著名专家学者对中华和合文化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必将带动和促进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并为普及和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发挥日益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加强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思维方式上有助于纠正以往“斗争哲学”的偏差
以往过分强调矛盾双方斗争的一面，忽视同一的一面，提倡“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此流弊虽得到纠正，但过分强调斗争的“文革”遗毒在今天仍有表现，这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也对现代化事业带来消极影响。提倡和弘扬和合文化，具有超越、抛弃“斗争哲学”的意义，以和合思维方式推动矛盾的转化，解决冲突，促使事物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合文化不是不讲矛盾、斗争和冲突，而是既承认矛盾、冲突和差异，又解决矛盾、冲突，使诸多异质要素、各个不同的事物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求同存异，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把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吸取各要素的优质成分，择优汰劣，促使新事物的产生，即由旧的和合体发展为新的和合体，由此而促进事物的不断发展。
（二）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的和合人文精神，有助于形成和发展互助、友爱、和谐、团结、与人为善的良好人际关系，从而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保证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当前搞市场经济，必然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矛盾冲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会带来差异、矛盾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到安定团结。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在竞争中发展，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是为了发展，是为了繁荣，但也需要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谋发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进去，而不可偏废。使整个社会经过由相互冲突，到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过程，合理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对峙，就难以维持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在这方面，和合思想可提供合理解决以上社会矛盾的新的思维模式和有效的方法，以妥善处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东西部地区差距、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困难企业职工的再就业，以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使所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经过和合，都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同时照顾到并满足个体、局部的合理利益。使整休与局部、国家与个人、不同利益主体都得到发展。所以说，弘扬和合文化有助于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
（三）对外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
当今国际社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当年的军事竞争变成了经济竞争；民族主义抬头，民族纠纷增加，一些民族要求更加独立自主，更加自由，除经济因素外，民族问题背后往往具有文化及宗教的背景；当今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和社会制度，因此客观地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事实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避免，但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摈弃冷战思维。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将中华和合文化推向世界，同时使世界也认同于和合文化。
（四）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侨胞的大团结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指引我们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完成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完全统一已为时不远。“一国两制”虽是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新的时代发展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的伟大构想，但与中华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仍有着某种契合的因素。“一国”可理解为“和”，“两制”即是“不同”。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之差异，又以“和”来统一之，和合差异，而不抹煞个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两制”与“和而不同”是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说，与中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宣传和论证中华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关系，容易得到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钱穆所指出，喜欢统一（合），不喜欢分裂（分），是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使然，而不同于“西方人好分”的文化特性。由此可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而分裂则与中华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相悖，是不得人心的。中华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正表现于此。
通过以上对中华和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华和合文化研究概况、以及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的探讨和论述，我们对中华和合文化就有了一个大概和基本的了解。
注释：
〔1〕《论语·学而》。
〔2〕《论语·子路》。
〔3〕《老子·四十二章》。
〔4〕《幼官》，见《管子集校》，第八。
〔5〕《墨子间诂》，卷三。
〔6〕《孟子·公孙丑下》。
〔7〕《周易集解》，卷一。
〔8〕《荀子·礼论》。
〔9〕《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10〕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一一九。
〔11〕《大智度论》，卷三一。
〔12〕《正蒙·乾称》。
〔13〕参见蔡方鹿《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研究概述》，载《中华文化论坛》（成都），1997（2）。
〔1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影印本，162页，上海三联书店，1968。
〔15〕钱穆：《中国文化精神》，51页，台北，三民书局，1971。
〔16〕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2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17〕〔18〕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1991（4）。
〔19〕〔20〕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见《文化与哲学》，141、153～154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21〕张岱年：《漫谈和会》，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5）。
〔22〕〔23〕〔24〕季羡林：《21世纪文化瞻望——“天人合一”新解》，见《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71、173、183～184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25〕〔26〕〔27〕〔28〕〔29〕〔30〕〔31〕汤一介：《世纪之交看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见《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192、192、193、194、195、196、197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32〕程思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为“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而作》，载199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下程思远引文，均出自此处。
〔33〕邢贲思：《中华和合文化体现的整体系统观念及其现实意义》，载1997年2月6日《光明日报》，以下邢贲思引文，均出自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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