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假设、分析工具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体系论文,制度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F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4-0085-07
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从经济学范畴、术语、基本原理到政策主张的全面更新，是新学说的创立和旧学说的扬弃；另一种是对于各种不同学说、甚至对立学派理论主张、观点在特定理论逻辑基础上的体系创新，形成了范畴、基本原理、理论框架逻辑上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前者突出的特点是理论创新；后者突出的特点是体系创新。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后者。
一、政治经济学西方发展史上的四次教科书体系创新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体系创新可以从两条线索加以考察，一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体系创新；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体系创新。我们着重考察前者，即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以教科书为代表的理论体系创新。以往我们把这种创新称之为折衷，虽然恰当地反映了其理论特征，但对其引导学科发展的意义显然评价不足；就其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创新而言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种理论体系创新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在制度假设、分析工具和理论逻辑上的一贯性，推进了经济学的规范化发展；为在派别林立的经济理论发展中确立起主导作用的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考察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体系创新，比较公认的有四次：第一次是以1803年萨伊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为代表的教科书创新，这次创新的意义在于牢固地确立了效用价值论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基础地位，并以效用价值论为分析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做了合理的理论解释。
第二次是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在进一步坚持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按照生产、分配、交换、社会进步和政府职能的理论框架，为政治经济学适应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尽管理论折衷和调和是其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但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合理因素的部分认可和对政府职能的研究，已经开创了对资本主义放任自由或不干预原则的主动修正，这为此后的理论体系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兼容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三次是1890年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代表，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伴随名称的变化而进入一个理论范式工具化和理论体系明确化的发展阶段。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均衡分析框架和数理分析手段(尽管其数理分析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的)，使《经济学原理》成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最耀眼的创新，也成为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以不同理论体系各自发展的分水岭，其革命性意义异常显著。
第四次是1948年以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出版为代表，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但进入了拥有成熟的均衡分析框架、规范的工具化的分析手段以及更加细分的经济学门类高度发展的阶段；而且进入了以萨缪尔森《经济学》为蓝本的标准化教科书传播阶段。这本教材屡经修改、再版，现在仍然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政治经济学伴随这本教科书体系的问世，开始了以经济学面目征服和统一政治经济学世界的现代历程。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所应该借鉴和重视的宝贵经验。
二、西方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中制度假设的演进和完善
研究这四次创新，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些创新都共同认可和维护这样一个基本的制度假设，即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具有合理性。从最初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公然鼓吹为超越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人类社会制度，再到把社会制度作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中存而不论的一个基本假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始终是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灵魂。使人们认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改革和完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而不是藐视、否定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在经济思想的不断变动中，制度假设的一致性就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创新的锚锭。
在这方面，萨伊的教科书创新是引人注目的。萨伊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当时劳动价值论思想广泛发展，李嘉图较成熟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开始主导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和作用，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精英感到恐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是悬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上的达摩克斯之剑。对此，萨伊指出，对于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作家所提出的狂妄学说，最有效的反驳方法就是通过一部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明晰地阐述这门科学的正确性。因此，他在该书的开篇就指出：“一个国家不管政体怎样，只要国家事务处理得完善，就能够达到繁荣”，[1] (P15)首先指出制度和社会的繁荣并不相关，接着便以科学分类的名义把政治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制度因素以政治学的名义加以剔除，从而达到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社会制度作为存而不论的合理假设之要求。在政府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上，萨伊明确指出：“所要求于政治经济学的是，它给政府提供关于事物本质和必须从事物本质产生的一般规律的正确说明”。[1] (P55)这基本上开辟了此后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革命的一个传统，即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是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假设。
穆勒的著作没有回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立，而且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进行了理论上的修正。例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关系将逐渐被废除，劳资将展开合作经营等内容都带有强烈的理论辩护色彩。[2] 穆勒解决其理论中制度合理性假设的有效方法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制度因素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必然内容，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制度假设合理性的部分认可。虽然在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之间进行“调和”是其突出的理论特征，但服务于资本主义并形成和保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假设的一贯性是约翰·穆勒真正的理论主旨。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穆勒通过理论调和及体系折衷为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这也是这本书取代萨伊的教科书理论体系，在此后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最权威、最受欢迎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要原因。
马歇尔是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的坚定维护者，是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的代表性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体系的呆板保守。从他对于政治经济学名称、研究对象的修正就可以看出他是务实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放弃萨伊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界定为物质财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狭隘领域，提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3] (P11)原因就在于萨伊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萨伊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尽量框定在与社会制度无关的物质财富生产领域；但马歇尔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否定，马歇尔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寻找根据，这就使他不得不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大的研究对象也满足了马歇尔从人性的角度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可能性，他写到：“一般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连长时间地实行纯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义”；[3] (P30)人是经济人、自私人，这就是马歇尔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所找到的经济学工具。马歇尔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决维护者，他的理论特色是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人性基础的唯心主义特征。这从他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轻蔑上就可以充分地得到反映，他指出：“社会主义者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理论；也不难指出，他们不理解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因此，经济学家们不屑于认真检查他们的任何学说，尤其是他们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测”。[3] (P408)对此，在过了约60年以后，马歇尔的再传弟子乔安·罗宾逊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正统派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过去的封建经济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4] (P5)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差别，说到底就是在自己的经济理论中认可什么样的制度假设，反对什么样的制度假设，这在西方教科书体系革命中反映得很充分。
如果说马歇尔的教科书体系还需要“为私有制企业的经济制度提供一个安慰人心的图像”；[5] (P4)萨缪尔森的教科书则以科学的名义把私有制的理论逻辑完全贯穿在其理论体系的始终，不需要他告诉你只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有效率，私有制才有效率是理论学习者自觉的结论。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已经成为不需要证明的前提假设，资源的效率化配置、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经济人的自由选择成为捍卫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的基本逻辑工具。再加上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家的“产权神话”，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史上就完成了其从部分真理向完全真理的过渡，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成为了向全世界传播的科学范式。对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分析工具规范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乔安·罗宾逊早就指出：“他们的先入之见与其说体现在明显的政治学说上，毋宁说体现在他们所喜欢研究的问题和他们据以进行研究的假设上”。[4] (P5)现在有些学者只重视证明过程的逻辑检验，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只重视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应用，而忽视其理论得出的制度假设；只看到西方经济学优美的分析形式而忽视其内在的理论导向；似乎只要研究过程科学，结论就一定科学，但往往适得其反。
三、西方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中分析工具的形成和演进
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教科书创新中，分析工具的形成是密切地与效用价值论相联系，并在效用价值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成熟起来的；而均衡体系和供求分析的框架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并不必然与某一种社会制度相关。但由于规范分析工具的形成和传播与完善成熟的教科书密不可分，我们往往把规范分析工具当做了某一种经济学所特有的东西，而竟然认为接受它的分析工具就必须接受它的制度假设，这实在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西方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中分析工具的创新和演进，可以从一个核心三个方面来把握。核心就是以效用价值论为中心，确立了边际分析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一般分析工具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坚持和发展西方政治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到边际效用价值论所取得的分析工具上的革命成果。萨伊把亚当·斯密价值来自于人的“劳力”改为来自人的“劳动”，从而提出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的效用价值论，并运用这个分析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了逻辑一贯的理论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价值创造以及分配方式的合理性；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创新；确立了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牢固的主体经济理论地位，成为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基础理论；有效地引导了全社会成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正确认识，缓解了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以及包括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冲击。萨伊本人也因此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了“科学王子”的美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萨伊所确立的效用价值论中，不但通过资本、土地创造价值从而坚持了其制度合理性假设的科学性，而且通过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一般性论述，在实质上坚持了财产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制度合理性假设和分析工具逻辑统一的突出表现。在穆勒的教科书中所贯穿始终的仍然是效用的分析方法，正如他所坚持表明的：“我们所生产的，或者想要生产的，正如萨伊所正确称谓的，乃是效用。劳动并不创造物品，而是创造效用”。[2] (P61)有了这个基础的分析手段，生产费用价值决定论，以及供求分析的工具在他的教科书体系中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增强了其理论调和的能力，也为马歇尔体系中分析工具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分析工具创新和演进的三个方面在马歇尔的教科书体系中得到了突出体现：第一，是把边际增量的分析方法广泛地应用到经济学的分析中来；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边际分析的方法是长期占经济学基础地位的效用价值论分析工具演进的自然结果；有了边际革命的理论贡献，边际分析工具的运用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突出特征。
第二，确立了均衡分析的一般方法，并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框架。均衡和非均衡是政治经济学中最普遍的一个现象，例如供求、价格与价值、失业与就业、物价稳定与通货膨胀、增长与危机等等经济学现象，都具有均衡和非均衡的特征。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是最典型的均衡生产模式，马克思的价值和价格原理是最典型的理论均衡关系。但遗憾的是在此基础上，工具化的发展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们恰恰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直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价值和价格的原理是他们的方向并最终成了他们的突破口。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理论，只不过是萨伊、穆勒等人提出的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理论、供求论的混合，这种突破是用现象分析的内容取代了本质分析的内容。
第三，发展了数理分析的一般工具，使之成为当代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数理分析的一般工具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体系里还没有特别的表现，但伴随马歇尔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确立，数理分析工具成为经济学经常使用的工具，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体系中图形和数学模型成为表达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乃至现在，数学工具的革新在很多情况下竟然决定着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也成为西方经济学工具化发展的突出标志。
以上三个方面工具创新的突出成就，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都获得了进一步规范、稳定的发展，并最终成为成熟、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工具的演进和发展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革命的突出特点和成就，这恰恰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欠缺的。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体系创新
自从1867年以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确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历过两次体系上的创新。第一次是1916年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代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新发展进行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阶段论。第二次是1952年以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创立。尽管这部分内容因为社会实践的问题大部分已经被扬弃，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逻辑一贯和体系统一的难题却因此而显得更加突出。
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次体系创新，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但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和不足，就是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分析，以及经济理论上的一贯性和工具化要求，也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制度假设的内在化和分析工具的创新。造成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仍然是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翻版，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实践已经远远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至于理论学习变成空泛的历史说教，分析工具成为难以把握的抽象思维方式，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理论成了分析当今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工具。尤其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独立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体系加以真正的创新，就会使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制度假设的锚锭作用荡然无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发展的角度考虑：
首先，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何理论体系的完备都离不开明确、一致的研究对象。考察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四次创新，都是在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下进行的，从萨伊狭隘的物质财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研究对象，到穆勒把政府问题实质性地囊括其中；马歇尔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大，无疑是萨伊物的研究和马克思生产关系的研究的统一；到了萨缪尔森只不过是在强调资源配置基础对于马歇尔研究对象的细化。这些研究对象的变化和发展，都是服务于制度合理性假设前提的必然结果，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充分保证了其教科书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和制度假设的合理性。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所面临的突出难题，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对象在理论和现实上难以统一，从而使教科书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资源高效配置的经济现实来看，理论界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既研究生产力即物质资源的效率化配置，又研究生产关系即社会的和谐发展，[6] 这是很有价值的观点。这样也才能为逻辑一致的制度合理性假设提供适宜的理论线索。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明确扬弃。
其次，借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共性，把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容大胆吸收为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的重要内容，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史已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有其非常合理的方面，这也成为西方不断修正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内涵的关键所在。现在，在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科学吸收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合理内容，完善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的内容，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给我们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经济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革命性创新，科学地解决好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割裂。
五、制度假设与分析工具的创新和演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革命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创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度假设的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制度假设与理论分析框架的逻辑统一。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成为理论学习者学习的自觉结论，而不是简单的说教结论。要使理论学习者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套分析工具及基本原理不仅能够得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结论；而且能够对于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能动的分析。因此，制度假设就是要有效地解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分割，使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结论成为逻辑一贯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假设，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化学科特征。
其次，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工具的革命性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理论特征就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使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不是建立在物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使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不是建立在孤立的个人主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劳动的集体主义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不再是空想，而变成科学。但相比效用价值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工具化的发展，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及基本原理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制度合理性假设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工具创新发展的理论土壤。西方经济学到现在的发展都没有能够解决的微观和宏观体系的分离，就在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但宏观部分其实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尽管西方经济学不承认这个结论，但考察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价值分析的框架转化为价格总量分析框架，而由于价值分析和效用分析的背离，从而使其微观和宏观上形成了无法逾越的对立；[7] 这也提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要敢于大胆地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再次，大胆突破旧体系，敢于把一些术语、范畴、基本理论创新的内容反映在体系中，成为分析工具革新的基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析的基本范围就是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物质生产领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其时代背景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严重冲突和对立。因此，这与当代资本主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和劳资矛盾缓和的生产、生活现实存在巨大的冲突。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我国也成为发展的产业重点，与此相适应的第三产业的劳动价值创造问题，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财富创造问题等，都面临理论困惑。理论界一直在争论与第三产业相联系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内服务劳动、精神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也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总是难以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中得到恰当的反映；作为分析工具革新就更谈不上了。而与资本主义现实不符的理论，又进一步降低了理论自身的说服力，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特别是分析工具创新中值得着重考虑的问题。
最后，四大分析框架或分析工具应该突出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加以发展和应用。这四大分析框架或分析工具就是均衡分析的框架、结构分析的框架、比例分析的框架以及数理分析工具的创新和运用。这四大分析框架中均衡分析的框架和数理分析工具往往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价值与价格等都是均衡分析的框架，只不过运用的术语有所不同而已。马克思更多的是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扩大与人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否均衡的问题，而对于供求的个量特征和框架分析较少。但经济危机的发生在马克思看来恰好是二者在总量上失衡的结果，而且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数理模型，生动直观地表达了这个经济思想。但现在这一分析框架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所特有的，恰恰就在于个量分析的数量模型关系，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没有的。其他类似的结构分析框架和比例分析框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但遗憾的是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工具化的发展。因此，这些分析框架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其教科书体系和分析工具创新最为基本的内容，有了这些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能够实现与时俱进的体系创新和理论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创新的工具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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