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体制与渐进式改革:转型之路的回顾_渐进式改革论文

宪政体制与渐进式改革:转型之路的回顾_渐进式改革论文

宪法制度与渐进式改革——《过渡之路》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宪法论文,渐进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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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即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含义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全面准确地揭示这场历时不过20年的制度变迁的实质和一般规律也许为时尚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的转型问题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可以无所作为,中国近20年的社会变迁已经为中国过渡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际材料,在中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比较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过渡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从80年代末开始,过渡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文献,这些理论研究在涉及到改革理论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逻辑方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由张宇博士著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就是探讨中国过渡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与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过渡经济学理论相比,该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它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主张对于重大的整体性的制度变化的分析采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分析方法,强调从社会结构、社会选择、社会理性的统一中,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二是它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作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在这种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些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和看法,推进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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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大体相同的体制的基础上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道路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异,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是什么,这是过渡经济学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改革实质、走向和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看法,但是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目前,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析是围绕着过渡方式的差异而展开的,他们都把改革定义为市场化,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两种改革之间在过渡方式上的具体差别。例如,把激进与渐进归结为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是整体推进还是单项突进、是政治改革先行还是经济改革先行、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等等。这些看法虽然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某些特点,但似乎都难以真正揭示中国渐进式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问题,但是,离开了改革的目标和性质许多具体问题很难说清。例如,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特点在于经济改革在前,政治改革在后,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1978年改革最初恰恰是以政治上的变化为先导的,并不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真正的区别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而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在政治上则是以西方多元政治为目标的;又如,许多人把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形成和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改革前经济和政治没有陷入危机或是落后的经济结构,但是,事实上,中国“文革”十年的经济和政治状态并不比80年代末苏联东欧国家好多少,然而,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因此而选择激进式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落后的经济结构对改革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但也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了巨大障碍,很难说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改革的成功与失败、改革条件的有利与不利,离开了改革的目标是无法说清的,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内生于改革目标的,因此,改革方式是采取渐进还是激进并不是可以人为自由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而在各个利益集团中,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主导行动集团又在改革路径选择中起主导作用。《过渡之路》一书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它否定了目前经济学界把渐进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法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本质、起源、成功的原因

和面临的矛盾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企业改革、宏观政策、政府的职能和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作者认为,宪法制度对于改革道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渐进与激进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对待宪法制度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即对原有的宪法制度是彻底否定、推倒重建,还是逐步改革、继承发展。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是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的,因而,它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它在具体方式上就必然具有一系列与激进式改革相区别的重要特点。例如: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基层单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的结合;广泛采用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并存的双轨制;从局部到整体,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与采取非均衡推进的改革战略;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的结合;注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协调;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注重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一方面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情出发,摸石头过河,等等。由于渐进式改革这种方式是与渐进式改革的本质即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相适应的,从而把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归根结底,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结合起来,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避免了激进式改革中由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所造成的秩序和体制的中断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持续衰退,因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苏东激进式改革由于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重归西方资本主义,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的、革命性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以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必然会出现制度的断层,也就无法避免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停滞与下降。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初始条件,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策或主观因素,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实际就蕴含于渐进式改革的本质中。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首先是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它首先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由于改革目标的不同,渐进与激进方式的优劣很难简单地加以比较;但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包含着某些可供其他转型国家借鉴的具体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正确认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本质不仅有利于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做出比较科学的解释,而且可以使人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改革面临的矛盾和未来的走向。在《过渡之路》中,作者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决定中国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的普照之光,它们之间的统一使中国的改革得以成功,它们之间存在的磨擦是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种种矛盾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一种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它面临着二元结构的巨大压力,政府在许多方面要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因此,市场机制的深度广度和运行效率可能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改革过程中必然面临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双轨制与腐败现象蔓延以及集权与分权、局部与整体等方面的矛盾,能否有效协调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把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革三个目标统一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任务,它最终决定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前途和命运。这样作者以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关系为核心深刻揭示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本质和内在逻辑。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至今为止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约束是影响中国改革道路的一个最重要事实,把这一约束条件纳入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并把对改革过程的认识从具体的市场化方法问题转到对宪法制度内在演讲过程以及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张宇博士提出的上述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与其他有关的解释相比,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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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制度的整体约束和改革出发考虑问题是运用整体方法论认识问题的必然结果。《过渡之路》一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作者在分析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这一理论范式虽然在具体的概念和方法上存在某些可借鉴的东西,但是它在解释重大的整体性历史变迁中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它无法解决个体行为与整体变迁的整合问题;以个人主观效用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函数和制度社会性与客观性存在矛盾;均衡分析法无法揭示制度变迁的内在矛盾,等等。作者主张对于宪法制度这种整体性的制度变化的分析采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分析方法,并以整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为基础,提出了一个以社会结构模型、社会选择模型和社会理性模型相统一的制度变迁模型。第一个模型强调结构分析,强调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统一;第二个模型强调行为分析、强调不同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中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的竞争与合作;第三个模型强调理性标准,强调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尽管作者在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但是它对于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过渡之路》一书对于转型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如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提出了统分结合的政府主导型的二元运行体制模式和强政府理论;在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提出了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主张;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双轨战略;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提出了总量、结构和体制相统一的基本方针;在全书的最后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进行了深入研究,说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即统一又磨擦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渐进式改革的可能性和历史合理性。这种深入的探讨证明了从实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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