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文《尚书》的句法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文论文,句法论文,尚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主于记言，也有叙述、描写，属于口语化的书面语， 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风貌。
今文《尚书》具有不少词法特点。诸如：自称代词并非单复数同形，也不是像现代汉语那 样用增减词缀的方法来表示，而是用不同形态的词来表达。叹词和句首、句中语助词十分丰 富 ，句末语助词却十分贫乏，全书没有一个文言高频语气助词“也”；也没有常见的“邪（ 耶）”和“与（欤）”（“乎”仅仅《尧典》有一个语例），疑问语气主要运用语气副词和疑问 代词来表示。（注：今文《尚书》的词法特点分别详见拙著《今文尚书语言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的《 自称代词及其特点》和《“者”尚未出现及类似“者”字结构的语言现象》、拙文《今文尚 书语助词研究》（《语言论丛》，1-18页）和《〈尚书〉无“也”字说》（《古汉语研究》 ，1994年第2期）。）研究证明：今文《尚书》也具有不少句法特点。本文主要概述对于今文《尚 书》宾语前置句、被动句、判断句和双宾语句研究的若干结论。
一 宾语前置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否定句宾语前置的不常见形式：主语+代词宾语+否定词+动词谓语。
否定句的否定词与前置宾语有极强的粘着性，而先秦文献语言否定词的位置一般是在前置 宾语之前，其句法形式为：否定词+代词宾语+动词谓语。今文《尚书》多数也是这一种句法 形 式，有12例；另外也有2例否定词在代词宾语之后：
(1)尔时罔敢易法。（《周书·大诰》）
《尚书易解》：“尔时罔敢易法，尔罔敢怠弃时也，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故知此为正解 。”（注：周秉钧《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年，164页。）“易法”，即“易废”，金文“废”多作“法”，二字古通用。“易废”，又作“废 易”，怠弃之义。“时”，“是”也，代词。否定词“罔”置于代词宾语“时”的后面。
(2)汝乃是不蘉。（《周书·洛诰》）
《白话尚书》译为：“您假如不努力办这些事。”（注：周秉钧《白话尚书》，岳麓书社，1990年，159页。）“蘉”，勉力，动词。“是”为“蘉”的前置宾语，置于否定词“不”的前面。
（二）介宾结构宾语前置的不常见形式：非代词宾语+介词。
(3)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周书·召诰》）
《尚书正读》：“殄戮用乂民者，犹言用刑杀治民也，倒文。”（注：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198页。）“用”是介词，“殄戮 ”是介词宾语。
文献语言中，疑问代词的宾语前置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指示代词的宾语前置时或有之 。如《周书·牧誓》：“是以为卿大夫。”“是以”即“以是”。而非代词的宾语前置却较 少见。
（三）叙述句宾语前置的不常见形式。
主要表现在叙述句宾语和动词谓语间不用结构助词的宾语前置，有三种句式。
1.代词宾语+动词谓语。
(4)民献有十夫予翼。（《周书·大诰》）
《尚书释义》：“献，贤也，此谓贤者。十夫，十人也。翼，辅助也。予翼，辅予也。” （注：屈万里《尚书释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09页。）
2.名词宾语+动词谓语。
(5)天明畏。（《周书·大诰》）
孔传：“天之明德可畏。”（注：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199页。）蔡传：“天之明命可畏。”（注：宋·蔡沈《书集传》，清光绪庚寅季夏桂垣书局刊本，卷四，42页。）“天之明德”和“天之明命” 皆为“畏”之宾语。《尚书易解》：“天明畏者，畏天命也。”（167页）
3.惟+名词宾语+动词谓语。
(6)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周书·酒诰》）
“惟土物爱”即爱土物。《尚书今古文注疏》：“汝封当爱惜土地所生之物也。”（注：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376页。）
“惟+名词（名词性词组）宾语+动词谓语”式还有省略动词谓语的变体。例：
(7)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周书·召诰》）
《尚书易解》：“惟兹二国命，惟兹二国命是监也，蒙上文‘监’字而省。”（206页）
今文《尚书》上述特殊词序形态都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比如叙述句宾语和动词之间不用 结构助词的宾语前置有21例，似乎已形成规则，而且其例多在可信程度比较高的《周书》部 分。
“代词宾语+动词谓语”式的代词宾语主要是近指代词“是”，凡8见，皆出现在四字句中 。例如《周书·牧誓》的“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诗经》也有不少这样的“是+动词谓 语”式。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代词“是”作宾语必须前置。研究证明：这或许是“惟+代词 宾语+动词谓语”的省略形态，省略原因是囿于句式的字数限制。“惟+名词宾语+动词谓语 ”式是叙述句的主要宾语前置形态，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惟”写作“叀”、“隹”），今 文《尚书》出现10例，应该是这一宾语前置形态规则化的反映。后来，这一形态又发展为 “惟+名词宾语+是/之+动词谓语”式。汉魏时，又演变为“惟+动词谓语+名词宾语”的宾语 后置式。宾语前置中的“惟”是一个范围副词，“放在前置宾语的前面，表示前置宾语的单 一性、排他性”，具有强烈的特指色彩。这一种宾语前置形态可能导源于口语。口语为了修 辞的某种需要，强调宾语而宾语前置，这在现代口语中也是屡见不鲜的。然而书面语言缺乏 口语语言表达的特定语境，缺乏诸如神色、手势等非语言表达手段，宾语前置可能造成文句 晦涩 难明，于是在发展中又增加了结构助词“之”、“是”等作为宾语前置的标志。语言发展到 宾语后置，“之”、“是”等亦随之消失。
《尚书正读》指出：“倒言之者，周初词气不与后同，《尚书》此类甚多，不憭其词气， 则见为‘诘屈’也。”（182页）今文《尚书》宾语前置的特殊句式虽似“诘屈聱牙”，但多 见于甲文和金文文例。否定句的代词宾语前置，今文《尚书》不十分严格，也有后置的，金 文和甲文同，这是否定式受肯定式语序类化的影响；否定句的宾语前置式在汉代的口语中即 已消失。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在甲文和金文中尚未出现，可能源于今文《尚书》。叙述句的“ 惟+名词（名词性词组）宾语+是/之+动词谓语”式在甲文和金文中尚未发现，在今文《尚书》 中已是常见结构。“惟+名词（名词性词组）宾语+动词谓语”式在甲文、金文和今文《尚书》 中是常见结构，在后代文献中却是很少见的。这一系列的语言现象揭示了文言宾语前置初始 形态和定型结构的交替过程。
二 被动句处于语意被动句向形式被动句发展的过渡阶段
文献语言有两种被动表示法，一种有专门用来表示被动的词语，另一种没有任何专门用来 表示被动的词语。人们一般称前者为被动句式，也有称之为语法被动句或显性被动句的。因 其主语的被动性质从句子结构形式本身即可看出，我们称其为形式被动句。后者定名不一， 或称为概念被动句，或称为隐性被动句。因其主语的被动性质只能根据意思去理解，我们称 其为语意被动句。
甲骨文中没有形式被动句。远古汉语的被动意念用主动句的形式表现，因而在结构形式上 没有主动、被动的区别。周法高先生说：“被动不用记号，而凭文义来判断，可能是较早的 办法”。 （注：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篇》，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九。）金兆梓先生认为：“施动受动不分，实在是古代语言未完备时，所不能免的现象 。”（注：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19页。）
西周金文开始出现形式被动句，仅有两种形态，即“于+主动者”和“见+动词+于+主动者 ”，前者多见，后者少见。先秦两汉文献中形式被动句发展为四种大的句型，即：“于”字 被动句、“为”字被动句、“见”字被动句和“被”字被动句。这一时期有句法形式标志的 形式被动句大为增加，而语意被动句则相对减少。
今文《尚书》句型系统中的被动句，与甲文、金文以及先秦其他文献中的被动句既有联系 、 又有区别。今文《尚书》的被动句凡57例。其中，形式被动句11例，《周书》部分就有10例 ：无毖于恤（大诰），闻于上帝/矧曰其尚显闻于天（康诰），敕殷命终于帝/罔非有辞于罚（“ 罔非有辞于（帝）罚”之省略）（多士），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闻于上帝（君奭），尔尚 不忌于凶德（多方），用端命于上帝（顾命）。《商书》部分仅《盘庚》有1例：不浮于天时。 《尚书正读》解作“不为天时所罚也。”（104页）。语意被动句有46例，可细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行为动词前有能愿动词“可”、“能”、“克”。诸如：朕言惠可厎行（皋陶谟）， 矧曰其有能格（君奭），大不克开（多方）。二是行为动词前有表示范围、时间、程度等的副 词。诸如：庶绩咸熙（皋陶谟），九河既道（禹贡），六府孔修（禹贡）。三是主动句的句子形式 直接表示被动语气。诸如：舜生三十征（尧典），九州攸同（禹贡），大熟，未获（金縢）。四 是主动句的显性句子形式表示双宾语句的隐性语意内容，受事主语是双宾语的近宾语。例如 ：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禹贡）。形式被动句与语意被动句两者之间的比例约为1∶4。形式被 动句在《周书》、《商书》、《虞夏书》之间的比例是10∶1∶0。较之甲文，今文《尚书》 已出现形式被动句；较之先秦其他文献，今文《尚书》却又仅有一种“于”字句。这些事实 说明今文《尚书》正处于从语意被动句向形式被动句的发展过渡阶段，同时也说明今文《 尚书》的被动形态比较单一。今文《尚书》中众多的语意被动句大都要凭借上下文的语境信 息来判断，易生歧解，因此，语言交际功能促使形式被动句在西周以后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丰 富。
今文《尚书》与西周金文二者的被动句相比较，大同小异。异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 是今文《尚书》形式被动句的唯一形式是“于”字句；西周金文除“于”字句外，还有“见 ”字句。如《沈子簋》：“呜呼，乃沈子妹克蔑，见厌于公。”二是今文《尚书》语意被动 句内部关系不一致。诸如：《商书·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句，《史记》“司”引作“嗣 ”。全句意为：先王继承帝位被百姓敬重。“司”表主动语气，“敬”表被动语气，“王” 为受事主语。《商书·微子》的“我其发出狂”句，“狂”字《史记·宋世家》作“往”， “发”字孙诒让读为“废”（言我其废弃而出亡）。全句可译为：我将被废弃而出亡在外呢？ “我”为“发”的受事主语，为“出狂”的施事主语。这与后代语意被动句相同。诸如《左 传·成公三年》：“故不能推车而及。”“及”，被赶上，表示被动语气。“推”后带宾语 “车”，表示主动语气。司马迁《报任安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拘”、“厄”、“放逐”、“膑 ”皆表被动，“演”、“作”、“赋”、“修列”则表主动。西周金文的语意被动句内部关 系是一致的。管燮初先生总结这一现象时说：“并列关系的动词谓语，几个并列的动词结构 的语气要求一致，都是主动语气或者都是被动语气，要是有一个动词结构确定是被动语气， 其他并列成分也是被动语气。”（注：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年，60页、61页。）今文《尚书》被动句与西周金文被动句比较所反映的个 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文《尚书》时期是汉语形式被动句产生和发展的时期。
研究今文《尚书》的被动句及其特点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汉语真正的形式被动句春秋以前即已出现。今文《尚书》的11例“于”字被动句和金文 中的被动句式说明西周时期已有形式被动句。
2.甲文中没有形式被动句，《尚书》的《虞夏书》中也没有形式被动句，这不是偶然的巧 合。今文《尚书》仅有“于”字表被动这种唯一的形式被动句，而西周金文中虽有两种形式 被动句，但“于”字句多见，“见”字句少见，说明“于”字句表示被动是汉语形式被动句 的最早形式。同时，今文《尚书》与甲、金文以及先秦两汉文献被动句的比较研究证明：今 文《尚书》的被动句处于语意被动句向形式被动句的发展过渡阶段。
3.汉语形式被动句产生的直接动因可能是基于修辞的需要，是陈述者为了在句子结构形式 上 突出动作行为的主动者。今文《尚书》除去“否定副词+动词+于+主动者”和“于+动词”外 ，用“动词+于+主动者”表示的被动句一共有7例，“于”字后引出的主动者，皆为“上天 ”（上帝、天、帝、皇天）。西周金文中“于”引出的主动者除“上天”外，还有“王”、“ 公”、“侯”等。这一语言现象启发我们破译汉语被动句的成因。远古人民生活在十分恶劣 的自然环境中，当他们面对无可抗拒的自然力而没法解释时，冥冥之中便产生了对天的无限 恐惧和敬畏，在语言表达上就自然而然地突出“天”的力量。“于”的出现是为了引出“天 ”，在视觉上起到一种标识作用。
4.形式被动句趋于成熟后，语意被动句的继续运用主要源于因循上下文的句法和语势。如 《庄子·胠箧》“鲁酒薄而邯郸围”。《庄子》是战国末期的著作，那时形式被动句的发 展已经完善。作者之所以不说“鲁酒薄而邯郸见围”是因为“鲁酒薄”是三字，“邯郸围” 也是三字，念起来顺口，合节奏，顺应上下文的语势。
三 判断句谓语的限定性和“是”演变为判断词的句法学因素
研究证明，今文《尚书》判断句的谓语具有限定性，仅限于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主 语和谓语所表示的人、事、物之间具有相等、相属或相类的逻辑关系。今文《尚书》判断句 的句型标准除了外部形式和主谓逻辑关系外，主要依据谓语的性质来确定。判断句与描写句 、叙述句同处一个相辅相成的句型系统，分类标准是谓语性质。
《先秦语法》曾引《马氏文通》的书证说明判断句的谓语有动宾词组或主谓词组。如《孟 子·离娄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 是天下之父归之也。”（注：易孟醇《先秦语法》，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11页。）实际上，动宾词组“绝物”和主谓词组“天下之父归之”并非判 断语。杨伯峻先生《白话四书》译上述两句分别为：“既然不能命令别人，又不能接受别人 的命令，只有绝路一条。”（注：杨伯峻《白话四书》，岳麓书社，1989年，205页。）“伯夷和太公两位老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老人，都归向西 伯，这等于天下的父亲都归向西伯了。”（同上，208页）文献语言有些判断句的谓语显性形 式是动词词组或主谓词组，其隐性形式却是名词性词组的省略。今文《尚书》中也不乏这样 的语例。例如《周书·多方》的“乃尔攸闻”句，《白话尚书》译作：“这是你们所听说过 的。”显性形式是主谓结构“尔攸闻”，而隐性形式却是“你们所听说过的”。同样，文献 语言有些显性形式是判断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处于谓语位置，实际上其隐性形式却是叙述 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不是谓语，而是宾语，动词谓语隐含。例如“夫战，勇气也”，其隐 性形式是“夫战，（凭借）勇气也”，“凭借”省略了。至于“百乘，显使也”之类，其显性 形式和隐性形式都是判断句。“百乘，显使也”即“百乘（之使），显使也”。
今文《尚书》没有“也”，“者”仅一见，判断句的基本形式是“主语+名词性谓语”，凡 22例。《虞夏书·禹贡》的这类判断句最多。诸如：厥贡漆、丝/厥贡盐、絺/厥篚
丝/ 厥土埴坟。这种形式也是西周金文判断句的主要形式，或许也是汉语判断句的最早形式。此 外，今文《尚书》还有五种基本句式的派生形式：主语+惟+名词性谓语（《禹贡》：济河惟 兖州）；主语+曰+名词性谓语（《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主语+是+名词性谓语（《金縢》：启籥见书，乃并是吉）；主语+乃+名词性谓语（《多 方》：乃尔攸闻）；主语+则+名词性谓语（《金縢》：岁则大熟）。后两种形式中的“乃”、 “则”是副词，用于主语和谓语间确认谓语所作的判断或所说的情况真实无疑，合情合理。 今文《尚书》虽仅各一例，但在先秦两汉别的文献中却比较普遍。“曰”用在判断句中主要 见于《周书·洪范》，王引之《经传释词》以为“曰”犹“为”也（30页）。今文《尚书》“ 惟”用于判断句凡36见，不仅频次高，而且分布也广，《虞夏书》、《商书》和《周书》部 分都有。“主语+惟+名词性谓语”是今文《尚书》判断句的主要形式。“是”用于判断句仅 《周书·金縢》“乃并是吉”一例，然而这也许就是“是”在文献中作判断词的最早语例 。
“是”如何演变成现代汉语的判断词？分析今文《尚书》“是”的用法或能有些启发。今文 《尚书》“是”28见，多用作代词复指前置宾语。例如《周书·牧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 用”，“是”用以复指前置宾语“妇言”。“是”也可用作连词，表示“于是”的意思。《 虞夏书·禹贡》：“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经传释词》云：“‘是’犹‘于是’也。 ”（201页）《史记·夏本纪》引此句作“于是民得下丘居土”。由于“是”常用作代词或连 词，又常复指较为复杂的主语，于是就经常处于较为复杂的独立主语和名词性谓语之间。今 文《尚书》即有用例。《周书·秦誓》：“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是 ”复指“惟受责俾如流”，作“惟艰”的主语。后来的典籍中亦常有这样的用例。例如《荀 子·王制》：“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是”复 指“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作“强者之所以反弱”的主语。“是”由于 经 常用在主语和名词性谓语之间，复指主语，作主语的同位语，复指前置主语的作用不断弱化 ，代词的词性不断虚化，逐渐变为系词，帮助主语表示判断或说明主语。到了西汉，“是” 连接主语和谓语的语法作用业已明确。《史记·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主语是近 指代词“此”，“是”为副词“必”修饰，“是”作为判断词的语法地位已十分明确。到了 东汉，判断句“主语+是+名词性谓语+也”式已频频出现在文献语言中，渐成一种成熟的判 断句形式。
四 双宾语句的动宾之间呈现复杂的语序排列，动词皆具施动的迁延性和双向性 今文《尚书》的双宾语句十分丰富，动词与两个宾语之间呈现出复杂的语序排列。大致可 分为两种主要句型。一种是基本句型，即主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诸如：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洪范），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多士），予誓告汝群言之首（秦誓）。这种句型 是古今汉语双宾语句一脉相承的基本句法形式，而且今文《尚书》中有省略直接宾语或间接 宾语的情况存在。例如《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锡”之 直接宾语承上句“币”省略。《盘庚中》：“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直接宾语“罪疾”前省 略间接宾语“汝”，从下文“先后丕降与汝罪疾”句可知。二是基本句型的变化式，是在基 本句型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语法手段调整动词与双宾语之间的语序而形成的。凡四式，即： 1.主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于+直接宾语（《盘庚中》：予告汝于难）；2.主语+以+直接宾语 +动词谓语+间接宾语（《立政》：予旦已（以）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矣）；3.主语+动词谓语+直 接宾语+于+间接宾语（《君奭》：天降丧于殷）；4.间接宾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禹贡》 ：禹锡玄圭。《史记·五帝本纪》引此句作“帝乃锡禹玄圭”）。这些双宾语句变化句型都 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动词谓语与双宾语有明确的施受关系，二是间接宾语与直接宾语是并列 关系，而非偏正关系。
今文《尚书》双宾语句变化句型源于强调受事语义重心。强调直接宾语则形成1、2两种形 式。强调间接宾语则形成3、4两种形式。其方法有两种。一是变动语序，二是在语义重心前 增加介词。
今文《尚书》双宾语句基本句型的四种变化式，从显性语法形式的角度分析，“主语+动词 谓语+间接宾语+于+直接宾语”和“主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似乎可以分析 为“主语+动词谓语+宾语+介宾结构补语”。“主语+以+直接宾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似 乎可以分析为“主语+介宾结构状语+动词谓语+宾语”。“间接宾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 似乎可以分析为“主语+动词谓语+宾语”。但是这些变化式的隐性语法内容仍然是双宾语句 。及物动词谓语与双宾语的施受关系十分明确，与介宾结构补语句和介宾结构状语句有明显 区别。
“主语+以+直接宾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的双宾句式在今文《尚书》中明显地呈现出一 种不成熟的状态。一是数量少；二是语例分布范围小，仅见于《周书》部分；三是句法结构 不完整。《周书·金縢》中“我无以告我先王”就是这一变化句式的不完整形式，“以” 后面缺失了直接宾语。“主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的双宾句式中“于”介出 间接宾语，置于直接宾语之后，其语用效果是强调间接宾语。这种双宾语句的变化句型金文 里即已出现，先秦文献亦为多见。
今文《尚书》的双宾语动词凡17个，按照语义类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问、告”义的及 物动词，包括“问、谓、告、敕、毖、教”；另一类是“锡、降”义的及物动词，包括“锡 、赉、遗、贻、授、施、投、降、致、降致、降与”。双宾语基本句型省略间接宾语的“主 语+动词谓语+直接宾语”式的动词仅有3个：“降、致、降致”。基本句型省略直接宾语的 “ 主语+动词谓语+间接宾语”式的双宾语动词仅有2个：“赉、锡”。
今文《尚书》所有的双宾语动词都具有两个性能，一是施动的迁延性，二是施动的双向性 。任何一个双宾语动词的动作行为都必定由此及彼，中间有一个转迁点才延续到真正的目标 点，而这个转迁点必然是人，转迁点紧靠行为动词。这个转迁点在显性句法形式中有时被省 略，但隐性句法内容永远是存在的。双宾语动词动作行为必定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 个是事物，前者是动作行为的对象，后者是动作行为的内容。也就是动词必定带两个宾语， 但是这两个宾语既不是联合宾语，也不是复宾语。今文《尚书》双宾语动词的双向性还表现 在动词本身的正反关系上。例如《周书·金縢》“二公及王问诸史与百执事”句的“问” ， 与同篇的“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句的“告”、“问”、“告”语义相对。实际上，任何 一个双宾语动词都隐含着一个语义相对相反的双宾语动词。
语义内容和语义范围的大小对双宾语动词的选择也产生影响。“问”、“告”的对象一般 是单一的，而“问”、“告”的内容却是复杂的，因此“问、告”类的双宾语动词语义范围 较大。《虞夏书·甘誓》双宾语动词“告”的直接宾语几乎就是整个一篇誓辞。“锡、降” 的内容只能是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因此，“锡、降”类的双宾语动词的语义范围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