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谈托马斯183；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_镀金时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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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又译为《21世纪资本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13年8月出版的著作。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西方学术界和媒体讨论最热烈的新书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一个月之内写了4篇针对该书的评论，本文为其中最长的一篇，原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4年5月8日，其主要内容如下。

      《21世纪的资本》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在这本书中，皮凯蒂针对不平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思考，然而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正如皮凯蒂所说的那样，如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1%”所主宰的第二个“镀金时代”，或者说是处在第二个“美好时代”的话题已成为一个共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皮凯蒂的工作，他和他的数位同事在统计技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才使得我们得以深入到历史中去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上述开创性工作的结果就是为我们理解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带来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前，大多数和经济差距相关的讨论多多少少忽略了那些非常富有之人。一些经济学家(更不用提政客)曾试图压制任何关于不平等的话题。即便是愿意讨论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也只是将研究重点放在穷人和工人与仅仅是较为富裕但还算不上是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上面，或者是那些收入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比较富有的顶层1/5与底层4/5之间的对比，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那些收入快速增长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银行家身上。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现如今，著名的“1%”以及人数比“1%”还要少的人的收入才是日渐严重的不平等的真正根源。第二个启示是：看似夸张的第二个“镀金时代”的说法实则并不夸张，这在美国表现得尤其如此。在美国，流入顶层1%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两国的1%的收入占各自国家总收入的份额是1/5；到1950年，这一份额已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自1980年起，1%的收入份额再次大幅上升。美国的这一份额如今已经重返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

      当今的经济精英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经济精英。回到19世纪，巨额财富往往都是通过继承得来的。相比之下，现代的经济精英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获得地位吗？皮凯蒂告诉我们，也许并非如您所想象的那样。实际上，当前这种状态的持久性可能会比二战后的中产社会还要长。《21世纪的资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向人们揭示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19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在“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制高点并非由有才华的个人而是由家族王朝控制。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见解，正因为如此，该书才需要被仔细和审慎地研读。这是一本真正的巨著，它将宏大的历史视角和精心的数据分析融合在一起。尽管皮凯蒂嘲笑经济学研究“对数学有着幼稚的激情”，但是支撑其论述的却正是一种有力的经济学模型，它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同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本书将改变我们思考社会以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式。

      我们究竟对经济的不平等了解多少？又是何时才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呢？在皮凯蒂对这一领域发动横扫性革命之前，我们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理解主要来自民意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随机抽取的家庭会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随后他们的回答将被归纳总结，形成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整体数据画像。此类调查的国际通用标准是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年度调查。美联储也会每三年对财富分配做一次调查。

      这两项调查是对时时都在变化的美国社会轮廓的基本指南。在它们所提供的长期数据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始于1980年前后。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家庭收入都或多或少地同步于经济的整体增长。然而，在1980年之后，经济收入所得的绝大部分份额都流入了收入分配的顶层，而半数底层家庭的所得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从历史上看，其他国家同样不善于记录公民的收入情况。但是，上述情况在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善，而这要归功于“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努力。同时，随着可被用来在国家之间进行比对的调查数据的增多，又将产生进一步的重要见解，特别是，我们现已知道：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归因于政府的行为。欧洲国家也像美国一样，因为市场行为而存在着普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尽管其程度可能不如美国严重。但是，由于欧洲国家在通过税收和现金转移来实现再分配方面的作为远远超过了美国，因此其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然而，尽管这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用，但它们还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它们往往会少算或漏报那些应被归入最顶层收入范围的收入。另外，这些数据还在历史深度方面有局限性。即便是美国的调查数据，也只能将我们带回到1947年。

      让我们来看看皮凯蒂及其团队。他们已转而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纳税记录。使用纳税记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不过皮凯蒂等人已经发现了可以将纳税数据与其他数据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使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信息，相对于通过调查而获得的证据来说是一种关键补充。税收数据不同于其他数据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英阶层的信息。同时，基于纳税记录的测算还可以让我们更深一步地走入历史之中：美国自1913年就开始对收入征税，英国则是在1909年开始对收入征税，而法国的财富数据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这归功于其对地产税数据的精心收集和保存。

      开发与利用这些数据并不简单，但皮凯蒂做到了。他利用这些数据中所记载的所有交易技巧，再加上一些训练有素的估算方法，为我们总结出了极端不平等在过去数个世纪中的兴衰(如表1所示)。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把当前这个时代称为新“镀金时代”或新“美好时代”并不夸张，事实正是如此。但是，这一事实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皮凯蒂将其著作命名为《21世纪的资本》，这简直就是向知识界发起直接的挑战。书名如此令人震惊，不仅仅在于它是对马克思巨著的明显引用，更在于皮凯蒂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通过让人们想起《资本论》的方法，把自己的分析同当代大多数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划清了界限，以此表明他是在回归一个更古老的传统。

      大多数不平等研究者一般会假设认为：通常被称为薪水的所得是所有劳动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对他们来说，来自资本的收入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是不会令其感兴趣的。然而，皮凯蒂却指出：纵然是在今天，仍然是来自资本的收入而不是劳动所得占了收入分配的绝大部分。他还认为：在以前的“美好时代”以及不平等程度稍逊于“美好时代”的“镀金时代”，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的不平等，而是资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我们正走在回归这种社会的道路上。尽管《21世纪的资本》是一部按照经验主义原则写就的著作，但真正支撑它的却是一种试图将经济增长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理论框架。在皮凯蒂看来，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史就是资本累积与推动增长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竞争的故事。在这里，所谓推动增长的其他要素主要是指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竞争不可能有永远的赢家。从长远来看，资本的存量和收入的总量必须保持大致相同的速率增长。但是，如果只看其中的一段时间，两者中总有一方能在数十年中领先于另一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累积资本的价值曾达到国民收入的6至7倍。然而，在随后的40年中，由于财富受到物理性的毁灭，加之一部分储蓄因为战争而被分流，从而使得累积资本的价值一度下降至只有国民收入的3倍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累积又重新开始。但由于该期间处于所谓的“辉煌30年”这一壮观的经济增长期，因此，资本与收入之比仍然处在低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增长放慢导致资本与收入比例日渐上升，因此，资本和财富一直在以稳定的速度向“美好时代”的水平回归，而且在皮凯蒂看来，除非这一次的资本累积进程能够受制于累进税，否则最终势必再度制造出“美好时代”的那种不平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原因在于r与g的比例。其中，r代表的是资本回报率(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g是经济增长率(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由经济学模型可知：如果g变小，r也会变小。其具体表现就是，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其原因在于，适龄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放慢可能会让这种下降延续下去。但是，皮凯蒂肯定地指出，r变小的速度慢于g变小的速度。或许，他的这一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如果假设用机器来取代人力足够容易的话，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那么，增长肯定会放慢。而作为增长放慢的结果，资本与收入之比的拉大，实际上就等于r与g之比的拉大。皮凯蒂指出，这就是历史纪录对于未来情况进行的展示与启迪。

      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再分配会远离劳动者，倾向于资本所有者。传统观点认为，我们对此不必担心。从长期来看，资本和劳动在总收入中各自所占的份额是高度稳定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段再拉长一些，传统的观点就不正确了。例如，在英国，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管其形式是企业利润、红利、租金还是出售所有权的所得——曾经从一战前的40%左右降至1970年前后的不到20%，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在反弹，目前已经大致恢复一半水平。在美国，历史弧线的走势虽然没有英国那么清晰，但是也存在着再分配倾向于资本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企业的利润一直在大幅增加，而工资——这其中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工资——却始终停滞不前。

      资本占有的份额不断上升，反过来会直接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这是由于资本的所有权总会令劳动收入在分配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但是，其影响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当资本回报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过去往往会吞噬未来”，社会走向则将无情地被世袭财富所主导。

      我们来看看这种趋势是如何在欧洲的“美好时代”发生作用的。当时，资本的所有者期望他们的投资能为其带来4%—5%的回报，而且这部分回报的税率还是最低的。与此同时，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因此，富人能够轻易地把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投资，以确保他们的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从而强化他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有时甚至为此不惜告别极度奢侈的生活。

      当这些富人去世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再次以最低的税率传给了后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大约能占这些人每年收入的20%—25%。绝大部分的财富，约90%左右，是通过继承而非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这些世袭财富被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在1910年的时候，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了法国60%的财富，在英国，这一比例为70%。

      你或许会说，当代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然而，事实上，资本收入和世袭财富虽然已经不如“美好时代”那么重要，但仍然是加剧不平等的有力因素，并且其重要性还在日渐增加。皮凯蒂指出，在法国，世袭财富总份额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快速增长期期间曾出现大幅下降，到1970年前后，这一份额已不足50%。而如今，该份额已经回升至70%，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相应地，在决定精英的社会地位方面，世袭财富的重要性也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顶层1%的后代的生活水平，在1910年至1950年间还低于靠劳动成为顶层1%的人的生活水平，可是自1970年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又开始上升。

      而这可能只是开始。如图1所示，皮凯蒂有关全球r和g在一个长时期关系的预测告诉我们，平等时代已经过去，世袭资本主义重现于世的条件已经成熟。

      既然这张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世袭财富在当今的公共话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呢？皮凯蒂认为，这是因为世袭财富的规模决定了它们必然要处于一种不被人看见的状态，也就是说，“财富如此集中，已经让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因此才会让某些人赋予这些财富一种超现实的或神秘的属性”。这一论断非常高明，但这肯定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事实告诉我们，作为当今世界中最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激增的例子，至少从目前来说，它们同资本积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更多地同非常高的补偿和收入有关。

      《21世纪的资本》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在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度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之时，皮凯蒂不仅以无人可比的历史深度，对当前所发生之事提供了宝贵文献，而且还给不平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这一理论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一个统一框架。

      不过，这一成就仍然因为一件事而略显失色，那就是：人们之所以一直在渴望着这样一本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1%”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美国的“1%”的崛起。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崛起所出现的原因是无法用皮凯蒂的宏大理论来解释的。

      皮凯蒂显然是太过善良和诚实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没有试图去掩盖那些不利事实。他宣称，“美国在2010年所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就量的程度而言，同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老欧洲一样极端，但是在结构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也正在其他地方开始出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即“超级薪水”的出现。

      资本仍然很重要；在社会的最顶层，来自资本的收入仍然多于来自工资、奖金和红利的收入。根据皮凯蒂的测算，在美国，在不平等的总的增加量中，约有1/3是由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造成的。但是，处于工资顶层的收入也在大幅增长。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而处于工资顶层所谓“1%的人”的工资却增长了165%，处于最顶层所谓“0.1%的人”的工资增长了362%。

      

      图1：历史上的全球平均资产年回报率和经济年增长率对比

      数据说明：在20世纪中，资产年回报率(扣除税收和亏损)一直低于经济年增长率，而在21世纪，回报率很可能会超越增长率。

      资料来源：参见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又该如何解释这种以劳动所得的绝大部分都流入最顶层为特点的不平等的戏剧性崛起呢？有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技术变化推动的结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的一篇著名论文《超级明星经济学》中指出，当代的交流技术正在以扩展有才华之人的影响力的方式创造一种“赢者通吃”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极少数杰出者，即便是他们在自己行业中的表现仅比报酬低很多的对手稍微好那么一点，也能够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回报。

      皮凯蒂并没有被这种理论说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保守的经济学家喜欢把谈论明星的高报酬当作是一种方式，用来提醒人们，这些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的高收入实际上物有所值。但实际上，这些人只是收入精英中的极小一部分。相反，人们发现，那些拥有高报酬的入主要是这样或那样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的表现实际上很难给予评价，换句话说，他们的报酬是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的。

      到底是谁在决定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该拿多少报酬呢？这通常都由首席执行官自己任命的补偿委员会来决定。皮凯蒂指出，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实际上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能够对他们起到限制作用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规范。皮凯蒂把顶层收入的火箭式增长归因于社会规范的被腐蚀。实际上，在他看来，造成顶层工资收入大幅提高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力量。

      为了公平起见，皮凯蒂对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规范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经济分析。他认为，富人税率的降低实际上是在让这些收入精英变得更藐视社会规范。当顶层管理者期望通过藐视社会规范和攫取很大一笔奖金的方法所获得的收入只在其可能获得的收入中占很小一部分比例时，他就有可能做出“为此而被斥为不值得”的决定。而大幅削减这些人的边际税率，就有可能让他们表现得截然不同。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拿超级薪水的人做出藐视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规范本身也会发生改变。

      虽然这一诊断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地方，但它显然缺乏皮凯蒂对于财富分配和财富回报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和普遍性。同时，我也不认为《21世纪的资本》充分回应了对有关高层管理人员权力假设的最引人注目的批评：非常之高的收入之所以会集中出现在金融领域，是因为那里的表现是可以被评估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毫无意义地提及对冲基金经理，是因为这些人是靠着他们吸引客户并给客户带来回报的能力挣钱吃饭的。你可以质疑当代金融的社会价值，但是高登·戈科斯(Gordon Gekkos)就是明摆着擅长于此道，不能把他们的出现单纯地归咎于权力关系。尽管我猜想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可以同藐视收入规范划等号的不道德的意愿是受到了低边际税率的鼓励。

      总的说来，我多多少少地被皮凯蒂有关工资不平等的解释说服了，尽管他没能把去监管包括在内是一个明显的令人失望之处。但正如我所说，在这里，他的相关分析还缺乏他对资本的分析那样的精确性，更不用提那种纯粹的令人愉悦的学术雅兴。

      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对此反应过度。即使如今美国的不平等日趋严重主要是由工资收入推动的，但是资本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而且，无论这一故事在未来如何演变，它都很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目前美国最富有的一代可能主要是由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靠累积的财富来生活的食利者组成的。但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后代。也许20年后，美国就将变成一个由食利者主导的社会，和欧洲的“美好时代”相比较，其不平等程度将更加严重。当然，这种情况也许并不一定会发生。

      有时，皮凯蒂似乎秉持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偏离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然而，《21世纪的资本》事实上已经明确表明，即便是潜在的经济条件指向极端不平等时，公共政策还是能够带来巨大差异。被皮凯蒂称之为“滑向寡头政治”的过程同样也能够被阻止，甚至被逆转。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我们在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进行比较时，重要的是税后资本回报。因此，累进税——特别是针对财富和遗产征收的税——可以成为限制不平等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实际上，皮凯蒂在其杰作的结尾部分呼吁的正是要征收此类税收。不幸的是，他自己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并没有让他感到乐观。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强有力的累进税确实有助于降低财富和收入集中，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当民主国家在面临高度的不平等时，提高顶层之人的税率是一种自然的政治结果。然而，皮凯蒂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在他看来，累进税在20世纪的胜利是“混乱的暂时性产物”。如果没有现代版的欧洲30年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和巨变，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例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平等主义。然而，当时法国的财富之集中，以及经济特权几乎皆为遗产所主宰，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君主立宪政体没有两样，而且公共政策在反对食利者对于经济的主宰方面也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这尤以房产税为甚，其税率之低简直令人可笑。

      那么，为什么已经获得普选权的法国公民没有投票支持会拿食利者开刀的政客呢？其实，不论是对政策还是对公共话语权的影响力而言，谁的钱多，就可以换取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可能是古今皆然。皮凯蒂在研究本国历史后指出：“法国‘美好时代’中的经历已经清晰地证明，当经济和金融精英认为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其伪善是无以复加的。”

      如今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情况之诡异就在于，政治的不平等好像正奔跑在现实的前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国经济精英的地位主要有赖于薪酬，而非资本收入。尽管如此，保守经济学的言论还在强调资本，叫嚣资本，而不是为劳动者，即“工作的创造者”而欢呼。

      这种转向资本的倾向不只是一种说辞。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一直都在减少，而其中减少最多的是针对资本收入和遗产的征税，其中企业税的大幅降低间接地使大股东从中受益。有时，我们政治阶层中的很大一批人似乎都在为恢复皮凯蒂笔下的世袭资本主义而卖力地工作。如果你留意一下政治捐款的来源，就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是来自富有的家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在《21世纪的资本》的结尾，皮凯蒂呼吁拿起武器——特别是财富税这个武器，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用以抑制正在日渐增长的世袭财富所带来的影响力。人们很容易对此持愤世嫉俗的态度，皮凯蒂对于我们正身处何处以及我们将向何处去的杰出诊断，只会让这样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就此而言，《21世纪的资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皮凯蒂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经济话语，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用过去的方式来谈论财富和不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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