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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046-07
瑞典社民党自1889年成立以来以消灭阶级为目标，努力改革瑞典社会，积极改善人民生活，创造并发展了瑞典经济发展模式。近20年来该党面对全球化挑战，对其理论和政策成功地进行了重大调整。
笔者在瑞典曾工作过多年，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想，下面就瑞典社民党理论与实践对瑞典历史进程带来的影响及社民党的性质谈些个人看法。
一、理论突破
瑞典社民党自诞生起就积极投入并领导瑞典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20年代也曾三次单独组阁。但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政府不仅无法实现其党纲中提出的“取消从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的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作些小调整都做不到。这使广大党员感到十分困惑。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指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①。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他指出，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法和社会政策的其他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通过这些改革，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对私人财产如何使用的部分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政策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他分析了生产要素的不同作用后指出，工人劳动并非是产品价值的惟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尽合理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对于现代化生产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他宣称，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使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新认识。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失业率高达30％。自由党政府不但不设法减轻群众痛苦，反而借口供求关系，采取紧缩政府开支、降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社民党经济学家恩·维格弗斯(Ernst Wiggforss)指出，当前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危机。这一主张遭到党内左派的反对。在1932年春召开的党代会上左派代表们宣称，任何改良措施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1931年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经过激烈辩论，党代会以157票对149票的多数否定了左派的要求，而把政策重点转到维格弗斯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上。
1932年秋社民党在大选获胜后(在议会下院席位由90席增至104席)，立即与农民协会(36席)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首先，新政府在其预算报告中提出，国家预算应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可利用它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又可利用它吸收过剩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在凯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利用政府预算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
其次，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措施筹款2亿克朗以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并按市场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在两年内使半数以上失业者得到了某种帮助。
第三，为了把握政策干预的时机，政府成立了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所，并把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分析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分析与预测，从而为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四，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并于1938年通过谈判达成了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使瑞典迅速成为劳工市场较为平静的国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五，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1934年在资助工会建立了失业基金之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休假两周制度。
第六，政府1933年将瑞典克朗与英镑挂钩，使之一举贬值25％，大大提高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1938年政府在同意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旨在鼓励企业增加储备的投资基金机制。
上述措施相互配合，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马·查理德(Marquis Child)在《中间道路》一书中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分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他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②。社民党与农民协会的政治合作和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后来被称为“瑞典模式”的瑞典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
二、国家干预全面展开
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社民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战后工人运动的纲领。当时社民党已经执政12年，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和政策调控减缓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某些经验，从而加强了对功能社会主义的信心。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批判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失业、贫困和其他种种不公。在其执政经验基础上，党纲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的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党纲还指出，在有条件搞小企业活动的地方，可以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实现这一结合。但在大规模企业技术条件下，必须创造集体形式来实现工人阶级对财产的参与。在社会所有权或者社会对生产资料控制的基础上，社民党愿意创造生产组织的新方式，给予劳动者更大的影响和责任以及自主性与保障。“社民党旨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
党纲强调，不管经济活动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还是建立在不同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如果不想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无所事事或者生产效率不高而丢失，都必须将其统一安排在计划性经济之下。
这一方针的提出是社民党理论上的重大飞跃，在其指引下，该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在大萧条中上台的社民党痛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的危害，因而主张在保留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国家调控引导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以实现其“混合经济”的最佳选择。
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宏观领导，政府自1948年起开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政府专家在综合国际经济走势、国内公共部门计划和各大私营企业的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甚至更长时间)作出分析预测。同时，还就如何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出可供选择的建议。这种计划不对生产提出硬性指标，对政府也无法律约束力，但专家们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客观分析，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和选择。此外，还有强制性的国土规划、地区规划和城市规划以及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出台一些短期的或行业性的计划等。
(二)通过法制管理经济。社民党主张以法立国，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政府官员对下级单位不作任何个人指示。为了减少政策失误和由此而产生的反复，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政府往往先成立调查委员会。根据政府书面指示(仅规定调查的目标、范围、经费和时间等)，调委会对事件的历史、现状及国家有关的措施进行独立而详尽的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每年同时工作的各类调委会常达一二百个。调委会报告、政府据此提出的提案被送到有关机构和群众组织征求意见。所有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全部公开，人们均可阅读并发表意见，从而为其决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国际经济危机对瑞典的冲击，社民党政府战后下大气力稳定经济的发展，并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其主要做法有：
1.利用行政手段。公共部门投资(各级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约占总投资的40％，政府常常可以通过调节预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控制和调节。由于地方当局开支的1/4要依靠中央政府资助，这些措施大都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2.控制贷款总量和利率。除了传统的贴现率、银行准备金和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手段外，瑞典还通过规定信贷最高上限、信贷配额、债券发行批准手续等办法控制和调节信贷利率和信贷总额。瑞典住房建设投资每年达GDP的5％，而建房投资又大部分来自政府控制或影响下的公共基金贷款，上述政策往往能产生较大影响。
3.利用经济手段。对于私人企业投资(约占总投资的一半)，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发展过热时政府可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某些行业之投资)征税，经济不景气时进行补贴。政府还多次利用企业投资基金制度调节私人投资的时机和地点。
(四)保护竞争。为了保护竞争环境，瑞典早在1919年就通过立法禁止企业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1956年政府又制定法律禁止企业就价格问题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议会还任命经济自由总监，来监督法律执行。为了保证官员执法的公正性，1962年政府把禁止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列入《国家刑法》。1978年政府又把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雇员。法律规定：不仅索贿、受贿者有罪，行贿者同样有罪；收到贿赂者有罪，未收到贿赂但没有明确拒收者也有罪；在任上收受贿赂有罪，就任前或离任后受贿仍然有罪。政府在不断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的同时，还在《公共管理法》中规定了国家官员回避条例，严厉禁止政府官员个人干预执法，以保证市场竞争公正有序地进行。
(五)借助工会力量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自20世纪50年代起瑞典实行全国统一劳资谈判制度以来，总工会在社民党政府的支持下强调工资之多寡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工会在社民党的支持下长期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极力追求同工同酬目标(又称“团结工资政策”)，结果大大加重了那些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企业的费用和负担，经受不住这种内部压力和国际竞争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同时工会在谈判中强调照顾低收入者，压低高技术产业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使他们变成其国际同行中的“低收入者”，提高了瑞典的技术密集性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六)利用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瑞典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即在征收企业利润税(名义税率58％)后，对股东的分红所得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常常超过70％，从而大大抑制了股东们的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时，政府还通过种种手段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提供减免税优惠，使利润大部分被留在企业内部，仅约10％左右被分红，20％上下被交税，从而使瑞典企业有雄厚的财力来更新设备和技术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
(七)重视教育和培训。早在1951年，总工会经济学家在提出团结工资政策时就指出：这一政策将使大批职工从落后企业中被“排挤出来”，政府应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培训和资助他们积极流动，来推动经济结构变革和技术进步。这一主张1957年为政府所接受。大批再就业培训中心在全国建立起来，每年占全国劳动力约2％的失业者在接受免费培训后迅速转入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从而大大加快了瑞典的经济结构变革。
(八)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工会推动下，政府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包括儿童补贴、免费教育、疾病保险、失业与劳动保险、人民养老金与附加退休金、妇女产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其覆盖面之大和条件之优惠在西方国家中少见。
(九)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面对日渐扩大的地区差距，1965年瑞典决定对投资边远地区的企业提供资助或优惠贷款。1976年又通过立法规定各省制定地区发展规划，加强对支边工作的计划调节。政府还在基础设施扩建，发展中、高等教育，开办高科技产业，企业税收减免、运输补贴、工资补助等方面在边远地区实行政策优惠。
(十)扩大工会的影响。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力。
(十一)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国际和平环境，二战后社民党坚持执行其和平中立政策，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同时，同情并支持第三世界，支持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三、瑞典模式的特点
瑞典幸免于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瑞典经济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1870年到1970年间人均产值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瑞典由“欧洲穷人”一跃变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瑞典发展模式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一)独特的混合经济。社民党从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注重对私人资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将其实行国有化，因此瑞典商业之85％、制造业之94％在社民党执政40多年后仍属私人所有。同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并通过公共部门对65％左右的国民收入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这种生产领域内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内的高度计划调节相结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一大特点。
(二)高就业与高效益相结合。由于社民党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创造并坚定执行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使得瑞典成人就业率60年代即跃居西方国家首位，1982年又上升到81.2％，远远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69.3％)，而其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上下。但瑞典并没有因此而牺牲企业效益，而是利用税收、工资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革，从而使瑞典这个小国出现了十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有六家的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曾经长期占有较大份额。
(三)全面的社会保障。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国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规定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职工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
(四)社会差距较小。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的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1降到大约4∶1。长期执行这一政策的结果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其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五)劳动人民组织程度高。由于劳动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瑞典总工会会员50多年来持续增长。约90％的蓝领工人(220万人)和80％的职员(130万人)分别组织在统一的工会组织中，瑞典劳动人民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最有组织的一支队伍。
社民党长期执政并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结果使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成为社会差距最小、社会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资和奖金收益之类的市场收入占职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国家。社会主义因素较多是瑞典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四、反思与调整
自20世纪30年代社民党上台到70年代中期，“瑞典模式”经历了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是对瑞典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社民党以功能社会主义为指导，通过宏观调控和社会改革，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大缓和，促进了瑞典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期间瑞典资产阶级从经济发展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1937年至1984年间，瑞典股价实际年增2.33％，居世界第一位，而占第二位的美国仅增1.17％。但是，到1978年仅8％的瑞典家庭直接持有股票，其中1％的最富家庭持有82％的私人股票，从而依然控制着大多数大中企业。正如1975年党纲所指出：“尽管向着福利社会发展，社会上仍然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的原始因素。这表现在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衡和经济权力的集中上。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和公民个人生活条件的决定仍由少数人根据资本主义利润原则作出。”
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败，沦为了在野党。1982年社民党在“保卫福利、重振经济”的口号下赢得了大选(得票45.6％)后，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
(一)提高竞争力。为改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社民党上台后一举将克朗贬值16％。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恢复了被前政府削减的几项福利。同时社民党还决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基金，购买企业股票，扩大工会影响。该党宣称，这是其实现政治民主、社会福利之后的第三大目标——“经济民主”的重大举措。但在资方的坚决反对下，该党又规定基金在同一企业中所购股权不得超过40％，而工会只能代表其中的一半。
(二)减少干预。社民党感到，国家过多干预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修改法律，取消了国家对信贷额和外汇交易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的限制，同意外资在瑞典自由购买企业，外国银行在瑞典自由营业，从而彻底放弃了对信贷金融市场长达50年的行政控制，为国际资本流动打开了国门。政府还取消了农业补贴和对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的控制，使外国农产品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得以在瑞典市场上自由竞争。
(三)改造国有企业。政府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而强调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对经过改造不能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或将其关闭或转售私人。政府把八大国家企业、事业管理局改造为股份公司后，将其推向市场，使它们在竞争中得到发展。
(四)降低税收。为了刺激人们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并打击不断增长的偷税漏税活动，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间分两步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最高的7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不超过238400克朗者，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加交20％的国家所得税。同时政府还决定将资本所得(如存款利息、买卖股票、房地产所得、资本分红等)从个人总收入中抽出来，单独交税30％，从而使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降至45％左右。企业名义税率也由原来的56％降到28％。
(五)追赶欧洲一体化列车。政府1986年与欧共体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1991年又决定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机制挂钩。同年7月社民党一改其多年的徘徊，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
加上政府采取的加强科研、增加工业投资等措施，瑞典经济自1983年起出现强劲回升。1983至1988年间GDP增长13％，工业生产增长20％，失业率降到2％以下，政府财政开支趋向平衡。但这一成功是以劳动人民作出牺牲为代价的。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政府在信贷市场上大举借贷所造成的财产转移效应相结合，使瑞典国民收入在劳资之间的分配由20世纪70年代的3∶1，降为80年代的2∶1。在这种形势下，社民党1989年迎来了其建党100周年。为了安抚群众，该党决定将假期由五周增至六周，将产假由9个月增至15个月，将儿童补贴提高66％等。
优厚的福利未能激励更多的人勤奋工作。相反，欧洲某些福利国家的以高福利、低效益为特点的“福利症”在瑞典继续恶化。1982年社民党取消前政府对医疗保险所做的限制后，瑞典职工人均病假由同年的18.6天迅速增长到1989年的26.2天。同时大批企业却苦于找不到工人。虽然1986年至1989年间工业生产率三年共增4.5％，但是劳动费用却增长了约30％，造成瑞典劳工市场罢工不断，经济环境日渐恶化，加上欧共体统一市场的吸引，瑞典资本外移不断加快。
形势的恶化使社民党意识到改革社会福利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的紧迫性。考虑到当时的议会力量对比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其传统选民的意愿，1990年初社民党政府首先提出了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和禁止罢工的提案。工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社民党在议会的支持者——左翼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共同反对这一提案。社民党在其提案被否决后宣布政府辞职。但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也拼凑不出多数，八天后社民党得到议会再次授权并重新组阁。这时卡尔松首相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进而提出了对医疗保险进行重要调整的新的政府提案。为了避免承担社民党再次下台的责任，左翼党这次对政府提案投了弃权票，使其成功地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的90％至100％，改为头三天65％，之后80％，自第91天恢复到90％；对劳资集体协议规定之各种补贴，政府也作了一些限制，要求将职工的各类疾病补贴与社会保险加在一起，头三天不得超过原工资的75％，之后不得超过90％。因小孩生病请事假，补贴由工资的90％，改为头两周80％，之后90％。这是社民党政府第一次支持压缩社会福利，也是瑞典历史上首次对社会福利成功地进行调整。
五、痛苦的再调整
面对苏东剧变引发的否定社会主义的国际风潮，社民党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990年党代会通过的社民党新党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过去是而且始终是对利润的追求，对人类的压迫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是其本性。与其他一些欧洲左翼党派不同，该党重申其“目标是改造整个社会，使对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社会让位给在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共同体”。③
党纲还指出：市场经济意味着价格机制占有主导地位。然而某些对社会福利具有根本意义的权益不能由价格机制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能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他或者是她所需要的医疗，或者放弃他或她有条件获得的教育，也不能让医疗、护理和教育适应于最大的因而是购买力最强的群体的需要，而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医疗、护理和教育应该以同等条件服务于所有人。
就所有制问题，党纲总结其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种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应当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党纲指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劳动人民争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以及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但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为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困难。世界性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技术发展。它们影响着国际资本流动。资本的国际化使工会难以保护工薪者的利益。它限制着政府、国家银行和议会实现其在民主程序下决定的国家目标的可能性。
1991年社民党因经济危机大选失利，1994年秋大选又重新上台执政。在工会支持下重新上台的社民党向何处去？是按照本党多数选民的愿望停止削减和整顿，还是不顾他们的要求继续进行政策调整，权衡再三，社民党下决心继续其自1990年开始的政策调整。
新政府决定在四年任期内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政策目标。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收节支1180亿克朗(相当于GDP之7.5％)的计划。宣布在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的同时，将高收入者(在一般民众要交的30％税率之外)所得税率由20％提高到25％，从而改变了前政府把整顿国家财政的负担主要放在普通群众身上的做法。政府在大力减少公共开支的同时，1996年开始改革预算程序。为了控制未来开支增长，政府决定提出未来三年的公共部门预算支出总额，提交议会讨论批准后，任何人不得突破(开支封顶)。同时决定把政府开支分解成27个领域。议会在决定每年开支总额的同时，确定每个领域内的开支。任何领域内的新增开支必须以减少本领域内同额开支为前提。政府还决定每个经济周期内公共部门财政总收支必须实现一定盈余，并要求各部据此落实每个年度的节约数额(节约目标)。1998年政府确立本经济周期内财政总收支盈余目标为GDP的2％，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把2001年政府财政开支盈余的目标定为GDP的2.5％。
苦于福利开支居高不下，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福利的调整力度，把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下调到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也全线下调，从而彻底打破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刚性发展。政府要求失业者随时准备工作，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得扣发其20至60天的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200克朗(约合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政府努力维护其福利制度的总体框架，强调医疗、教育和老幼护理等民众基本需要不能由市场规则主导。政府继续提高福利资金个人承担比例，2000年每个职工须将收入的7％作为个人养老保险金上交国家。对于社民党的上述紧缩措施，左翼党迫于内外压力，不敢投票支持。社民党不得不在议会中寻求中间党派的帮助。经过艰苦谈判，社民党与中央党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其支持下成功地完成了这些调整。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下大力抓科研和产业结构改革，使其科研开支占GDP比例自1997年起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达GDP的3.8％)。政府大力支持信息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在社会上和学校里普及电脑和上网技术，并向为其职工购买私人电脑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减税待遇。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并激励其在竞争中发展。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1995年瑞典加入了欧盟。
社民党取消了前政府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主张政府作为一个“积极的所有者”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推动国企赢利。政府先后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雇用条件》、《国有企业职工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董事会内部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对外经济报告指导方针》等文件，指导企业围绕着加强管理效率、提高创利意识、优化资金配置、加强核心产品和增加透明度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重组。
政策的大调整为瑞典工业带来了巨大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业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49％，也名列榜首，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47％和38％。经过调整，其企业经营综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别低30％、20％和15％)，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经过大规模改组，国有企业总利润由1989年的57亿克朗激增到2000年的204亿克朗。国有企业在瑞典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国内营业额最高的十大企业中2000年国有企业占了七个，国企产值达到瑞典企业国内产值的近1/4。政府也一跃成为斯德哥尔摩股市的最大股东。同时信息技术在全国迅速普及，著名的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对55个国家进行调查比较后宣布：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1995年至2000年瑞典GDP年增约3％，大大超过1974年至1994年2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5％)。通膨率下降到2％以下，失业率减半。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连续五年顺差。政府财政状况也有很大改善。政府财政收支由1994年的赤字(相当于GDP的10.8％)转变成2000年的黑字(GDP的4.1％)。同期瑞典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也由76.2％下降至55.6％，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也由67.3％下降到55.4％。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由1993年38.6％下降到2000年的30.7％。社民党由此完成了瑞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财政整顿任务。由于社民党采取了富者多劳的政策，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费用的11％。
六、新的挑战
截止2006年9月大选，瑞典经济继续走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5.1％，8月份公开失业率下降到5.7％。国际收支顺差，政府财政盈余，国家债务占GDP比例继续下降。世界经济论坛宣布瑞典国际竞争能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上升的形势使社民党出现了乐观的情绪，而没有充分重视反对党阵营发生的变化。
为了推翻社民党政府，在2006年大选中保守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首次结成了竞选联盟并接过了许多社民党的口号。而社民党领导人出于一党独大的考虑却拒绝与其支持性政党进行竞选合作。该党对其经济改革成就盲目乐观，忽视了失业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使充分就业问题这个社民党的传统强项变成了反对党手中的尖锐武器。近15年来该党在整顿经济、改革福利过程中又得罪了不少传统选民。加上前外长林德被刺后社民党领导层缺乏新鲜面孔，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等因素，这使社民党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遭到惨败，得票率下降4.8个百分点，从而失去了执政党地位。这一历史性挫折告诉人们，在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搞好了并不一定能保证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社民党正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
注释：
①尼尔斯·卡莱比《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瑞典时代出版社1976年版第70、75、280页。
②参见马尔奎斯·查理德《瑞典——经受考验的中间道路》英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社会民主党党纲》(1990年9月15日通过)瑞典文版第2、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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